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與綺樓
宋代詩人陳與義（1090-1138)寫過這樣一首詩：
楊柳招人不待媒，
蜻蜓近馬忽相猜。
如何得與涼風約，
不共塵沙一併來。
（《中牟道中》其二）
貌似簡單的一首絕句，帶來很多問題。詩人道中所見，想必遠遠不止楊柳、蜻蜓、涼風、塵沙，為什麼單單挑選出這幾個意象？楊柳與蜻蜓，又和詩人對涼風的祈願有什麼相干？這種願望本身——不攜帶塵沙的涼風——暗示了什麼？
這些問題不僅牽涉到我們應該如何閱讀古詩，也牽涉到一種在近現代格外流行的文化思想模式。
我們首先注意到，楊柳和蜻蜓，本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詩中卻構成了反差。楊柳招人；蜻蜓本來飛近，卻突然相猜而避開了。在這首詩中，正是詩人自己的機心，造成了大自然的異化：楊柳的牽纏，從楊柳來說是無心的，從詩人方面來看，卻好像是在有意招惹，而且因為「不待媒」之故，是一種不合適甚至不合法的舉動，出界的挑逗。詩人這樣的多心——把人類的價值觀念強加給自然界——造成了蜻蜓的遠離。
在這首詩裡，涼風與塵沙構成一對互相對立的概念，這種對立不是對等的，而是具有等級性的差異。塵沙撲面，是涼風造成的，因此，塵沙是第二性的，是果；涼風是第一性的，是因。在概念的層次，因比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塵沙撲面，是涼風造成的，但在價值的層次，涼風舒適而塵沙骯髒，因此，涼風的價值也大於塵沙。詩人在作出區別，這種區別不僅僅發生在認識論層次上（涼風不同於塵沙），更發生在價值判斷層次上（涼風好而塵沙不好）。這把我們帶回到老子、莊子與列子的哲學領域：世界的墮落，正是由具有等級差異的分別造成的。我們回頭看到，涼風吹起楊柳，柳枝拂面，令詩人感到懊惱，發出「招人不待媒」的埋怨；而就在詩人用一己的和人類的道德觀念來看待自然界的時候，蜻蜓已經感知到了詩人的機心而倏然遠離。但詩人依然不悟，渴望涼風可以「不與塵沙一併來」，沒有想到卻是這樣的渴望，使世界變得不再完美。
陳與義的絕句標誌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時刻。它表現的是一種潔癖，一種對於「純粹」的追求。宋代文化不從改朝換代的十世紀開始，而從十一世紀開始；陳與義的詩，如果放在一個大的文化語境中，可以更看出它的代表性來。
這樣的二元對立到了近代，演變成一種無所不在的文化思想模式。近代小說《紅樓夢》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清潔與腌臢的二元對立。大觀園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裡面住的都是「極尊貴極清淨」的女兒們。這種潔淨，常常反映在非常具體、非常物質的層面。譬如說寶玉燙了臉，起了一溜燎泡，不肯叫黛玉瞧，因為知其「好潔」。妙玉潔癖尤甚，不但不肯再用劉老老吃過茶的杯子，而且人走了，還要寶玉的小廝打水洗地：「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尤三姐對寶玉的一番觀察極為細緻入微：「要說糊塗，那些兒糊塗？……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繞棺，咱們都在那裡站著，他只站在頭裡擋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著他喫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那碗是腌臢的，另洗了再斟來。』」全書中，潔淨與腌臢的對立與對比數不勝數，構成了全書最有力量的意象之一，甚至可以說是《紅樓》一書的隱型結構。《紅樓夢》所講述的，是一個從潔淨到骯髒的故事，一個墮落與得救的故事：仙草與奇石落入人世，沾染紅塵；具有潔癖的妙玉偏偏被群盜打劫；寶玉離開大觀園成為打更人（《紅樓夢》的諸多結局之一），而他最終的出家剃度，則代表了在骯髒塵世中獲得清淨的唯一出路，也是一個極端的、非此即彼的出路。
在《紅樓夢》裡，潔淨與腌臢的界線常常受到威脅，這種威脅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兩種因素意義最豐富的交叉，發生在本書男主角身上：一方面，寶玉努力保護和維持潔淨與骯髒之間的界線，唯恐外界現實污染到大觀園中的清淨女兒們；另一方面，卻又時時刻刻自認「濁物」而依然安居在大觀園裡，和姐姐妹妹們日親日近。最終反倒是寶玉自己成為「失樂園」的契機。著名的「黛玉葬花」是一個富於象徵意義的情景：黛玉不肯讓寶玉把落花撂在水裡，因為「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園子]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依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它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黛玉一意保護落花的貞潔，不讓它們出園，卻沒有想到「外面的世界」早已進入了園子。寶玉的小廝茗煙從外面的書坊買來各種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則天、玉環的『外傳』」給寶玉解悶，「寶玉一見，如得珍寶。茗煙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著走了。』寶玉那裡肯不拿進去？躑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就是在「黛玉葬花」的同一幕情景中，黛玉從寶玉那裡看到了《會真記》，「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所謂餘香滿口，文本被隱隱比為落花，可見閱讀不僅僅是精神和感情的活動，而且文本被還原為物質，在身體的層面被黛玉吸收和消化，成為她的身體的一部分。就在此段之前，作者告訴我們：「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黛玉卻因為閱讀了外來的「外傳」之類「淫詞艷曲」，落花從此沾塵。雖然落花葬在園內和體內，卻終於沒有能夠保持住它們的純潔，寶、黛已經再次失去了樂園。
在《紅樓夢》裡，潔淨與骯髒的區別，同時意味著「內」與「外」的間隔。這種內外間隔，如前所言，並不成功。越界不斷發生，外面的東西不斷進入園子，裡面的東西，裡面的人，也常常出園。傻大姐在園子裡揀到繡春囊，襲人的汗巾子落入蔣玉函之手：這些閨房之內貼身的私密物件尚且不能被局限在一時一地，更無論其他。
《紅樓夢》不是橫空出世、絕無依傍的作品。它在文學傳統上繼承了《金瓶梅》，在精神上是時代文化潮流的體現。清代小說常常反映出時人價值觀的二元對立結構。譬如成書於十九世紀的《品花寶鑒》，把「情」截然分成兩截：一方面是骯髒的肉慾，一方面是高雅的精神戀愛。《紅樓》續書之一的《綺樓重夢》提供了又一個特別的例子。
《綺樓重夢》又名《紅樓續夢》，1805年坊刻本，作者署名蘭皋主人。蘭皋主人不知何許人也，只從序言中的「吾家鳳洲先生」推測出原本姓王。這部續書，作者自言乃「由衰而盛，夢之祥者」，描寫賈寶玉轉世，成為自己的遺腹子小鈺，文武雙全，出將入相，最後與轉世為湘雲之女的黛玉聯姻。小玨銳意仕宦，全不似寶玉當年的厭惡官場，於是寶玉在這部續書中儼然變成了自己的不肖子。不過，續書最出奇之處在於對小玨情愛經歷的描寫。作者在情色方面流露出一種奇特的戀物癖，這種戀物癖並不以三寸金蓮或者身體某一部位為迷戀對象，更不同於原著中寶玉「愛紅的毛病兒」，而是特別針對處於污穢狀態的女性身體——無論是嘔吐，行經，大小便，或者燙傷。小鈺的憐香惜玉表現為不顧腌臢，對這些因為處於特殊生理情況而軟弱無助的女性身體予以照管和愛撫。這樣的癖好，在古典小說裡還是僅此一見。
從粗淺的層次說來，這是續書對原書有意無意的反動——原著強調寶黛的相知相惜，肉慾被歸於亂倫醜劇，以及晴雯的嫂子、賈璉與鮑二家的之流，在精神和肉體之間劃分的界線太過分明，續書情不自禁要把它攪亂。從象徵的意義說來，這部續書似乎體現了近代中國文化一個兩極分化的怪圈。當「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區別越來越森嚴，上半身變得愈來愈不食人間煙火，「一口氣兒就吹倒了」；下半身則變得越來越猥褻和醜陋，人的生活日益變得拘束、狹窄，充滿義正辭嚴的道德教訓，表裡不一的矛盾，隱隱的罪惡感，和暗地裡的恐慌。在這一背景下，「內外之別」可以進一步推演為中國與外國的界線。潔癖的探討出現在宋代，一個不斷憂慮外患並且格外強調漢人正統的王朝，也許不是偶然的。在唐代，我們還可以看到像《三國典略》這樣的史書，把非漢族的西魏和北周政權視為正統；到了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版圖已經不可思議了：正統王朝非南朝的漢人政權莫屬。
然而界線的設立，不是為了隔絕，而是為了逾越的。風與塵總是結伴而來，這是世界的本性。陳與義的願望——在不完美的世界裡渴望完美——反映出來的是人性，因此仍然有其魅力，但是，倘使一個文化有系統地潔癖下去，最終恐怕只落得一個妙玉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