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俞平伯的紅學觀念
俞平伯先生是新紅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在本世紀中國學術界尤其是紅學界享有崇高聲譽。他臨終前給我們留下的遺言，明顯意味著其晚年的紅學觀念發生了深刻的根本性變化。認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紅學觀念嬗變的軌跡，對於促進跨世紀紅學研究的深入開展，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
胡適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標誌著新紅學派的正式確立。從表面上看，胡適的考證似乎是在與索隱派的論爭中展開的，其實質卻是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和版本問題。他主要通過對程高百二十回全璧本的分割解剖，逕直得出「一個版本兩個作者」的基本結論；又進而通過對作者家世生平的粗略考察，明確提出「前八十回雪芹自傳說」和「後四十回高鶚續書說」的著名論點。這「紅樓二說」猶如新紅學派的兩根重要支柱，二者互為因果，互為表裡，共同支撐著新紅學的理論大廈。其核心問題則是將長期以來作為有機藝術整體而風靡海內外的古典文學名著程高全璧本《紅樓夢》攔腰斬斷，人為地宰割成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兩大對立部分，從而使得「曹著高續」說成為其有別於舊紅學的全新觀念。這就是新紅學派其所以「新」的基本紅學觀念。
新紅學的基本觀念是胡適倡導的，俞先生則是進一步對其展開更加具體充分的論證。192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紅樓夢辨》，是新紅學派得以確立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在這部著作中，俞先生直接接過了「紅樓二說」：
一、「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既曉得是自傳，當然書中底人物事情都是實有而非虛構；既有事實作藍本，所以《紅樓夢》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寫生。」[1]
二、「《紅樓夢》原書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後面的四十回，是高鶚續的。這已是確定了的判斷，無可搖動。讀者只一看胡適之先生底《紅樓夢考證》，便可瞭然。」
俞先生雖然明確肯定了「紅樓二說」，卻並未在這兩個學說上平均使用力氣，而是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後四十回高鶚續書說的論證上。在論證高鶚續書問題時，他也沒有致力於搜尋確鑿證據，而是主要集中在本文上用功夫。正如顧頡剛先生《紅樓夢辨·序》中說：「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這個概括非常切合實際。
胡適斷定後四十回為高鶚續書時曾提出四項證據，但這四項「證據」既不充分也不確鑿，所以他才煞有介事地說：「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或稱「推想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2]。胡適在這裡提倡的作品「內容的研究」，亦即所謂「內證」證明法。這裡所謂的「內證證明法」，也就是帶有極大的主觀隨意性的「推測證明法」。胡適雖然提出「內容研究」的命題，他自己卻未作過多的論證；而真正按照這個意圖對作品內容進行全面解剖的則是俞平伯先生。整部《紅樓夢辨》可以說就是這種「推測證明法」的具體實踐。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運用「自敘傳說」的邏輯思路「推論」後四十回續書說。
《紅樓夢辨》認為，整個後四十回實際上只寫了兩件事：「(1)黛玉死，寶玉做和尚。(2)寶玉中舉人。」也就是賈寶玉「中舉」和「出家」的問題，最是後四十回非雪芹原著的「佳證」。如說「雪芹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風塵碌碌』，『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等語，怎麼會平白地中了舉人呢？」「雪芹即是寶玉，雪芹無出家之事。」諸如此類斷語幾乎充斥《紅樓夢辨》一書，其目的無非是想證明：曹雪芹即是賈寶玉，曹雪芹沒有「中舉」和「出家」，賈寶玉也不應該「中舉」和「出家」。後四十回既然主要寫賈寶玉「中舉」和「出家」，它就絕對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它是誰的大作呢？當然是高鶚的續書了，高鶚「是科舉中人，所以滿懷是科舉觀念，必使寶玉讀書中舉」；「高氏先中舉，後補書；所以非讓寶玉也中個舉人，方才愜意」。俞先生不無感慨地說：「我最不懂，高氏補書離雪芹之死，只有二十七年，何以一點不知道《紅樓夢》是一部作者自傳，且一點不知道曹雪芹底身世。」就這樣，後四十回高鶚續書說竟被俞先生活活勾畫出來。
第二，運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挑剔方法「推論」後四十回續書說。
俞先生說：「我所用的總方法來攻擊高氏的，說來也很簡單，就是他既說八十回和四十回是一人做的，當然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可以反證前後不出於一人之手。我處處去找前後底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來攻四十回，使補作與原作無可調和，不能兩立。」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子」的推考方法。俞先生運用此法，在「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一章中，僅憑其所謂「最明顯的矛盾之處，是寶玉應潦倒，而目中明寫其『中鄉魁』；賈氏應一敗塗地，而目中明寫其『延世澤』；香菱應死於夏金桂之手，而目中明寫『金桂自焚身』」這麼未必真切的三條，就將證據確鑿的整個後四十回原本目錄全部推翻。之後在「高鶚續書底依據」一章中，列出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基本一致的情節線索105條，又在「後四十回底批評」一章中找出後四十回「最明顯的毛病」20條。不僅這20條「可笑之處」是高鵯續書的最好證據，那前後一致的105條竟然也「更可以使讀者恍然於後四十回之出於補綴，不是雪芹底原本」。經俞先生這麼一「推浚」，後四十回左右不是東西，不僅出於「偽續」，兜且「一無是處」。這種挑剔芬法的特點，就是專門尋破綻、找岔子，將一部完美的藝術精品當成「屍體」來解剖，使其從頭至尾被肢解得體無完膚，喪失了藝術的整體美。至於以有無「矛盾」來鑒別全書是否一人所作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例如前八十回被認為曹雪芹一人所作，不是也有許多「矛盾」麼？
第三，運用「本意還原」的思維模式「推論」後四十回續書說。
「復原」曹雪芹的「本意」，是《紅樓夢辨》的一個重要內容。由於俞先生認定後四十回是高鶚的「狗尾續貂」，「自然不能使愛讀《紅樓》的人滿意」，所以在《紅樓夢辨》中特設專章，推測「八十回後的《紅樓夢》」，「希望能把八十回以後原來應有的——可以考見的——面目顯露一二」。同時還寫了「後三十回的《紅樓夢》」一章，根據戚本批語推測過「後三十回」的情節。只是由於當時未見脂本，俞先生將其鑒定為另一種續書（這本來是對的）；後來在《紅樓夢研究》中重新改寫「後三十回的《紅樓夢》」一章，正式確認此「佚本」即是「曹雪芹原稿」。通過上述兩章的「推考」，俞先生認為已大致勾勒出八十回後「曹雪芹原著」的「本來面目」。俞先生自然明白，所謂的「揣想」不過只是「暗中摸索，憑著自己的猜詳」，「雖說得天花亂墜，而究竟無可信的價值」。卻不料經他這麼一「開創」，竟然導致一種自欺欺人的偽科學——「探佚學」的興起。這或許是非俞先生始料所及的。
總之，經俞先生上述三方面的推論，使「曹著高續」之說得以確立，並逐步獲得學界認同，對本世紀紅學研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俞先生對自己在《紅樓夢辨》中所闡述的基本結論都沒有提出過什麼懷疑，甚至還一再反覆加以重述。例如《紅樓夢辨》1952年改題《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時，作者曾作過較大的修正，但對「曹著高續」說卻不僅未曾動搖，反而強化了對高鶚續書的批判。1953年發表的《〈紅樓夢〉簡說》一開始就說：「《紅樓夢》原作者曹雪芹，只寫成了八十回，書沒有寫完，就死去了。八十回後雖然還有一些零碎的稿子，但是因為沒有整理成回，所以都散失了。曹雪芹死後二十多年，有一個叫高鶚的來續成《紅樓夢》的後四十回，偽稱是曹雪芹的原稿」。還指出「《紅樓夢》最大的缺陷是高鶚給的本書的結局」，既違背曹雪芹原意，又「削弱了《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意義」。1954年發表的《讀〈紅樓夢〉隨筆》亦說「後四十回無論回目或本文都出高氏之手」，「補書在思想上，故事發展和結構上，人物描寫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遠不及原本」。同樣的這些話還在當時發表的許多文章中不厭其煩地反覆宣講。它充分說明俞先生對《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所奠定的「曹著高續」的基本觀念，一直是堅信不疑的。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什麼原因終於促使俞先生的紅學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呢？本文認為，促使俞先生紅學觀念發生根本轉變的直接動因不是別的，正是五十年代中期開展的那場震驚中外的「批俞運動」。
「批俞運動」是錯誤的，應該否定，這勿須我們多說，歷史早已作出公正的結論。但否定「批俞運動」，卻不等於說它未曾給俞先生留下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從積極的與消極的兩個方面來分析。從消極方面來看，「批俞運動」不僅從政治上思想上給俞先生以沉重打擊，甚至對其身心健康均有嚴重摧殘。這種惡劣影響，使得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倦說《紅樓》」，乃至於日常生活中也「幾乎是絕口不談《紅樓》」了。但俞先生畢竟是一位赤誠而又執著的學者，儘管生活對他如此不公，他能將「苦痛壓在心底」，「並沒有因批判而終止對《紅樓夢》的研究工作」[3]。這種「研究」不僅僅只是表現在他曾出版過《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發表過《〈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等少量論著，更重要的是他開始了對新紅學之得失進行全面的冷靜的客觀的探索。因此，從「批俞運動」對俞先生的積極影響方面來講，恰恰正是促進了俞先生對紅學問題的深層次的反思。這也就是所謂「壞事變成了好事」。
我們說「批俞運動」對俞先生有著深刻的「積極影響」，是否又在肯定它的「正確性」呢？非也！事實上「批俞運動」所集中批判的一些主要觀點，幾乎都沒有真正觸動過俞先生。例如「自傳說」與「怨而不怒」說，是當時批判的重點。所謂「怨而不怒」不過只是一種風格鑒賞論，本無可非議，俞先生何錯之有，他又何必自責呢？至於自傳說，那更是俞先生早就否定過的東西了。遠在1925年俞先生撰寫《〈紅樓夢辨〉的修正》就開始了對自傳說的全面質疑，提出「最先要修正的」正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句話」。俞先生才真正稱得上是第一個公開否定自傳說的紅學家，其否定遠比批判者堅決徹底，深刻得多。批判者卻將自傳說當其主要錯誤來批，又怎能讓人心服呢！
批判者表面上嚴肅指責新紅學的錯誤，可在實質問題上卻又完全承襲了新紅學的衣缽。俞先生曾尖銳指出：「紅學家雖變化多端，孫行者翻了十萬八千個觔斗，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雖批判胡適相習成風，其實都是他的徒子徒孫。」[4]俞先生幾十年不談或少談紅學，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自五十年代開始以來連續不斷的「大批判」使他從客觀上逐漸失去發表見解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他在主觀上進入了更深一層的思考。他從批判者的大量論述中受到啟發，發現他們儘管批判胡適聲色俱厲，振振有詞，其實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也就是說，批判者的本意並不是為推動「紅學革命」，真正從學術上突破新紅學的思維框架；恰恰相反，他們實際上是以新紅學的基本觀念來批判胡適，其結果不僅批不倒胡適，反而擴大和宣傳了新紅學的基本觀念。他們批判新紅學是假，發展新紅學才是真。就說自傳說吧，批判者幾乎是異口同聲，都說自傳說錯了，可批來批去，最終還不是落實到《紅樓夢》是「自傳性小說」或「自傳體小說」的基點上嗎？其實所謂「自傳性小說」也就是「以小說形式寫成的自傳」的意思，與自傳說並無根本差異。用「自傳性小說」取代「自敘傳說」，不過只是換了一個提法，實質是完全一樣的[5]。至於新紅學的另一基本觀點續書說，就更是眾口一詞，被當作「合理內核」公開繼承下來。由此可見，經過「批俞」以來的洗禮，作為新紅學賴以確立的兩根重要理論支柱「紅樓二說」，都被當代紅學或部分（自傳說）或全部（續書說）地接承過來，繼續成為紅學的立論根據，而在此「二說」之上形成的「曹著高續」的基本觀念，則成為不容置疑的定論，得到了充分的強化。於是高度頌揚前八十回和極端貶斥後四十回的畸形傾向成為時尚，曾為《紅樓夢》作過傑出貢獻的程偉元高鶚成了「千古罪人」，程高全璧本遭到一些專家權威的不齒和唾棄，被打成「假《紅樓》」。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就這樣受到部分紅學家的無情踐踏和任意詆毀。
所有這一切，俞先生顯然是看在眼裡，想在心頭，深深感到痛心疾首。他萬萬沒有料到，他與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竟然會發展到如此惡劣的地步，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他心中十分內疚，痛苦不堪。他沉重而又頗為悲憤地說：
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成「斷爛朝報」，一如前人之評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此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6]
這是發自一個赤誠學者心靈裡的呼聲。它表明俞先生經過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開始從根本上轉變紅學觀念，決心與新紅學實行徹底決裂。
三
事實上從五十年代以來，俞先生一直是不間斷地在「懺悔」自己的過去，「修正」自己的誤失。這種「懺悔」和「修正」，仍然主要集中在自傳說特別是續書說這個新紅學的理論支點上。
首先是關於自傳說。這本是俞先生早已作過多次「修正」的舊說，但他仍未放棄對其進行深入一步的自我批判。他從1956年以來撰寫的文章，一直未間斷過對自傳說的否定。特別是1986年發表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是俞先生對自傳說進行最後否決的總結性文獻。該文從本質上揭露自傳說與索隱派「兩派門庭迥別，論證抵牾，而出發之點初無二致，且有同一之誤會焉」。指出：
《紅樓夢》之為小說，雖大家都不懷疑，事實上並不盡然。總想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過癮，就要貶損《紅樓》的聲價，其實出於根本的誤會，所謂鑽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認此書有很複雜的情況，多元的性質，可從各個角度而有差別，但它畢竟是小說，這一點並不因之而變更、動搖。夫小說非他，虛構是也。虛構原不必排斥實在，如所謂「親睹親聞」者是。但這些素材已被統一於作者意圖之下而化實為虛。故以虛為主，而實從之；以實為賓，而虛運之。此種分寸，必須掌握，若顛倒虛實，喧賓奪主，化靈活為板滯，變微婉以質直，又不幾成黑漆斷紋琴耶。
俞先生從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都在不斷地對自傳說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其否定的堅決性和徹底性，就在於明確肯定《紅樓夢》是不折不扣的小說，是真正的文學作品，既不是作者「自敘傳」，也不是「自傳性小說」。
其次是關於續書說。後四十回高鶚續書說是新紅學派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觀點，也是俞先生從事紅學研究的重點課題。他對續書說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遠比自傳說顯得更為複雜更為曲折。從其發展歷程看，明顯表現出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自覺性。五十年代「批俞」時，未曾有人對續書說提出過異議；相反，批判者幾乎是完全肯定了俞先生論證續書說的貢獻。例如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研究〉》一開始就肯定俞先生在「辨偽」與「存真」工作上的成績，認為他「以確切不疑的論據，揭穿了高鶚、程偉元續書的騙局，指出後四十回確係偽作」[7]。但是，批判者的一致肯定，反而引起俞先生的深刻反思，這確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現象。它起碼表明俞先生對續書說的反思是高度自覺的，而不是屈服於「大批判」的壓力。姻為早在1954年初，他寫《讀〈熟樓夢〉隨筆》，在談到舒序本時就首次對高鶚續書說表示過懷疑，說「乾隆末年相傳《紅樓夢》原本一百二十回」，「我從前以為扁是程高二人的謊話，現在看來並非這樣」，「可能儀事實」，「這樣便動搖了高鶚四十回的著作權，而高的妹夫張船山云云，不過為蘭墅誇大其詞耳。」1956年撰《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又指出，後四十回「不很像程偉元高鶚做的」，「或系真像他們序上所說從鼓兒擔上買來的也說不定」；「高鶚補書只見於張問陶詩注。所謂『補』者，或指把後四十回排印出來，更加以修改罷了。」1959年見到夢稿本，俞先生認為「大概可以證明，後四十回並不是高鶚一手做的。」1961年《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又寫道：「高鶚在程甲本序裡，不過說『遂襄其役』，並未明言寫作。張問陶贈詩，意在歸美，遂誇張言之耳。高鶚續書之說，今已盛傳，其實根據不太可靠。」1982年王昌定先生發表文章，其文末一條「附記」透露「俞先生關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觀點，近年來有很大改變，也開始懷疑後四十回中確有曹雪芹手稿作為依據」[8]。這些事實說明，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俞先生對高鶚續書之說曾不斷提出懷疑，主要考慮的是此說無可靠證據，懷疑有曹雪芹手稿在內的可能性。它出於俞先生自覺的反思，逐漸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和要害。
第二個特點是艱苦性。其艱苦性主要表現在，他一方面不斷懷疑續書說的可靠性，企圖否定此說；另一方面又難以一下子同它徹底決裂，顯得猶豫不決，反覆多變。特別是八十年代出現過較大反覆，又一再重申續書說。例如1980年「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就明說「後四十回，本出於另一手」。後來1986年到香港講學，他又重申後四十回「相信是由高鶚續寫的」老觀點[9]。同時在其發表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中還說「將後四十回從一百廿回中分出，為考證的成果」；「縱使自傳說不成立，而殘編與續貂，其涇渭玉石之辨，仍昭然在人耳目」。
應當承認，俞先生在續書說問題上出現肯定與否定的多次反覆，是正常現象，是符合認識運動的客觀規律的。它生動表明俞先生自我解剖的艱苦性，這種艱苦性可以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主觀方面考察，續書說本是俞先生紅學研究的重點和精髓，他自己對這一項研究成果也曾是頗為滿意的。例如1925年「修正」《紅樓夢辨》，一開始就說：「我比較能略自信的，在高鶚續書及其回目這一件事，現在尚然堅持著……我們從各方面看，高鶚續書的證據著實不少；如竟翻全案，應怎樣解釋它們呢？」所以直到《紅樓夢研究》出版，有關高鶚續書的論述仍然是「重點保留節目」。而且俞先生心裡十分明白，續書說本來就是在自傳說的基礎上推論出來的，否定了自傳說，續書說自然難以立足。他1921年給顧頡剛的信中就說過：「看你來信底意思，頗有些疑惑『雪芹即寶玉』這個觀念。但這個觀念卻是讀《紅樓夢》底一個大線索，若連這個也推翻了，那些推論（按即指高鶚續書的推論）更無存在底價值。」這裡說得很清楚，否定了自傳說，在這個基礎上推論出來的續書說也就自然沒有「存在底價值」了。俞先生既然徹底否定了自傳說，本也應該堅決否定續書說的。可是他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中卻又不能不勉強另作解釋，說自傳說與續書說之間「並無必然之聯繫，不宜混為一談」，「所謂橋是橋，路是路也」。表明他的想法經常出現矛盾。俞先生對高鶚續書說的推考乃是其一生心血凝聚的結晶，否定了它也就什麼都沒有了，自然不可能輕而易舉。早在1950年他在《紅樓夢研究·自序》中就深有感觸地說「錯誤當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談何容易」。其所以不易，主要還不在於表面上的點頭認錯那樣省事，而是體現出一個痛苦的精神蛻變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真正從心靈深處對錯誤的原因、錯誤的實質以及錯誤造成的危害等各方面反覆進行思考，並從這種深層思考中獲得新的精神力量，產生新的精神昇華，達到新的精神境界，然後才可能徹底拋棄舊說。因此，俞先生對高續說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反覆認識過程，正是其艱難曲折的自我突破過程的真實反映。
再從客觀方面考察，自五十年代以來高續說一直受到學界肯定，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後紅學家對俞先生推論的評價越來越高。紅學家的不斷升級的評價，有時給人一種盲目吹捧的感覺。其實俞先生寫《紅樓夢辨》時還很年青，只有二十出頭，熱情奮進有餘，人生體驗不足。再加上他一踏入紅學領域，就掉進胡適的陷阱，走錯了道路，用錯了方法，真是一步行錯，全盤皆輸。如果我們冷靜地品味一下《紅樓夢辨》，我們是不難發現的，那種聲討後四十回的盲目性，論證問題的片面性，挑剔毛病的隨意性，乃至運思走筆的草率性等等，幾乎隨處可見。而某些紅學家卻不顧這些客觀事實，一味盲目吹捧，全盤肯定，頻頻給他施加影響。譬如論定他「全面、細緻、深入地辨析續書與原作的差別」，指出其貢獻「最值得稱道的是『斥偽返本』，恢復曹雪芹原作的本來面目」，且其辨偽「目光犀利，抉剔入微，條剖縷析，論旨詳明，確實是非常深入，令人信服的」[10]等等，幾乎已成為紅學界的一致看法。特別是魏同賢先生的論定更具有代表性，認為俞先生的「獨特貢獻」主要就是「較全面地論證了高鶚的續書」，「它的科學價值至今仍然存在」[11]。這些高度評價從客觀上無形中給俞先生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他不得輕易否定高續說；一旦否定它，就會影響一大片，因為大量紅學論著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立論的，否定了續書說，它們都將變成一堆廢紙。俞先生不能不慎重考慮這一嚴重後果，他彷彿失落了下台的台階。由於這些主、客觀因素的千絲萬縷的糾纏，使得俞先生對高續說的態度，一直舉棋不定，騎虎難下，似有難言之隱，足見其思想鬥爭之激烈。
第三個特點是徹底性。儘管俞先生對續書說的否定經歷了艱難曲折的路程，但他畢竟是一位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學界宗師，所以當他通過長期懷疑、痛苦思索、深入反省之後，終於義無返顧，勝利完成了對續書說的徹底否定。這主要表現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裡，對後四十回問題所作的明智抉擇。這時，他承受著疾病的折磨，充滿深刻的內疚和悲愧的懺悔，要他的親屬「寫很長很長的文章」，重新認識後四十回，表示「不寫完它，我不能死」。雖然他未能實現這個宏願，但仍用「顫抖的手」寫下兩行驚心動魄的遺言：
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12]
俞先生通過一生的學術實踐，苦苦探索，執著追求，至臨終時才真正實現了自我超越，經歷了痛苦的精神蛻變；表明了對續書說公開否定的徹底性，完成了紅學觀念的新突破。
四
俞平伯先生的遺言公佈以後，在紅學界掀起了波瀾，激起不同反響。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和理解這一臨終留言呢？
首先必須指出，俞先生敢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的精神，不僅沒有損傷他的形象，反而贏得人們的信任，成為學界的楷模。我們搞學術研究，目的不在於是否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觀點，而在於探索真理，追求突破，不斷發現，有所前進，從而為人類認識活動的發展作出貢獻。人類的認識活動原本就是在不斷否定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因此當我們發覺自己的觀點出現誤失的時候，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及時自我否定，進行自我修正，追求自我完善，實現自我超越。頗感遺憾的是，周汝昌先生卻認為「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現，也很奇特，例如：（一）他自己批評說，早年的『自傳說』觀點是錯了；（二）他最後的留言是：把《紅樓夢》分成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一種『犯罪』——這和他在《紅樓夢辨中的論點也正是針鋒相對！俞先生的不少論點也是這麼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確切的意見很難捉摸，因此我們評價起來也感到困難。」[13]周先生概括的兩點確是關鍵，俞先生正是在自傳說與續書說兩點上勇於修正錯誤的。說他「末期的表現」與早期「針鋒相對」是事實，但認為其學術思想「表現奇特」、「反反覆覆」、「很難捉摸」、「評價困難」，如此不無貶意的論定就很難讓人苟同了。事實上俞先生從來就是一位勇於隨時修正錯誤的光明磊落的學者。敢於「悔其少作」是他一貫的思想。早在《紅樓夢辨》剛出版的第二年，他就撰文說過：「『自悔其少作』，這是我輩的常情，少作已經要不得了，而依照他們的估量偏又加上一重新的要不得。」1940年在《紅樓夢討論集·序》中又說：「昔揚子雲悔其少作，而曰『壯夫不為』，以之自擬，非其倫也，悔尤之感則彷彿近之。」俞先生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從其「少作」出版以後就開始「悔」了，而且一生都在不斷地「悔」，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終於「悔」徹底的。俞先生敢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傚法。
其次，俞先生的自我悔悟標誌著他的紅學觀念已發生深刻的根本性變化，並為未來紅學的發展趨向揭開了新的篇章。俞先生的遺言主要說明了什麼？朱眉叔先生認為，它「表明俞先生最終認為百廿回是一個人完成的統一的有機整體，後四十回不是後續的假肢，既不是程、高所續，也不是他人所續」[14]。這正是問題的實質。俞先生是新紅學派的奠基者之一，是所謂「個中人」和「過來人」，深知新紅學的要害和關鍵在哪裡。1985年他曾明示：「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15]所以他一生的懺悔，總是緊緊扣住胡適提出的自傳說和續書說。他知道，否定了這「紅樓二說」就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新紅學關於「曹著高續」的中心觀念，也就更加有效地捍衛了曹雪芹對於《紅樓夢》整體的著作權。俞先生的大徹大悟，說明他已經充分認識到，他以畢生心血致力於「腰斬」《紅樓夢》的研究，是愧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種罪過。只有堅決否定續書說，才能走出新紅學的誤區，掃除自《紅樓夢辨》以來給程偉元高鶚強加的種種誣蔑不實之詞，充分論定程高保全《紅樓夢》的歷史功勳，重新確認他們在紅學史上的應有地位。因此，今後紅學的發展趨向，就在於堅決維護《紅樓夢》的藝術完整性和整體結構功能。俞先生紅學觀念的這一根本轉變，為埋葬新紅學鏟下了第一鍬土。它表明新紅學經過七十年的發展，已經完成歷史史命，應該退出紅學舞台了。俞先生既是新壺驗派的奠基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最後還要說明，俞先生的臨終留言雖然給我們指明了紅學前進的新路向，但給後學留下的任務卻改加艱巨。艱難之一是，俞先生雖曾表示「要寫很長很長的文章」，對他提出的問題重新進行論證，可是生命有限，時不待人，他已經來不及親自完成了。這一重任很自然地落到後學者肩上。如何進一步深入闡發俞先生提出的新命題在紅學發展中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如何對這一新命題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具體論證，都需要做大量的艱苦細緻的研究工作。艱難之二是，新紅學「紅樓二說」特別是高鶚續書說，經過幾十年來眾多學人的充實和豐富，早已被譽為「不刊之論」的「定論」，形成一種傳統的思維定勢。這一成說不僅積層甚厚，而且積重難返，要徹底推倒它並肅清其惡劣影響，更非一朝一夕就能辦到，必須有眾多後學的通力合作，開展長期的艱苦的論爭，方能將其最終陳列進紅學的歷史博物館。
尤為嚴峻的是，論定程偉元高鶚保全《紅樓夢》的歷史功績，確認百二十回程高本的真本地位，樹立全璧程本的絕對權威，都必須摒棄脂本。這一尖銳課題竟連俞先生尚且未曾明確意識到，要實現它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應當說俞先生對脂本問題早已多次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過懷疑。例如遠在1931年初見甲戌本時，就認為「此書之價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評原本乃由後人過錄」，「硃筆所錄是否均出於一人之手，抑經後人附益，亦屬難定」。1953年曾說「所謂『脂硯齋評本』，它的內容相當的複雜，文字並非都出脂硯齋手」；現在「人人談講脂硯齋，他是何人，我們首先就不知道」；「批注每錯得一團糟」，「這些抄本都出於後來過錄，無論正文評注每每錯得一塌糊塗，特別是脂硯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後，幾乎大半訛謬，不堪卒讀」。1956年說「所有的『舊抄本』，並草稿的資格也還不夠」；「所謂乾隆甲戌本並不是一七五四年的原本，己卯本也不是一七五九年的，庚辰本也不是一七六○年的」。1961年又說「這些抄本不但展轉傳抄，所謂『過錄』，且可能有抄配，雖題作『某某本』，我們並不敢保證每回每頁都是貨真價實的『某某本』，只不過說『大概是的』罷了」。1973年還說「歷來評《紅》者甚多，百年以來不見『脂研』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沒，及二十年代始喧傳於世，此事亦甚可異」[16]。1979年也說「《紅樓夢》行世以來從未見脂硯齋之名」，「百年以來影響毫無」[17]。1986年重申「我最近重讀了胡適所傳的《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很是失望。早在一九三一年，我就對此書價值有些懷疑」。
從上述事實可知，俞先生一貫認為脂本問題很多，對脂本的懷疑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更沒有「迷信」脂本。但是，他雖然心裡明白紅學「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而在脂本問題上卻偏偏未能最終跳出「宗師的掌心」，否決「胡適的寶貝書」[18]。他幾乎是很盲目地認可了胡適只「看了一遍」就得出的「脂本真本」的結論，斷言三脂本的「原底決定在曹氏生前」。為此他曾做了大量工作來宣傳脂本脂批，為之推波助瀾（當然他已有所察覺）。儘管他也接過胡適發明的「過錄本」之說來強加解釋，卻不料所謂「乾隆甲戌、己卯、庚辰年」的那個「脂批底本」根本就沒誰見過，甚至連脂本的這些標年能否輕易地冠以「乾隆」二字都還大成問題。因而順著俞先生懷疑脂本的思路繼續走下去，必然要得出否定脂本的結論。俞先生臨終時已經完成紅學觀念的更新，只是還沒來得及對脂本問題進行全面反思而已。這一艱苦工作只有留給後學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