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接受史研究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由梅新林先生在』99北京會議上提出，現又設為該次會議的主題。以往的紅學研究，原本就含有「三文」互見的因素。索隱派、考證派的研究，脫離不了文本與文獻的緊密結合，只是在方法論上存在一些謬誤；自王國維而始的小說批評派，立論之初便佔領了文化與文本融合研究的制高點；建國後關於小說的時代背景、所反映的社會歷史與思想主題等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具體史料、文本內容和歷史文化的彼此參證與互相發明；對小說中茶、酒、藥等物質態文化的研究，與政、法、婚姻等制度態文化的研究，更是需要將有關文獻與文化狀態和小說文本結合起來進行：；80年代後的一些著作，如《紅樓夢哲學精神》（註：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等，則側重於從文本中發掘、發明其精神態的文化價值與哲學意義（此亦不妨看作是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承緒）。「三文」融通的研究方法，不同程度存在於20世紀的紅學歷程，只是沒有自覺形成方法論的理論構架。面臨21世紀，學者們呼喚觀念和方法的更新。我們以為引進現代闡釋學和現象學的理論方法，以歷史與現實的讀者為中心，研究《紅樓夢》本文的接受史，不妨視作「三文」融通與創新的路徑之一。現不辭淺陋，一陳管見如下。
德國文學理論家本雅明早在1931年即提出了「雙線」文學史說，認為文學史應由兩條線構成：一是作家對作品的創作史，一是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史。他在《文學史與文學學》一文中說：「對作品的整個生命及影響範圍，應與作品、尤其是與創作史平等相待，也就是說，要注意作品的命運、當代人對作品的接受、作品翻譯情況及作品的榮譽。這樣，作品便能夠在心靈深處構成一個微觀宇宙，乃至微觀永恆。」（註：本雅明《經驗與貧乏》頁250—251，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堯斯是接受美學理論家，他倡導建立一種把美學因素和歷史因素聯繫起來的新型的文學史。他在1976年出版的《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註：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曾這樣申明文學接受史研究的意義：「一方面，它必須說明文本的效果和意義所賴以具體呈現在當代讀者面前的實際過程；另一方面，它要重新構造讀者在不同時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釋同一文本的歷史過程。這就要求在衡量一部藝術作品的現時效果時，必須參照早先人們對該作品的經驗史，並且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礎上形成審美判斷。」這也就是說，接受史研究不僅有獨立的學術品格，而且也是進行狀態中的審美判斷的必要的歷史前提。堯斯從宏觀接受的角度闡明接受史的本質內涵和前提條件。德國接受美學的另一位學者伊澤爾則重視文本閱讀過程中本文與讀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特點，建構了以讀者閱讀心理為重心的審美反應理論。他所發揮為說的「本文的召喚結構」（註：伊澤爾《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從微觀接受的角度闡明了經典作家作品綿延數百年的輝煌接受史之所以形成。接受美學引入中國並用於文學研究，自80年代始。接受史研究正在成為中國文學研究中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且學術前景廣闊，大有發展餘地。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的研究，已有出色的成果，如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註：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楊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註：台灣成功大學1998年版。）等10多部專著和80餘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對於古代敘事文學的接受史研究，也有一些篇章問世（註：詳見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之《附錄》中頁332—338「接受史研究論著簡目」。）：《紅樓夢》的接受史研究，目前除了劉宏彬先生的《紅樓夢接受美學論》（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外，尚無大的動作。如何運行接受史理論與方法到《紅樓夢》研究中，應是一個新的重要課題。
《紅樓夢》接受史與《紅樓夢》研究史不同。研究史的範圍，涉及到作品評價、版本源流、成書過程、作家生平與本事考證等等；接受史則以審美經驗為中心，集中考察歷代讀者對文本的審美反應，進而窺探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的發展變化及其原因。紅學史上的「紅學」定位之爭，存在著理論認識的盲區。認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才是紅學範疇的說法，無疑有很大的片面性。《紅樓夢》的研究史，自然應將「小說學」即小說文本的研究包括在內。而若研究《紅樓夢》的接受史，則主要考察歷代《紅樓夢》讀者對作品思想藝術的審美反應，那些遠離審美經驗的研究對象，則不在此內。研究史偏重客觀科學的整理，接受史則強調主觀能動的闡釋。研究紅學史需要全面客觀地整理自《紅樓夢》誕生以來所有的研究文獻，為研究者提供系統的前期準備；研究《紅樓夢》接受史在於溝通有「紅」以來的審美經驗，作主觀能動的創造性再闡釋。以自覺的接受史意識對《紅樓夢》這樣一部經典作品進行接受史研究，不僅能深化對作品文本的藝術特性和審美魅力的認識，而且還能開拓一個有無限潛力和魅力的學術研究領域。
《紅樓夢》接受史研究的完整過程應有兩個基本環節：文獻學意義上的接受史料的系統整理，批評學意義上的接受歷程的現代理論闡釋。《紅樓夢》誕生兩百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積累了豐富多樣的接受史料，對本文作評點題詠、寫隨筆雜記的讀評者和20世紀的小說批評家，是《紅樓夢》接受的主體，他們以自己的審美視野對文本不斷作出反應、解釋，而且在同一個問題上見仁見智，呈現多樣的闡釋角度。若對接受史料作邏輯歸類和細緻分析，可以發現其深刻見解與合理方法。在此基礎之上，運用闡釋學、接受美學的研究範式對接受史作進一步的思考，可獲得對文本的更深理解。
研究《紅樓夢》的接受史，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展開：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以批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以小說家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
所謂效果史就是文本在讀者中產生的審美效應的變化史。《紅樓夢》在不同時代、身份、性別、文化修養的讀者中的接受效果很不相同，在小說人物的優劣評價上、愛憎取捨上，故事情節的審美反應上，語言文字的鑒賞趣味上，都會呈現或強或弱、或正或反、或濃或淡、或高或低的差別；作為一部特殊的小說文本，《紅樓夢》甚至在人的行為方式、情趣心態、理想信念諸方面因素滲透到讀者的精神生活中，並引起讀者的情感變異。18世紀的中國少女，會為多情的怡紅公子傷痛悲哭，終至斷腸夭亡；20世紀末的女大學生，卻多願意把選票投給柳湘蓮。「娶妻當如薛寶釵」的夢囈，兩百年來時斷時續，飄忽在中國文人蒼白的情感之夜；釵黛優劣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喧嘩，而蘊藏其後的閱讀接受心理，卻有其在在而殊的歷史文化因素。效果史研究，即是考察《紅樓夢》審美效果的嬗變及文化成因，包括讀者群的構成及其變遷，讀者對文本的接受反應，進而從中探尋讀者審美趣味的演變軌跡。脂批中一些調侃式的評語，研究者對其美學價值往往評價不高，但從接受學理論而言，卻是極為真切的效果史材料。趙景瑜先生以及其他學者所進行的《紅樓夢》問卷調查，涉及當代讀者的文化身份構成以及他們的不同接受反應，深入到當代讀者精神生活的諸多層面，應是效果史研究範圍之一例。倘若輸入接受史意識和研究範式，此類研究當獲得一個嶄新的風貌。
在效果史的基礎上深化，即進入闡釋史研究。闡釋史是歷代批評家對文本的創作根源、主旨要義、風格特徵、美學意義等進行分析闡釋所形成的歷史；闡釋史研究，是對這些闡釋重新進行思考分析，是闡釋的闡釋。它可以展現闡釋歷程，揭示文本的「意義整體」。現代闡釋學認為，文本的審美結構蘊藏著一個多元的「意義整體」，它不可能在第一次閱讀時向讀者全部開放；文本意義的生成與發展，是一個相對的、無限趨向未來的過程，對本文闡釋的再闡釋，是進入文本意義的動態生成過程的理性行為，而並非學術上的隨意選擇。重新審視《紅樓夢》的闡釋史，並對它加以新的闡釋，不僅是適應建立當代紅學的理論話語體系之需，而且也適應著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延續和發展、中國人文化心態與生命精神薪火傳遞之需。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集中國文學文化之大成的宏著，一些批評者或蔑視前賢舊說，不屑采擇，或沿襲前賢舊說，無意申明，這不僅無助於揭明文本的「意義整體」，治學態度也欠謹嚴，研究方法更是失之千里。當然，今人的再闡釋，也只是恆久的闡釋史的一個中間環節，闡釋史具有通往無限未來的指向。闡釋史研究的意識和方法，使研究者能系統整理舊說，解除一些學術疑難，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見，而不是隨心所欲，對一些雖能自圓其說然卻是曲解、誤讀的所謂定論，不加辨析地承緒或搬用。因此，闡釋學的方法可以消除諸多無謂的論爭。劉宏彬先生對《紅樓夢》主題接受史上三大範式的研究，即是對文本主題舊說的一個有效的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複合式主題說」，較為全面、客觀，與劉敬圻先生的「《紅樓夢》主題多義性」（註：劉敬圻《〈紅樓夢〉主題多義性論綱》，《困惑的明清小說》頁241—232，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之說頗多暗合。
此外，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有著與抒情文學不同的文本闡釋史，即歷代的小說評點（包括王蒙的評點）雖是感悟式的零星評說，不能如現代批評理論那樣自成體系，這也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為人們所忽略的一個要因，但若運用接受史的研究視閾，對其進行系統的史料整理與理論闡釋，便可發掘出很多精闢深邃的見解，使得其潛在的小說理論系統借助闡釋的闡釋而清晰地彰顯出來。故而運用闡釋學的研究範式來重審各類評點，不僅能化零碎為整一，變散漫為系統，而且還能歸結出極為寶貴的有關小說創作的審美體驗與哲學沉思，加之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其他古典作品的評點史料的結合研究，便可重構中國古典小說的理論體系。這是一個相當具有學術魅力的研究界面。
文本對後世作家產生了創作影響，被歷代同題同類之作反覆摹仿、借鑒、翻用，就形成了文本的影響史。《紅樓夢》對後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一，作品面世後續作、仿作紛呈，一時蔚為大觀，此可以視作整體的直接的影響；其二，20世紀的諸多優秀小說，在形象設計、情節構思、主題要旨、語言風格、象徵意象或是敘事章法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紅樓夢》的影響，有的作家甚至宣稱，自己的創作取意、借鑒於《紅樓夢》的地方甚多，此可視為局部的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也可找到它的斑斑印痕，因此《紅樓夢》的影響史研究，又可引入比較文學中影響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其三，根據小說文本改編的故事、繪畫、戲劇曲藝、影視作品，是小說文本的藝術變異，變異品與原著的距離和差異是一種必然存在，評價其所變異部分的「功」與「罪」便成為理論家不斷提起的話題。影響和借鑒的複雜多樣性，是影響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從此角度而言，探究改編作品的功罪便意義不大。影響史研究的意義在於：參比異同優劣，提高鑒賞能力；總結影響規律，豐富創作方法；開闊理論視野，更新紅學觀念。上述幾方面的研究，都或多或少進行了一些。如趙建忠先生的《紅樓夢續書研究》（註：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需要文獻學功底、顯示《紅樓夢》文本的影響史之一側面的力作；李愛冬先生對《紅樓夢》子弟書的研究，劉鋒傑、吳家榮、吳敏等人對《京華煙雲》、《金粉世家》及巴金、茅盾、張愛玲、白先勇小說創作中接受的《紅樓夢》之創作經驗的影響研究，饒道慶關於《紅樓夢》和金庸小說的研究，當代讀者對《紅樓夢》影視劇的諸多評議，等等，皆可列入《紅樓夢》影響史研究的範疇。當然，這些研究評價並不一定都自覺運用了接受史研究意識和方法，但研究本身體現出影響史研究領域的無限寬廣與永恆。三種影響史研究，以對後世中國小說乃至域外小說創作的影響研究為最具開放性魅力的研究領域，可以預言，只要人類文明存在，這種研究就將永不消亡。當代小說作家關於重讀古典、重返古典的自白，沒能引起批評家們的重視；一些作家本身就是理論素養極為深厚的小說批評家，他們的作品也富有某種古典的魅力，如曹文軒的《紅瓦》、馬瑞芳的《感謝四季》等，當代文壇好評如潮，然尚未獲得《紅樓夢》研究者的青睞。王蒙10年前「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之語今猶在耳，暗中契合併努力實踐之者，或許並不多見。當然，後世小說創作從《紅樓夢》中接受的影響，體現在文本中可能是彰顯可見的，更可能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而後者應屬更高境界的借鑒和接受。因為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個性氣質等諸多精神態的文化價值，在後世垂直接受過程中是無形的和恆久的；作為有較高文化素養、身為小說家的接受者，又因其知識構成、「接受屏幕」和創作觀念的各各有異，會在文本中表現得千差萬別；處處有形跡可尋甚或體貌相似的作品，不是借鑒之後的再創作，而類於剿襲。那種認為現代小說創作沒有一部和《紅樓夢》相像、不存在所謂借鑒因而也無須進行影響研究和接受研究的說法（註：1999年11月11日金華會議閉幕式上，李希凡先生亦持此說。），顯然失之偏頗。
從闡釋學的理論出發研究《紅樓夢》，勢必要改換我們的觀念，更新我們的視閾，在方法上將文獻、文本、文化融通起來進行。效果史、闡釋史、影響史的部件構成，是那些評點題詠文字、隨筆雜記、批評文章著作以及續書仿作、小說戲劇影視作品等，而當它們進入接受史研究的學術視域，便獲得了文獻的含義，具有無盡的史料價值；而文本的效果史、闡釋史、影響史本身，是一個個浸透時代的、歷史的、哲學的、審美的、政治的、經濟的等諸多文化因素在內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滲入，使得紅學研究運動化、群眾化、政治功利化，帶來了文本的效果史、闡釋史與影響史在某種程度上的彼此滲透、消融與嬗變，這使《紅樓夢》的接受史天生帶有不同於其他文學作品接受史的特色。
《紅樓夢》的接受史研究，使得紅學資料的系統整理成為前提性必要。接受史料的整理爬梳，不是單純的史料輯錄成史料集成、論文選編，接受史研究者也不同於以往的選家、史評家。以往諸多史料性編著，如一粟《紅樓夢卷》，將出的呂啟祥、林東海先生主編的《紅樓夢稀見資料匯要》（註：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和一些史論性著作如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稿》與《續稿》（註：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韓進廉《紅學史稿》（註：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劉夢溪《紅學》（註：1988年初版，後增補若干篇章，更名為《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白盾《紅樓夢研究史論》（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雖具有其自身的系統特點，有的更注重學術史，但皆非接受史料的系統整理和接受歷程的現代理論闡釋，缺乏自覺的接受史意識；目前我們正在編輯整理的《紅學稀見珍本叢書》，其中評點卷、隨筆卷、題詠卷、批評卷（以及考證卷、索隱卷中的部分內容），可以作為《紅樓夢》接受史研究的史料準備，但遺憾者，該叢書只收集專著而割捨單篇文章，且下限止於1949年。一些有識之士關於成立《紅樓夢》資料中心的建議，也許只是一個淺夢。接受史料的系統整理，只有靠研究者自己的勤奮搜集爬梳。
《紅樓夢》接受史研究，與80、90年代伴隨文化熱而起的「紅樓夢與傳統文化」研究，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研究視閾。其不同在於：「紅樓夢與傳統文化」研究，著重探尋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在小說文本中的斑斑印跡；《紅樓夢》接受史研究，則側重於考察後世讀者對小說文本的審美接受、小說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等。前者是上溯文化之源，後者是下討文本之流。兩者的時空領域有很大的差異。其聯繫在於：《紅樓夢》自誕生之日起，便已成為中國文化長河中的一員，研究《紅樓夢》的接受史，也是在研究我們的傳統文化之流。故而《紅樓夢》接受史研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延續與發展史的研究。它將使中國人的生存價值、行為方式、情感準則、審美理想生生不息，指向永恆的未來。在99年5 月中旬北大紅學研究小組成立大會上，我們曾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個走向」的研究觀點：一個中心，即以作品文本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即《紅樓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員，它既是傳統文化的結晶，今人可從作品文本所蘊涵的傳統文化因素來探討中國古代人之生命存在價值與情感行為方式，及作者的理想精神之所在；它作為傳統文化的傑出一員，又對後世文學藝術、文化精神起了重大作用與影響。四個走向，即走向普及——提高讀者人文素質，以通俗的形式實施傳統文化精神的教育；走向實踐——以其成熟的藝術經驗、審美指向指導當代的文學創作，提倡作家的學者化；走向世界——將文本置於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以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研究它和域外文學的關係，建立「比較紅學」的話語體系；走向未來——將《紅樓夢》放在一個接受史的動態生成狀態中，將今人的闡釋視作無窮遠的永恆闡釋史的一環，使傳統文化的麟髓鳳乳能夠滋養更多後來者的精神生命。今天，我們仍然持此觀點；《紅樓夢》接受史研究中上述觀點的一個有機構成。
目前，我們的一個課題組正在展開「經典作品接受史」的研究工作，選題已獲通過；我們也忝列其中，開始了對新理論新方法的運作。就《紅樓夢》這部特殊作品而言，要研究其接受史，原非一人一書即能完成；可展開研究的層面和角度很多，評點隨筆、論文專著的闡釋，續書仿作、改編作品等的優劣，甚至僅僅人物形象的論爭史，就可作單獨的研究。劉宏彬先生的《紅樓夢接受美學論》，有其自身的特點。該書第一章緒論部分和第二章，是對接受理論的再闡釋和對《紅樓夢》接受研究的概述：第三章「《紅樓夢》主題之接受」和第六章「《紅樓夢》詩歌文本的三級接受」，恰系宏觀接受和微觀接受兩大研究範式的類例；其餘四、五、七、八數章，屬於「著者的『個人接受』，而非廣大讀者的『社會接受』」（註：《紅樓夢接受美學論》頁136。）， 即第六章亦是著者運用接受美學理論對《葬花辭》所作的個體接受，與本文所說的接受史研究有諸多不同。如能在紅學研究者中間，樹立起明確的接受史意識，組織有生力量，有規劃地進行各種側面的研究探尋，並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可既避免撞車，又能構成完整的體系，開創紅學研究的嶄新局面，推動21世紀的紅學發展，並借此促進其他古典小說及其他敘事文學經典作品的接受中研究，進行並完成從抒情文學接受史研究到敘事文學接受史研究的過渡。這是一個頗為可觀的學術前景。
研究《紅樓夢》接受史，應是21世紀紅學界的重要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