《紅樓夢》：古典小說的最高成就
古代敘事藝術在經歷了六朝鬼神志怪書、唐人傳奇、宋元話本之後，《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三部長篇名著相繼於明代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新時代。在古典小說創作的這個轉型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便是印刷術的推廣與出版業的興盛。技術因素往往是改變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契機，刻本小說的出版與發行，使小說藝術成為一種大眾化的文化產品，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市場。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同時，由於讀者特定的閱讀方式以及出版業的商業化趨勢,這些因素又反過來改變著作者的寫作形式與內容。
作為文人小說，「三大長篇名著」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寫作??閱讀」方式, 但在素材來源方面, 仍帶有「集體性」，整個創作過程是漫長的,它們都是在宋元話本和民間口頭流傳的基礎上最後定型的。而文人小說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創作，大約要到《金瓶梅》時代才出現。《金瓶梅》的出世與先前「三大長篇名著」時期相比，顯然是小說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因為《金瓶梅》的創作很可能是古代「個人化寫作」的先例，它開始擺脫歷史和傳奇的影響，去獨立處理一個屬於自己的現實世界，從而拉近了與現代意義的小說創作的距離。與前三者不同的是《金瓶梅》在素材選擇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基本上取消了原始素材積累與口頭流傳的話本階段，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 「二度創作」，《金瓶梅》更多地繼承了《水滸傳》的遺產。《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故事作為一個「片段」被《金瓶梅》移植和放大，雖然表面上與前者仍保持著某種直接的延續性，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公然的反叛與否定，作者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與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同時也改變著大眾的欣賞趣味。
應該說，《金瓶梅》的問世是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而另一個更大的奇跡則是問世於清代的《紅樓夢》。正如《水滸傳》預示了《金瓶梅》的出世，《金瓶梅》也同樣預示了《紅樓夢》的誕生。這三部宏篇巨著無疑是代表著古典敘事藝術的最高成就。就明清兩代五部長篇經典小說的主旨而言，粗落地可以概括為「言德」與「言性」兩大範疇。《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應當屬於「言德」（忠與義）的範疇；《西遊記》是言「心性」（佛與魔），《金瓶梅》是言「身性」（肉慾），《紅樓夢》是言「靈性」（情慾）三者應當同屬於「言性」的範疇。「德」與「性」兩個概念無疑是整個傳統文化的兩個核心，具有豐富的含義，而二者之間複雜的關係幾乎構成了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
作為一般讀者，我們總是孤立地看待一本書籍。但事實上，任何一本好書或被稱作經典的書，它都是「歷史」地存在著。它有一個文化淵源，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受到先於它的作者與書籍的影響，然後，又對後來的作者與書籍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這是一個學習與創新的歷史過程。於是，文學作品就具有了某種「生物鏈」的特徵，它們陳陳相因就像星系點綴在漫長的人類歷史文化的夜空之上。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詩學」與「修正理論」（注1）就是在此背景中產生的。在布魯姆的批評理論中,有這樣一些概念如：「正典結構」、「影響的焦慮」、「強力誤讀」、「對抗」、「偏移」、「轉義」、「碎片」、「由高到低」等等。這是後來者在自己的創作中,面對傳統必然要採取的有效措施。而在我們的文學史中，小說創作的經驗在《三國演義》那裡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三國演義》與《三國誌》的對比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某種「修正」與「偏移」，小說從史實中掙脫出來了。這是一種蛻變，這種情形就像剛出土的蟬甩掉蟬衣獲得新生一樣。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裨官與史家的關係先是曖昧模糊，但注定要分道揚鑣。《水滸傳》雖然早於《三國演義》出世，但它的創作卻是「強力」的，「講史」的成分在這裡已經有意識地被削弱，市井與平民的成分則明顯地增加，語言更趨於通俗化，因而更易於讓百姓接受。而真正的反叛與創新則來自於《金瓶梅》，作為《水滸傳》的外典，它的創作首先是以對《水滸傳》的主要情節與人物的「真實性」（注2）公開地質疑和歪曲為起點的，這是「有意誤讀」。然後，從題材到人物，從主旨到風格，作出了全面的否定與顛覆，這種創作的變異是「從高到低」下降的過程。至於《紅樓夢》，雖「脫胎」於《金瓶梅》，本質上更是反叛和對立的，它完成的是一個「從低到高」上升的過程 。
文學藝術對於社會風貌以及文化心理所表現的廣泛性與深度人們早已達成共識。我們看到從《水滸傳》到《金瓶梅》，再從《金瓶梅》到《紅樓夢》，三大長篇名著之間存在著一種承上啟下的關係，就像三座高峰形成一條主山脈綿延於明清兩代數百年的歷史空間，三者相隔的時間跨度也大致相同，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則是其廣泛久遠的影響力以及三者之間巨大的差異性。首先，《金瓶梅》與《水滸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差異性標誌著人們的自覺意識觀念在那個時代發生了第一次重大轉變。從整體面貌上來看，社會矛盾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兩性之間」的矛盾衝突取代了「官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們看到昔日的「江湖」如今 轉換成了「市井」，打虎英雄武松退居其次，無賴小人西門慶粉墨登場；昔日男子漢大丈夫的天下，如今變成了裙衩女流之輩的世界。從主旨上來看，《金瓶梅》表面上終止了「言德」的傳統，並反其道而行之。取而代之的是「言性」（身性或肉慾），而小說的類型也從「講史」轉化為「世情」。自覺意識的第二次重大轉變則發生在《紅樓夢》創作的時代，《紅樓夢》與《金瓶梅》再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者雖同屬「言性」的範疇，但它們對「性」（或色慾）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二者之間的界限不言而喻，正所謂一「黃」一「紅」，一「濁」一「清」，涇渭分明。這種反差是一種「對抗」，是高雅與低俗、精神與肉體、靈與性的對抗。當一種人生價值（德性）在《金瓶梅》裡自上而下降至最底點時，另一種人生價值（靈性）則在《紅樓夢》裡自下而上升至最高點。
在這標誌著古典小說主流的五部名著之間，存在著某種延續性和差異性，而差異性則是創造性的標誌，從中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自覺意識觀念發生深刻轉變的軌跡。這五部經典名著就像一座巨大的寶庫，這裡蘊藏著一個民族全部的智慧和靈性，中國人的德與性、身與心都在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紅樓夢》作為古典小說的最高成就，主要具有以下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對「人自身」（性情）的關注；二是對「男女兩性關係」的關注。在《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時代，小說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君臣」關係和「兄弟」關係，以及二者之間的矛盾關係，但卻是局限在男性之間的關係問題。到了《金瓶梅》時代，「性與男女兩性關係」的問題被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而《紅樓夢》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兩性關係」問題，以及「人自身」的問題。總之，《紅樓夢》關心的是人類在情感與精神領域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文學藝術最根本的問題。因此，古代文學藝術通過《紅樓夢》最終實現了自身的最高理想和目標。
（注1）：參見哈羅德?布羅德《批評、正典機構與預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注2）：參見《金瓶梅》154頁。齊魯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