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的主線
《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悲劇，究竟有無社會意義?是不是全書之中的一條主線?以及它和表現作品的主題有何關係?這是許多閱讀研究這部古典名著的同志所要探討並企圖解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揭示《紅樓夢》巨大的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因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答案並不統一，也是正常的現象。
但是，在「四人幫」稱霸文壇，濫施淫威，摧殘百花，一家鼓噪的時期，卻不准人們展開百家爭鳴，進行學術探討。有關《紅樓夢》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也被他們搞得混亂不堪，是非莫辯。例如他們片面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歪曲利用毛主席關於《紅樓夢》第四回是全書總綱的指示，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硬說綱就等於作品的主線，主線就等於作品的主題。按照這一邏輯推論，寶黛愛情的悲劇既然不能反映階級鬥爭這個綱，便不能成為《紅樓夢》的主線，也就與作品的主題無關了，還談何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呢?這就把關於愛情悲劇的描寫同階級鬥爭的主題，置於完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地位。把它在全書藝術結構中的主要作用，完全給抹煞了。誰要是違背這條欽定的邏輯定律，就會遭到帽子和棍子的連扣帶打，人們只好噤若寒蟬，默不作聲。
為了在《紅樓夢》研究領域，撥亂反正，明辨是非；也為了和持不同觀點的同志，進一步深入研究上述一些問題，從《紅樓夢》內容和結構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作出判斷，以期得到趨於一致的正確結論；筆者在這裡談一些淺見，以就正於專家同好。
就從《紅樓夢》中的主角談起吧。我們首先要問：誰是書中的主角?這本來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但因為主角和主線有關，為了說明問題，就得不厭其煩，還要簡單嘮叨幾句。曹雪芹在他的書中，為我們塑造了數以百計的藝術形象，描繪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多姿多彩、豐富鮮明的人物畫廊。在如此眾多的人物形象當中，除了賈寶玉和林黛玉之外，找不到任何一個堪當主角的人物，這已是眾所公認的事實。而由主角一系列的言行思想所充實形成的主要故事情節，以及由此而作出的結構安排，便成為全書的主要線索。這便是圍繞寶黛兩位主角而展開的關於愛情悲劇的描寫。那末，既然承認書中主角是寶黛，而又不承認他們愛情悲劇的故事情節是全書的主線，這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是說不通的。如果抹煞這一主要線索，可以認為一部小說的結構主線，不是來自主要的故事情節，而主要故事情節又不是來自主要人物的主要言行思想，其主要言行思想又不是來自生活真實並缺乏社會意義；請問，這樣的作品豈不成了架空的藝術樓閣?靠什麼別的東西來表達主題呢?
事實上，《紅樓夢》一個突出的藝術特點，正在於它以寶黛愛情的悲劇為結構主線，反映了以賈府為首的四大家族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紅樓夢》中的兩位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是曹雪芹花費大量筆墨，傾注全部心血和藝術力量，精雕細刻出來的典型形象。在他們身上寄托了作者要求變革封建制度的理想和主張。雖然他們都出身於貴族家庭，但已成為封建階級的叛逆者，屬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新人雛型。為了熱情謳歌他們，達到創作意圖，曹雪芹通過精心的藝術構思，一直把兩位主角置於突出而顯著的地位，使之經常活躍在讀者的心目之中。因此，從開卷第一回關於寶黛身世來歷的暗示：所謂神瑛入世和絳珠下凡，接著第二回、第三回，兩位主角正式直接登場，並從此演出了一幕幕曲折生動，激動人心的長篇故䊺?；直到最後所謂通靈復原和仙草歸真，寶黛二人一個魂歸西天、一個遁入空門，以悲劇的結局告終。他們的愛情悲劇自始至終的全部過程，一直是貫串全書故事情節和藝術結構的極為醒目的主要線索。
但是，說寶黛愛情的悲劇是全書的主線，並不等於說《紅樓夢》就是專門描寫男女愛情的書。而且，也決不能就得出《紅樓夢》是什麼「言情小說」的荒謬結論。曹雪芹自己就曾明確駁證：《紅樓夢》決不是那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的小說；也決不是那種「開口文君，滿篇子建」，才子佳人，終涉淫濫的作品。而是一反傳統的文學潮流，故意「洗舊翻新」的創作，寓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所以，魯迅先生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之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和《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早在這部書刊行之前，脂硯齋等評書人就已經有所察覺。例如全書第一回寫英蓮被癩頭和尚稱為「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脂殘本眉批就曾說：「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於一『情』字耶?」這裡已經明確指出《紅樓夢》是「託言」有「寓意之旨」的書，決不獨是寄興於一個「情」字的「言情小說」。寶黛的愛情悲劇，寓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顯現了巨大的思想批判力量。它是作為全書藝術整體的主要組成部分，為表現整個反封建的政治主題而服務的。
其次，我們就要進一步分析一下作品的主題和主線的關係，以及主線和其它線索的關係。毛主席說：「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毛主席指示我們《紅樓夢》第四回是全書的總綱，也就是指明了該回書的內容體現了以賈府為首的「四大家族」必然衰亡和整個封建制度行將崩潰的政治主題。綱亦即主題，是統率全書制約一切的。綱不是線，也就是說主題並不就是主線。因此，有人要求主線必須統攝全書，制約一切，那是把主題和主線混同起來劃成等號了。主題和主線是綱和目的關係，主線是為主題服務的。作品中的其它線索，如有人所舉的那些：薛蟠打死馮淵、秦可卿之死、呆霸王遭打、烏進孝交租、抄檢大觀園、探春理家、鴛鴦抗婚；以及司棋和尤三姐，金哥、香菱和尤二姐，元春和迎春等人愛情婚姻的悲劇等；這些線索和寶黛愛情悲劇的主線比較，無疑居於次要的地位。和主線或直接，或間接，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都不無牽連關係，但也全都為主題服務，並不為主線服務。主線和輔線是相互補充，彼此映襯的平行關係，並不是主從關係。只是在共同服務於主題當中，有主次、輕重、大小、高低之分罷了。這好比一匹織錦，所用的千絲萬縷，必須有經有緯，有縱有橫，分清主次，區別粗細，方能交織一起成為整體。也好比作戰用兵，為攻克共同的戰略目標，有的擔任主攻，有的擔任側擊，有的需要接應，有的需要埋伏。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完成作戰任務。作品中的主要線索和其它線索，也只有相輔相成，搭配適當，按部就班，各得其所，才能構造成比例相稱的藝術樓閣。正因為作品中的線索有主次之分，而且決不相互排斥，共同擔負表現主題的藝術使命。所以，就不能如有的同志要求的那樣：主線必須一竿子插到底，在作品中不允許有間斷現象。主要故事情節外，有了穿插的筆墨，描寫到了別的故事情節，就不能成為貫串全書的主線了。如此評論一部作品(而且是長篇小說)，實在令人費解。事實上，那有一部長篇小說像跑單幫那樣，只是一條主線貫串始終，而沒有其突?線索輔之以行的呢?那豈不成了光桿的牡丹，從根到梢，無枝無葉，再好的花不是也會單調失色了嗎?何況像《紅樓夢》這樣的巨著，觸及生活深廣，內容包羅萬象，人物眾多，事件紛繁。作家描繪它們時，決不可只具一付筆墨。而且寫作時又不能平均使用筆墨。他必須花費藝術匠心，精心構思，統籌安排。正如《紅樓夢》第四十二回描寫到惜春作畫時，曹雪芹借薛寶釵之口所說的道理那樣：「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曹雪芹就正是這樣創作實踐，謀篇佈局和安排結構的。作品的主要線索和次要線索，主要人物和次要角色，主要故事和次要情節，如此等等，無不做到主次分明，詳略得當，疏密相間，濃淡有致。真是穿插烘托，搭配適當，此起彼伏，有張有弛。彷彿一座富麗堂皇的宏偉建築，即主體突出，又客體相稱，渾然成為一體，令人賞歎不已。如果沒有這樣的慘淡經營和精心設計，還成什麼藝術規模壯觀奇偉的鴻篇巨製呢?總之，寶黛愛情的悲劇，是《紅樓夢》的中心結構和主要線索。它和主題不是一回事兒，但卻和主題密切相關。它和作品中的其他線索，相互配合，在共同服務於主題方面，起著首要關鍵的作用。然而，從《紅樓夢》問世後，二百多年來，「誰解其中味」?在過去，《紅樓夢》中作為主線部分的愛情描寫及其對表現主題的重要作用，並未真正被人們所理解，反而遭到了種種曲解，掩蓋或抹煞。舊紅學家所搞的穿鑿附會的「索隱」，例如說《紅樓夢》是什麼「全為世祖與董鄂妃而作」。還有新紅學家所搞的繁瑣荒謬的「考證」，例如說《紅樓夢》是宣傳「色」「空」觀念的「情場懺悔」之作。這些都是在竭力歪曲這部巨著所暴露的封建社會必然走向衰亡的政治歷史內容；掩蓋它反映社會生活的典型概括的意義；抹煞它所表現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社會價值。如前所述，不久前「四人幫」及其御用寫作班子，大搞陰謀文藝和影射史學，也把黑手伸進了《紅樓夢》的研究領域。他們玩弄假左真右的伎倆，完全否認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無視這一愛情悲劇對於表現主題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於他們瘋狂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創作或評論文學作品，不准涉及愛情；所以，你搞創作時描寫了愛情，便會被指控為「黃色下流」、「新才子佳人」，不符合「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有損「英雄人物」形象。所謂「英雄人物」，全都或無夫，或無妻，沒有家庭，沒有愛情婚姻。你搞評論時如果談論《紅樓夢》中有關寶黛愛情的描寫，也會被斥責為修正主義的「愛情中心說」。於是，寶黛愛情悲劇的問題，便成了研究的禁區，大有「談虎色變」之勢。總之，他們無視《紅樓夢》中關於寶黛愛情悲劇的大量描寫這一事實，矢口否認，妄圖抹煞。這當然和我們有的同志承認這一描寫的重要性，但不承認它是主線的性質不同。那個自稱「半個紅學家」的江青，就絕口不談寶黛愛情，而要偷梁換柱，就寶黛兩個形象及其結局，大談什麼父黨母黨之爭，母黨取得勝利。如此云云，完全是別有用心。
恩格斯曾說：「人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這種「存在」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在我國是自古就有的。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詩經》，開卷第一篇《關睢》，便是描寫男女愛情生活的。以後歷代描寫愛情生活的作品其數量還少嗎?直到清代的曹雪芹，他也在《紅樓夢》中，反昊?了這種「存在」，描寫了寶黛「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但江青卻為何視而不見，故意抹煞它呢?毫不奇怪，這乃是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正像古代的孔丘及其門徒，歪曲真象，穿鑿附會，胡說《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是「美后妃之德」的廟堂文學，並非民間情歌，從而為最高奴隸主階級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現代的口頭上批孔骨子裡尊孔的江青，也傚法學樣，硬說《紅樓夢》反映了什麼父黨失敗，母黨勝利的主題思想。這無非是在製造輿論，為了實現她想當女皇的政治野心，為其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服務。
《紅樓夢》這部政治歷史小說，廣泛而深刻地描繪了封建社會的各種社會矛盾，暴露了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上通朝廷，下結官府，對勞動人民和奴隸群眾所實行的黑暗政治壓迫和殘酷經濟剝削的罪惡行徑，以及他們日益腐朽沒落，必然走向崩潰的歷史趨勢。而且，曹雪芹更用尖銳的筆觸，通過對寶黛愛情悲劇的描繪，生動而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是如何在思想上對人們進行嚴酷統治的。作者毫不容情地對體現封建正統思想的婚姻、宗法、科舉、家庭等一系列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做了尖銳的批判；同時又滿腔熱情地為寶黛所具有的新生萌芽狀態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叛逆精神，譜寫了一曲由衷的讚歌。可見寶黛愛情悲劇的主線是為了表達政治主題而貫串於全書的。腐朽危機的封建正統思想同新生萌芽狀態的民主主義思想，這是截然不同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識形態。他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紅樓夢》所反映的各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又是通過以賈政、王夫人等為代表的封建衛道者的一方同以寶黛為代表的封建叛逆者一方的對立衝突，以及最後釀成寶黛的愛情悲劇來體現的。曹雪芹這番苦心經營的藝術構思，在第五回中的《紅樓夢十二支曲》裡，已經作了暗示。例如第二曲《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第三曲《枉凝眸》：「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如何心事終虛話」，竟成為「水中月」、「鏡中花」等，都予示了寶黛愛情的故事將要在全書中繼續展開，並終將被摧殘、遭破壞的悲劇結局。
在封建社會裡，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意識形態的集中表現，是封建宗法，封建禮教等。這種封建的意識形態，從每個家庭細胞擴散到社會全身。或者說它的毒液，由整個社會滲透到每個家庭。四大家族的賈府是所謂「詩禮簪纓之族」，不消說，是靠詩書禮樂，封建禮教傳家的。以賈政、王夫人為首的族權代表人物，無一不是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宗法制度的執行人。他們表面上道貌岸然，「寬厚仁慈」，而剝掉他們虛偽的假面具，又無不暴露出血口吃人的醜惡嘴臉。他們所竭力維護並施於別人的所謂「君臣父子」、「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男女大防」等反動封建說教，那個不是毒害人民思想的鴉片煙，殺伐反抗精神的軟刀子。所謂「詩禮傳家」的賈府，是地地道道吃人的魔窟，罪惡的淵藪。被封建宗法和禮教這種意識形態禁錮和吞嚙的，已不單是那些「貓兒狗兒」一般的處於最底層的奴隸。封建階級內部的叛逆者，也同樣在數難逃。寶黛的愛情悲劇，便是封建宗法禮教的吃人罪證，也是對封建宗法禮教的血淚控訴。寶黛愛情發生、發展及其結局的全部過程，都和廣泛的社會政治歷史以及經濟發展情況相聯繫，都和新舊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密切相關。因此，在這愛情悲劇的裡面，包含著極為深刻而豐富的政治內容。
寶黛的愛情，並不是那種一見劀?心的才子佳人的愛情，他們是建築在叛逆封建的共同思想基礎之上的。這兩個人物，都是隨著封建末世裡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而產生的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新人雛型。在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新思想、新性格，並不是偶然現象，是有其產生的歷史時代根源和社會經濟基礎的。
眾所周知，十八世紀中葉的乾隆王朝，已是中國封建社會臨近末世由盛而衰的轉捩時期。其所以是封建末世，從當時的國內狀況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標誌，便是「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的封建經濟和生產關係，發展到了清代康、雍、乾的時期，已經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由於官僚地主階級劇烈地兼併土地，像《紅樓夢》中賈府那樣的官僚地主，就「富逾王侯，膏腴萬頃」，光是寧府就有八、九處莊地，而榮府比寧府的莊地更多出好幾倍。這就造成了「富者日益富，貧者日漸其貧」的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從而導至了封建經濟危機的嚴重惡果。與此同時中國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卻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像《紅樓夢》中的薛家就是皇商而大開其當鋪，巧取豪奪。王熙鳳就是大放高利貸而從中漁利的典型。這就標誌著封建經濟和生產關係，已經腐朽衰敗，即將土崩瓦解，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已經發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在為中國開闢著通向未來的道路，它必然導至封建經濟基礎及其為之服務的封建意識形態的覆滅。我國十八世紀後期所形成的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形勢，就是在舊有的封建經濟和生產關係已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行將到來的革命，大加動搖了整個封建制度，促進了資本主義因素的向前發展。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產生寶黛這樣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人物的歷史時代根源和社會經濟基礎。
另外，清王朝的乾隆時期，歐洲的許多國家，經歷了產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後，迅速地推進了歷史的進程。資本主義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商品生產正在向外尋找市場，並猛烈地扣擊著古老中國的大門。仍處於封建社會的古老中國，已無法奉行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制度。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的輸入，西方的所謂物質文明，也在中國開始有了影響。這在《紅樓夢》中就有著明顯的反映，資本主義的影響在四大家族中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例如金陵王家就曾專管各國進貢朝賀之事，而且經營洋船貨物。皇商薛家曾在沿海買過進口的洋貨。至於賈家也曾監造海船和對外貿易有關。又如西洋的商品貨物，在賈府的日常生活中，已屢見不鮮。賈寶玉的屋子裡，牆壁上的鏡子後面，是安著「消息」的可以開合的「西洋機括」；十錦隔子上陳設著一隻金色的「西洋自行船」；他穿的最貴重的衣服是俄羅斯國的「孔雀裘」；過生日還接受了波斯國的禮品玩物。有人生病頭疼，盡用西洋藥治，用的是西洋「鼻煙」和學名叫做「依弗那」的西洋藥膏。賈府的收租單上，竟還有「西洋鴨」的記載。這種洋貨洋物的名稱，甚至成為賈府奴僕日常掛在嘴邊的東西。例如晴雯和秋紋就常罵襲人是「西洋花點子哈巴兒」。總之，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會變精神。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和物質文明，已在衝擊並破壞已經腐朽僵化的封建意識形態，並給新的意識形態即資本主義性質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部條件。
毛主席說：「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過犨?。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前身了。」根據這一科學論斷，十八世紀中葉的清代，既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隨之也就應該有未來資產階級的雛型了，只不過尚不能發展成熟而已。《紅樓夢》中的皇商薛家，就可算做未來官僚資產階級的前身；而桂花夏家，也可屬於未來農業資本家的前身。賈寶玉和林黛玉，反對封建禮教，倡言男女平等，要求個性解放，主張戀愛自由等理想和主張，是一種和封建正統思想相對立的企圖變革封建制度的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總有個階級屬性的問題。就其性質說，應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範疇。雖然它還不能和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相等同，但已有了這種口號的顯著的質素，標誌了他們已成為一代新人的雛型。因此，我們可以說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前身。正因為那時的資本主義還處於萌芽狀態，所以，隨之而發生的資產階級的雛型，還尚未成熟，遠沒有形成能夠登上政治舞台，可以和封建勢力相抗衡的強大階級力量，作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前身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當然也還不可能是革命者。他們的反封建的思想還是軟弱的，他們的叛逆行為也是有局限性的。在他們身上還鮮明地留有封建階級母體的胎記，還無力徹底衝破封建家庭的黑暗王國。這正是資本主義已經萌芽，但還是封建社會那個歷史時代給他們造成的悲劇。
社會上出現了寶黛類型的人物，無疑是一種新的進步。正像恩格斯所說：「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一種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在封建末世的土壤裡破土而生的這對萌芽狀態的叛逆者，在共同叛逆的思想基礎上，愛情日益得到加深和鞏固。寶玉因黛玉從不像薛寶釵那樣對他講「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那套陳腔濫調的「混帳話」，也「從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當官為宦。所以，他才推心置腹地愛慕黛玉。正像他對史湘雲所說的：「林妹妹不說這些話，要說這話，我也和她生分了!」而黛玉這位生長在資本主義萌芽較早發生，工商業都比較發達的揚州城裡的城市姑娘，由於家庭敗落，父母雙亡，在賈府寄人籬下，孤立無援的遭際，使她從小就很少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毒害和閨範教條的管束，養成「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思想性格，深深感到寶玉是她唯一的知己。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此影響，相互助長，既是一對戀人，也是叛逆封建的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他們的叛逆思想和封建秩序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嚴重。特別是寶玉的思想言行，在封建衛道者賈政的眼裡，當然被視為大逆不道。寶玉是賈家傳宗接代的「命根子」，本該是地主階級的接班人。而他的叛逆思想和行為，會使封建家長的全部希望化為泡影，直接危及到家世利益和封建制度。這就不能不引起賈政極度的恐懼和仇恨，非要嚴厲制裁不可。於是賈政便狠下毒手，竟把「命根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後快。賈政的大板毒打在寶玉身上，卻疼在黛玉心上。她深知寶玉挨打的真正根由，對寶玉的同情超過大觀園裡的任何人。因此，她竟哭得「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封建衛道者的淫威，並未能使叛逆者屈服。雖然寶玉遭到毒打，是被安上了「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逼淫母婢」的罪名，可是寶玉挨打之後卻不悔改。第一件事便仍然是「表贈私物」，吊?黛玉送帕定情。而黛玉呢，也不怕「嫌疑避諱」，題詩作答，向寶玉剖白了「為君那得不傷悲」的真摯愛情。兩個人終於由兩小無猜的梅馬之交，逐步發展到了兩相情愛的「木石前盟」。
不料，這理想的「木石前盟」，卻被不合理的「金玉良緣」給破壞頂替了。因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封建禮教，是不准許婚姻自主的。誰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觸犯了封建禮教，那便是「大逆不道」。賈府的最高統治者賈母，不就曾借題發揮，咒罵「世宦書香大家子的小姐」，「想起她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是「鬼不成鬼，賊不成賊」嗎!儘管黛玉為「終身大事」而得了「心病」，但冷酷吃人的封建禮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是不會有半點讓步的。她既沒有父母做主，又不具備條件，是永遠不能如願以償的。更重要的是寶玉的婚事，關係到封建家世的利益，當然也要由封建家長給包辦、在大觀園裡異姓的女子中間，有更適當的人可供選擇。「至於這些女子當中誰是最適當的……決定這個問題的絕對不是他個人的意願，而是家世的利益。」賈府的統治者們，正是從貴族家庭政治和經濟的利益出發，而把薛寶釵扶上了「寶二奶奶」的寶座。因為她是個自覺的封建衛道者的典型標本，裝有滿腦子的封建正統思想。只有她能勸寶玉改「邪」歸「正」，步入仕途。她既能傳宗接代，當賢妻良母；又能「三從四德」，會持財理家。所以他們才全然不顧寶黛個人的意願甚至是死活，設下騙局，移花接木，決定用「金玉良緣」頂替了「木石前盟」。
黛玉有兩句名言：「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這固然是就家庭之事而言的，但何嘗不是對封建制度的衛道者和叛逆者，兩種社會勢力，兩種意識形態，你死我活，尖銳鬥爭的準確概括。黛玉明知這種鬥爭沒有調和妥協的餘地，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險惡環境中，在泰山壓頂似的封建惡勢力面前，她只有用無畏的死，表示抗議，不負「木石前盟」，完成她叛逆者的一生。而寶玉也是「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恪守「木石前盟」，懷恨出走了。事實已經表明，寶黛的愛情，決不單純是男女青年之間的「談情說愛」。他們的愛情，自始至終完全建立在志同道合和婚姻自主的基礎之上。在他們的愛情悲劇裡，曲折地反映了尖銳激烈的兩種思想意識和兩條生活道路的鬥爭。
因此，不難看出，寶玉和黛玉的愛情，已經具有了現代性愛的濃厚色彩。恩格斯曾指出現代性愛的特點：「第一，它是以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在這方面，婦女處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的時代，絕不是一向都徵求婦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最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僅僅為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風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姦的場合才會發生。」寶黛愛情發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都明顯體現了這種特點。特別是他們的悲劇結局，如果比之於《西廂記》等那種兩性之間，一見鍾情，始於通姦，終於圓滿的古代的愛，確實呈現了現代性愛的進步因素，而有了顯著的質的區別。這所謂質的區別，就在於寶黛的愛情和他們的叛逆思想，有著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社會現實的土壤，是伴隨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產生的新的意識形態。因而它是反映了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階級利益的一代新人的雛型，是不滿社會現實，要求變革種種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主張個性解放?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同以封建禮教為內容的封建正統思想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寶黛的愛情悲劇，正是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吃人罪惡的揭露與控訴。同時它也表明了趨向封建末世的封建統治階級，雖然還垂死掙扎，狗急跳牆，把如同新生嬰兒般的叛逆者，扼殺在襁褓裡；但它已經到了日暮窮途，外強中乾，分化瓦解，後繼無人的地步。這一愛情悲劇，怎能說與階級鬥爭無關?與「四大家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興衰無關?又怎能說它負擔不起完成反封建的政治主題的藝術使命呢?它已向人們予示：烏雲遮不住曦光，抽刀斷不了水流。歷史在前進，社會在發展，遭到封建勢力風刀霜劍摧殘的一代新人的雛型，正像被壓在巨石底下的幼苗，終將曲折地抗爭出世，發展壯大。而已經腐朽的封建社會以及為它服務的意識形態，遲早避免不了「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崩塌覆滅的歷史結局。這便是寶黛愛情悲劇所寓有的極為深刻而豐富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批判的藝術力量，從而給《紅樓夢》反封建的政治主題，增添了鮮明而深刻的傾向性。
所以，我們說儘管《紅樓夢》是以寶黛為主角，並以他們的愛情悲劇為主線，表達的卻是政治主題。因此它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而不是所謂「言情小說」。它的思想內容是寫封建社會末期的各種矛盾，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尖銳鬥爭。作者對整個封建制度以及為之服務的意識形態，都做了無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但這種揭露和批判，卻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形式，其中又主要是通過寶黛愛情悲劇的描寫來表現的。曹雪芹為什麼要採取這種手法呢?這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的。在清朝知識分子「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恐怖時代，不要說作《紅樓夢》的人，不能不有所顧忌，稍一不慎，一字違礙，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就是讀《紅樓夢》的人，也要避嫌生怕惹來災禍。有個皇族弘晤就曾說：「《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所以，要想旨在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控訴封建禮教的罪惡，表現意識形態方面的尖銳鬥爭，揭示封建社會的衰亡命運，如此等等，就非把「真事隱去」而用「假語村言」這種曲折的手法不可。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旨在講政治的小說，而要打出談愛情的幌子了。曹雪芹一再表白他不批評政治，聲明說：「此書不敢於涉朝廷」，「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雖一時有涉於世態」，但也「非其本旨」。其「本旨」是什麼呢?作者說：「大旨談情」而已。這只能表明文網制度森嚴下作者的苦衷。實際上他的所做所為是恰恰相反的。自稱「大旨談情」乃是「假語」，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段；反映階級鬥爭才是「真事」，是作者創作目的的所在。所以他要通過寶黛愛情悲劇的描寫來完成它。作者唯恐人們不會瞭解他的苦衷，所以才慨歎「誰解其中味」?這不僅對當時那些「都雲作者癡」於「談情」的人是尖銳犀利的嘲諷，而且對後代那種否認愛情主線，肆意曲解本旨，如「半個紅學家」江青之流，也是毫不容情的責問。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悲劇，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它作為書中的一條主線，乃是為了表現反封建的政治主題，為總綱服務的。決不能把愛情悲劇和階級鬥爭對立起來。「四人幫」否認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及其在藝術結構中的重要作用，恰好證明了他們大搞形左實右，形而上學猖獗，明為抬高實則貶低了《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劀?。這部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中國古典小說，如果抽掉了寶黛愛情悲劇的主線，就等於拆除了這座藝術樓閣的頂梁支柱。很難想像，只留下其它線索，組成各種矛盾以反映階級鬥爭，會成什麼樣子?那就必然會失去其寓意深邃的思想光彩和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這裡要順便提一下越劇舞台藝術影片《紅樓夢》。該片之所以上映成功，博得好評，就在於改編者集中選取了寶黛愛情悲劇這一中心故事而略去了其它情節線索，並按照這條主線展開了戲劇衝突和人物矛盾，表現了反封建的政治主題。可是，這樣一部好影片，竟被「四人幫」當做封、資、修的「毒草」和宣揚「才子佳人」、「愛情至上」的壞作品，查封了多年。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卻還說：該部影片沒有容納《紅樓夢》內容的其它情節線索，沒有反映出原作的「綱」來，因而也就沒有達到主題的高度。我們說這不能成為貶低《紅樓夢》影片的理由，也不能成為否認寶黛愛情悲劇主線的理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應當總結越劇影片改編成功的藝術經驗，這對探索《紅樓夢》的主線，不無啟發意義。如前所述，主線不是唯一萬能的，但卻是主要的。突出主線以表現主題有何不可?怎麼能要求改編者全部照搬《紅樓夢》呢?更何況怎樣的「高度」才算高?反過來說，抽掉寶黛愛情悲劇的主線，憑空拔高就能高嗎?或者把別的什麼線索全都牽來，編織一番，主題就一定具有「高度」了嗎?恐怕這只能屬於不切實際的主觀設想，空論一通罷了。
最後，應當指出：在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日趨衰敗，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發生那個歷史轉折時期，曹雪芹作為文學戰線上初期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輝代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抨擊舊的封建秩序，起了他啟蒙的進步作用。他賦予寶黛身上的要求變革封建制度的理想和主張，也是十分令人尊重的。「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我們也應該看到，曹雪芹由於封建時代和貴族階級的局限而導至他的世界觀的矛盾。儘管他有民主主義的進步思想，但畢竟尚未成熟，仍處於初期的幼稚階段。他的理想和主張，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他對未來世界的憧憬，也很渺茫。因此，他筆下的一代風流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也就表現了反封建的軟弱性，他們同封建制度尚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寶黛的愛情悲劇，固然寓有積極深刻的社會意義，顯現了批判封建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藝術威力，但也滲透了曹雪芹唯心主義的宿命論，色空觀念以及悲觀主義的思想意識。這是不容忽視而必須加以揚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