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紅學」之後創「秦學」
作家劉心武的新作《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近日出版，在研究《紅樓夢》人物秦可卿10年後，「秦學」的研究體系正式形成。這也是首次有人在研究紅樓夢單個人物軌跡的基礎上提出「學說」，有人稱，「這本新書是激活『紅學』沉悶局面的一聲鳥鳴」；但也有人斷言，這不過是一個作家的「玩票」之舉……只因喜愛所以堅持
劉心武談起《紅樓夢》，有著格外的興致。「因為耐人琢磨，我堅持從秦可卿這一人
物入手關照《紅樓夢》的全局。王蒙先生早說我這是『秦學』，但是我一直不好意思這麼提，如今10年之久，我覺得成熟了。」
《畫》書20多萬字，收錄了劉心武研究《紅樓夢》、主要是秦可卿這個人物的有關論文，內容的中心揭示出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的過程裡如何將其家世遭遇作為素材，加以藝術想像，並在極端險惡的人文環境裡，頑強地堅持其藝術信念，但又不得不為躲避「文字獄」而刪改已寫就的篇什的境況。
劉心武在研究中提出了百多年來紅學界無人提起的很多新觀點，諸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的女兒；秦可卿臨終留下的「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太虛幻境四仙姑的名稱，取的絕不隨便，而是對林黛玉、史湘雲、薛寶釵、妙玉這四位在賈寶玉一生中至關重要女性的影射；蘆雪庵聯詩，其實是曹雪芹為家族和自己寫下的傳記詩；「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裡的那些牌令，特別是「日月雙懸照乾坤」一句，實際上是暗示把曹家牽連進去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下場的「弘皙逆案」……
《畫》書的內容是學術性的，劉心武稱，其中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堅實的考據。而作為一個作家，其語言表達的特別能力，使他不自覺地把學術論文以文史隨筆的體例來落實。目前有評論稱，「這本書內行可以看門道，外行可以看熱鬧……既是一本『紅學』專著，也是一本清心悅性的休閒讀物。」但劉心武表示，即便如此，這樣的書也不求大家都有興趣來閱讀。
「秦學」能否真的建立
有人說，劉心武的新書並就「秦學」的提出，是打破「紅學」沉悶狀態的一聲鳴響。對此「紅學」研究專家、原中國「紅學」研究會會長馮其庸先生稱，這「完全是外行話！研究工作需要靜心索求，研究成果不是一天就能得到。有點什麼就馬上拿出來到處說，不是研究學問的態度」。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紅樓夢研究所所長張慶善先生指出一些研究的確存在「炒冷飯」的問題，「紅學」研究需要新的突破和發展，但是對於「秦學」是否可以確立，深表懷疑。他明確表示，不贊成「秦學」的提法。認為這樣的「研究」無助於對《紅樓夢》的正確認識，談不上什麼「學術性」。《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我們應該倡導科學的研究手法，而不能走「索隱」和「猜謎」的老路。
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明清詩文研究專家葉君遠先生的看法是，「紅學」幾乎是伴著《紅樓夢》的問世就誕生了，有關研究論著比針對整個明清史中的詩文，要多上多少倍。人們關注它，不是壞事，但也有個別的太粗、太濫。令葉先生疑惑的是，為什麼目前還沒有根據《紅樓夢》中更重要的人物，如賈寶玉、王熙鳳、林黛玉、賈母等進行研究，從而出現「王學」、「林學」之類？
三分合理應得七分尊重
劉心武作為一個作家提出了「秦學」，並言稱「學術性」，已經引起了一些非議。
「紅學」研究專家周汝昌先生則對於他的研究十分讚賞。「以人物為線，梳理脈絡展開，再利用文學、文藝的手法表現給眾人看，這種工作是嶄新的。我覺得『秦學』的提出，用新的形式打開了一條新路子。劉心武不但堅持研究了十數年之久，而且最終用大家能夠讀懂看明的語言，把結論告知大眾，這種『普及』式樣，任何研究工作者都應該效仿。研究一味高深莫測，其對社會、對大眾的意義就可能等於零。」
周先生特別強調，學術研究居高臨下，甚至十分「排外」，這種現象在「紅學」界也一直存在，「這是做學問的荒謬態度。文化應該是寬廣的，文化研究應該是寬大的，任何一種觀念、觀點的提出，我們可以評論，可以探討，甚至可以觀望，但就是不能抱以嘲笑姿態。三分的合理，應該得到七分的尊重—這才是文化人群應該給予的環境。」
周先生相信，如今「紅學」研究早就是百家爭鳴，「王學」、「林學」、「寶玉學」的百花齊放局面也應該能夠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