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劍鋒從砥礪出——也談《紅》之「深得《金瓶》壺奧」
脂評在《紅樓夢》十三回指出「深得《金瓶》壺奧」，又於十八回、六十六回分別與《金》作了比較。這就告訴我們：這兩部巨著是密切相關的。將這兩部小說仔細對照閱讀，不難發現，《金》對《紅》的影響和《紅》對《金》的發展，絕非只是脂評所指出的幾處，而應該從這兩大說部的整體上，尤其是從創作思想上加以探索，方能找出「壺奧」之所在。前人云「脫胎」者有之，言「蟬蛻於穢」者有之，稱「化腐臭為神奇」者亦有之。若從「色」、「空」著眼，而以「脫胎」論之，顯然是值得商榷的；「蟬蛻」云云，病在以《金》為穢；贊《紅》為「神奇」頗佳，而視《金》為腐臭則又謬矣。我以為，對這個問題作深入研究，有利於進一步明確這兩部古典小說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價值和崇高的地位，有利於充分認識《紅》之受《金》的啟發而又作出「質」的飛躍發展所給我們提供的極為寶貴的文學創作的財富。
(一)
必須以明確《金》的價值，尤其是它對我國小說創作的不朽貢獻為契機，方能確立《紅》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中說過這麼一句話：「……正如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當然，他所說的是別有所指，別有深意的。但我以為這句話對我們認識《金》的價值很有啟發。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魯迅接下去所指出的，「要除掉遮掩月光的密葉，去受月光的洗浴。」遮掩《金》的月光的密葉，是那些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寫和因果報應的說教，除掉了這類糟粕，我們就能受其月光的洗浴了。《金》對我國小說創作的不朽貢獻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首先，它開創了由家庭生活而及社會的先河，這是我國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的深化和發展。在《金》以前的小說，皆傳奇也。自《金》始，轉向世態人情，正如張竹坡評點《金》指出的，寫的是「……大大小小，前前後後，蝶兒碗兒，卻能真實地反映社會人生。」如果說唐代杜甫的詩歌開拓了詩歌創作的新路，「世間一切細事長語」，「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情事。」(李東陽《麓堂詩話》)那麼，《金》則闖開了小說創作新天地，兩者交相輝映。繼杜者有韓、蘇及其後來者，續《金》者有《紅》和此後的小說。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若僅見西門房幃之私，不見假枕衾污穢以擊廟堂殿廷，猶之乎只知大觀園內有雞絲茄子，不知劉姥姥村中食樹皮草根，豈非大呆子。」話雖平常，卻極有見地。其次，與開創從家庭生活寫社會之先河密切相關的是，《金》在藝術表現上，跳出了過去小說創作中追求「奇」、「險」之情節反而失實，以致形成程式化和胸中先有概念而後寫各類人物所造成的臉譜化的巢臼，代之以對客觀實際的真實、細緻的描繪，純用白描手法從具體的社會關係中寫人，不止是「攝影」，更能「追魂」。顯示出巨大的藝術生命力。僅舉一例，被毛宗崗稱之為的《三國演義》中的「三奇」的諸葛亮、關羽和曹操，也只是以抽像的道德概念所寫出的人物，他們分別成了「忠和智」、「義和勇」、「奸和惡」的化身；就其情節安排而論，用竟心智謀也好，寫盡刀光劍影也好，果能出人意料之外，但終覺距離現實生活過遠，且只消閱過那麼幾回鬥智、鬥勇，對後面所發生的，將會有怎樣的結局，也就會「料事如神」了。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分析，絕非貶低《三國演義》等諸小說的藝術成就，它們各有其歷史價值和地位。《金》和《紅》正是在先前小說所達到的高度上有所發展的。對《金》和《紅》的藝術創造的不朽貢獻，從上述的比較研究中，我們就會認識得更為深刻。無怪乎，它的出現，一新天下之耳目，而被有識之士贊為「雲霞滿紙」。(袁中道《與黃思白書》)。《紅樓夢》正是受《金》的「月光的洗浴」，從而有了新的、質的飛躍的。魯迅在《中國小說的變遷》中指出：「自有了《紅樓夢》出來之後，傳統思想和寫法都被打破了。」我們之研究《金》和《紅》這兩說部的關聯必須先要弄清《金》之在我國小說創作中向現實主義深化和發展的首功，才能找出《紅》之「深得《金瓶》壺奧」的深刻意義。只有這樣，我們的探討《紅》之借鑒於《金》，從而打破了傳統思想和寫法，也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金》是討伐黑暗的封建社會的檄文，而《紅》卻是一首封建社會沒落和滅亡的輓歌，同時又是一首叛逆者的讚歌。《金》讓人看到的儘是醜惡，缺乏理想的光輝。儘管卓有成就，還是失之淺露。而《紅》則是對古老的封建社會的嚴正判決，且熱情謳歌了純潔的心靈和美好的事物，給人以憧憬光明未來的啟迪。這正是《紅》打破了傳統思想和寫法而顯得神彩飛揚的所在。
(二)
《紅》的深刻的思想意義，絕非先前的小說所表現的警世、醒世、勸世、罵世所可比擬，而是對罪惡的封建社會作出了嚴正的判決。
《紅》深得《金》之壺奧，而能有所發展，正是文章創作上借鑒、革新的客觀規律的體現。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革新非比尋常，而是《紅》作出了質的飛躍，列入了世界名著的行列。我們將這兩大說部作深入分析，不難看出，這一飛躍並非偶然，乃曹雪芹十年慘淡經營，以致「字字看來都是血」的結果。這兩大說部，就其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罪惡而言，並無二致。《金》出自「憤」，《紅》出自「悲」，所反映出的客觀上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則有天壤之別。張竹坡評點《金》，指出「《金瓶梅》，為何而此書?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邑，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擯棄仁人志士，孝子悌弟的說教(這正是張竹坡的歷史局限)，他所指出的「作穢言以洩憤」是中肯的。從全書來看，未見有深切之悲，這一點張竹坡也是見到的，所以他又指出「《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懣氣象。」而《紅》則不同，曹雪芹是意識到封建階級已經氣息奄奄，封建社會也已日薄西山了。無庸諱言，他對這個階級、這個社會的行將滅亡是有著淡淡的悲哀的，所以，他唱出的是一首輓歌。倘能忠實於生活，終究會突破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在客觀上顯示出作品的思想光輝，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所論證過的古今中外文學創作的一個規律。曹雪芹以他的所歷、所見、所聞、所感，對生活作了忠實的描繪，揭示了封建階級、封建社會的滅亡已成不可挽救、不可避免之勢。何其芳同志說得好，「《紅樓夢》這部巨著為這個古老的社會作了一次最深刻的批判。」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金》表現的只是對封建社會種種病態的「憤」，而以「穢言」洩憤。這並非說，這種的洩憤沒有意義，沒有價值，恰恰相反，《金》之對封建社會的揭露有廣度，也有一定的深度。把西門慶貪婪無恥的行徑，放到複雜的社會中去寫，寫他之走翟謙的門路，以重金行賄而拜在蔡太師門下做乾兒子，並結交蔡狀元、宋御史，得以橫行鄉里，或興販鹽引，或江湖走標船，或放高利貸，或做地開店舖，且不論他的荒淫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的行惡也可謂罄竹難書矣。豈止寫西門一人，張竹坡就指出過：「……太師之下，何止千萬西門，而西門之惡如此，太師之惡如何!」這些，銃½是對那個社會的有力抨擊。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門故稱大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之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這一論斷，肯定了《金》的成就和它的價值，但魯迅也只是說它罵盡諸色。罵則罵矣，且罵的痛快淋漓，然與《紅》相比較，終究顯得淺露，只是讓人覺得這般豺狼該殺該剮，即以作者之洩憤而論，也就是讓西門慶落得個身亡之後而家破，其子孝哥兒丟進了和尚廟而已，何況繼之而來的，就是那個張二官人，不又是一個活的西門慶麼?而《紅》極有思想深度，以它之寫賈政來看，賈政不是西門慶那樣的惡棍，而是那個社會的正人君人。蔣和森同志在《〈紅樓夢〉人物贊》裡說，「有他在座」，闔家都感到拘束而「鉗口禁言」，就是這個「喜愛封建秩序勝過世界上一切，而黃袍紫綬在他眼中是最美好的東西」的封建家長，朝廷官員，從《紅》對生活的真實描寫中所反映出來的是，他既禁不住賈府的糜爛，更壓不住兒子的叛逆，儘管他將寶玉往死裡打，還是壓制不住寶玉內心深處對封建禮法的反抗和對美好的合乎做人的情理的生活的嚮往。同樣是做了和尚，《金》裡的孝哥兒還是孩童，這一情節顯然是出自作者的「洩憤」所安排的，且蒙上了因果報應的色彩；《紅》裡寶玉之入空門，是他自身的思想，性格和行為發展的必然，這在曹雪芹的八十回中已有所揭示，丟開高鶚續書中讓寶玉由科舉而榮身，而光復封建世家的門第不論，那是對曹雪芹思想的嚴重歪曲。寶玉的出家，是他的思想和封建的「禮」和「法」相對立的反映，是他對封建倫理道德叛逆的反映。一個顯赫的鐘鳴鼎食的世代官宦門第的貴公子朦朧覺醒了，他在那樣的世家，那樣的社會裡被窒息得活不下去，當然更不為封建正統所容。他之以出家了之，正是生活之必由，更能顯示出封建階級、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由此可見，《紅》的深刻的思想意義，絕非先前的小說所表現的警世、勸世、罵世所可比擬，而是對罪惡的封建社會作出了嚴正的判決。以我的粗淺體會，魯迅所指出的《紅》打破了傳統思想，即在於此。
(三)
《紅》給人以尋找新生活的啟迪和追求光明的力量，體現出曹雪芹美學思想的光輝。
《紅》之深得《金》之壺奧，描繪人情世態，皆有燃犀燭奸，鑄鼎象物的藝術力量。脂評所提示的三處，都是很有見地的，這裡就不多贅言了。《金》之揭露西門慶而及蔡太師，尤以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之來山東迎取卿雲萬態奇峰，已及「至尊」矣，何等富貴，何等繁華，何等氣派!而賈政之對親生女兒行「君臣之禮」的儀注，如何莊嚴，如何可悲，又如何可笑!賈政的一番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而他卻又是那麼一本正經。無怪乎有些青年讀到這裡，視若滑稽的活報劇，庶不知正是那個社會的真實!尤以元春所說的「……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這個「不得見人的去處」一語，包含了多麼豐富，多麼深刻，而又多麼尖銳的思想意義啊!所以說，《紅》借鑒於《金》，而又超過了《金》，是處處都反映了的。我的認識是，《紅》之於《金》，發展為打破了傳統的寫法，最本質的是《金》寫的儘是醜惡，除了武松之殺潘金蓮和王婆大快人心，還有那麼個鄆哥兒之打抱不平(也還有為找幾文錢而怨恨王婆阻攔的意思在內)，這幾乎還是《水滸》中的基本情節，但對武松先受西門慶勾結官府而陷害之，待武松發配服刑回來再殺潘、王，這一改造更能揭露社會的黑暗，還是有成就的。必須指出，出現在《金》裡的人，是惡霸，是貪官，是幫閒是娼妓，折¯尼姑道士，而所表現的則是貪婪、淫穢、巧取蒙奪和爾虞我詐，真是一派「地獄文字」!給人以窒息之感，幾乎舒不出氣來。對《金》的這一嚴重缺陷，我的看法是，有醜惡，更會有美好，方是生活的本來面貌。有的文章側重於揭露，醜惡寫得多些，這也是可以的，但作為文學創作來說，應該在揭露醜惡的同時，也必須讓人看到美好，見到未來，即必須表現出創作者的愛憎，揭示出創作者的理想，這正是一切優秀文學作品的靈魂。《金》裡只見醜惡，不見美好，尤其是對醜惡固然在揭露，但從某些情節的具體描繪中卻流露欣賞、欽羨之意，這是最糟糕的。這樣，《金》就不會給人以響往美好，憧憬未來，而受到美好情操和崇高精神的洗禮了。在《紅》裡，寫了醜惡，但更多的寫了美好，對醜惡持嚴正批判的態度，對美好則是盡情地謳歌。無論是批判醜惡，還是謳歌美好，都體現出創作者忠實於現實生活的態度和理想的光輝。即曹雪芹所說的「追蹤躡跡」；而不是「穿鑿」，更不能「假擬妄稱」，那樣只會「徒為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高爾基在《論文學》中指出，「對於人和人的生活環境作真實的，不加粉飾的描寫，謂之現實主義。」高爾基是在《紅》出現了一百多年後作出這樣的論述的，而曹雪芹卻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和創作主張豐富了我國現實主義的理論寶庫，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紅》揭示了不僅要忠實於生活，寫出生活中的真實，更要從現實中挖掘出和表現出生活中出現了的新人，新的思想，用理想的火去點燃人們內心深處追求美好未來的火把。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文學創作應該成為「時代的旗幟」，曹雪芹判決了封建階級、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謳歌了叛逆者的出現，新的思想的萌芽。以他所塑造的賈寶玉的形象而論，寶玉之責汲汲於功名宦途者為「國賊」，為「祿蠹」；之付聖賢之書為一炬；之視從不言仕途經濟之「混帳話」的林黛玉為知己；之撰《芙蓉誄》、祭晴雯，豈止是告慰死者，更是一吐胸中的怨憤!所有這些，無不與封建的「禮」、「法」相對抗，而反映出一種新的思想在萌芽，在滋長。曹雪芹把自己的理想熔鑄在賈寶玉身上，而讓這個新人的形象光彩奪目，動人魂魄。這豈止給人以美的藝術享受，更可貴的是給人以尋找新的生活的啟迪，追求光明未來的力量。由此，不難看出，《紅》之於《金》在藝術表現上，同樣是作了質的飛躍的。以我之見，魯迅之指出《紅》的打破了傳統的寫法，即在於此。尤其是作者以自己理想為全書的中樞，給人以啟迪和力量，奔向新的生活。這是創舉，這是了不起的建樹。
綜上，我的結論是，《紅》之於《金》，鍛鋼為刃也。沒有鋼，就無從得刃，工夫全在於鍛鑄。曹雪芹的不朽功績在於，他把《紅樓夢》這部巨著，鍛成刺向我國古老的封建社會心窩的利劍，鑄為開闢通向新的生活的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