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
一、引言
吳敬梓和曹雪芹是時代的雙生子。我們這麼說，有四層含義：他們幾乎是同時代人。吳敬梓生於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1〕。他們相差僅十七歲而曹雪芹又英年早逝，則《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成書時間，相距當不相前後。因而，清有吳曹小說堪與唐有李杜詩歌相匹，皆為一代文壇之盛。
他們都是由康樂而墮入困頓的世家子弟。吳敬梓的先世：「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可他卻因家族內部的傾軋和「素不習治生」而將田廬賣盡，以至「囊無一錢守，腹作干雷鳴。」曹雪芹的祖輩：「家世華胄，位望通顯」。可他卻因抄家沒籍和「唐棣之威」而跌入窘困境地，以至「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然而，這一身世遭際卻成了他們的幸運——不只使他們學富五車，博聞多識，而且使他們懂得什麼叫做「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從而得能以稗史流傳千古。
他們又都是與世格格不入的「狂人」。《文木山房集》卷四《減字木蘭花》云：「田廬盡賣，鄉里傳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馬輕裘笑我貧。」這固然是吳敬梓的自我寫照，《紅樓夢》第三回《西江月》說：「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梁：莫效此兒形狀！」亦未嘗不可看作是曹雪芹在夫子自謂。個中包孕的實質是對程朱理學、功名富貴、世情人面的冷嘲熱諷，從而也就使他們雖身處康乾盛世而於筆端的人生畫卷中卻傳出了封建末世的衰音。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們雖則都在批判程朱理學、功名富貴、世情人面，但個人的社會觀念卻是殊途的——一個呼喚著對原儒的回歸，憧憬「三代之治」，終至歸於現實面前的幻滅和失落；一個對原儒亦失去了信仰，認為王道也在吃人，終至歸於「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因而，如果說，《儒林外史》所發出的「救救文人」的呼喊只宣告了舊世紀的終結，那麼，《紅樓夢》所發出的「救救青年」的呼喊還兆示著新世紀的開端。這有作品的人生畫卷可證。
還是讓我們從吳敬梓和曹雪芹筆端的功名富貴問題說起吧！
二、思想意蘊的異同
功名富貴，舊時幾乎是人皆羨之的。康熙初年狀元蔡啟僔的一曲《羅江怨》，直白地道出了同時代士子的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羅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生恩情重。怎能兩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反映入意識形態，便出現了明末清初的以「功名遇合為之主」的才子佳人小說久盛不衰。可見這一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多麼廣泛的社會基礎，而尤以「遂功名」最為基本，因為它可以促成「遂恩情」。今吳敬梓和曹雪芹卻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約而同地將「功名念」押上歷史的審判台以定其罪，並且判詞既有其相同點而又有其不同點，真不失為難兄難弟。
閒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這位閒齋老人很可能就是吳敬梓。然而吳敬梓於《儒林外史》開卷第一回借王冕的口卻說：八股科舉「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並且還借王冕看天象斷言：「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因而，「五四」以來關於作品的主題問題，先後遂有「反八股科舉」說、「功名富貴」說、「一代文人有厄」說的爭雄。實際上書中寫得明白：罪惡的八股制藝制度以功名富貴作為士子的價值觀念和奮鬥目標，功名富貴以其誘惑力敗壞著「文行出處」和世情人心而使「一代文人有厄」。正因如此，所以我認為：「八股科舉——功名富貴——一代文人有厄」，是作品同一主題的三個層面；功名富貴以其對社會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於三個層面的中心，但作者機鋒所向卻是整個現實仕途經濟和世態人情，並以其特有的文化反思性質和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而「窮極文士情態」。
不同於《儒林外史》主題思想的單一，《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三種悲劇構架。一是，作者要為一位「怡紅公子」作傳，即描寫賈寶玉的精神悲劇，把他的以「意淫」為內含的人生倫理觀念和人生足跡描摹給世人看。那似貶實褒的兩首《西江月》，是《紅樓夢》的第一組主題歌。二是，作者要為一群青年女子作傳，即描寫以「金陵十二釵」為主體的「異樣女子」的人生悲劇，將她們的真善美和才智學識被毀滅、殊途同歸於「薄命司」的苦難歷程展示給世人看。那飽含著讚美和痛悼之情的《紅樓十二支曲》，是《紅樓夢》的第二組主題歌。三是，作者要為一個「詩禮簪纓之族」作傳，即描寫赫赫揚揚業已百世的賈府，由於坐吃山空、兒孫不肖而日益衰微的歷史悲劇，將這個百年望族的人生價值觀念及藏於禮法帷幕後面的「自相戕戮自張羅」情景描繪給世人看。那半含譏彈、半是輓歌的《好了歌》、《好了歌解》，是《紅樓夢》的第三組主題歌〔2〕。這三大悲劇和三組主題歌雖則不能相互包孕， 互相取代，但卻相互依存，互相滲透，共同構成一種天然渾成的三稜鏡形態，以映射現實和歷史的光譜。《好了歌》、《好了歌解》其劈頭第一句云：「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說的就是功名富貴問題。然而，假若結合書中對「國賊祿蠹」的憎惡以及對「文死諫，武死戰」這一最高道德原則的譏彈看問題，則不難看出作品所否定的功名富貴，其內含，已不只是八股科舉及第，甚至還包括如同杜牧所說的「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一言以敝之，它不只徹底否定了八股制藝制度及其所滋生的價值觀念，還否定了古今仕途經濟道路。
正因為《儒林外史》寫世相世情雖以功名富貴為中心，而卻以批判八股科舉制為目的，所以其機鋒所向也就首在儒林。其一，它寫出八股科舉制是個禁錮思想牢寵士子的制度。「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將士子們引向埋頭於八股時文的結果，是必然造成整個儒林學識的低下，以致堂堂欽點學道范進卻不知蘇軾為誰，威鎮一方的父母官湯知縣卻對本朝的開國元勳和詩文大家劉基茫無所知。其實，論八股時文造詣之高，馬二先生當數個中第一，范進是無法與之相匹的。因而還是遲衡山有眼光：馬純上先生「上年他來敝地，小弟看他著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個無憑的。」需加上一句的是：馬二先生其所以終生未能舉人及第，實在於他只知講究八股時文的作法，卻不知入場後「揣摩」主考官的癖好才是「這舉業的金針」；范進的入場文墨雖則令人不堪入目，其所以還是撈了個舉人及第，而且名列第一，實在於他的這種文字，無意中恰好投合了那欽點學道周進的胃口。就是夫子在而今，若不參透這一點，「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其二，它寫出八股科舉制是個統制文化敗壞仁政的制度。士子們既篤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不去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則一旦為官作宦，就必然慾壑難填，從而造成政治的黑暗和窳敗。王惠就任江西南昌知府，一上任便問前任蘧太守公子蘧景玉：「地方人情，可還有什麼出產？詞訟裡可也略有些什麼通融？」在任期間衙門裡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弄得「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裡也是怕的」。然而卻「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與此相輝映，風聲清肅的杜少卿之父竟遭到高翰林的瓷意嘲笑，笑他「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足見儒家的仁政思想在現實官場中已蕩然無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已成為官員的共同守則，想當清官好官者在現實官場中已無立身之地。難怪居官比較清廉的蘧太守在老年喪子時要說：「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然而，中國又畢竟是個講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禮義之邦，居官清正的美名還是可以作為陞官之階梯的。因而最聰明的官員，當是面對行賄者，行多則受之，行少則卻之以示廉正的官員。高要縣湯知縣雖懂得個中道理，卻弄巧成拙，當有愧於時賢和來哲！其三，它又寫出八股科舉制是個弘揚理學戕殘天性的制度。因為八股文規定必須以朱熹等人註解的《五經》《四書》為作文的依據，所以士子們醉心於舉業的過程也就是他們接受程朱理學的過程。然而理學只能使善者遵從，卻不能使惡者就範。嚴監生擬假借重病在身的王氏的意思將已生一子的趙氏扶正，便以王氏名義贈了王德王仁每人一百兩銀子；王德王仁就馬上「哭得眼紅紅的」，風風火火要妹夫嚴監生趁王氏眼見，與趙氏「同拜天地祖宗，立為正室」，並且「義形於色」地拍著桌子說：「我們唸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這是在說理學不僅不能使惡者就範，反而能為其所用。王玉輝是個正派的老秀才，其三女兒想絕食殉夫，他不僅不勸止，反鼓勵說：「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其三女兒餓到第九天氣絕身亡，他不僅不掉淚，反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這是在說理學使善者遵從的結果，是讓人自我戕殘天性。從而，也就從正反兩個方面深刻地揭露了理學的虛偽與罪惡。其四，它還寫出了八股科舉制是個腐蝕人心傷風敗俗的制度。馬二先生曾對匡超人吐露過肺腑之言：「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以修補樂器餬口的倪霜鋒也曾對鮑文卿吐露出肺腑之言：「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如果說，馬二先生彈奏的是八股世界裡士子們的暢想曲，那麼，倪霜鋒詠歎的則是八股世界裡士子們的不盡哀歌。二者是交相輝映相輔相成的，從中也就產生出一批批形形色色的祿蠹學蠹和斗方名士。其流毒所被，便出現了「五河的風俗」。用余大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裡沒有個好官！」不言而喻，那勢利薰天狗眼看人低的「五河風俗」，實際上就是「康乾盛世」的社會風俗。其根子是在統治者似是不重視教育、實際是駭怕教育、實施愚民政策而造成的全民文化素質的日益低下，其結果是出現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侷促不前的局面。正是基於如上四點，所以我認為：《儒林外史》的深層意蘊是在為一代士子請命，主張廢除以功名富貴為誘餌而使士子「入吾彀中」的八股制藝制度。
正因為《紅樓夢》寫世相世情是以一代青年的命運為中心，對功名富貴的討伐雖瀰漫全書而機鋒所向則以整個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為的，所以對八股科舉制的批判只隨筆點染，但卻深入底裡，從而成為作品的「穴位」。比如，寫賈政「戲兒」：寶玉週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這種週歲「戲兒」乃是舊時富貴之家的風氣，然而作者卻藉以暗中規定了寶玉日後將以「護法群釵」作為自己的「一番事業」，賈政與寶玉父子間的矛盾將是個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問題。比如，題稻香村對額：「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其典皆出自《詩經》。《周南·葛覃》：「薄汙我私，薄浣我衣。」舊說此詩頌「后妃之德」。《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即學宮之水，故舊時謂讀書人為采芹人。這類對額本屬詩禮簪纓之族的自我標榜，然而作者卻藉以暗示「雖青春喪偶」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李紈是如何地在以八股功名教育天真爛漫的兒子賈蘭，賈蘭於「祖宗基業已盡」時將走的人生道路亦即以「重振祖宗基業」為務的賈雨村所走過的人生道路，以致「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比如，寫寶玉好說「混話」：背前背後，「凡讀書上進的人」，寶玉「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甚至說「文死諫，武死戰」是那些個「鬚眉濁物」為「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而幹的勾當，「皆非正死」。這似是紈褲子弟的不肖之言，然而作者卻用以寫出寶玉對古今仕途經濟和最高道德原則的徹底否定。比如，寫寶玉「焚書」：作者謂其原因是：寶玉「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而「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既云「除四書外」，焚的當然包括二程和朱子著作。那麼，他對「四書」是否真的推崇呢？不，他還有句名言：「只除『明明德』外無書」。他說的「明德」又是與仕途經濟學問相對立的，可見他對「四書」亦並不完全服膺。寶玉對中國古來文化這一總的認識和評價顯然是過激的，然而卻源於他目擊程朱理學和功名富貴對社會人心的毒害，以致激而為怒。還如，作者寫寶玉與封建家長的三次正面衝突亦莫不與功名富貴問題有關。寶玉「愚頑怕讀文章」而好在「內幃廝混」，厭與士大夫接談而喜和優伶們交遊，賈政認為發展下去，「會弒父弒君」，金釧兒跳井和蔣玉菡逃出忠順王府又成為直接導火線，把寶玉好一頓毒打，這是寶玉和賈政父子間的一次正面衝突，其深層原因顯然是在於寶玉不願「委身於經濟之道」。王夫人以為寶玉所以「愚頑怕讀文章」是被丫鬟們「勾引壞」的，恰好大觀園又出現了繡春囊事件，當她知道繡春囊並非王熙鳳之物，便決意在奴婢們中查個「誰青誰白」，其結果是導致「惑奸讒抄檢大觀園」，導致大觀園中的青年女子首批風流雲散，導致「俏丫鬟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這是王夫人和寶玉母子之間的一次正面衝突，其深層原因則是王夫人想使寶玉「好生念那書」。論才貌雙全，黛玉和寶釵堪稱「雙鋒對峙，二分水流」，寶玉在愛情生活上曾一度搖擺於二者之間，只因寶釵好對他說「混賬話」，所以便和寶釵「生分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黛玉」，然而賈母和王夫人對黛玉和寶釵的看法卻亦因此而反是；還有，照原著的寫法，所謂「金玉良緣」，當暗指薛府的「富」和賈府的「貴」需結成神聖同盟，以維護彼此「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家世利益，這就決定了賈母最後只能娶薛寶釵而不能娶林黛玉，從而導致了賈母和寶玉祖孫之間的一次正面衝突，結果是產生了賈寶玉的愛情悲劇和婚姻悲劇。正是這三次衝突的綜匯，導致了賈寶玉的「懸崖大撒手」。真是「點水晴蜓款款飛」。可這種間筆而淡淡寫出，卻莫不是對功名富貴和八股科舉制的匕首投槍。然而不可忘卻者，賈寶玉不只以「護法群釵」作為自己的「一番事業」，而且他本人還是「群芳之冠」，其人生悲劇與「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懷（悲）」具有同一性，「金陵十二釵」只是「其緊要者」，賈府又是個名實相符的「體仁沐德」之族，因而作者對這一封建宗法家族的批判也就變成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批判；八股科舉制及其價值觀念只是作為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忠實衛道士來譴責的。正因如此，所以我認為：《紅樓夢》的深層意蘊是在為一代青年請命，控訴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不合理。
既然《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反對功名富貴和八股科舉制，那麼，它們的基本不同點究竟是什麼呢？說得明確點，就是：《紅樓夢》不只批判功名富貴和八股科舉制，而且否定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認為八股科舉制及其價值觀念固然不好，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本身也不好；《儒林外史》雖反對功名富貴和八股科舉制，卻擁護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本身，認為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本身是好的，把社會弄糟了的是八股科舉制及其價值觀念。何以言之？首先，詩禮簪纓之族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社會細胞和縮影，《紅樓夢》不只批判了賈、王、史、薛四大家族，而且對京都八公的其他六公亦筆帶冷諷，而且對世家大族的衰落如「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亦無惋惜之情，於此可見作者對詩禮簪纓之族的嚴峻態度。《儒林外史》則不然，但凡世家大族，它字裡行間總流露著好感，縱然對潮州婁府也是如此，儘管婁琫婁瓚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公子，其真正鄙視的是斫削元氣而以八股入仕的暴發戶如五河彭府；它道及天長杜府「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就更情溢紙表，雖則對杜慎卿其人的假風流筆運譏諷，其真正憎惡的是五河人「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於此可見作者對詩禮簪纓之族是何等崇尚。其次，等級觀念和等級制度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根本屬性。《紅樓夢》所稱許的奴隸莫不具有「孤標傲世」的特點，晴雯的不認為「誰比誰高貴」，鴛鴦的堅持「不論尊卑，唯我自主」，齡官的不以賈寶玉為尊而我適我性，便是明證；賈寶玉與優伶蔣玉菡、無業平民柳湘蓮、清寒子弟秦鍾等的交往，不僅不講什麼尊卑上下，甚至不講什麼長幼有敘，彼此全然是種我適我情的朋友關係：於此可以看出作者朦朧的平等思想，等級觀念是很淡薄的。《儒林外史》則不然，戲子鮑文卿是它全方位肯定的人物，其人除了善良純正以外，最大的特點是等級觀念十分濃重，因他是向知縣的恩人，向知縣設席相謝，「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認為「這個關係朝廷體統」，以致「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這是不是在譏刺鮑文卿的迂腐呢？不，它還曾寫及遲衡山對薛鄉紳的責問：「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而遲衡山也是正面形象：於此可以看出作者是很講尊卑上下的，一點也不含糊。再次，三綱五常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的道德教條，《紅樓夢》不只通過對「文死諫，武死戰」的評議，否定了君權神授說，而且對孔門說的「其為仁之本歟」的「孝悌」亦只作為親情來看重；認為「父為子綱」是不合理的，否則就不會寫賈寶玉與賈政、王夫人、賈母先後三次正面衝突，而將全部同情都傾注在寶玉這邊，否則就不會有書中的正面形象皆在子輩，父輩中幾乎沒有正面形象，寶玉固然比賈政好，賈璉亦比賈赦好；它對「夫為妻綱」更是反對的，不只主張婚姻應以愛情為前提，愛情應以心靈相契和彼此尊重為基礎，而且反對任何禁慾主義，認為男子喪妻應再娶，女子喪夫應再嫁，縱有母以子貴之日，讓青春喪偶者守寡也是不人道的，因為「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於此可以看出作者對三綱五常觀念的背離。《儒林外史》則又不然，它對君權觀念似乎很冷漠，那只是由於是個「無道之世」，講「文行出處」所使然，正期望有文王式的君主出現，所以並非真的冷漠，否則不會肯定鮑文卿的不失「朝廷體統」；它對孔門的「其為仁之本歟」的「孝悌」二字奉若神明，不只以濃墨重彩稱頌郭孝子的尋親，而尋的則是那無才無德貪贓枉法的酷吏王惠，並且將書中的子輩形象寫成不如父輩，匡超人固然不如匡太公好，陳和尚也不如陳和甫好，蘧太守祖孫三代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它雖反對寡婦殉節，卻不反對寡婦守節，寫虞華軒和余大先生以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節孝祠為榮，便是明證：於此可以看出作者對三綱五常觀念的恪守。最後，《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寫作年代幾乎相同，可一個認為「當今」以八股取士，是個「無道之世」，王惠之流的貪官遍宇內；一個認為「當今」以孝治天下，是個「有道之世」，賈府式的「體仁沐德」之族東南西北皆有：這是為什麼呢？顯然就在於：吳敬梓主張廢除造成士子墮落政治窳敗人心不古的八股科舉制，用如同《禮記》月令篇所說的「勉諸侯，聘名士」的法子讓真儒真名士在位，變「無道之世」為「有道之世」以實現「三代之治」；曹雪芹則認為「王道」也在吃人，正是它造成了「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真正合理的社會應是能使年輕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獲得健全發展的社會。
三、天良內含的異質
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不同，《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曾以痛心疾首的筆觸描寫了功名富貴對社會人心的腐蝕。因而，書中的正面人物莫不是不為功名富貴所誘而葆有某種「天良」的人物，書中的反面人物莫不是惑於功名富貴致喪失了某種「天良」的人物，書中的「中間人物」莫不是雖為功名富貴所動而尚未完全迷失某種「天良」的人物，儘管對三類人物的刻劃在寫法上都是以「個別」顯「一般」，一些主要人物皆是高度個性化了的典型，其中的同類人物也是一個「這個」。這就把對人物的批判真正上升到對功名富貴的制度和價值觀念的批判，縱然是對反面人物，亦並不認為這些人生來如此，倒認為人大多都是些好人，是制度和社會使他們變得如此。那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所說的「天良」，亦即天賦與人的美德，究竟是相同的，還是異質的呢？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說：「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認為文藝作品歌頌的對象應是具有「常心」的「常人」。與此相反，李贄《焚書》卷三《童心說》卻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並說：「《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明矣。」認為文藝作品歌頌的對象應是具有「童心」的「真人」。那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所歌頌的人物，究竟是具有「常心」的「常人」，還是具有「童心」的「真人」呢？
照我看來，《儒林外史》所說的「天良」與《紅樓夢》所說的「天良」是異質的，一個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一個是李卓吾所說的「童心」。因此，《紅樓夢》所歌頌的人物，是《儒林外史》裡沒有的；《儒林外史》所否定的人物雖是《紅樓夢》要否定的，但《儒林外史》所歌頌的人物卻正是《紅樓夢》要批判的。這並不是我故作驚人之論，事實就是如此。
其一，《儒林外史》總是向著上一代，對老年人有好感，《紅樓夢》總是向著下一代，對年青人有好感，這不只是個孝悌觀念的濃淡問題，也是兩位作者不同的「天良」說之真切的反映。
要特別注意《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和牛浦郎故事，這兩個相互銜接的故事佔了將近整整九回，幾等於寫真儒真名士故事的篇幅總和。其中尤以匡超人故事為最，佔了足足五回，篇幅甚至可與杜少卿故事相匹。那麼，作者的用意何在呢？旨在寫出：年青人是如何受了八股科舉制及其價值觀念的作弄，以致一步步迷失本性，成為不知愚妄與無恥為何物的人。匡超人本是聰明好學而又內行克敦的人，曾因家境貧寒幫人販柴流落杭州以拆字算命度日，常思「父親在家患病，我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多虧馬二先生的資助遂了心願，自此也就有兩條人生道路擺在他的面前。一條是馬二先生說的：「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如今什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為主。」一條是匡太公說的：「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裡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他的「在孝悌上用心」，的確過人。從杭州一到家，便「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餵著，晚上與太公吃。」匡太公要「出恭」，又不能下床，他便床前放個灰盆，端條板凳放在灰盆外邊，「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讓太公躺的安安穩穩，「自在出恭」。晚上「坐在太公旁邊，拿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著，夜裡要吐痰、喫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他對兄嫂的體貼也是情義有加，平素都由他做點小本生意養活父母；匡太公謝世，辦理喪事用的也都是他向日殺豬賣豆腐的幾個本錢。可這麼一個孝悌雙全的青年，卻隨著他因備受知縣李本瑛的賞識而秀才及第；又因李本瑛的摘印蒙受連累而再度浪跡杭州，當起時文選家，並與一班斗方名士打得火熱；又因李本瑛的復職和官升給事中而「補了廩」並「以優行貢入太學」，沒想到竟變成了另一個人。別的且不說，他生活中有三大恩人：一是馬二先生，是馬二先生資助他返鄉的，他念的那些文章也都是馬二先生臨別送給他的選本，可他卻以「教習」的身份說「這馬純上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而這等於是在砸馬二先生的飯碗；二是鄭老爹，是鄭老爹當年讓他搭去溫州的船回鄉的，他再度流落杭州時又將女兒嫁給了他，可他卻為了貪圖功名富貴而停妻再娶李本瑛的外甥女辛氏，以致使鄭老爹的女兒死於鄉下；三是潘三，潘三雖是個「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的「市井奸棍」，但對他卻是仁至義盡的，鄭老爹之女就是潘三給他娶的，可他到杭州「取結」時，卻不肯去獄中會一會，說什麼「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其忘恩負義如此！然而，最需一提的還是：這位昔日的匡孝子卻不僅不想回鄉看看老母，還一本正經地叮囑時在杭州的哥哥：「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眾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其全然忘卻父訓，不孝不悌又如此！「孝悌其為仁之本歟！」而「仁」既是「五常」之首，又包括「五常」。所以，在吳敬梓看來，人失卻「孝悌」之心，便失卻了「仁」，便失卻了「常心」，便失卻了做人的道理，而蠹蝕「常心」最烈者亦功名富貴而已！《儒林外史》所以特別強調「孝悌」二字，其深層原因在此；它所以不惜以佔全書十分之一的篇幅寫匡超人的人生道路，其深層原因亦在此。與此相輝映，匡太公「一生是個無用的人」，吳敬梓所以將他寫成正面人物，就在於他認為「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最要緊的」，因而葆有「常心」。如果說，匡超人由於遵從了馬二先生所指引的人生道路，成了「先儒」二字不知作何解的「舉業」中人，那麼，牛浦郎則由於遵從了《牛布衣詩稿》所指引的人生道路，成為比牛布衣又等而下之的斗方名士。二人同歸於「常心」的失卻，而這也就是吳敬梓何以要將這兩個故事要連起來寫的用意。
若想一眼看出《紅樓夢》的「天良」說與此異質，就需注意賈寶玉的那句「呆話」：「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了？」這當然指的不是形體，而是思想與為人。因而，如參透了賈寶玉何以有此一問，便曉得曹雪芹何以總把年青人寫得比老年人好。那麼，「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了」的呢？作者的答案顯然是現成的，那就是：「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3〕這就是說：「童心」是種天賦予人的美德，它與外爍於人的「道理」如綱常名教之言和世俗利敝之識是不相容的，因而不是人皆能葆之的；但個體的失卻「童心」又有個「其始」、「其長」、「其久」的過程，因而他也就出現了「寶珠」、「死珠」、「魚眼睛」三樣的變化。如果說，李贄的「童心」說是賈寶玉這一「呆話」的哲學基礎，那麼，無善不歸人的天賦，無惡不歸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則是賈寶玉這一「呆話」的思想指歸。可見，《紅樓夢》所謂人的「天良」，就是未為綱常觀念所蒙的「童心」。其反映為作品形象體系的內部構成，便是年青一代比年老一代好。都沒有念過書，春燕就比她母親好；都以功名為務，賈蘭就比他的「影子」人物賈雨村好。凡此，便是明證。
其二，研究者一般都認為杜少卿和賈寶玉是地主階級的叛逆者和初步民主主義者，實際上他們所代表的社會觀念雖相通而卻不相同。
杜少卿和賈寶玉其相同之點主要有三。一是，都杜絕仕途經濟，不以光宗耀祖為念。「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可杜少卿卻真的如此！朝廷征辟他，他都不就。還與娘子解詩《女曰雞鳴》說：「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平素不只從不曾替學裡相公講一句話，「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甚至罵一心想「補廩」以期「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的臧蓼齋：「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然而，杜少卿還以做秀才作為自己的結局，賈寶玉卻連秀才也不肯去做。誰以仕途經濟勸他，他就罵誰是在說「混帳話」。湘雲是他最敬而暱之的三個女性之一，只說了句：「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他竟然也對湘雲下起逐客令，而且是當著襲人的面：「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豈但如此，說不說「混帳話」，還是他婚前只愛黛玉，婚後又離棄寶釵的主要原因。這後一點，何以知之？第二十一回庚辰本有條脂批說得明明白白：「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卅回猶不見此之妙，此曰『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曰『薛寶釵藉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其妙在遙遙相對，從而寫出：「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足見後四十回「中鄉魁」云云只不過是高鶚輩的白日夢而已！二是，都反對程朱理學，破除對朱子的迷信。一個在將欽定的權威性解經說成是普通的一家之言，道是：「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並以《凱風》和《女曰雞鳴》等為例力陳朱注之非。一個則在以「混說」和「妄為」的方式奚落朱子著作，道是：「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於是，「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兩相對照，其「混說妄為」所指，明矣！三是，都反禮法，具有人道觀念。一個說：「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佔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甚至稱讚不願為鹽商之妾而隻身逃至南京靠賣詩文過日子的沈瓊枝：「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這的確是種不同於世俗的獨特見解，甚至可以說是種為心羨功名富貴的世俗社會所反激出來的人道觀念。一個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這三句「呆話」就更是驚世駭俗的：既然作為封建禮法之釜底游魚的「女兒」其品格是如此高貴，居於封建專制主義中心統治地位的「男人」其品格是如此低劣，那麼，這種社會制度以及為之服務的封建禮法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可見它是種為「古今」禮法森嚴的世俗社會所反激出來的人道觀念。凡此等等，確實可以說：曹雪芹筆端的賈寶玉固然是個地主階級的叛逆者，吳敬梓筆端的杜少卿也是個地主階級的叛逆者。
杜少卿和賈寶玉其不同之點亦主要有三。一是，一個以《經》中的孝悌觀念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一個則對《經》中的孝悌觀念報以冷漠。杜少卿對「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一也。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反對納妾而又主張「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二也。於窘困中捐銀三百兩修建泰伯祠，將按父親的意願把王位讓給三弟季歷而自己則避居荒蠻之地江南的周太王長子吳泰伯作為人生安身立命的典範：三也。由此可見，杜少卿是在以《經》的孝悌觀念陶冶自己的情操。賈寶玉則不然，他對伺候過父輩以及父輩派來服侍過他的老一代人莫不厭惡，縱然對自己的乳母李嬤嬤亦反感不已；雖然按照封建禮法規定，這一類人應該受到賈府晚一輩主子的敬重：一也。他平素從不想當子弟們的表率，甚至因經過父親的書房須下馬而偷偷地繞道走：二也。他從不接受父輩的教導，曾先後三次發生與父母和老祖母的正面衝突，其結果是使他離父輩所指引的人生道路越走越遠，以致成為「於國於家無望」的人：三也。由此可見，賈寶玉是在背離《經》的孝悌觀念以發展自己的情操。二是，一個是以《經》上所指的「禮樂兵農」作為自己的「一番事業」，只是鑒於霸道如鉤而未去身體力行；一個是以《經》上所無的「護法群釵」作為自己的「一番事業」，並且明辨之篤行之而終為王道如直所毀滅。蝸居南京的杜少卿生活中有三大樂事：一者淡酒一樽，與妻子講他的《詩說》；二者清茶一杯，與莊紹光等談些「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三者你拜我訪，與虞育德等籌備泰伯祠的大祭。於此可見他是以「處則不失為真儒，出則可以為王佐」自許的。其所以「處」，是由於他清醒地認識到政治的窳敗和黑暗已積重難返，「正為走出去做不出什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然而，儒家的社會責任感又使他身雖「處」而思想卻不能不「出」。誰以為他的「反娶妾」論是「好一篇風流經濟」，那就墮入了蕭柏泉的看法。不使天下有「無妻之客」，仁也；「四十無子」而可「娶一妾」，孝也。蓋其主張以仁孝治天下也，所以，知個中三昧的遲衡山歎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試看他們所以醉心於集資修建泰伯祠，不就是想「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嗎？則其社會理想是欲使《經》中所謂「三代之世」復見於今日，亦明矣！賈寶玉則不然。正如脂硯齋所說：「除閨閣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作出來的」，縱然是對丫鬟們，他也「敬而暱之，恐拂其意」。其所以然？就在於他天分中生成一種「意淫」，是「情之聖。」誰知一曲《葬花吟》卻成了「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也使寶玉墮入「愛博而心勞，憂患亦日甚」的境地。難道是由於賈府的為富不仁？不，賈府的主要特點是以仁孝齊家，富而好禮，它不只是個令人亦羨亦畏的詩禮簪纓之族，而且是個令人可讚可歎的忠臣孝子之門，同時還是個令人可敬可親的慈善寬厚之第。可正是賈府這種以仁孝齊家的家風，卻使大觀園這片王道樂土變為一座「花塚」，寶玉也因「護法群釵」之事業的毀滅而墮入苦悶的深淵。覺醒者總是在苦悶中探索社會人生的，寶玉也是如此，而時代又在制約著他，於是他便把不存在任何宗法觀念的太虛幻境作為自己理想社會的藍圖。這就最好不過的說明：寶玉的「意淫」，其內含是對馮夢龍的「情教」說的發展，其人性論基礎是李贄的「童心」說，其思想性質與今天說的自由、平等、博愛雖不相同而實相通。寶玉的以「護法群釵」作為自己的「一番事業」，實際上包孕著他對一種不為三綱五常和封建禮法所羈的新的倫理關係的求索，而絕不只僅僅是個反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問題。不言而喻，這種新的倫理關係是屬於歷史的未來。三是，一個是從士大夫階層中覓知音，一個是從平民階層中覓知音。杜少卿的交遊面雖廣，但其引為知音的是真儒虞育德、真名士莊紹光，以及雖為舉業中人而卻不失真儒風貌的遲衡山、武書，鮑廷璽之流只不過是乞賜其門下的食客而已。賈寶玉則又不然。他的交遊面雖亦甚廣，但其引為知音的卻不是馮紫英，更不是北靜王水溶，而是想逃出忠順王府當自由民的優伶蔣玉菡與「冷面冷心」看社會的城市平民柳湘蓮；從第二十六回他與賈芸的談話可知，水溶歡迎他去、賈政更希望他去的北靜王府，他是不怎麼去的。這種社交路線以及對知音的尋覓，最足以看出杜少卿和賈寶玉價值觀念上的異趣。凡此等等，確實又說明：杜少卿不是個地主階級的叛逆者，而賈寶玉卻是個地主階級的叛逆者。
這是怎麼回事呢？杜少卿和賈寶玉，其相同點是淺層面的，其不同點是深層面的。說得具體點：漢儒發展了孔孟的宗法思想形成綱常教條，程朱又從而發展之形成理欲之辨；明清兩代由於封建專制主義的加強，又加強了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的禁錮，並將其定為欽定哲學。杜少卿的叛逆只是對程朱理學的叛逆，而對孔孟的學說卻是種回歸；他只反對八股科舉制，並不反對封建等級制；他的人道觀念，實際就是孔孟的王道觀念；所以他本質上是屬於具有「常心」的「常人」，只是比虞育德和遲衡山多了一點魏晉風度而已。賈寶玉則不然。他的叛逆不只是對程朱理學的叛逆，而且包藏著對孔孟學說的叛逆；他否定的不只是八股科舉制，而且包藏著封建等級制；他的人道觀念，實際就是他的「意淫」思想：所以他是個地道的具有「童心」的「真人」。《儒林外史》中沒有這類人物，所以使它缺少林中的響箭。《紅樓夢》則以這類人物作正面主人公，所以使它有了冬末的萌芽。
其三，具有「常心」的「常人」，是《儒林外史》的歌頌對象，卻成了《紅樓夢》的批判對象。論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主要對立面，換了人間。
實質上所謂具有「常心」的「常人」，就是恪守封建主義正統思想的人。假若屬地主階級中的一員，就是「留意於孔孟之間」的地主階級的正統派。他們憧憬的是地主階級的王道，想施或個人已施於民的是仁政。《儒林外史》中的真儒真名士固然屬於這類人，《紅樓夢》中賈府的「三仁」也是屬於這類人。
虞育德二十四歲進學，五十歲中進士，官南京國子監博士。他對功名富貴得之不喜，失之不憂，所以杜少卿說他「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是個「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他的最大特點，是體現「仁」於「恕」道。他將家鄉房子給表侄湯相公住，湯相公私自拆賣了，又到南京來找他要錢租房子住；他說沒錢用拆賣房子是應該的，要的銀子也照給不誤。一個監生犯了賭博罪，衙役送給他懲處，他卻留在書房裡天天一桌吃飯，優待有加，還「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監裡六堂合考時，一個學生打小抄，又昏頭昏腦誤把夾帶夾在試卷裡交給他，他趕快不聲不響地還給那個學生；那個學生發案考在第二等，跑來感謝他，他竟堅決不承認有這回事。他將太太賠嫁來的一個丫頭配了姓嚴的管家，嚴管家嫌國子監是個清水衙門，辭了要去；他不向嚴管家要那丫頭的贖身錢倒罷了，還又給了他十兩銀子去找食宿，又「隨即把他薦一個知縣衙門裡做長隨。」顯然，他的這種寓「仁」於「恕」以禮化俗，想「養其廉恥」讓人心裡知羞，實在是個為惡濁世風反激出來的迂而無當的做法，結果只能姑息養奸。
與虞育德一見如故並「結為性命之交」的是莊紹光。「虞博士愛莊征君的恬適，莊征君愛虞博士的渾雅」，當然也就相見恨晚了。杜少卿亦云：「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認為泰伯祠大祭的禮樂得請他釐定，可見他是如何名滿一時！但杜莊二氏雖皆「竟同元豹，任終隱以無傷」，而處世方式卻各有自己的特點。少卿其人內方而外亦方，紹光其人則外圓而內方。所以，面對天子徵召，一個既無意於出山，便決意裝病而不應徵，一個雖亦無意於出山卻決意先應徵而後再辭爵：「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為老萊子之妻所笑。」所以，一個窮愁潦倒地隱於秦淮陋室而遭百口誹謗，一個優哉游哉地隱於御賜水莊而為萬目稱羨。這就難怪作者在莊征君正要奏對時要讓一個蠍子對準他的頭頂心猛螫一下。那麼，假若莊紹光是應天子「聘名士」之「聘」，則作者的意向當又如何？正確的猜度恐怕只能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然而，遲衡山和武書都是委身於經濟之道的人物，而作者卻報以稱許態度，這又是為什麼呢？顯然就在於：他們都想以禮樂化天下，都不滿於「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然而，他們想「替朝廷做些正經事」，其前程又是如何呢？書中沒有說，可實際上是說了：將會像杜少卿的父親一樣受到官場的朝笑！由此可知，杜少卿和莊紹光也罷，吳敬梓自己也罷，他們的「竟同元豹，任終隱以無傷」，是由於目擊官場的腐敗而出於「儒者愛身」不得不如是，並非他們的初衷！
中國封建社會已經發展到其末世的明清時期，假如虞育德和莊紹光這類想以仁孝治天下的真儒真名士，他們的對立面不是遲衡山所說的那「而今讀書的朋友」以及形形色色的貪官污吏，而是身映東方微光的「今古未有之一人」賈寶玉式的青年，則其現實的作用和歷史的作用又將如何呢？曹雪芹要回答的正是這一問題，於是便出現了他筆端以仁孝齊家的賈府「三仁」形象。
假若賈府不是富而好禮，而是為富不仁，那麼，當時正「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的賈雨村，他是不會順著冷子興的竿子上攀賈府為同宗，而自取其辱。假若賈府不是「憐老惜貧」的「體仁沐德」之族，那麼，與賈府僅略有瓜葛而又見多識廣的劉姥姥是不會上門認親打抽風，而自打其嘴。假若賈府不是神州鮮見的一塊王道樂土，那麼，花襲人也不會無端地紅口白舌說它好、芳官等平素好「作反」的優伶在賈府讓她們回家時更不會去申請留下來願作丫鬟。假若賈府的道路口碑不好或平平常常，那麼，為它攆回家中的金釧兒也就不會感到沒臉見人，以致「含恥辱情烈」跳井。凡此皆屬人生常識，又怎容置疑！那麼，賈府是不是個「黑暗王國」呢？當然是。但，它的黑暗卻不是由於它的「不仁」，而倒是由於它的「好禮」：其主要統治者，莫不在以仁義道德殺人，且尤以殘害青年為甚！
賈政其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梁輕薄仕宦之流」。他侍親至孝，甚至借猜燈謎為樂學老萊子態以娛親。且「風聲清肅」，別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他任江西糧道時帶來的銀兩使沒了，又打發人到家中去取。這事雖見於後四十回，顯然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與吳敬梓筆端肯定的清官安東縣知縣向鼎和徽州府學訓導余特相比，其潔何如？然而最能體現他仁孝思想的，還是他一心想勒死嫡子賈寶玉。這又是怎麼說的？他想勒死寶玉的直接原因，是認為寶玉「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這類事寶玉縱然都有，也是紈褲子弟常見的，更何況有道是「虎毒不傷子」， 他為什麼下此狠心呢？卻原來他想的是：「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自然執事人操克奪之權，致使生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當他聽說這一禍患竟是自己的兒子造成的，而且這不肖子還在外流蕩「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當然也就要一正家法，以告自己「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這就是說：他其所以要勒死賈寶玉並不是他不心疼兒子，而是體現在他身上的以仁孝齊家的思想使他如此。
王夫人其人，也是仁孝有加。賈赦要娶鴛鴦為妾，竟連她也怪上，而她卻「忙站起來，一言不發」。平素她最關心的，是丫鬟們的月錢發了沒有，又剋扣誰的月錢沒有。「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她讓周瑞家的告知鳳姐「不可簡慢了她」；「劉姥姥二進榮國府」，她又贈銀一百兩，叫她「拿去或者作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她對買來的十二個優伶的處理就更仁至義盡：願留者留作丫鬟，願去者照發盤纏；又怕她們路上遇到壞人，便讓她們的親人來領回去，來回路費照給。與杜少卿和武書不勝讚歎的虞育德對其妻賠嫁來的丫頭態度相比，其仁何如？正因如此，所以被她攆走的丫頭也就為世人所側目。哪是什麼她一個巴掌將金釧兒打進井裡去的，分明是有口皆碑的賈府「體仁沐德」的門風將金釧兒逼進井裡去的！晴雯之死亦應作如是觀。所以，大觀園裡沒有一個丫鬟願意被攆出賈府的，而賈府對奴婢們最重的刑罰亦僅限於此。
賈母其人，就更是個老佛爺。不說她平素對丫鬟們是何等仁慈，對兒孫們是何等慈愛情深，就說她對素不相識的清虛觀小道士的態度：「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著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倘或唬著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問過小道士的話後，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錢買果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如果說，王夫人對劉姥姥的憐惜，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麼，賈母這種對小道士的疼惜，則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不見於吳敬梓筆端的真儒或真名士的。那麼，她為什麼要扼殺寶黛愛情呢？這全然是「中原得鹿不由人」！因為賈府的家世利益決定了她對寶玉的一項基本原則：須在人前還出個「禮數」，所以當寶黛愛情發展到將突破這一「禮數」而出時，她只好忍痛「割卻心頭肉」。
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人生的正當要求。「霸道」不給人以生存和溫飽，而「王道」則反是，其合理性是真實的。《儒林外史》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陰暗面，將現實社會處理成「霸道」橫行，所以歌頌代表「王道」思潮的具有「常心」的「常人」；實際上是在擁護地主階級的這一派，反對地主階級的那一派，這與《三國演義》和《水滸》的思想和寫法是同質的。然而「王道」雖給人以生存和溫飽，卻不給人以發展，其合理性又是虛假的。《紅樓夢》側目於地主階級的光明面，將賈府處理為現實社會中「王道」成分的投影，所以那代表「王道」思潮的具有「常心」的「常人」，也就成為其所批判的失去「童心」的「假人」；實際上是在批判整個地主階級及其所代表的社會制度，這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思想和寫法是異質的。
最後，「泰伯祠名賢主祭」，是真儒和真名士們籌劃的；參加者除儒林中具有「常心」的「常人」以外，還有「常心」雖障而未全失的儒士如馬二先生等，但無「常心」已失而以功名富貴為之心的醜儒如匡超人之流。這次盛典，是群士的最後一次聚會，歡樂而典重；但同時也兆示著儒林的葉落枝枯，返青無日，從而反映了作者以仁孝治天下的社會理想幻滅後的悲涼，使作品成為一曲令人唏噓不已的「儒林哀歌」。「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是怡紅院婢女們策劃的；參加者除女兒中具有「童心」的「真人」如林黛玉以外，還有「童心」雖障而未失卻者如薛寶釵，但只瞞老一代而不瞞年青婦女如平兒。這次夜宴，是群芳的最後一次聚會，活潑而自由；但同時也兆示著群芳的落紅滿地，春光難再，從而反映了作者以「意淫」經人倫平天下的社會理想幻滅後的苦痛，使作品成為一曲令人熱耳酸心的「青春的悲歌」。
一言以蔽之，吳敬梓認定「常心」是人的天性，主張以既為「三綱」之源而對人們思想的禁錮又寬鬆於「三綱」的「孝悌」經人倫平天下，認為這才是合乎人的天性的社會，所以緬懷過去，將「禮樂兵農」作為其影子人物杜少卿想幹而無用武之地的「一番事業」。曹雪芹則認定「童心」是人的天性，主張以「意淫」經人倫平天下，認為這才是合乎人的天性的社會，所以注目未來，將「護法群釵」作為其影子人物賈寶玉始終身體力行而最後被毀滅的「一番事業」，以寄寓其對能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新型人倫的上下求索。
四、文化沿革的異途
《儒林外史》的哲學精神是比較單純的。與釋道二教思想幾乎沒有什麼瓜葛，主要是繼承了儒學的原教旨及其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的合理內核而一爐鑄之，既與程朱理學抗禮，又與陸王心學分庭，是屬於崛起於二者之間的清代「新儒學」。
它繼承了「孝悌其為人之本歟」的倫理觀念、以「仁義」治天下的「王道」思想、「禮樂兵農」的認識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哲學，用作批判現實社會的基本武器。這在前面講得夠多了，不妨再信手拈個例證，就是書中對明成祖的態度。作者一則借婁琫婁瓚的口說：「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個為賊為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並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二則借鄒吉甫的口說：「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裡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來。』」我們知道，明成祖的皇位是搶的侄兒的，清雍正的皇位是奪的哥哥的。於是，不少專家學者認為這是在借明成祖以譏刺雍正皇帝，反映了作者的民族感情。我認為這是求之過深的。「康乾盛世」，民族思想已經淡化，不一定反映到作者身上：一也；其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伯叔祖吳昺、吳晟，一為榜眼，一為進士，足見其家族不是個有民族思想的家族，而他在《移家賦》中是以自己的家族為榮的：二也；作者對明成祖的父親是有好感的，豈不等於說對雍正的父親康熙是有好感的？假若他有反滿情緒，又焉能如是：三也；頌揚明成祖的「武功」而貶斥建文帝「軟弱」的杜慎卿，說被明成祖「夷十族」的方孝儒是「迂而無當」，與他說杜少卿是一個「呆子」，態度是一致的，則作者的褒貶明矣：四也。所以，我認為作者所以貶明成祖，合乎邏輯的解釋當是：而今所以「人情薄了」，是由於「永樂爺」的不孝不悌不仁，不是個有道之主，致愚者趨之，賢者隱之，天下不成個天下。「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可見，作者不只在批判現實，還在作歷史反思，而機鋒則直指人主。
它繼承了魏晉風度的恣情肆性、孤標傲世、淡泊自守，以白眼觀世態。其述王冕之性情高傲：因危素愛他的畫，時知縣便派翟買辦去請，他說帖子請倒不去，票子傳倒要去；時知縣怕危素笑自己「做事疲軟」，又想到「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讚一篇」，便簡約儀仗親自下鄉去拜他，而他卻避之大吉並讓牧童告訴翟買辦，說：「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吃酒去了。」其述杜少卿之狂放不霸：「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著金盃，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著，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其述莊紹光之遺落物務：閉門注《易》，「閒著無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就是市井的四個奇人，也莫不是特立獨行、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的狂狷人物。程晉芳云：「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這當是對作者知之甚深的品評。
它又繼承了明代東林黨人的關心民瘼、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以「移風易俗」為己務的「下行路線」去消淡「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黃宗羲《明儒學案》論顧憲成的東林講會云：「先生論學與世為體，嘗言『官輦彀，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東林講友之一陳龍正云：「上士真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烏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為之移。」不論杜少卿和莊紹光，還是遲衡山和武書，這類吳敬梓筆端的「上士」，其獨處也，或說《詩》，或注《易》，其相與也，一不講求性命，二不談玄說空，其所關心者乃「世道」，其所切磨者唯「禮樂兵農」。遲衡山曾說：「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製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雖托病而未應徵，莊紹光雖應徵而又辭爵歸山，卻莫不以「移風易俗」為己任，「泰伯祠名賢主祭」便是他們欲以「禮樂化俗」的一次大的嘗試，其「訾議國政」之意亦寓焉！
它還直接繼承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以治《經》作為「人生立命處」、「經世致用」，以及反對八股科舉制的思想。這在前面講得夠多的了，特別是關於反對八股科舉制問題，已屬辭費，茲再舉一不為學者們注意而批判的矛頭卻是直指人主的例證。「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為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幸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莊尚志允令還山」。這位太保雖雲臧倉小人，卻很懂得什麼叫做「君子欺人以方」。「方」者，何也？一曰制度如是，二曰又是祖宗之法。所以叫天子「歎息」歸「歎息」，「聖裁」歸「聖裁」。那麼，這類「聖裁」其總的後果又如何呢？「花罈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是蕭索。」那麼，這對有明一代的影響又如何呢？「江風吹倒前朝樹。」顧炎武抨擊八股取士制云：「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這思想在《儒林外史》中可謂表達得淋漓盡致。蓋作者將故事放在明代而且以年號為序，不只有避清代文字獄之意，而且有以史為鑒之心，「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
正是鑒於如上幾點，所以我認為：《儒林外史》中的「民主主義思想」，不是帶有近代色彩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而是中國儒學固有的樸素民主主義思想。吳敬梓和其影子人物杜少卿，都是樸素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初步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緬懷先賢，是冀「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不是想披著先賢的外衣以演出歷史的新場面。
與《儒林外史》不同，《紅樓夢》的哲學精神是寓雜多於整一，它取於儒釋道而又跳出儒釋道，蘊有新思想的萌芽。
作者對張道士之流老道是憎惡的，更不相信什麼「導氣之術」，但對道教尊其為祖師爺的老莊卻報以青睞。《老子》是道家的經典著作，唐代稱之為《道德真經》。其十八章云：「大道廢，有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