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紅樓夢》研究中主觀唯心論的批判
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主觀唯心論，是解放後思想文化戰線上一次著名的運動。它對胡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影響作了清算，並推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理論學習和思想改造。作為思想批判和文藝批判，是必要的，有重要意義的；但以政治運動的形式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也產生了某些嚴重的缺點錯誤和消極後果。
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從此產生了所謂「新紅學」。比起以索隱、附會為特徵的「舊紅學」，「新紅學」的出現是《紅樓夢》研究上的一大進步。胡適對「索隱派」的批評是有道理的，考證也有一定的成績。但他用的是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方法，又抱有阻撓馬列主義傳播的目的，所以對《紅樓夢》的總評價是錯誤的。他把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貶低為「曹雪芹的自敘傳」、「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作品。
俞平伯先生早年研究《紅樓夢》，受到過胡適的啟發與影響。這在俞平伯先生於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裡面表現得很清楚。解放初，俞平伯先生將《紅樓夢辨》加以增刪，易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其中《作者底態度》和《紅樓夢底風格》兩篇問題最大的舊作，略改之後保留下來了。俞先生在這裡面說：《紅樓夢》是作者「感歎自己身世的」，是為「情場懺悔而作」，「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作者對黛玉和寶釵的態度不偏不倚，風格 「怨而不怒」。他把《紅樓夢》的內容局限於作者的「身世」、「情場」和「十二釵」，把作品的思想感情降低為「感歎」、「懺悔」，看不到反封建的思想和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也抹煞了作者在封建貴族的叛逆者與封建衛道者之間的傾向性。
《紅樓夢研究》出版以後，俞平伯先生又陸續在各地報刊上發表了一些評介《紅樓夢》的文章，如《紅樓夢簡論》、《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等。這些文章表明俞先生的學術思想開始在起變化，並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來分析批判」的願望。然而，舊的學術思想的包袱太沉重了，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還很不熟悉，所以對於文章中提出的《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和「主題」等問題，他不可能科學地予以闡述，只能說些枝節的表面的現象。
俞先生的錯誤是學術思想上的問題，既沒有對現實的任何影射比附，也看不到同資產階級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活動有什麼聯繫。可是，在1954年的批判運動中，某些重要文章和社論卻認為，這個問題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是「破壞我們事業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這些提法無限上綱，是沒有根據的。學術思想和階級鬥爭有聯繫，但這種聯繫常常不是直接的。一個人在某個學術領域從事研究工作，他的學術思想同他接受的傳統與教育、同他的學術造詣有著直接的關係，而當前的階級鬥爭不一定能夠直接地及時地反映到他的研究之中，書齋的研究者尤其如此。所以，一個人在現實階級鬥爭中的立場、態度，不能代表他的學術思想；同樣，他的學術思想也不能代表他的政治態度、政治立場。恩格斯說：「霍布斯是第一個近代唯物主義者(十八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君主專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代，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１像這樣的事例，歷史上屢見不鮮。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隨意把一個人的學術思想同現實階級鬥爭直接掛起鉤來呢?
批判中列舉的俞平伯先生的「錯誤觀點」，也有些不符合實際。當時大量「配合戰鬥」的急就文章，以訛傳訛，沒有顧及事實。 「《紅樓夢》的基本觀念是『色』『空』。」——這一直作為俞先生的代表性論點而受到反覆批判。細查他的文章，哪裡有這樣的意思?《紅樓夢簡論》的第一節《紅樓夢的傳統性》裡面有一句話：「如《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明從《金瓶梅》來。」一系列的批判就是由「《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這半句引起的。這半句話的含義是什麼?要弄清其含義必須顧及全篇，還要聯繫其它有關著作。
俞先生同一時期發表的《我們怎樣讀紅樓夢?》就寫道：「《紅樓夢》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與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他還把《紅樓夢》比作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作品，說是「對於上等社會的必然崩潰的不朽的輓歌」，「通過全書，卻已使讀者對這封建制度的永遠存在發生了懷疑」。這些論述表明俞先生對《紅樓夢》的現實內容有了一定的認識，他沒有荒唐到把《紅樓夢》的整個思想和全部內容都歸結為「色」「空」，也沒有把小說的藝術形象看成「色」「空」觀念的圖解。他說的「主要觀念『色』『空』」顯然是指突出地存在於作品之中的一種主觀觀念，即作者對自己描寫的社會現象所作的哲理性解釋。曹雪芹憑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敏銳的觀察力，看到了「詩禮簪纓之族」的醜惡行徑，看到 「鐘鳴鼎食之家」不會有好的命運。但曹雪芹用典型化的方法描寫這些重要社會現象時，常常用宿命論和虛無主義去解釋它。《紅樓夢》的書名即有一個「夢」字。開卷第一回就聲明 「夢」「幻」「是此書立意本旨」。後面又反覆用「運終數盡」、「月滿則虧，水滿則溢」 、「樂極悲生」等讖語來說明封建貴族衰亡的必然性。「色」「空」「夢」「幻」觀念也熔鑄在許多有感染力的歌詩詞曲與燈謎裡，並滲透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中了。當然，它們沒有掩蓋住作品深廣的社會內容，更不能代替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作者世界觀的主導面也是積極關心人生和初步民主思想。但是，「色」「空」的觀念卻也是非常明顯地存在於作品之中。俞先生拘泥於這個事實，說了「主要觀念『色』『空』」，意思是一個主要觀念，並不意味著主要觀念只有這一個(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還用過「基本的觀念」，即另有所指，見後)，更不是說全部內容就是『色』『空』。《紅樓夢簡論》本是隨筆的性質，使用概念不夠嚴密，學術批判何必鑽這樣的空子?
《紅樓夢簡論》第二節《紅樓夢的獨創性》，講到《紅樓夢》的筆法為「真事隱去」「假語村言」，並說書中「用甄士隱賈雨村這兩個諧聲的姓名來代表這觀念」。接下去，俞先生寫道：「把這總鑰匙找著了再去看全書，便好得多了，沒有太多的問題。……大約有三種成分：(一)現實的，(二)理想的，(三)批判的。這些成分每互相糾纏著，卻在基本的觀念下統一起來的。雖虛，並非空中樓閣；雖實，亦不可認為本傳年表。」從上下文看，這個「基本的觀念」，當指「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同樣的意思，《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等文也講過的。然而，某些批判文章硬說：俞平伯先生「所謂『基本觀念』，也就是在《紅樓夢的傳統性》一節中很明白的確認過的『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接著，再加以引申：「既然紅樓 夢是『色』『空』觀念的表現，那麼書中人物……只能是表現這個觀念的影子」，「俞平伯先生既然把紅樓夢的內容歸結為『色』『空』觀念」，「就是否認其為現實主義作品」。批判者先把「《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那半句話改換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並加上著重號)，再強解為「《紅樓夢》的基本觀念是『色』『空』」，然後分析發揮，予以批判。這不是斷章取義、強加於人嗎? 俞平伯先生受到批判的另一個「錯誤」是：「和胡適一樣，說《紅樓夢》是作者自傳。」
確實，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中承襲了胡適的「自傳說」。《紅樓夢研究》刪掉了「把曹雪芹的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的《紅樓夢年表》。《紅樓夢底風格》一篇也刪去了「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這句話。但《紅樓夢研究》裡面保留下來的幾篇舊作中，「自傳」的觀念仍然存在。這是不應替俞先生掩飾的。不過，即使在《紅樓夢辨》中，俞先生也說過：「要知雪芹此書雖記實事，卻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說『真事隱去』，『假語村言』，『荒唐言』，可見添飾點綴處是有的。」這與胡適說的「 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已有所不同。
後來，俞先生自己醒悟到「自傳說」的不合理。1925年寫《紅樓夢辨的修正》，他提出「《紅樓夢辨》最先要修正的」「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句話」。1940年他給趙肖甫編的《紅樓夢討論集》寫的序中說，以「自傳說」「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２。解放後，俞先生評介《紅樓夢》的文章(包括《紅樓夢研究》中增補的新作)都放棄了「自傳說」，並且一再批評「自傳說」。當然，俞先生的批評不深刻，論述也不很科學，這因為他還不熟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然而，我們為什麼不承認他的進步，偏要說他和胡適「完全一致」呢? 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雖然基本觀點是舊的，但也不是沒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沒有獲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不可能對社會歷史領域的問題作系統完整的科學論述，卻可以在材料考證與整理方面作出貢獻，也可以在個別問題或局部問題上提出合理的見解。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肯定並吸取他們的成果，不能把這種成果一筆勾銷。
俞先生根據《紅樓夢》前八十回的原文和脂硯齋評語，研究曹雪芹原稿的殘缺情形及佚稿的大致內容，研究作者「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筆法，這對我們理解小說中某些描寫的含義，瞭解作者全書的構思和寫作情況，是有幫助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中幾篇關於後四十回續書的評論，切中要害，頗有見地。俞先生從作品本身進一步證明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原著，並且指出後四十回寫寶玉中舉、黛玉勸寶玉學八股文、寶玉封文妙真人、賈家家道復初、蘭桂齊芳等違反了曹雪芹原意，歪曲了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表現了續作者高鶚的「利祿熏心」和「不謬於名教」的思想３。在藝術上，俞先生指出後四十回在許多地方模仿前八十回，某些重要人物的結局寫得很草率，有不少弄鬼裝妖的筆墨，等等。俞先生對後四十回的批評，用語比較尖刻，但也沒有完全否定它。他仍然認為，「寶走黛死」，「保持一些悲劇的空氣，不致於和那才子佳人的奇書，同流合污」，「是蘭墅底大功績，不可磨滅的功績」。早在二十年代初提出這些看法，應該說難能可貴。
1954年的批判中，沒有肯定俞先生合理的見解，反而狠批他「腰斬四十回和八十回之間的密切聯繫」，「否定高鶚的偉大功績」，「著實有其處心積慮的用心」。好像後四十回是貶不得的。可是，多年之後，一般評論者，包括曾經痛斥俞先生貶低後四十回的同志，也說後四十回續書「嚴重地歪曲了《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封建文人高鶚，力圖在續書中把《紅樓夢》納入他的『尚不謬於名教』的軌道」。而這時，又有人說，俞平伯對後四十回「 明貶暗褒」，「實際上是站在搞狗尾續貂的那伙文人一邊的」。真正叫人啼笑皆非! 上述一些主觀片面的批判，如果是在正常的文字論戰中，很容易被人指出，危害不會很大。而在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它們作為「戰鬥的批評」，一概不容爭辯。其中的是非曲直二十多年來無人為之剖白，現在應該是加以澄清的時候了。毛澤東同志早講過：「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４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一般思想問題和學術思想問題，都各有其特殊性，應當有各自解決矛盾的方法。學術上的問題需要通過深入的科學研究和學術界的討論，才能逐步分清是非，獲得真理性的認識。解決政治問題和一般思想問題的方法，諸如行政命令，組織決定，群眾鬥爭，以及發聲明，作檢討，等等，都不適用於學術領域，無助於學術問題的解決。1954年的批判是採用政治運動的形式解決學術思想上的問題，形式和內容很不相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應當允許人們自由地發表各種學術見解，提倡「爭鳴」，這樣才能促進學術文化的繁榮與進步。誰能保證自己的觀點百分之百的正確?批評乃至批判，是可以相互進行的，彼此的權利是平等的，應當嚴格「 遵守文字論戰所應遵守的一切規則」５。因為對一部古典小說的錯誤看法，組織全國性的 「批判」和「聲討」，這是很不正當的政治待遇，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字論戰和學術批判的範圍。再加上批判意見的不實事求是，就更令人不知所措了。難怪此後一些老知識分子憂心忡忡，朝夕自危，失掉探討學術的勇氣呢!
象俞平伯先生這樣的老知識分子，要改變幾十年治學過程中形成的學術觀點，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需要一個學習、探索的過程，不是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我們應該理解他們的困難，耐心幫助他們，給他們創造必要的條件。動輒施以雷霆之威，收不到催化速成的效果。至於運動一開始即被肯定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武器」的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馬列主義，也要等待實踐的檢驗和社會的公論。預先這樣肯定下來，無形中便定了調子，劃了框框，限制了獨立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從此以後，《紅樓夢》研究中形成一種按「指示」立論的「新風氣」，哪怕是領導人一句詼諧的談話，也會成為金科玉律。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假借名義，給「評紅」規定一套論點，許許多多「評紅」文章都是按「江青講話」引申敷演而成，千部一腔，小異而大同。一些主觀片面的分析問題的方法，如斷章取義，「想當然」地把學術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簡單地否定一切，等等，也影響到後來的文風和學風，並為文化界的運動所習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出於反革命目的，更把這類錯誤方法推向極端，對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打棍子，揪辮子，戴帽子，無限上綱，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文化戰線上撥亂反正，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黨的方針、政策重新得到正確的解釋和認真貫徹，這使我們有可能對往事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與總結。
回顧過去，是為了發揚成績，吸取經驗教訓，促進新時期文化藝術的繁榮。我們滿懷信心，我國學術文化的昌盛，已經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