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情」——《紅樓夢》藝境探微
在《「市人小說」「世情書」與〈紅樓夢〉》（載1986年第3 期《社會科學戰線》）一文裡，我們從史的源流探討了《紅樓夢》作為「人情小說代表作」有異於「世情書」的基本特點，但是，僅僅借用「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這句評語，還只能說明《紅樓夢》在「人情小說」創作中所達到的最高成就，並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殊的「情」的境界的創造。可以說《紅樓夢》還在手抄本階段，就有人開始從「情」方面闡發作者的創作宗旨了。
脂評本第一回「甲戌眉批」有云：「以頑石草木為偶，實歷盡風月波瀾，嘗遍情緣滋味，實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悒鬱。」
「回末總評」又說：「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裡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裡偏成癡幻。」
如果說這還是「知情者」脂硯齋在個別情節裡的註釋與評點，那麼，《紅樓夢》問世之後，很快就出現了被人目為「情書」的總體評價。瑯圜山樵的《補紅樓夢序》裡說：「雪芹先生之書，情也，夢也，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者。」花月癡人的《紅樓幻夢自序》說得更直截了當：「同人默諳問余曰：『《紅樓夢》何書也？』余答曰：『情書也』。」汪大可的《淚珠緣書後》甚至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紅樓》以前無情書，《紅樓》以後無情書，曠觀古今，《紅樓》其矯矯獨立矣！」
對於這樣的《紅樓夢》「情書」的定名，大概不是今天多數「紅學」研究者所能同意的。的確，把被譽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書」的《紅樓夢》，僅僅看成是寫愛情的小說，未免過於狹窄，也並不符合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但是，《紅樓夢》又畢竟是寫了「情」，還曾有過一個《情僧錄》的書名，作者自己又明白無誤地宣稱，他的作品是「大旨談情」。所以從這方面來看，汪大可的意見又具有相當的卓識。即使從情節內涵的容量來看，也應該說，展示斑斕多彩的情的境界，則正是《紅樓夢》沁人肺腑的獨特的藝術創造。那麼，《紅樓夢》的這個「情」境界，究竟是怎樣「曠觀古今」呢？
「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
在《紅樓夢》第一回，曹雪芹就曾借石頭之口一再申明和表露，他很不滿意當時流行的「佳人才子等書」，說它們寫的是「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反之，這當然是說，他這部《紅樓夢》就是要寫出「兒女之真情」。我們從《紅樓夢》故事情節的實際描寫裡所看到的，對「皮膚淫濫」的「風月之情」，與異性相愛的「兒女真情」，作者確是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例如賈瑞的單相思和他的死，未修改前的「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賈璉與鮑二家的那段插曲等等，都可以看出，對這種純粹肉慾的追逐，作者是把它們作為「淫穢污臭」而加以暴露和貶斥的。但是，對賈寶玉與襲人、秦鍾與智能、茗煙與萬兒的所謂「風月之情」，又確如脂評所說：「一段小兒女之態」，「亦大家常事」。作者則只是娓娓寫來，未見有過分貶斥之意。我想，大概是因為在這些小兒女中間發生的，雖未達到「真情」「至性」的境界，卻還可以算做情竇初開的兒女之情吧！
當然，在《紅樓夢》中，能使作者盡情「發洩」「兒女之真情」，並擔當起「曠觀古今」之稱譽的，首先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作者在第五回「紅樓夢十二支曲」的第三支曲裡，為寶黛的「兒女真情」譜寫了一曲苦澀的悲歌。曲意非常明白地寫出了寶黛的愛情終成悲劇，林黛玉最後將是淚盡夭亡。但這曲悲歌自然還只是一個結局的暗示，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兒女真情」的生成發展，以及其悲喜愁嗔的種種表現，在小說情節裡卻是大波小瀾，都躍然紙上，可謂千回百轉。但是，在曹雪芹的筆下，寶黛的鏤骨銘心的綿綿愛戀之情，不僅毫不涉及風月，更無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複雜細微的感情糾葛，也顯示了一種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讀者的心目中昇華出情之美感。如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第二十三回「妙詞通戲語，艷曲警芳心」，第二十六回「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以至第二十九回「癡情女情重愈斟情」，把這對少年男女從小兒女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到漸入愛境，無論是生活與內心世界，都真是表現得前所未有的「瑣碎細膩」了！儘管這兩情之間在生成發展中經常出現曲折和波瀾，有喜，有悲，有口角，有猜疑，有試探，有「半含酸」，有「悲寂寞」，甚至象「情重愈斟情」那樣的軒然大波，或者象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辭試莽玉」那樣赤裸的爆發，都有血有肉，既富於生活情趣，又充分顯示了這是一個「兒女真情」的新境界，也是兒女之情的新開掘，在中國傳統文學中，還從未見過這樣真實、細膩的兩情描寫。是的，賈寶玉，特別是林黛玉，因為始終沒有脫離朱門繡戶受壓抑的生活環境和思想上的禮教的約束，使病態的心理濃重地侵蝕著她的愛情生活，的確是憂傷多於歡樂，痛苦多於幸福。然而，也正是這種特有的「兒女情」的新境界，內蘊著真，昇華著美，在讀者的悲劇的感受與共鳴中，有著一種震顫心靈的力量。
自然，使寶黛之間的這種「兒女真情」更顯示新的異彩的，還不僅在於那從小在共同生活中逐漸培植起來的男女間的異性的愛，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兩情境界裡還包含著一種新的內蘊，即寶黛的兩情契合，滲透著思想、志趣與精神格調的和諧一致。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他雖生於貴族之家，卻對貴族社會的那套大學中庸，禮教枷鎖，功名利祿，財貨掠奪，以至男尊女卑等封建秩序與封建倫理，都表現了懷疑、否定甚至嘲諷。他十分憎惡封建階級的仕途經濟，應酬世務，對薛寶釵和史湘雲的規勸，他不但不聽，反而認為她們：「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在林黛玉的性格裡，我們雖未事事看到她明確的態度，但是，從她的思想和行動裡，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她的落落寡合，很不合封建階級大家閨範的要求。在寶黛的「兒女真情」注入了叛逆性的新內容。它不僅背離了「父母之命」的封建禮教教條，也有著反對仕途經濟之類封建秩序與封建觀念的思想一致的基礎。可這也就注定了他們這種「兒女真情」終究為封建階級所不容，只能是不幸的悲劇結局。
當然，曹雪芹筆下的「兒女真情」，並沒有都達到寶黛這種叛逆性與思想情趣相互契合的高境界，但是，在《紅樓夢》中，作者對可稱為「兒女真情」的青春少女們的性格與內心世界，卻有著豐富而深廣的開掘。譬如尤三姐對柳湘蓮的真情一片，不也別有一種震顫人心的境界麼！尤三姐雖本非清白女兒身，但她並未泯滅「真情」。在當時的環境裡，尤三姐與柳湘蓮沒有相互瞭解的條件，她對柳湘蓮的愛，有點一見鍾情。但尤三姐所鍾者，卻既非賈珍、賈璉這類「現世寶」，又非賈府人眼中的「鳳凰」賈寶玉，而是萍蹤浪跡、為人不俗的柳湘蓮。尤三姐看中了他，豈不也有獨具慧眼之處？儘管尤三姐最後還是沒有能通過那腥風濁霧，從而縮短她和「冷面」郎君柳湘蓮的距離，終於，「以死報此癡情」，但剛烈的尤三姐，畢竟是為了自主婚姻進行了勇敢的反抗，因而，她雖「癡情」而死，卻以她的獨特的性格閃光，為《紅樓夢》的「兒女真情」的境界增添了絢麗之光。
司棋和她的表兄潘又安，則又表現了另一樣「兒女真情」的境界。司棋從小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時，戲言「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長大之後，又「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第七十二回）當「抄撿大觀園」時從她箱子裡抄出來她表兄的「情書」和表記。面對百口嘲謗，她卻「並無畏懼慚愧之意」。當她聽說表兄逃走的消息以後，「氣個倒仰，因思道：『縱是鬧了出來，也該死在一處。他自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在懦弱的小姐（迎春）閨房裡，卻出現了這樣一位敢作敢為的叛逆者，卻也為大觀園女兒國增色不少。
「兒女真情」者，恰如李贄的所謂「童心」，「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這終究是難於掩藏的。即使那位被「花簽」評為「任是無情也動人」的薛寶釵，平素雖然把感情包裹得嚴嚴密密，但是，像她這樣的妙齡少女，在感情深處何嘗沒有熱流，她對賈寶玉也有愛心一片，只不過她總是用清冷的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表現，不大輕易顯露罷了。然而，無論表面上怎樣高雅矜持，那一層清冷的薄紗，有時也會被溫煦的春風吹開一角。如第八回比通靈金鎖，第二十八回的「羞籠紅麝串」，包括第三十回的「借扇機帶雙敲」的「大怒」，那樣離開她平素「做人」的常格，如此尖銳地嘲諷賈寶玉和林黛玉，又何嘗不是賈寶玉的兩句失言——「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來也體豐怯熱」，傷害了她少女固有的愛美與自尊……這一切，說明了外部強加的禮教枷鎖，即使對於一位奉守封建規範的忠實信徒來說，也難於完全封閉內心的自然感情，特別是在「情急」的瞬間。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捕捉」到的薛寶釵在賈寶玉面前洩露「真情」的瞬間，是第三十四回寶玉挨打之後，寶釵送藥的那個場面。這節描寫，在薛寶釵的藝術形象的創造裡，也是絕無僅有的。它一改薛寶釵一貫端莊凝重的性格和清冷的感情色調，卻恢復了嬌羞畏怯的少女本色，甚至顯豁了她那掩藏在禮教硬殼裡的活潑多情的女性美。這是「大旨談情」的曹雪芹用筆如刀，從這位奉守禮教規範的冷美人的內心世界裡開掘出來的「兒女真情」的閃光。如果說，在曹雪芹的筆下，「黛玉之癡情，千態萬狀，筆力勁尖，有水到渠成之象，無微不至」（第十九回脂硯齋「回末總評」），那麼，這薛寶釵的「任是無情也動人」的感情境界，卻是寫得若隱若現，淡如輕煙，那愛的火花雖偶一閃現，也仍然掩蓋不住她發自內心的「兒女真情」的光和熱。
「兒女真情」者，也就是「絕假純真」的男女愛情不加矯飾地自然流露。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用如此細膩的筆觸描繪了青年男女「真情」「至性」的千姿百態，特別是滿腔熱情地讚美了賈寶玉和林黛玉擺脫禮教束縛的「兒女真情」，客觀上也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階級摧殘人性、壓抑人情的歷史罪惡，這在當時，是有積極反封建意義的。而《紅樓夢》的兒女真情的描寫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又並非表現了如「三言」「二拍」的那種世俗情慾的渲染，而是在感情境界裡反映了他們的青春覺醒，並給以美的昇華，具有沁人肺腑的藝術力量。
「寶玉情不情」
「黛玉情情，寶玉情不情」，據熟悉《紅樓夢》佚稿的脂硯齋介紹，這是曹雪芹原作結尾「情榜」中對寶黛二人的定評。對於林黛玉的「情情」，曹雪芹寫得如此纏綿悱惻，細緻入微，震顫心弦，固然是顯示了他的寫情之筆「曠觀古今」，為中國文學史之冠；而我又以為「寶玉情不情」，卻更是作者在「兒女真情」的境界中具有時代意義的新開掘，也是賈寶玉這一典型形象內蘊的最富有魅力的個性特徵。
是的，即使從「兒女真情」的境界來看，賈寶玉也不似林黛玉那麼單純。在林黛玉那裡，心中眼中只一寶玉，情之所鍾，一往情深。因而，她也要求賈寶玉能像她那樣有專一的愛情，是謂之「黛玉情情」。而生活在眾多少女包圍圈裡的賈寶玉，雖然也鍾情於林黛玉，並「刻刻求黛玉知其癡情」，致有「訴肺腑心迷活寶玉」的海誓山盟的訴說。但在與釵黛接觸中，賈寶玉有時也會有如黛玉所說的微妙的感情變化：「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八回）脂硯齋稱此為寶玉的「忘情」。像「羞籠紅麝串」一節，寫賈寶玉想起「金玉」之事，只見薛寶釵「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本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異性的青年男女在生活相處中觸發起這種微妙的感情變化，是很自然的，何況賈寶玉就是在這種「忘情」的舉動裡，也並未真的忘掉「妹妹」，而且還恰恰想到了「妹妹」，所以儘管這「忘情」的影像在林黛玉的眼裡留下一個「呆雁」的形象，卻仍屬於「情情」的範圍。
何謂「寶玉情不情」？按字面來理解，這「不情」似是指不知情或無知無覺。也就是說，賈寶玉不但向他情之所鍾的人用情，而且也用情於無情無知者。賈寶玉曾為此受到「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以至到了現在，也還被人認為，為許多女孩子所喜歡，他也多情地喜歡許多女孩子，是賈寶玉典型性格的最突出的特點。
這「情不情」是男女間的情愛嗎？的確，賈寶玉對林黛玉也處處表現出體貼、容讓和愛護，但賈寶玉並非只對林黛玉如此，而是對大觀園少女們都這樣「用情」。賈璉的小廝興兒說他「只愛在丫頭群裡鬧，也沒剛柔」（第六十六回）。連外來的婆子也嘲笑他「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第三十五回）。
這類被視為「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事，正是曹雪芹用以表現「寶玉情不情」的個性化細節：
「齡官劃薔癡及局外」，是寫賈寶玉在園子裡看見一個女孩子蹲在地上不斷地寫著一個「薔」字，想像她一定有什麼心事；又見她「模樣兒這樣單薄，心裡那裡還擱得住熬煎」，恨自己不能替她分擔。這時忽然落雨了，他自己淋得渾身冰涼，卻沒感覺，只看著齡官頭上滴下水來，反而提醒齡官身上濕了，不要寫了。（第三十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是寫賈寶玉被賈政打傷後，玉釧兒端湯給他喝，將湯潑在了他手上，他「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第三十五回）
類似的例子，還表現在對平兒、香菱、藕官、芳官、春燕、彩雲等人的「用情」上。
凡此種種，有相識的，有不相識的，有領情的，有不領情的，賈寶玉都「傾情盡心」，體貼她們，尊重她們，愛護她們，處處為她們著想。的確，她們都是生活在他周圍的少女，如果說這種「用情」，也算是賈寶玉的「多情」，那麼，這是男女之間的情愛麼！最溺愛這孫子的賈母，根據她多年的觀察，有了這樣的結論與疑問：「別的淘氣都是應該，只是他這種和丫頭好更叫人難懂，我為此也擔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玩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即細細查試，究竟不是如此，豈不奇怪？」在我們今天看來，賈寶玉的性格裡，確有過多的脂粉氣，可連賈母也「查試」出，賈寶玉與少女接近，卻並非因為「知道男女的事了」，因而，如果「多情」論，是指男女情愛而言，像是在賈母這裡也難得通過的。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作為一個內蘊豐富的典型形象，它的性格和感情世界，都是十分複雜的。這是我們過去用社會學的一次方程式始終難於剖析清楚的。曹雪芹似也有鑒於此，才在賈寶玉尚未出場以前，就在第二回通過賈雨村之口，做了一個思辨性的概括，即所謂正邪二氣相互搏擊掀發以賦人：「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必為奇優名倡。」究竟什麼是「正邪二賦」的正確含義，雖然也有些同志做了或唯物或唯心的解析，但我仍然不得要領。我想，撇開那些神秘莫解的詞句，其意無非是說，在宇宙正邪二氣的孕育中，人世間要產生三種人：「大聖大賢」，是適應祥和的時代氣運而生；「大邪大惡」，是災難的時代氣運的產物；而所謂的「情癡情種」、「逸士高人」、「奇優名倡」，則是「太平盛世所餘之秀氣」與「殘忍乖僻之邪氣」相互搏擊，「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其氣亦必賦人」而生。簡化一下意思，似可理解為，這類人乃「時代的怪胎」。賈寶玉就是這樣的「怪胎」，而有這樣的「怪譎用情」。魯迅這樣描寫了賈寶玉對少女們的「用情」：「暱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中國小說史略》）二知道人則作了這樣的評價：「寶玉能得眾女子之心者，無他，必務求興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乎即為，不利女子乎即止。」並說：「寶玉一視同仁，不問迎、探、惜之為一脈也，不問薛、史之為親串也，不問襲人、晴雯之為侍兒也，但是女子，俱當珍重，若黛玉則性命共之也。」（《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一冊第90頁）可見早在封建時代，就已經有人能識別，賈寶玉對少女的「多情」，並非男女間的情愛，而是有著獨特的「女兒觀」。
賈寶玉出生在一個封建貴族的家庭，那上層社會繁文縟節的虛偽名教與男性貴族的生活的腐爛和醜惡，瀰漫在他的周圍。他雖擺不脫貴族公子的生活，但他所生存的社會現實所給予他的精神壓抑，卻也形成了他的獨特的感受和認識，他對這貴族之家為他安排的「讀書上進」仕途經濟之類，產生了極端的憎惡。他把熱衷於此的人都罵成「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而由於自幼生活在姊妹中間，後來又進入了大觀園女兒國，這「兩棲」生活的強烈對比，使賈寶玉產生了不同一般的對人的看法：「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渣滓濁沫而已。」「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小說中賈寶玉的影子甄寶玉，甚至有過這樣極端的比喻，他常對他的小廝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
然而，賈寶玉如此「怪譎」的女兒觀，卻並非超現實的奇想，而恰恰是現實矛盾衝突的產物。賈寶玉崇拜「人為萬物之靈」，而人之精秀又是女兒的真純的人性，這正是現實污臭的男權統治下男尊女卑的直接對立物，這是他兩棲於不同生活世界的直接感受中的理想人性的昇華。在賈寶玉不得不周旋的男權世界，他雖也有氣質相近的一二知音，如秦鍾、柳湘蓮、琪官以至北靜王等，但他生活在其間，上下左右，卻更多的是他所憎惡的鬚眉濁物，污臭男性。長一輩的有一個「太好色」的大伯父賈赦；同輩則有賈珍、賈璉這樣的偷雞摸狗的哥哥們，庸俗而又壞心眼的弟弟賈環，或更加下流的親屬子侄如薛蟠、賈蓉之輩。而使他最難擺脫的，又是那位時時企圖用棍棒把他趕向仕途經濟的道學夫子的父親賈政，以至被迫不得不勉為應酬的利祿熏心的賈雨村之流……
和這個男性中樞成對比，賈寶玉的日常生活，又主要是在較少封建世俗氣的女兒群裡，特別是進入大觀園之後，那裡確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世界。無論是林黛玉的詩人的氣質，薛寶釵的才學與知識，史湘雲的純真與豪邁，迎春的「溫柔沉默，觀之可親」，探春的「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惜春的稚氣，妙玉的孤高自許，以至晴雯的直率任性，紫鵑的聰慧忠誠，也包括襲人的「枉自溫柔和順」，在賈寶玉的直觀感受裡，當然都少有名韁利鎖的污染，而無比超越他所生活的那個男性中樞社會，這使他從齷齪空氣中得到淨化和昇華。因此，在他的心目中，就形成了只有靈秀聰明的少女才具有理想的人性。
不過，又並非一切女性，都是賈寶玉崇拜的對象，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王善保家的，欺侮藕官的婆子，虐待芳官的乾娘，追打春燕的親媽，以至包括致金釧兒和晴雯於死地的他自己的生母王夫人，都曾以她們踐踏大觀園少女們生命感情的行為，給賈寶玉帶來了深沉的憤怒與痛苦！他曾形象地說這些人，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變成「死珠」和「魚眼睛了」。可見賈寶玉的這種「怪譎」的女兒觀，是有著人性變化的依據的，以至到了「逐司棋」的事件中，竟直率地喊出了這樣的詛咒：「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
所以，賈寶玉的「用情」，不僅有他的標準，而且顯示著豐富的、鮮明的時代歷史內涵，既非超越現實，也並非「泛愛」。在他的心目裡，出嫁了的婦女，所以變成「死珠」、「魚眼睛」，正是她們沾染了封建世俗的惡習，以至地位改變並參與了封建統治的壓迫，因而，喪失了寶珠的美色。
當然，賈寶玉這種「愛博而心勞」，不只因為青春少女的「美好」，她們體現了理想的人性，而且因為無情的現實在毀滅這「美好」，這理想的人性。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從來就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這個「女孩兒天真爛漫的混沌世界」，仍然是在榮寧二府的圍牆內，它的存在也只不過托庇於賈妃的「特下恩旨」，因而，這女兒國的「自由歡樂」也是極有限的，賈寶玉既從這裡獲得了「清明靈秀之氣」的熏陶，也同時體驗了她們的辛酸悲苦，乃至看到了在禮教殺人下的不幸與死亡。如魯迅所說：「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先有可卿自經……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其中還包括平兒受辱，鴛鴦拒婚，司棋被逐，迎春出嫁受虐待，大觀園女兒們的血與淚，都在浸潤、哺育著賈寶玉的「情不情」。
由此看來，賈寶玉的這種「用情」也並不「怪譎」，而是對男尊女卑等綱常名教合理抗議的產物。自然，賈寶玉的感情世界又是十分複雜的，他的用情有男女之情，如與林黛玉的愛情，有為寶釵的貌美所吸引而產生搖擺的「忘情」，也有與襲人的暖昧私情，或與男友中間的不健康的關係，在曹雪芹的筆下都毫無「諱飾」。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作為「千古情癡」的賈寶玉，在他生活中對大多數少女的「用情」，被叫做「意淫」（「淫」字此處應作過分解）也好，叫做「情不情」也好，卻顯然都是超越了兒女私情的界限，表現了尊重、體貼、關愛、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具有初步民主主義人道精神的新內容，吹拂著人性覺醒的青春氣息。
「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
描寫男女相愛，在中國文學中，幾乎是從《詩經》開始就有了的「古老」的題材，「情」，在我國古典文學中，更是一個古老的概念。但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的「大旨談情」，以及他通過賈寶玉這個叛逆形象所反映的「情不情」的感情境界，卻都並非「古已有之」，而是明中葉以來新的思想現象與文藝現象輝煌發展的結晶。「情」，在這裡被賦予了時代的新的哲學內涵。明中葉以來，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封建社會在醞釀著重大變化，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就是在哲學與文藝上出現了被美學家稱為「反抗的浪漫主義思潮」。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思想家李贄。他不服孔孟，大倡異端，宣講童心，反對矯飾。從文藝上講，他評點了多種市井流傳的小說戲曲，他第一個衝破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樊籬，給《水滸》和《西廂記》以很高的評價，而且明確地論述了文學的史的發展觀。他認為文學只能隨時勢而變化：「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焚書·童心說》）於是，他把反映真實的人情世態的現實文學納入了啟蒙思潮，提高到理論高度而加以提倡，這就是他的著名的「童心說」。在李贄的思想體系裡，「童心」成了反對一切傳統觀念束縛的反叛的旗幟。這個以心靈覺醒為基礎的個性解放思潮，在明清之際雖然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急遽變化而屢經曲折，但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波及了百餘年的文壇。
在李贄生活與活動的當時，如「公安派」三袁，特別是以詩文名世的袁宏道，以戲曲名世的湯顯祖，以小說名世的馮夢龍（也包括以《西遊記》名世的吳承恩），以書畫名世的徐渭，都可以說是堪稱李贄同調的開一代新風的啟蒙主義的文藝家。而早於《紅樓夢》百餘年前，同樣以「談情」為主旨的，是湯顯祖的《牡丹亭》這朵浪漫文學之花。「牡丹亭艷曲警芳心」，是《紅樓夢》中一個富於詩意的插曲，它寫了女主人公林黛玉，聽到《牡丹亭》典雅駘蕩的艷曲，是怎樣深深地觸動了她的少女情懷！我想，曹雪芹在林黛玉的性格創造裡融合進這樣一個細節，其著眼點，也在於形象地暗示著林黛玉與《牡丹亭》女主人公杜麗娘有心意相通的感情境界。明中葉以來以李贄為代表的這一啟蒙思潮，是以大力標榜「情」，來與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相對抗，而湯顯祖則是以《牡丹亭》的創作，來體現他的以「情」反「理」的浪漫追求。他熱烈地歌贊「有情之天下」，明確地宣稱自己的創作是「以情作使」。「情」與「理」的衝突貫串《牡丹亭》全劇，最後是以杜麗娘還魂——「情」的勝利結束。這個情之生死的浪漫主義的呼喚，確非單純寫的愛情，而是蘊含著對歷史新時代的嚮往與追求。
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這時已遠離了這一浪漫思潮的高昂期。明末的戰亂頻仍，李自成、張獻忠義軍的覆敗，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他們的落後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再一次給我國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歷史曲折，這也使思想文藝上有了變易。李澤厚同志稱之為「由浪漫主義一變而為感傷文學」。但我又以為，歷史的曲折決不會把歷史已經發生的事物統統抹掉，特別是源遠流長的意識形態領域，更會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更何況所謂康乾盛世，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經濟上的資本主義不只已經復甦，而且有了發展。
清代統治者雖把程朱理學奉為正統獨尊的地位，企圖利用它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以加強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精神統治，但反理學的思潮並未因而泯滅。明末清初燦若群星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固不必說，顏元就公開標榜：「人為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亦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編》卷一）就以曹雪芹同時代人來說，著名反理學思想家戴震，那樣不顧「宋儒赫赫之威勢」，尖銳揭露它「以理殺人」，且強調：「理存乎欲中」（《孟子字義疏正》），這也並不是孤立的現象。百多年來的綿綿不斷的反理學思潮，一直在文藝史上留下它深深的足跡。如果說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以「情」為創作根本的第一朵藝術奇葩；那麼，曹雪芹自稱「大旨談情」的《紅樓夢》，卻是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更深遠的現實意義上描繪了「情」對「理」的抗爭。曹雪芹所要「發洩」的「兒女之真情」，實際上就是李贄的「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更深刻地開掘和體現。它也是以讚美人的天然本性，來與封建綱常名教的「天理」相對立的。
近百年來新舊紅學的失誤，索隱也好，新證也好，都是企圖從《紅樓夢》創造的藝術形象中搜尋出事實真實的結論，這自然是我們所不取的。但是，我們又並不因此而否認，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概括有他自己的身世遭際，甚至在賈寶玉這個主要人物身上，熔鑄有他自己的思想性格以至願望與理想。在《紅樓夢》第一回，曹雪芹就曾以「作者自雲」講過這樣一段話：「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這說明作者有過類似賈寶玉那樣的「閨友閨情」的經歷，而且「親睹親聞」過不少行止見識都在他之上的女性，以至使他半生潦倒以後仍然有「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的慨歎，而且決心「敷演出」《紅樓夢》這段故事來，憤怒地譴責封建的男權統治與禮教法規所強加給婦女的沉重鐐銬，並創造了如此眾多的性格豐富的少女形象，熱情歌讚了理想的人性——大觀園中的女性美。因而，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賈寶玉的感情和性格，正寄托著曹雪芹的理想。最近讀到了作家管樺一篇題為《曹雪芹與女性》的散文，他這樣描寫了他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感受和認識：「……那些少女們的低語、笑聲和哭泣，反映出你的靈魂的遙遠的深度和廣度。你永遠是那些善良生命的愛撫者，奴隸的愛撫者，剛烈和柔弱女性的愛撫者，你的人道主義不是恩賜，不是憐憫，而是對於同樣屬於人類的女性的尊重……」（1986年3月6日《人民日報》）這是一個對曹雪芹女性觀的很精闢、很深刻的理解。
「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這是曹雪芹積半生之經驗，由衷地、真誠地唱出的對男尊女卑的反抗之歌。他筆下的那些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雖身份不同，教養不同，際遇不同，但在心靈和情操上，卻又都強烈地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美質，與他筆下的那些鬚眉濁物形成鮮明對比。而賈寶玉這一千古情癡的典型形象的創造，不只深廣地開拓了「兒女真情」的境界，還遠遠超越了男女愛情的狹小天地，顯示了以情待人的人道主義的濃郁的理想色彩。儘管曹雪芹並沒有象湯顯祖那樣公開宣揚情與理的對立，但是，他卻通過藝術形象把這個富有時代意義的情與理的尖銳矛盾，折射在複雜的社會歷史生活以及小說主人公們的性格命運裡，揭示了它們的不可調和。
從藝術的感情基調來看，曹雪芹的《紅樓夢》，的確沒有了《牡丹亭》、《西遊記》那樣的「快樂而單純」。賈寶玉、林黛玉的「兒女真情」，雖然也是「生生死死為情多」，卻失去了「起死回生」的力量。《紅樓夢》中的以「情」反「理」，也沒有象《牡丹亭》那樣最後以「情」的勝利結束。相反，林黛玉的「情情」的結果是「淚盡夭亡」，「冷月葬花魂」；賈寶玉的「情不情」，也並沒有取得現實世界的完全理解，「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特別是他所寄居的「理想國」大觀園的「三春去後諸芳盡」，終於也使他不得不絕情而「撒手懸崖」了！
王國維說：「《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紅樓夢評論》）李澤厚同志在他的《美的歷程》中雖然說，《紅樓夢》「達到了與外國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相比美的輝煌高度」，「成了百讀不厭的封建末世的百科全書」，但他又認為，《紅樓夢》「同樣帶著沒有出路，沒有革命理想，帶著濃厚的輓歌色調」，它是那「具有深刻根基的感傷主義思潮在《紅樓夢》裡的昇華」。
在《紅樓夢》的藝術形象裡，實是籠罩著人生空幻的感傷情調。這一方面是表現在一種末世生活的輓歌情緒裡。甄士隱的《「好了歌」注》，詮釋著榮寧貴族未來的傾敗；冷子興的「演說」，道出了這「盛世」的現實「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秦可卿死後的「夢兆」，發出了「盛筵必散」的哀音；元妃省親的豪華，雖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也不過是瞬間的繁華，而且暗寓著即將到來的政治慘變。就是「抄撿大觀園」的行動，不也引起了敏探春「異兆悲音」的深深感慨麼！
不可避免的沒落、崩潰、敗亡的感傷基調，沉浸在這貴族之家的富麗堂皇之中，而且是在號稱「康乾盛世」的歷史年代，它的確具有深刻的時代社會根基。但是，滲透著《紅樓夢》的「悲劇中之悲劇」的；卻還有另一種感傷基調，即小說的男女主人公充滿著「情幻」的虛無色彩的渲染。所謂「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所謂「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所謂「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我們曾經分析過這些對「情」的虛無的感傷情緒，並非完全是抽像的圖解，它被作者當作宿命的繩索，牽引到現實人生「兒女真情」的境界裡來了。賈寶玉、林黛玉的性格與愛情的悲劇，被渲染成三生石畔神瑛與絳珠的宿緣在人世間的延伸。為封建的「理」世界所不容、所虐殺的大觀園青年少女們的悲劇命運，也早在太虛幻境的「薄命司」裡注過冊。這種「情幻」的感傷基調，也曾被人認為，《紅樓夢》的「基本觀念」就是「色空」。
這一切，當然都反映了作家曹雪芹「談情」的時代、歷史、以及個人民主主義思想的脆弱和局限。他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賈寶玉一樣，在他的以「情」反「理」的追求中，滲透著「夢醒了無路可走」的苦痛與悲傷，大不同於《牡丹亭》的樂觀的浪漫精神。但這又畢竟是有了「夢醒」，有了「理想人性」的追求。它既反映在富有濃郁理想色彩的大觀園的藝術營造裡，也體現在富有特異時代色彩的「千古情癡」的賈寶玉的典型創造上。它的藝術形象的整體充滿了對貴族階級的腐敗、殘酷，以及封建制度、禮教文明的「洞悉幽隱的強有力的否定和判決」，也洋溢著對「兒女真情」、叛逆精神的真誠的歌頌。所以，儘管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和理想的追求，終究不能衝破禮教的牢籠，大觀園少女們的青春覺醒，也終究未能挽救她們的悲劇命運，但它們與貴族階級以及封建社會的敗亡和崩潰畢竟不同，它們的感傷基調是美與新生的被毀滅，是另一種時代社會的根基。在這一意義上，我又認為，這正是曹雪芹的現實主義與湯顯祖的浪漫主義有其相通之處，而且從「情」的內涵來看，曹雪芹的女性觀與人性觀中所顯示出的人道主義精神，較之湯顯祖的《牡丹亭》要更為豐富、更為深沉、更為富有時代的亮彩！
1986年5月10日初稿
1986年5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