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
一
同秦可卿之死、元春歸省、探春理家、抄檢大觀園等故事情節的重要意義一樣，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在《紅樓夢》全書中也佔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地位。它在全書情節結構上所具有的極大重要性、它在語言運用上所富有的鮮明特色、它在表達主題上所包蘊的深刻意義，都早為紅學家們所一再分析論述過了。在這些方面，我不想多所發揮，我想申述的僅僅是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從而在讀者面前所展現的豐滿複雜的性格特徵。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不肖種種大承笞撻」這樣一個回目是頗有概括力的，它不但表示了這段情節的內容，而且指明了形成這段情節的直接的和間接的原因，這自然也就相應地表現了這段情節的性質。按矛盾的性質講，顯然是賈政的教子成龍和寶玉的越軌不肖，也即所謂封建傳統的衛道者和叛逆者之間的鬥爭。在這樣一場激烈尖銳、短兵相接、生死邊緣上的搏擊中，矛盾的雙方各以他們獨具的性格特徵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特徵之一就是人物性格的豐滿、複雜。作者不僅寫了這些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還寫了次要方面；不僅寫了人物性格的表面現象，還寫了豐富內涵；不僅寫了人物性格的正面，還寫了側面。當作家的筆觸涉及這些方面時，不僅寫了它們之間相統一、一致因而相得益彰的方面，而且寫了不相統一，甚至存在差異、牴牾、矛盾從而相反相成的方面。這就把作品的人物性格突現了出來，給人以立體感、豐富感、真實感。
我們先來看賈政。如果依據故事情節的發展為線索來分析賈政內心和行動的變化的話，那末，大致上可以以王夫人的奪板子、哭勸為界線，將其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賈政怒氣的積聚、上升、發洩期，後一個階段則是消氣、後悔、內疚期；前個階段帶有濃重的感情激越色彩，後個階段則又偏於清醒的理智成分。賈政對寶玉是早就有所不滿的，而突然發現寶玉在外流蕩優伶，還引逗出忠順王喜愛的優伶，以至招來長府官的逼門討索，這對於「為人端方正直」（二回）的賈政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他「氣得目瞪口呆」了；恰在這時，又添上賈環關於寶玉強姦金釧兒未遂的誣告，使他感到自己「上辱先人、下生逆子」，「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至此，怒火燃到了高峰，非噴吐不行了，因而才有此後下死力的笞撻。
在這個賈政怒火直線上升的階段裡，主因自然是流蕩優伶和逼淫母婢，不過，也還有些次要的、與此相關的緣故，這便是：賈政以為寶玉之所以會如此，這與過去管教不嚴有關，而過去之所以管教不嚴，又是由於賈母與王夫人的溺愛和眾門客的勸阻。因而這次笞撻寶玉，賈政決意要排除這些阻力，所以，別人再來勸解，反而成了煽火之風，助火之油，使他的怒火更旺、笞撻更凶了！這可以說是從不同的側面來豐富賈政的暴怒性格和思想的。
接下去，是王夫人抱住了板子哭勸。當賈政處於暴怒的時刻，他所要的只是發洩、懲罰、甚至報復，他既不會想到王夫人同寶玉的相依為命，也不會想到寶玉是賈氏的宗嗣，更不會尋求更妥善的管教方式。正是王夫人揪心摧肺的哭勸，她那兩段飽和著深情而又頗具道理的話語，使他不得不冷靜下來。到了李紈的「抽抽搭搭」地哭賈珠，乃至賈母的出面干預，賈政的感情已是急轉直下了：「見賈母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上前躬身陪笑」。這些文字，與其說是純客觀的敘述賈政對賈母的禮貌、孝敬，倒不如說是飽含著賈政因重撻兒子而帶來的內疚。只有結合賈政思想感情上的起伏波瀾去理解這些文字，我們才能體會得出下面賈政聽到賈母責怪話語後的「忙跪下含淚」，接著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傷感，都是兒子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等所蘊含的悔恨之情。最後才導致賈政「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的徹底悔悟。在這個思想感情的巨大變動中，賈政感情上的變化，包含著對賈母的孝敬、對妻子的體恤、對教子方式的自檢，它的感情內涵無疑是十分豐富的。
賈政的思想感情所經歷的這兩個階段，是發展變化的，有時還是矛盾的，但這都沒有超出他一定要管教寶玉這樣一個限度，也即是沒有超出賈政所要維護的根本利益這個限度，恰恰相反，這些發展變化和矛盾都和諧地統一在賈政身上，使這個形象更豐滿、複雜、真實。
我們再來看寶玉。寶玉在這一事件中是矛盾的一方，是承受笞撻者。對他，作家有馳騁筆墨的廣闊餘地，讀者也有合理推論的各種設想，但是，和這一事件中出場的其他幾個主要人物比較起來。他卻是一個在思想感情上最少變化的人物。事前，當他聽說金釧兒含羞自盡時，心中是「五內摧傷」。是悲痛還是惋惜？是對自己行為的追悔還是對王夫人誤解的怨恨？抑或是兼而有之？不論為何者，都絲毫沒有動搖他對純真少女的敬愛和接近她們的決心。事後，當他自己已經被打得遍體鱗傷幾乎喪命的時候，說的仍然是：「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可見倒是這場殘酷凶狠的笞撻，考驗了寶玉這個封建階級不肖子的決心，堅定了他走叛逆之路的意志。正像一塊閃光的寶石，經過了一次琢磨而更加絢麗一樣，寶玉的性格特徵更為突出了。
但是，難道描寫缺少思想變化的人物就一定會招致形象的蒼白貧弱嗎？顯然不是。其實，即使同一種思想感情，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對象身上，也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程度，如寶玉面對著寶釵那種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之情，他雖也受到感動，忘掉了疼痛，但他卻只能心想，而不可言談，只能自言將一生事業付諸東流，而不可能是其他。可當哭腫了雙眼的黛玉「抽抽噎噎」地勸他道：「你可都改了吧！」時，他就敞開胸襟，暢述了以死相許的決絕態度。描寫寶玉這種不同的態度，使寶玉的性格擺脫了單一化的弊病，而達到了藝術上多樣有致的境界。
即使象寶玉企圖逃避挨打這樣一個看來不那麼重要的細節問題，作家的生花之筆也是大有可為的。當寶玉忙忙地趕來，一聽是忠順王府討索琪官時，先是「唬了一跳」，然後連忙否認，而且「說著便哭」，賴得乾乾淨淨；但當長府官指出他腰間的汗巾子便是琪官的贈物時，他「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生怕長府官再講出什麼於己更為不利的話，便想將長府官先打發出去。這是一轉。可是賈政對他說「不許動」，寶玉知道凶多吉少，為了躲過這一關，他只有求助於賈母的出面保護了，但這時偏偏碰到一個聾老婆子，不能傳話，急得他「手腳無處抓尋」。這是二轉。寶玉無可求助，自知也不能討饒，就只落得嗚嗚哭泣，老實挨打了。這是三轉。這些，雖然總的都是為了維護自我、躲避笞撻，但有了這樣三個轉折、四種方式，便層次分明地把寶玉的形象勾畫得鮮明突出而又顯得血肉豐滿、形神畢具了。
我們再來看賈母。賈母完全是以寶玉保護者的姿態出現的，她堅決反對賈政的笞撻，因而對賈政進行了一系列嚴厲、沉痛而又有分寸的責備。這裡，她的第一句話：「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乾淨了！」是氣、疼、急交織成的語言，既表示了她對寶玉生死相依的關切，又包含著她對賈政笞撻的堅決反對；第二句話：「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表面上是自怨自艾，骨子裡是對賈政的徹底否定；第三句話：「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兒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著！」進入了正題：責備賈政不該「下死手的板子」去打寶玉，而且以賈政的父親為例講明教訓的方式；第四句話：「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並令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先是故意把事態擴大，然後虛張聲勢地提出要回南京去，反映了賈母等和賈政在教育寶玉方面的久已存在的分歧，又顯得那麼切合身份、順理成章；第五句話：「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兒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這是對王夫人的開導，卻明顯地暗喻賈政的不服母命，惹老人生氣。接下去是進一步指明賈政不顧老年人的心情，打寶玉分明是使賈母失去「立足之地」，再就是看到寶玉被打的慘狀的心疼，生氣而「抱著哭個不了」；最後一句話：「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算嗎？」氣消了，矛盾的核心問題也揭示出來了：對兒子要教育，但只是不能狠打，不能打到「這個分兒」。應該說，賈母同賈政的分歧並不大，更談不上有什麼根本性質的矛盾，但是，僅僅是通過這樣一點分歧、矛盾，用人物的一系列語言，不就既表現了賈母當時當地的深沉、豐富、複雜的感情心態，也將一個善良、慈愛、豁達而處於家族最高地位的老嫗的形象推到了讀者面前嗎！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用在這裡是絲毫也不誇張的。
圍繞笞撻事件，作者筆墨所及的直接出場者尚有：忠順府長府官、賈環、王夫人、聾老媽媽、李紈、鳳姐、迎春、探春、薛姨媽、寶釵、香菱、襲人、湘雲、焙茗、薛蟠、黛玉、周瑞媳婦、吳登新媳婦、鄭好時媳婦等二十一人，其中迎春、探春、香菱、湘雲、周瑞媳婦、吳登新媳婦、鄭好時媳婦等均屬偶一露面，並未活動。其他十五人，不管他們在故事中佔據什麼地位，或者在描寫篇幅上多麼簡略，都是以他們各具特點的豐富複雜的形象，活躍在作品中的。像忠順府長府官那種依仗主人權勢，出語有禮而又暗含威逼的高級管家架勢；賈環那種畏瑣卑劣的乘機告密，添油加醋的肖小之氣的表演；王夫人那種懇切勸夫與揪心愛子的貴夫人的獨特方式；聾老媽媽那種頗具喜劇性的對話；李紈這個恪守閨訓的寡婦的情態；鳳姐那種幾分真意幾分做作的張羅；薛姨媽的關心與愛撫；寶釵那種不事聲張，然而卻溫柔善良而又周到實在的救助；襲人的細心的調查，深沉的擔心，長遠的謀慮；薛蟠的莽撞、直率而又知錯能改；黛玉的深埋於心底的愛情標誌——那雙深恐被人發現秘密的哭腫了的眼睛，等等，等等，可以說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形成這印象的原因恰恰在於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鮮明、深刻、豐滿、多樣。
以上，是我們僅僅從寶玉挨打這一段故事中所看到的人物塑造情況，如果我們把視線擴大開來。投向《紅樓夢》全書，那末，我們就更不能不驚奇於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了。我們還是以賈寶玉為例吧：在思想實質上，他的確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某些意識特徵，但卻又烙上了封建階級濃重的印記；在人生道路上，他鄙夷仕途經濟、世俗傳統，含有明顯的封建叛逆者的特點，但卻又安於那種錦衣玉食、紈褲車馬的公子哥兒生活現狀；在人生態度上，他嚴肅地對待生活道路、婚姻問題，但卻又輕浮地狎戲嬉戲、感情多用；在愛情問題上，他追求平等自由、志同道合、純潔高尚，但卻又禁不住形體美的誘惑，甚至對村姑二丫頭也會神往；在家庭生活中，他不滿於現存的一整套封建秩序，但卻又隨意踢丫頭、罵奶媽，等等。我們再以王熙鳳為例：她的性格是以貪婪、潑辣、狠毒、凶殘、狡黠為顯著特點的，但她的機變、精明、幹練、果斷也構成了她性格中的另外一個方面；她做壞事時從來不相信什麼陰司鬼神地獄之說，但她在複雜的家庭矛盾中卻不免有抽身退步的打算。我們還以薛寶釵為例：這本是一個被封建的禮教、道德、婦規所陶冶、培植起來的人物，所以她熱衷於仕途經濟，恪守著作為一個貴族小姐應遵循的法規，這表現就是她對親哥哥薛蟠的胡鬧不滿，而規勸表兄弟賈寶玉「上進」，教訓林黛玉不要被邪書移了性情而要安於針黹女紅，對長上的一味討好奉承，對人處世則裝愚守拙，但同時她又比較豁達大度，識大體顧大局，對下人寬厚，能關心照顧周圍的姐妹，她的外形又是那樣豐潤嬌好，如此等等。上述這些人物的思想、情操、品質、外貌等方面的情狀，是多方式、多側面、多層次、多程度表現出來的，這就更進一步使得人物形象豐滿多樣了。
二
那末，這種文學形象的豐滿複雜性是受什麼制約的？或者說是從哪裡來的呢？首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自然是社會現實生活。文學是來自生活的，不管文學呈現出多麼離奇怪誕、五花八門的現象，它都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而像《紅樓夢》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它的確是作家「對人和人的生活環境作真實的、不加粉飾的描寫」１的結果，偉大的曹雪芹所創作的《紅樓夢》，也正如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札克所創作的《人間喜劇》一樣，是「搜羅了許多事實，又以熱情作為元素，將這些事實如實地摹寫出來」２的成果。巴爾札克曾經宣稱：「法國社會將要作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３同樣的，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中也對創作緣起作了如下的交代：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每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校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作者又通過石兄之口強調：
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這典型地說明，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都是嚴格地忠於社會生活，按照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加以反映的，這之中，處於中心地位的自然是人物形象。雖然，金陵十二釵未必就是「當日所有之女子」的列傳，賈寶玉也未必就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但是，它們都是作者「半世親見親聞」的現實生活的藝術投影，卻是確鑿無疑的。
文學是人學，現實主義文學尤以嚴格地忠於現實生活的人物塑造為其創作的中心課題，而作為社會的人卻是複雜的。馬克思說：「人並不是抽像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４又說：「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像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５這就給了我們觀察「人」的一把總鑰匙，既然在「人」身上體現著整個的「人的世界」，「國家、社會」，那就決不是什麼簡單的理念的標誌，而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這也就恰恰構成了人的豐富複雜性。存在決定意識，不同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人們不同的階級屬性，這是主要的。不過，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會在社會上的各階層甚至各階級中廣泛地、長期地傳播。這種傳播的結果，既有各種意識之間的對抗鬥爭的一面，又有相互吸取、滲透的一面，這就形成了單個的社會的人的思想性格上的豐富複雜內容。更何況，「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６，統治階級會把政權作為槓桿，利用一切手段將本階級的思想觀點、道德觀念、倫理法權等社會意識，通過宣傳、貫徹、腐蝕，強加於社會的所有成員，這就造成了被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會具有統治階級的某些思想；在這同時，「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７從而成為新生階級的代表人物。正是在這種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中，在這種矛盾、對抗、滲透、影響中，人們經歷了升降沉浮，飽嘗了悲歡離合，並對這種經歷作出了各具個性的反應。這大概就是人的豐富複雜性的社會原因吧。
福樓拜爾曾說：世界上沒有兩粒相同的砂，兩隻相同的手。這自然是深入觀察社會的結果，但這話的著眼點還只在於人們所存在的差異，人們所獨具的個性。如果再補充這樣一句話：「從一滴水可以看到大千世界」，這就可以把人的豐富複雜性揭示出來了。而這樣的人正是一切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所全力追求的。文學家寫出了這樣的人，他所創造的文學形象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才具有無限的生命力。曹雪芹之所以「十年辛苦、嘔心瀝血」，「追蹤尋跡，不敢稍加穿鑿」地「實錄其事」，其隱秘也正在於此。因為，觀察人、瞭解人、表現人，這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簡單容易的事，而是一項需要長期深入刻苦地體驗、琢磨的艱巨事業。
其次，文學作品中人物的豐富複雜性還受制約於作家的世界觀。任何作家的任何創作，都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簡單描摹，而是有意識的反映。現實生活為材料，作家頭腦是工廠，在將生活原材料加工成文學作品這個複雜過程中，始終滲透著作家的立場、觀點、感情、傾向和表現方式，這也就是巴爾札克所說的「以熱情作為元素」的全部內容。福樓拜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說：「蔡文姬就是我。」歌德說：「關於《浮士德》，他（指法國文學家和史學家安培爾）說得也很妙，他指出不僅主角浮士德的陰鬱的、無饜的企圖，就連那惡腐的鄙夷態度和辛辣諷刺，都代表著我自己性格的組成部分。」８作為創作經驗看，我們不能以此簡單地將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等同起來，但我們卻因此有理由說作品中的人物正是作家的生活經驗、思想感情、藝術修養的熔鑄的結果，因而也就包含著作家自己。而《紅樓夢》之所以一再被紅學家們作為曹雪芹的自敘傳看待，也正好透露了其間的消息。
曹雪芹的情況是複雜的。從目前極少的一點資料中，我們知道他「生於榮華，終於零落」，在這個遭際中，他自然親歷了從富貴榮華到家道中落以至炊飧不繼的生活，因而，封建貴族階級思想意識的熏染、傳統文化的教養、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層人民群眾思想觀點的傳播、無不給曹雪芹留下深深的烙印。因而就造成了曹雪芹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狀況：他憎惡封建貴族的腐朽黑暗靡費淫亂，但卻難以割斷他同舊家族中某些人物的感情牽連；他痛感到封建貴族的沒落衰頹，但卻也流露了無可奈何之情；他對製造了這個大悲劇的封建制度深為不滿，但卻對作為這個制度的代表或細胞的家族的衰微唱出了深情的輓歌；他的同情無疑地傾注給了叛逆的女性和被迫害的女奴，但他卻也不時流露出對衛道者、壓迫者的欣賞、留戀。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滲透到了全書的各個人物身上、各個細節中去的。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抹殺曹雪芹世界觀中主要具有民主性的進步的一面，只是說明對此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分析。
這裡涉及作品的傾向性問題。《紅樓夢》的傾向性是鮮明的，但它同時也是複雜的，它反映了作家世界觀民主的、進步的一面，同時也反映了落後的歷史局限性的一面。《紅樓夢》對於封建制度所作的那種鞭辟入裡，切中腠理的批判，對於封建叛逆者和他們具有民主思想的愛情的傾心歌頌，自然表現了曹雪芹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大師的進步觀點；不過，書中對於現實生活所作的色空觀念的演繹和虛無縹緲的詮釋，難道就不反映作家世界觀中落後的一面嗎？書中對於婦女、愛情所作的品評、歌頌，自然具有萌芽狀態的民主主義因素；但其中不也時時摻雜一些貴族少爺的情趣嗎？
三
在我國古代小說史上，人物塑造也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發展階段，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只是故事情節上的粗陳梗概、人物活動上的搜奇記逸，很難講著意於人物形象的描繪；唐人傳奇「始有意為小說」，雖已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的刻畫，但也只側重於奇行異事，同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到了宋元話本和明清小說，方才進入了近代意義上的小說創作，不但將人物塑造放到了創作的中心，而且同現實生活取得了更密切的聯繫，儘管這個階段的人物塑造也還有個由初具形象到細緻描繪，由類型化到個性化的演進過程，但人物形象的塑造卻越來越豐滿複雜了，而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紅樓夢》就是這個演進的集大成者和它的頂端。這是用了一千多年的時間才完成的歷史發展啊！歐洲的情況與此也有些相仿，從他們的羅曼斯、騎士文學，到成熟的現實主義大師的巴爾札克，其間也花費了一千多年的時光，他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經歷過由粗到細、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羅曼斯、騎士文學就不必說了，單是莫裡哀和莎士比亞就存在著極大的不同，普希金曾將這種不同概括為：「莎士比亞所創造的人物，不像莫裡哀的人物那樣，是某種情慾、某種惡習的典型，卻是充滿著許多情慾、許多惡習的活生生的生物；各種情況在觀眾面前發展了他們的多采的和多方面的特徵。」９而到了巴爾札克，在《人間喜劇》裡就更「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十，自然也給予了我們一部十九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取代封建貴族的人物史。
在我國小說的評論史上，對人物形象的評析，也有一個在認識上不斷深入、全面的發展過程。起初，對人物形象往往是以忠奸、好壞相區分，這反映了人們對此的幼稚朦朧的認識水平，然後才逐步地到達成熟深刻的階段。到了《紅樓夢》出現的時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經是如此的豐滿複雜，它所取得的這種文學成就，已受到了人們的注意。比如，作為第一個讀者和評論家的脂硯齋，他就一再說到這一點。他評賈寶玉：「所謂說不得好，說不得不好也」，「所謂說不得聰明美良，說不得呆癡愚昧也」，「亦不涉於惡，亦不涉於淫，亦不涉於驕」（庚辰本一九回）；對湘雲的咬舌則說：「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燕飛（飛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於別個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於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不）見（其）陋，且更學（覺）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於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庚辰本二回）他說香菱：「呆頭呆腦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個女子皆曰聰明伶俐，究竟看來她行止也只平平。今以『呆』字為香菱之評，何等嫵媚之至也。」（庚辰本四八回）他說尤氏：「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四三回）在這一點上，他堪稱曹雪芹的知音！
自然，對此真能作出科學分析的還是魯迅先生，他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短短數語，從對比中揭示了《紅樓夢》的塑造人物形象上的豐富複雜特點，並進而論到它的真實性問題。他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前所取得的認識，經歷了嚴峻的歷史的錘磨，至今而愈益顯示出其真理的光輝！我們要繼承魯迅的這份遺產，沿著他所開創的評紅道路，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思想武器，用文學分析的方法，做好《紅樓夢》的人物形象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