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與愛：《紅樓夢》與中國現代思潮之演變
本文中，筆者認為《紅樓夢》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偉大意義在於：《紅樓夢》的作者以罕見的敏銳和天才，揭示了中國文化內部的一個驚天動地的轉變：即兩性感情關係由傳統的「緣」向「愛」轉變，把這一轉變放入我在《因果性與共現性－－從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異》所構築的框架下，就可看出這意味著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也就是由解決「我是否存在？」轉向「我是誰？我在哪裡？」，揭開了中國現代思潮和社會結構巨變之序幕。在這一新的視野裡就能統一過去研究《紅樓夢》中爭論不休的兩大觀點：即寶黛間的感情悲劇說和高揚反封建大旗說。也只有在這一框架下，才能回答為什麼中國封建社會早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城市，貴金屬的積累和人口的猛增，但卻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故而，中國現代思潮的流變，包括「新文化運動」都有其內在必然性，顯非所謂的「西方強加」和「新文化運動」青年所造之孽。很有趣的是：《紅樓夢》和《浮士德》之間彷彿有一種鏡像關係。它們分別預告了中西文化的內在轉變：分別從相反的兩個極端經驅動離開原來的位置（《紅樓夢》想逃離人欲的現世，而《浮士德》卻想離開神聖宗教國度，進入現世），但是最後又不得不回到原來的起點（《紅樓夢》回到天人合一之境，《浮士德》回到天使和上帝的懷抱）。
一，引
《紅樓夢》是一本奇書，堪稱中國小說創作之頂峰。許多人把《紅樓夢》稱之為『天書』，因為不同的人從中找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東西。從販夫走卒，買漿推車之流到毛澤東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有一種很有趣的說法：任何人要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所作為，都必會對《紅樓夢》提出自己的見解。只要隨便翻一下《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應該說，首先真正意識到《紅樓夢》的重要意義的當推王國維，他以一代宗師的直覺嗅出了《紅樓夢》中不同尋常的地方，撰寫了第一篇系統研究《紅樓夢》的文章《紅樓夢評論》。該文用叔本化的理論分析了《紅樓夢》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看，研究《紅樓夢》的後續學者在思想上都沒能超過王國維。以後，蔡元培從索隱的角度，認為《紅樓夢》乃是用隱諱的手法宣傳反清復明。胡適從他受的訓練，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有一定的天才，但是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未能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訓練，故《紅樓夢》的見解和文學造詣不高。而毛澤東則獨樹一幟，認為《紅樓夢》活脫脫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一部四大家族的興衰史。余英時則敏銳地看出了其中隱含反傳統傾向，但認為其思想路數應與魏晉的老莊之風相近。新近，王蒙從多個角度分析《紅樓夢》，很有發見。還有，他認為令現在中國的文學青年津津樂道的各種西方寫作技巧在《紅樓夢》中早已有之，對一些讀了幾本書就開始兜售西方二手貨的文學青年們嘲諷也很是幽默。無論褒貶，有這麼多人研究《紅樓夢》，並且見解是那樣的紛紜，這本身就說明了《紅樓夢》獨到的價值。因此，我這裡所關心的是：能否從更廣闊，更連貫的文化背景中來分析《紅樓夢》，從而挖掘出內在的線索，使前人對《紅樓夢》眾說紛紜，甚至看上去相矛盾的觀點得以溝通？更重要的是能否從中找到中國文化在現代流變的內在理路？經過反覆思索，我確認《紅樓夢》的精髓在於揭示了中國文化內部的一個石破天驚的轉變：即兩性感情關係由傳統的「緣」向「愛」的轉化。進而，把這一轉化放到我在《因果性與共現性－－從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異》所構築的框架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轉變的實質是宣告了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也可看成是由傳統的解決「我是否存在？」開始轉向「我是誰，我在那裡？」。從而預告了以後中國的文化思潮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
二，《紅樓夢》：由「緣」向「愛」的轉變
為了從根本上分析《紅樓夢》的深層意義，我們必須把討論置於筆者的前文：《因果性與共現性》的框架下。《因果性與共現性》一文的要點在於：通過分析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分裂程度，我們看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別在於中國文化中，就儒家思想而言，由於「仁」和「義」的互相制約，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分裂甚小（「中庸」），所有的一切都被納入「倫理形而上」的範疇，兩性之關係被概括為「生殖繁衍」，「兩情相娛」的功能性範疇。就道家而言，追求「天人合一」的結果是異性關係被概括為「緣」和「房中術」。與此相反，在西方，特別是基督教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愛」成了意識回歸無意識以達至完整的唯一道路。以下我們進一步分析「緣」和「愛」的內在含義和不同。我認為，「緣」是以意識和無意識的『合一』，無時間性（生命的『輪迴』／沒有死亡的顯現）為其基本特點。「緣」實際上是「主體性」的「隱匿」和「不在」。是「超越性」的缺乏狀態。之所以如此，是與中國文化只解決「我是否存在？」的取向有關。中國文化中儒家將人對「存在」的焦慮用社會倫理和血緣親情來撫平；而道家採用的是馮友蘭稱之為的「負方法」，具體就是修練「天人合一」，使自我意識溶入萬物中，從而抹去「存在」的問題。緣是溫和的，有付出也有收穫，可有也可無，『靈』和『肉』的同一；感情與現實的統一；追求與等待的統一；前世，今世和來世的統一等等。「緣」並不會導致生命個體極端地與群體疏離。而『愛』則以意識和無意識的高度分裂，時間的單向性（現世生命的一次性）為特點。本質上，「存在」的問題經分裂後進一步成了「我是誰？我在那裡？」的問題。「愛」是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的個體渴求完整的必經之路。「愛」是一種超越性和不定性，是人類的所有行為中最沒用任何實用價值的。可推演「愛」的一系列特徵，如：純粹靈性的，單向的，分裂的，永遠達不到的，走向黑暗與死亡的不歸路。「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意識與無意識的極度分裂。在這種狀態下，「愛」所將抵達的是完全黑暗的無意識之深淵，沒有任何可資照明，「愛」是神秘而恐怖的。但只有走這條路才有可能回答「我是誰？我在那裡？」，才有得救的可能。所以，「愛」的路上，死亡的陰影總是千變萬化，誘惑著意識。「愛」的體驗本質上就是虛擬的死亡體驗。「愛」總是把生命個體從群體中拉出。觀中國數千年之文學，其所表達的是所謂的天倫之樂。孔子所說的「食色，性也」表明異性間的關係不過是入世的達人們的一種娛樂而已，對文人騷客而言，也不過走到「緣」而已。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性文學」異常發達，但卻一直沒有出現過真正「愛」。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性壓抑」沒有任何根據。中國文化是「愛」的壓抑才對。王蒙有個很具幽默的說法：在《紅樓夢》前的中國文學中，愛情只是豬八戒和妖精們的專利（《西遊記》，《聊齋》）。但是，《紅樓夢》則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異數，它用來描述賈寶玉和林黛玉感情關係的不再是傳統的「緣」，也不是豬八戒和妖精的那種情，而是上面所說的「愛」。為特別強調《紅樓夢》中賈寶玉和林黛玉的這種感情，王蒙特稱之為「天情」。仔細閱讀《紅樓夢》就會發現賈寶玉和林黛玉間的感情完全與前面描述的「愛」一致，而與「緣」完全不同。主要證據如下：1）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象徵的手法一再暗示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在現世是無緣的，而與薛寶釵有緣。因為賈寶玉（女媧補天廢棄的石頭）有玉，薛有金鎖，可稱「金玉良緣」，而林黛玉（絳珠草）什麼也沒有，並且按陰陽五行學說，賈林之間是相剋的（石頭上不能長草），但賈林之間就是要逆「緣」而動，產生「愛」（這是否與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潮流有關？）。2）作者借賈寶玉之口，強調生命的一次性（「死後只希望化煙化灰」，不修甚麼『來世』）。這一點是非常不尋常的，是傳統思想中所罕見的。3）作者多處描寫了「愛」的神秘性，虛幻性和黑暗性，與傳統的男女哀怨根本不同。這一點王蒙在《《紅樓夢》啟示錄》中給予了特別的注意，他選取了林黛玉知賈要與薛成親後去見賈的描寫作為例子。另外，王蒙稱賈林之間的感情折磨為他／她們的救命稻草，道出了「愛」的非功利性和拯救意義。4）「緣」是「靈」與「肉」的合一，但作者在《紅樓夢》中卻要讓它分裂。林黛玉和薛寶釵實際上可能是一個人分裂的兩面，林代表「靈」的一面，「薛」代表「肉」的一面。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就認為《紅樓夢》中有很多跡象表明林薛實是一個人。另外，許多人都有體會，賈寶玉與林黛玉彷彿也是一人。因此，賈林，賈薛的關係似乎就是容格關於Anima和Animus之間的關係和投射的例子。而這種投射的強度與意識和無意識的分裂程度成正比。5）作者關於林黛玉是一株草以及還淚的說法與本世紀的德國偉大詩人裡爾克關於異性之「愛」是唯一拯救之道不謀而合。他在《杜伊諾哀歌》的第五首中的一個重要意像是天使收集淚水，後化為的草，用做拯救我們的解毒劑。總之，《紅樓夢》所描述的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感情完全與中國傳統的「緣」不同，甚至與現在被中西文學中所謂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如勞倫斯）之流濫用的情愛描述也不相同。《紅樓夢》中的這種愛與出現在存在主義中的「愛」較相近，如克爾凱格爾分析的，特別是裡而克畢生構造的「愛」相一致。這種「愛」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
三，「紅學」研究的重要見解評述
由於本文所關注的是《紅樓夢》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所以儘管「紅學」中的索隱方法也很重要，但與本文無關，故略去不論。本文的根本觀點與書中的具體細節如何無關，甚至與《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也無關。以下只討論與《紅樓夢》思想意義有關的代表性見解。
1）王國唯的「解脫示範說」
王國唯借叔本華的觀點，認為《紅樓夢》之意義在於示範我們如何解脫人生的煩惱。因為人生者，唯欲而已，而欲則總是導致痛苦，欲解脫此痛苦，必須要消除此欲。《紅樓夢》的意義就是通過向我們揭示欲產生種種痛苦，然後示教我們如何克服慾望。我認為本文對《紅樓夢》的認識與王國唯之觀點表面上最為接近。但內在卻不同。這一不同乃是中國「天人合一」的狀態與叔本華的「自由意志」的差異。中國的「天人合一」是一種意識和無意識的同一狀態，未分化狀態。而「自由意志」是對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化的感知和總和。因此，可以說王國維講的而更像《浮士德》。儘管《紅樓夢》的起點和終點是「合一」，但它要啟示的卻是中國文化由「合一」向「分裂」的轉化。而相反，雖然《浮士德》的起點和終點是意識和無意識的高度分裂，但它要表達的是高度分裂的意識和無意識開始靠攏的傾向。所以我前面認為《紅樓夢》和《浮士德》有非常有趣的鏡像關係。因此可以總結為：《紅樓夢》不是要教人如何解脫煩惱，恰恰相反，是要誘人墮入煩惱。不是要用「天人合一」「涅磐」來消除人生命中的情結，而是要讓這一情結與「愛」的形式不斷演化，超越。
2）毛澤東為代表的「反封建和階級鬥爭說」
過去，人們總把這一派與感情說相對立，但上述的分析表明這兩派沒有任何矛盾。因為《紅樓夢》中所描寫的「愛」本身就標誌著意識和無意識間的分裂，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中庸」的平衡和「天人合一」被打破，然後鬥爭開始萌芽。因此，現在重讀中國大陸49年後對《紅樓夢》的評論，如果剔除特別偏激的不論，許多觀點是非常深刻的。現略選一二為證：「《紅樓夢》是中國三千年來封建社會走向崩潰時期的歷史性記錄與總結」，「賈寶玉是當時要轉換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曹雪芹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曾有一段時間，把這一切都否定了。現在在新的框架下看事實確就如此。那些盲目否定的人，就像胡適一樣，僅只是由他們的淺薄造成的，淺薄到了沒有什麼居心。我們將進一步看到：不是所謂的經濟，而是「愛」的出現才真正宣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崩潰。
3）余英時的「反傳統說」
以上的分析清楚表明，《紅樓夢》中「愛」的出現就是最大的反傳統，所以《紅樓夢》中大量出現反傳統的言論應在預料之中。但我不能同意他認為《紅樓夢》的思想乃是老莊，魏晉一路。我想之所以得到這一結論是因為只局限於比較傳統和《紅樓夢》的遣詞，用典和日常事務的差別，沒有意識到「愛」出現的重要意義。中國文人們樂道津津的魏晉之風何曾出現過「愛」？另外，把《紅樓夢》的起點和終點（主要是老莊思想）當成是該書的核心也易使人誤解《紅樓夢》又是一本魏晉樣的風流書。近有餘秋雨者，鼓弄一下魏晉風流，又迷倒好些人。
4）王蒙的見解
王蒙在《《紅樓夢》啟示錄》中從許多方面論述了《紅樓夢》的思想，文學意義，非常有見地和值得住意。我特別喜歡他對胡適的評論。王蒙的「天情」說以及從賈寶玉是石頭推斷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是誰？」真乃灼見也。這實際上就是《紅樓夢》的精髓所在！另外，王蒙還認為《紅樓夢》中包含了各種現代派，後現代派的技巧也很有道理。因他沒有具體解釋其原因，惹的許多西化人士撇嘴磨拳，奮奮地說：中國連現代化都還沒化，那有資格談現代寫作技巧，真是荒唐啊！為認識這一問題，我提出以下的解釋：很可能當意識和無意識完全合一（理想狀態），以及高度分裂時。現代文學的技巧都不容易出現，因為合一狀態是無言；而高度分裂時是對神聖的歌唱，如聖詩，宗教音樂。只有意識和無意識有所分裂，但靠較近時，真理和癡人說夢難分，文學的多樣性才凸顯了出來。這一推斷似乎能從現代小說技巧主要從上世紀末才興起得到證明。因為剛好是這一時間，中國由合一開始了分裂；而西方從高度分裂開始合一（上帝的死為標誌）。可能在這樣的狀態下，《因果性與共現性》中所談的共現性才很明顯。因此，雖然中國沒有重複西方的路，也照樣會出現現代文學技巧。
四，《紅樓夢》與中國思潮之流變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但我認為其與西方的封建社會完全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持久，一直讓人們困惑不已。傳統的觀點認為是因為生產力發展平低下的原因。可事實完全不是如此，著名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就指出，在西方認為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兩大要素：貴金屬的積累和人口的增加在中國早就出現，可不但沒有促進資本主義的形成，動搖中國的傳統社會，似乎反而鞏固它，因此要明白資本主義為什麼沒在中國產生，需要到更大的背景中找原因，如宗教思想。同樣，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戰爭只是使傳統社會像火鳳凰一樣，自焚後又再生。對於此黑格爾認為是因為中國社會處於未分化的狀態。金觀濤認為是因為「家國同構」的原因。
我覺得，以上三種觀點，即韋伯，黑格爾和金觀濤的看法都各有道理。但是，仍不能回答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宗教觀，為什麼會保持不分化，為什麼「家國同構」就會保持中國的傳統社會，實際上西方也一樣是「家國同構」的。這裡我嘗試給出我的看法：在前文《因果性與共現性》中，我提出，宗教，科學都是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的產物。因此，這裡就能用我的框架兼容韋伯和黑格爾的觀點。對於金觀濤的觀點，我認為「家國同構」的觀點甚有意義，但還不夠，因為中西方都是「家國同構」的，並不只是中國如此。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國的家庭結構為什麼會與西方不同。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產生「愛」，而是「緣」為基礎。中國的儒，道思想一直將人的內在力量用「血緣倫理」和「天人合一」疏導開了，或者說人的內在能量演化成為「血緣倫理」和「天人合一」。總之，「愛」沒有產生，所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農民戰爭的不斷打擊，中國的家庭結構還是沒變，因而沒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在社會結構，宗教觀點的形成中，兩性關係可能是更基礎，更重要的因素。這一點，封建社會的大家長－－賈母是看得很親楚的，她認為男女之間有苟合之事，公子哥兒有風流之事，雖然不大雅觀，但也沒有大礙。可一但不是尋求快樂，而是要對男女之事認真（「愛」的產生），那可就不得了的，一定要除惡務盡，殘酷無情，甚至對賈寶玉也不例外。所以，中國的封建社會不是怕男女間的性苟合，不是要壓制「性」，而是要消滅「愛」產生的任何土壤。「性」對中國封建社會來說，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一種補充。可怕的是「愛」，是「愛」的超越性和不實用性。「愛」的超越性就是要不斷提問，不斷向前，使得意識和無意識間出現分裂。「愛」就是對「生殖繁衍」和「血緣倫理」的根本否定，是動搖中國封建社會最大的反叛力量。「愛」的出現是以男女平等，共同產生主體意識為基礎的。為了消滅「愛」，中國傳統社會的大小天才們發明了「三綱五常」和女子纏足，基本上在幾千年內沒讓「愛」成了氣侯。
基於此，就很好理解為什麼打破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新文化運動」要以「婦女解放」為先導。也許當時都沒意識到這樣做的是「愛」大規模出現的先導條件，從而導致了意識和無意識的分裂。稍後，中國知識分子很快地接受了以單向，鬥爭為特點的進化論，近一步否定了「天人合一」。再後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登上了中國的土地。
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在中國成為主導思想，一直亦爭論不休。有人認為是因為其同中國傳統思想有很多相通之處的原故，有人則認為完全為新青年們和共產黨所強加。我的看法是歷史的必然，其原因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能銜接《紅樓夢》所開啟的「愛」延伸出的條件：對輪迴，「天人合一」的否定（即物主義鼓吹的生命一次性）以及傳統思想對實用性的的強調。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我們都能感到它完全不是關心現代意義上的經濟運作，而是關心怎樣使經濟服務於社會，特別是如何消除人的「異化」問題。因此，可以說新萌芽的思想和傳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暫時找到了妥協性的統一。但這兩種思想間不斷鬥爭，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高峰。
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在《從王國維到毛澤東》中有較詳細的論述。我這裡只略討論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絕大多數的人都很難理解為什麼權力已經非常鞏固了，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劉少奇被打倒後，還要搞什麼「繼續革命」呢？李澤厚認為這是毛脫離實際，只從哲學的範疇推演的結果。我認為這是毛澤東在社會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可能的最後嘗試和發展，同時也導致了毛澤東和整個人類面臨失敗和最大困境。要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再來考察「異化」問題。「異化」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問題，也是人類的困境所在。這根本上是人類「自我意識」的另一個面孔。「自我意識」是人對「我」和「物」（包括自己的身體）相區別的意識，這也同時是「異化」產生的核心；換言之，也被稱為「原罪」。於此，「中國傳統思想通過「天人合一」來消除它，但付出的代價是從根本上否定「自我意識」。而且也似乎並不成功，產生了魯迅一針見血指出的種種罪惡。西方則是通過不斷使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確立「上帝」的存在，並由耶穌的「受難」來拯救人類。但也被尼采以降的思想家宣佈為虛偽。而且，通過「愛」的不斷超越來解決，可能是更為恐懼。因為，這意味著只是生命個體，而不是「全體人民」，「祖宗和家族」一起來面對極端的不定性，虛無性和無意識的黑暗性。這是常人所難以承受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還是以「集體」來承受這種不定性和虛無性的。這樣，「文化大革命」就暫時轉化為「集體狂歡」的儀式。有關這一點，筆者將在另文中詳細討論。我想，毛澤東後期和晚年，一定為隱藏於人類深處的黑暗所震驚，一定有許多類似於現代西方思潮的東西，如「荒誕性」（他的《讀史》一詩中就有這種情緒）。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象薩特這樣的人會為「文化大革命」歡呼。人總得有出路啊，儘管可能是暫時的！
《紅樓夢》中所描寫的「愛」太不定，太黑暗了，所以王國維這樣的大師要投湖自殺；賈寶玉要出家；魯迅則一生寡歡。毛澤東和幾億中國人要在不斷的鬥爭中獲得安慰。現在許多學者都又回到了傳統文化中。如李澤厚在《我的哲學提綱》中強調「存在是第一性的」。這實際就是中國傳統解決「異化」的翻版。金觀濤在論現代美術的文章中反覆強調「平衡」，也是開始向傳統妥協的信號。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平衡」和「不平衡」不是先驗的，而只是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是否要「平衡」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只是一種傾向而已。
這就是《紅樓夢》呈現的中國文化由「緣」向「愛」的轉化和所產生的一序列結果。這也是「愛」的神秘性，超越性和內在悲劇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