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紅學研究
一
'96明清小說研討會於4月23日至25日在四川內江舉行。國內外70多位學者到會，交流論文40餘篇。研討會全面情況已有綜述。本文就其中的紅學研討作些介紹，並略談有關的思考。
會上的紅學論文共約十篇，有《甲戌本<石頭記)賣書人的發現說明了什麼》(曲沐)、《讀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胥惠民)、《九十年代紅學論戰》(王玨)、《鄭振鐸與<紅樓夢)研究》(黃高憲)、《無葉堂·斷腸會·薄命司——關於<紅樓夢)『太虛幻境』的思考》(雷勇)、《風月寶鑒)為明人舊稿試論》(胡淑芳)、《淺論<紅樓夢)第一回與宗教文化》(王光滸). 《120回〈紅樓夢稿〉中的批語》(劉福勤)等。還有三篇，未見打印稿，我無法準確說出題目，但從作者的發言看，大致內容是:1.論紅學要走出誤區，考慮如何突破，舉「補天」與「拆天」的爭論為例，論及對《紅樓夢》思想境界的看法等;2.論蔡元培、胡適紅學的觀念根因;3.評周汝昌《還『紅學』以學》一文引起的新論爭之要點，論百年紅學中的「悲劇」和「非悲劇」問題等。論文作者有些在大會發言，如曲沐、楊建文、雷勇、胡淑芳等，多數在分組討論中發言。他們的發言，除概說其論文要點外，更多的是就某些有爭議的問題談思路和看法，其他與會者也很有興致地參與討論。會下的自由交談也多持續著會上的學術研討，切磋，爭鳴，大家在團結、友好、和諧的氣氛中各抒己見。
二
《 歷史檔案》 雜誌1995 年第2 期首次刊布「甲戌」本《 石頭記》 賣書人胡星垣1927 年5 月22 日致胡適的信，並對這封信的有關情況作了說明，如這封信「就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信封上寫著詳細地址「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先生台啟，馬霍福德裡三百九十號胡緘」，郵戳為「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信箋下方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曲沐的論文就此提出，胡適當時閉口不提賣書人姓名住址，不少學者就此提出疑問，三十四年後影印此書時仍然講「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顯然是「一再隱瞞這件事」 ；而現在發現了賣書人姓名住址「就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這便引起「對胡適《 紅樓夢》 考證一系列問題的根本性的懷疑」。他認為：第一，胡適購得「甲戌」本後，還一再為程乙本宣傳，為之流布，卻將「甲戌」本的刊布拖延三十多年，有可能是胡適「書裡對甲戌本的真實性並不是那麼踏實」；第二，「甲戌」本「破綻之多之顯，簡直令人吃驚」，這或許是胡適「隱瞞『賣書人』」，的「隱痛之所在」; 第三，胡適「不能或不敢正視甲戌本的破綻… … 是為其自設的理論體系所蔽，為其主觀主義的治學方法所誤」。曲沐先生的發言，由論文內容伸展到對紅學歷史和現狀的看法，認為90 年代以來論爭中對胡適紅學體系的重新審視，對「自傳」說、「高續」說、「脂先程後」說的否定，對於在胡適體系籠罩下的現、當代「新紅學」是非得失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義，使紅學研究有了新的轉機。他還說，紅學界有些人不能平等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他們甚至把人家的學術爭鳴說成「非道德非學術」的「喧鬧」，無怪有人擔心紅學這門顯學會成為「險學」。他說，應該繼承蔡元培和胡適論爭的那種風格，學術上各抒己見，論爭者之間的關係卻是平等和諧的，為學術繁榮而互相支持，協力共進；在治學態度上、自我反省上，應該像俞平伯先生那樣，做一個「誠實的學者」，在探索中「步步覺醒」「自我超越」，越到晚年越清醒地看到自己以前在治學上存在的問題，明辨「大是大非」。
曲沐的發言得到許多與會者共鳴。有人認為，曲沐發表於《貴州大學學報》 1995 年第2 期的《 庚辰本＜石頭記＞抄自程甲本＜紅樓夢＞實證錄》一文，以34 例確鑿無疑地證實了題目所標的觀點，並由此聯想到對「脂先程後」說的批評，說那種認為脂本是曹雪芹稿本的忠實過錄本、真本、最接近「原始面貌」的說法並無根據，既然拿不出原稿、底本來對勘，怎知是「忠實過錄」「原始面貌」？又說，「脂本為真本」論者若不能作出對曲沐所舉34 例的「可逆」論證，則結論只能是「程先脂後」。該發言者還引俞平伯「我看紅學這東西終是上了胡適的當」之語，認為某些紅學家至今尚未從這「上當」的誤區走出來。
有的人從哲學方法論角度，分析胡適的紅學觀點和考證方法，認為胡是受「先驗論」左右，出於「主觀假設」的需要，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從曹氏材料中「選擇」有利「假設」的，而沒達到唯物辯證的科學分析，甚至在可能暴露其錯誤的地方（如「甲戌」本賣書人及收藏史）就採取「隱瞞」的辦法，也堵塞了別人的查考之路。
現在來重新審視胡適的紅學研究及其影響，的確十分重要。胡適有其不可否認的貢獻，也有不必掩蓋的缺失。重新檢視，有助於紅學的新推進。胡適的小說考證，一方面應用「赫青黎、杜感威的思想方法」１ ，一方面「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２ ，而且他似乎並不那麼特別重視他對於《 紅樓夢》 的具體「假設」和結論，倒是最強調「來提倡一種科學的治學方法」３ ，即力求做到「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４ ；總體看來，他作小說考證也很注意搜集材料，而且很注意辨別「版本」和其他「材料」是否「可靠」，很注意「本子的來歷如何」，然後據以考證「時代」「著者的事跡家世」等，５ 以改變那種忽略作者生平、忽視作品時代、只憑臆測、「穿鑿附會」的傾向。胡適這樣提倡和大致上也這樣實行小說考證的方法，是與「五四」前後新文化的科學、民主精神聯繫著的，是與這種五四精神的延續聯繫著的。小說這種在總體上相對平民化的文學（相對於居正統地位而離平民較遠的詩古文辭），一向被封建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大夫和居於權威地位的文人所鄙薄，為大雅之堂所不容，小說家被置於「不入流」的地位，寫小說的文人多怕「小道」之鄙薄而不願署名或不署真名，隱匿其事以保持「堂正」的名譽。胡適承繼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前後新派人物重視小說、發揮小說的作用以推進新文化的工作，以「歷史進化的眼光」６ ，認定幾百年裡銷行很廣的小說「寫定」了白話，推動著文學復興和文化進步，實為現代的文學革命的先前歷史因緣之一，說《 水滸》 《 三國演義》 《 儒林外史》 《 西遊記》《 紅樓夢》 等等是「偉大的小說」，比什麼教科書的力量都「大幾百倍」，７ 承認施耐庵、曹雪芹等「為文學正宗」８ ，把他們與李、杜、韓、柳一視同仁。他的小說研究，包括他的紅學，首先是在這種基於民主精神推進新文化、推進文學革命的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考據方法（非指其關於《紅樓夢》 的具體結論）的意義，他強調的「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９ 也是與五四精神密切聯繫著的。應該說中國現代式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哲學、人文方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個新派群體創始的，而胡適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兼取赫青黎、杜威等西方學者的思想方法和中國古代乾、嘉學者們的考據方法，融會而成自己的考證法則，運用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禪宗史考證和小說考證等學術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得到當時的學界泰斗蔡元培的高度評贊[10] ，他對「禪宗史」的「新看法」，開了一條研究禪宗的新思路，《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 荷澤大師神會傳》 《 菩提達摩考》 《 楞伽宗考》 等文揭破以往對禪宗史的「說謊造假」之狀，同時肯定禪宗「做到了一個革命」的歷史地位。[11] 他的小說考證，在《 水滸》 《 西遊記》 《 三國》 《 三俠五義》 《 官場現形記》 《兒女英雄傳》 《 海上花列傳》《 鏡花緣》 等小說有關材料的搜集和「變化演進」史跡的考證，對民間傳說、民間通俗文學創作者在眾多小說名著成書過程中重要作用的肯定，對「白話文學史」規律的探尋和歸納，雖然不免有某些錯誤，但總的看來是當時最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對後來的有關研究有很深遠的積極影響。他的《紅樓夢》 研究是和前述諸種工作聯結一體的，方法論原則上的反「附會」，同樣具有一定的科學精神，具有開拓中國現代式人文學科科學學術新路的意義。《 紅樓夢》 書中有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之語，很早的前人又有曹著之說，而且有人說過曹雪芹是江寧織造曹寅後人，程本程序雖云「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但其，「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的說法也透露著程偉元在謹慎中仍然有如下的想法：在「相傳不一」的情況下，曹著的可能性最大，即使原為別人之稿，曹「刪改數過」也就是作者之一了。胡適雖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在《紅樓夢》 著者問題上，卻只是一個承前人之說的「小膽假設」。[12] 進而，由前人之說所提到的「曹楝亭」（寅）入手，去搜集曹家的材料及其他有關材料。曹家情況有許多與《紅樓夢》於寫甄、賈兩家相近之處。根據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之一，小說作者總會將自己所經歷的最熟悉的材料、心理歷程裡的材料加工製作寫入書中。再進而由此探尋《 紅樓夢》的寫作與曹織造家是怎樣的關係。應該說，這樣假設，這樣考索，這樣論證的路數、方法是無可厚非的，而且的確比那種忽視作者、時代、本子研究而主要憑臆測的方法要「科學」一些。許多學者信從其某些說法並沿著他所開出的路、用他的方法或與他近似的方法繼續研究，形成了「新紅學」，這是有某種必然性的，也應該說是一種進步。
然而，胡適關於《 紅樓夢》 的一些具體問題的說法（如「自敘傳」說、曹著高續說、原著者即袁枚敦氏兄弟所說的曹寅之後的曹雪芹說、脂批「甲戌」本是最接近原稿面貌的本子說等），卻不能因胡適在考證的方法論原則上的進步性和總精神的「科學性」而一併視為完全真確。周策縱、周紹良、潘重規、李知其、歐陽健、曲沐等提出了多種疑問，作多種異向異樣的探討，尤其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所作的否定性批評，是值得重視的。一則按照胡適自己的「疑而後信」的原則，13 要考慮多種「可能」的原則，人們可以疑，可以考慮胡適說法之外的其他「可能」 ；二則，胡適所信的材料，尤其是脂本、脂批、的確很有些可疑之處，前舉諸人都指出了一些並作了可成一家之言的分析，結論與胡有別；三則，胡適在運用他的「科學」方法時不那麼徹底，有時候他違背自己提倡的治學原則，放棄搜集材料的機會（對於「甲戌」本賣書人胡星垣的姓名住址，如果不是故意隱瞞，至少該說是很輕率地坐失尋訪賣書人、查考這個有重大關係的本子的近期收藏史的良機，如果真是故意一再隱瞞，那麼，他的考證態度和實踐的「科學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有時候他並不是「證據做嚮導」而是按假設決定取什麼材料作證，對材料的信或疑明顯存在隨意性（在顧頡剛已掌握史料向胡適指出《隨園詩話》「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的話不可信之後，胡仍然引以作證，而對於程偉元所述「於鼓擔上得」後四十回中的十餘卷殘本的事，卻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說沒有那麼巧的事）。
不過，對胡適的考證方法及某些結論，因其可疑而疑之，只具有開拓思路的意義；若要證明「披閱十載」的曹雪芹非曹寅之後、非原作者而原作者是別外的某人，若要證明今有的脂本及其他稱為「乾隆抄本」的本子均晚於程本，甚至是民國以來的「偽造」本，則遠非易事，因為更缺乏硬證，也只能是假設（單是研究者的分析，則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曲沐先生所舉文字方面、抄寫方面的34 例，單從庚辰本與程甲本的比較來看，是很有道理了，但庚本錯漏如此，除了「抄自程甲本」抄錯這種可能性，還有沒有抄別本的可能性？若有別的可能性，譬如，從一個極近程甲本的早期抄本抄錯了的，那就還得以證據排除此類可能性，才能確立「抄自程甲本」這個結論）。程、高明說他們見了多種80 回抄本，程本就是這些抄本基礎上產生的，我們無法排除他們所見抄本保留下來的可能性。現有脂本等如果都是後於程本的，那就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尋找並認定程、高見過用過的本子。認脂本為真和指脂本為偽兩種意見，其是非可不可以用物質（如紙、墨等）化驗的科學鑒定法來判斷呢？據說現在的科學化驗水平已經可以相當精確地測定時間長短。藏書單位何不一試？別的「硬證」也同時要更努力地去尋找。我覺得至今為止，兩種意見都缺乏足夠的硬證。
三
胡淑芳的論文《 ＜風月寶鑒＞為明人舊稿試論》 認為「(《石頭記》或《風月寶鑒》的原作者並非曹雪芹」，亦非「曹氏近親」，從「服飾」「女性纏足」、「太監」、「莊田」等方面，把《紅樓夢》中的描寫與史籍等有關資料對比研究，指出這些描寫「多具明朝特點」，再以雪芹「無意於反滿」相參證，作出結論說：成於曹雪芹「增刪」的《 紅樓夢》是以一部舊稿為基礎的，而這舊稿乃是「明人遺下的」。胡女士的論文和發言引起與會者的強烈興趣，許多人認為是有說服力的；有人補充說，除了這篇論文中所舉的例，書中還有相當多的習俗、官制、社會經濟狀況、裝飾服制等等描寫是有明朝時代特點而異於清代的，若是清人之作，不可能把具明代特點的事物寫得那麼多那麼細；有人說若此論成立，則可以把作者問題的研究推進一步了，就突破了胡適及其影響下的「新紅學觀點體系」。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於描寫的服飾、習俗、社會經濟文化狀況，更大量的主要還是呈現著清代的特點，即使有一些留有明代特徵，也有多種原因，如清代實際上還保留著明代的某些特點，曹雪芹吸取了明代作品中的某些內容，怕犯清代之忌而故意寫成明代的樣子等，因而未必先有一部明人的舊稿。
從經濟、文化、社會史的各個側面，如土地莊田制，貴族家庭經濟狀況，官制、科舉、斷案、禮節、宮庭實錄、飲食、服裝、建築、戲曲、繪畫等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實物、雜記… … 與《 紅樓夢》 的描寫作比較研究，不僅可以推進對《 紅樓夢》 內容和藝術手段的認識，也可以開拓對其成書過程、版本先後、作者問題的研究。研究者們的認識和判斷有同有異是研究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觀，完不必急於求「一致」意見，只要大家在這方面繼續開掘，繼續探討，就是紅學的可喜進步。
四、
雷勇對「太虛幻境」的思考，注意到作者的這種「幻造虛設」除宗教因素外還「與明末清初的社會風氣以及這時期文學創作的傾向」的聯繫，尤其注意到當時的「女性崇拜」, 認為「太虛幻境」是「從『無葉堂』到『斷腸會』, 再到「薄命司」，演變來的，是「明末清初文壇盛行的才女崇拜思想」的「一種投射」，曹雪芹基於前人創作，「點鐵成金」，使「太虛幻境」的描寫成為更高的藝術。
謝真元在研究古代「言情小說」時特別注意《 紅樓夢》「從女性角度」作觀照，「進行文化的穿刺」。她說，從古代小說作者群看，幾乎是男性的一統天下，小說中那種天下第一才子取天下第一美人之類的描寫，是封建社會男權統治的投影，性文化上往往是以各種手段掩蓋「對女性的佔有」。《紅樓夢》是「真寫『愛』的」，也多方面地寫了「女性的悲劇」，還展示了女性在才智上超越當時男性的情形，既有美貌更有遠遠超越貌美範圍的綜合美質。她提出要從性文化、性文明、女性觀等方面深入研究《紅樓夢》 及其他言情小說。徐君慧、王基、楊建文等都認為現在有對《 紅樓夢》 一味拔高的傾向，認為既要充分研究這部傑作的偉大、藝術上的高境界，又要注意對其貢獻作實事求是的、有分寸的評價，還要注意研究它的缺陷。有人指出，「大團圓」的小說舊套並不是《紅樓夢》 最先打破的，有杜十娘等悲劇在先。有些人說，對《 紅樓夢》 的「反封建」的評價要有分寸；書中的「補天」思想、「農本思想」、宗教思想（如色空觀等）等等，在當時的思想界處於何種地位，今天又該怎麼看，這類問題的研究都不能沿著一味頌揚的路子走。
太虛幻境等微觀問題研究、從女性角度的研究、對《 紅樓夢》 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和藝術上得失的有分寸的評價問題等，這次研討會都有所推進。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在理論的穿透力上，還有待新的推進和強化。近些年，研究者們中常有人說，覺得紅學的發展步履維艱，覺得緩滯，因而希望即刻有一種什麼「大突破」。這次研討會上也有幾位學者呼喚「大突破」。從紅學史上看，胡適的考證曾被認為大突破，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及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曾被認為大突破，每次發現抄本或「墓石」、曹氏遺物等也被稱為突破或大突破。現在看來，這些之中有的在方法上，或觀點上，或材料上，或在觀點、材料、方法的某方面確屬「突破」，有的則難說得是推進性的突破，有的甚至是場誤會或笑話（至少在某方面是如此）。學術的進步有其自身的規律，往往不是想在某時、某個問題上突破就能突破的。一般情況下，它的進步就是潛心鑽研、勤苦尋索，一點一滴的積累，一分一毫的切磋。拾此，大突破的希望則落空。前述96 明清小說研討會上一些小題目的紅學文章，發言中點點滴滴的獨立思考，人們大約不以「突破」稱之，但那點滴之得、分分毫毫之切磋，已對紅學的進步盡了力，有了貢獻，儘管可能是很微小的。理論上的提高，材料的積累，爭鳴切磋的熱力達到某種程度時，真正的突破自會出現，但未必以石破天驚的樣式出現。
五、
這次研討會上的論文和發言，還有一類是對周汝昌先生《 還「紅學」以學》 （北大學報1995 年第4 期）一文的反響。胥惠民的論文敞周汝昌＜還「紅學＞以學》 開頭說紅學界裡, 「假紅學」已經「不勝枚舉」而且「越是假紅學越有市場」。他列舉出太極《 紅樓夢》 、曹雪芹祖籍豐潤說、原始作者為曹淵說、程真脂偽說作為「橫行」之「邪說」或「假貨」的代表，主張「堅持打假」。他重述並表示贊同馮其庸先生的話一一「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宣鬧」——用來評判所舉諸說及其提出者和「傳揚」者。青文又說，看到《還「紅學以學」》 一文，「原以為」周先生要恢復紅學的學術品格，也來「打假」而「讀完才發現」是與打假「背道而馳」的，有許多「錯誤」 : 1 . 「首先，歪曲魯迅，為我所用」, 「把自己的錯誤觀點強加給魯迅，然後大加讚賞」, 「手段太惡劣」, 「令人不能容忍」; 2 . 「唇槍舌劍、用心良苦」地「貶低俞平伯」, 「口含髒水去噴俞平伯先生」; 3 . 「第三，批倒一切」「否定了新紅學的存在」, 「對解放後近50 年的紅學視而不見」; 4 . 「第四，學風不正，漏洞百出」。青文尾部講紅學「要不斷完善自己」, 「只尊重真理」, 「不斷鬥爭」，引馮其庸先生在全國七屆紅研會開幕詞中的話——「掃除謬論」、「不要… … 任邪說橫行」等一一說「這，大約就是紅學的品格」。
不知為什麼，與會者在大會和分組發言中都沒有直接對周文和青文作評論，另兩篇就周文發表意見的論文的作者既沒打印自己的論文，也沒有在發言中講出論文已寫出的與青文不同的看法。也許是不想使研討會有令人不快的火藥味吧。會下的自由研討中，另兩篇論文的作者，還有其他一些與會者也多有議論。
頗令人因惑的是，不知何時起，紅學論爭在文風上發生了類似傳染病的極端情緒化傾向，總有些文章「火氣很大」。本可正常切磋、友好商討、和善地擺證據說道理的論辯，彼此卻故意用些顯然具有「刺傷性」、「貶損性」的話。有的還似乎故意顯示歸屬某人所代表的一派，自己雖無具體論述，卻把某人否定的觀點重複否定以致貶斥一遍。這樣的文風，「對陣的各方」之中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分寸失當和有附和之嫌，往往便既減小了學術上的說服力，又導致更有「火藥味」的吵架。實在說，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裡就有些「火氣」，對胡、俞等先輩紅學成就的評價偏低也與對當代那些守胡、俞某些觀點而否定周先生自己觀點的紅學家「不起敬意」有關，直接論及當代紅學家之處「火氣」更大。這也就使得批評他的人按不住「火」。若是都不發火，自然更有益於學術研討。
周文和批評周文的文章在尖銳對立的同時，卻似乎共同在著三個問題：1 ．都將紅學分為真假，都以自說為真、異說為假，因而所指之假，往往相反，彼此都成了「打假」的對象，於是「打」得亂成一團；2 ．批評周的某幾個學者和週一樣較籠統地講紅學「悲劇」，但實際上所講的是各自認為紅這中存在的缺陷、發生過的錯誤，互指為「悲劇」的製造者，似都難服人；3 ．有的批周文章和週一樣籠而統之地認「中國小說」的「本體性質」是「『史』的一個支流」，說作者、讀者都是這種「觀念」, 其實周的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際，但這恐怕正是周和持一致看法者往往不自知地把《 紅樓夢》 當作信史、視同「史」的意義上的曹雪芹「自傳」的原因。周汝昌文雖確有多方面明顯缺失，卻如稱周文為「驚人的紅學大掃蕩」的論者也承認的並「不乏較好的見解」，周的本意也在促進紅學「健康的發展」。同時周文著重談百年紅學存在問題的一面，列述了當代紅學中許多他認為「夠不上『學」，的現象，所論當否可再探討，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顯學危言」，能引起警惕，而所提出的今後要在幾個方面致力的意見雖尚嫌空泛，卻觸及了一些很值得進一步探尋的方面，如紅學之「學」究竟是什麼，究竟怎樣提高「科學學術」性？紅學與「中華文化」研究是怎樣的關係？紅學裡的是非與當今的「文化衝突」、「社會、文化心理的實際狀況」有怎樣的聯繫？
胥惠民的文章中有不少平實之論。如青擺出些證據，說魯迅的看法不是周說的那樣，俞平伯也不像周說的那樣，而有重大貢獻，說周更沒看到俞「不斷地修正著自己的錯誤」之可貴，指出周弄錯了清朝建立的時間和對胡適評論中的「自矛攻盾」等。但青文也有莫名火氣，有些用語如「口含髒水」「屋槍舌箭」「太惡劣」等，會傷感情，也顯得「帽子與實際情形不合」，周文中似乎還沒有這麼樣的話。青文似乎沒有必要不作論證而列舉豐潤說、程真脂偽說，指為「假紅學」「邪說」「歪論」，更沒必要去重複馮其庸先生的話。如果擺出證據，獨立作出判斷，屬正常論辯，只以紅學界名人一語出之，就沒說服力。
會間的議論還有一些，不再贅述。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引起了關於紅學史和現狀主的爭論，關於學風、文風、學術品格的議論，看來還要繼續下去。據說《紅樓夢學刊》 、《明清小說研究》 《 紅樓》 等都收到了些稿子，不久將會發表一些。我覺得應以平等、和善、正常地討論代替「發火」吵架，在世紀之交很鄭重認真地審視紅學史和現狀，探討在21 世紀如何把這門顯學推進到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