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文本新詮(上)
紅學研究的最佳境界，應該是將作者、時代、版本、本事的考證，同《紅樓夢》文本的詮解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無論是舊紅學的索隱，還是新紅學的考證，卻有將二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通病，以至於使讀者造成一種錯覺 以為考證也好，索隱也好，對於閱讀小說文本不僅沒有幫助，有時反倒是足以妨礙鑒賞文本的東西。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恐怕是推動紅學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者「有所為而為」的產物。詮釋作品的文本，離不開對於作者的創作內在驅力的探索，而這又離不開對創作時的文學氛圍的瞭解。曹雪芹為什麼要創作《紅樓夢》?歷來的研究者一齊將眼光投向開卷時作者的自白：「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黨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樗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對這番表白的不同理解，劃分出「舊紅學」和「新紅學」兩大營壘。
「新紅學」的核心是「自傳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當年胡適論證的思路是：
曹雪芹「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
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
所以，「《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是當日曹家的影子」(《全編》第108頁)
早在1904年，王國 維就針對「《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的說法發表了精闢的意見：「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一語道破了「自敘傳」的最大失誤，是將「親見親聞」機械地理解為「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在於將《紅樓夢》狹隘地看成作家個人經歷的刻板記錄。
「自傳說」的最大弊病，在於它無助於《紅樓夢》文本的詮釋。胡適從此點出發，推出了「《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全編》第108頁)，固然是很煞風景的；「自傳說」的繼承者們，雖然聲稱要發掘出「《紅樓夢》具有高度概括的政治歷史價值」，竭力強調曹雪芹的貴族家庭衰敗對他的影響，甚至把它看成《紅樓夢》成書的內在驅力之所在。但是，出身「包衣下賤」的曹家，因充當皇室的親信和耳目而過上「飫甘饜肥」生活，並無多少令人歆羨的光輝；曹家的得罪抄沒，算不上真理和正義的失敗，世人不值得為之灑下同情之淚。有人覘曹雪芹由於從 貴墜人困頓，因而接觸到包括被壓迫被剝削}j人民群眾，並將其鎔鑄在《紅樓夢》的藝術形是之中，則完全是臆想之辭，亦與作者自雲小談昕寫「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不相一致。
「舊紅學」也有「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的偏向，所論更多穿鑿附會者。它的最大毛病，是與直接與小說， 本的詮釋相對立，他們只關心從《紅樓夢》的宇裡行間去「猜謎」，去「破譯」，卻將作為小說的形象與情節拋棄在一邊，因而走向了文學的反面，同樣是不可取的。
但是，要將作者、時代、版本、本事的考證，同《紅樓夢》文本的詮解有機結合起來，又不能割斷歷史，不能脫離新舊紅學所開闢的工作平台，不能忽視新舊紅學所提供的信息和資料。
比如「索隱派之所以產生，不但源於中國古代引史解經和索求微言大義的經學傳統，也由於《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法本身所提供的暗示。即是說，索隱派的某種合理依據，正存在於小說自身。」(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第7頁，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剔除其牽強附會的成分，我們就將發現，在領悟把握《紅樓夢》產生的時代氛圍和文人心態方面，比起新紅學的簡單比附來，舊紅學家們可能要貼近得多。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的見解：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況全書總名，更非漫然著筆，其關合事實，得弦外音。如是書原名《情僧錄》，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貴之家，金玉之質，則古今曾有幾人，此一可思也。其書又名《石頭記》，夫寶玉本無其人，通靈安有其玉?石頭一說，更從何來?其稱石頭者，大抵為石頭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釵》，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為閨閣，本有其事，實有其人，更為明確，此三可思也。又名《風月寶鑒》，言「風月」則非閨門之常度可知，言「寶鑒」則寓箴規之大義可想，孰能當此，事甚離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稱之名則日《紅樓夢》，「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為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采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說求之，於全書大旨，思已過半。(載1914年《中華小說界》第一年第六至七期，《紅樓夢卷》第295頁)
在對《紅樓夢》「之命名五說」一一索解的基礎上，王夢阮提出《紅樓夢》是寫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愛情故事的著名觀點：
至於董妃，⋯⋯人人皆知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於浙之鹽官，小宛艷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頻予危。小黨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後立後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後，封責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髮為僧，去之五台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慮禍，託言已死，著《影梅庵憶語》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紅樓夢卷》第298頁)
據孟森《董小宛考》，可知《紅樓夢》之敘順治帝與董小宛事與史不符，但周汝昌先生卻看出其中蘊藏的另一層意思：「清代的第一朝皇帝順治，就是一位情癡情種。他的法名叫做『行癡』，而自號叉．日『癡道人』。順治酷愛漢文化與漢字，能背誦《西廂》。他對董鄂妃用情至篤，為了她幾乎以身殉情，又割發出家，被阻未遂。⋯ ⋯ 這樣，我們就要十分細心體會早先『索隱派』附會說芹書所寫乃是順治的故事，其原因即是順治本人正是一個『賈寶玉型』的『兩賦』人物。識得了這一要義，不但理解了『索隱派』的真正涵義，而且也就明白了雪芹『大旨談情』與情癡情種』的提法應當從中華文化的歷史大脈絡中去尋認。」(《(紅樓夢)與「情文化》，《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1期)撇開王夢阮的穿鑿附會成分，應該承認：他憑著某種直覺，確實悟到《紅樓夢》素材同秦淮名妓的關係：「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敏銳地捕捉到了《紅樓夢》成書時代的文化氛圍。
董小宛與冒襄的愛情故事，在當時已廣為流傳，播在人口。冒襄(1611—1693)，字辟疆，晚明參加廣業社，論文議政，才氣縱橫，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合稱「四公子」。曾列名《留都防亂公揭》，聲討阮大鋮。明亡後，隱居不出，閉門著書，康熙十二年(1673)拒絕朝廷詔征山林隱逸之聘，十八年(1679)又拒絕應博學鴻詞科。他對董小宛的真情，在《影梅庵憶語》小序中有酣暢淋漓的傾述：
愛生於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闐彩，此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摩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瞰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青蓮，籍秦淮，徒吳門，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人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遁，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煢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成悲酸痛楚，以為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為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復約略記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烏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削，不能自傳其愛，何有於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暱。餘年已四十，鬚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憾，餘生無憾。
序中一則說小宛「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二則說自己對於小宛，「始終本末，不緣狎呢」，且其時「年已四十，鬚眉如戟」，之所以撰寫《憶語》，決不是要「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亦堪稱是一位「賈寶玉型」的「兩賦」人物。《憶語》敘二人經歷種種風波，終得結合，相互愛敬，甘苦共之，小宛謂冒襄日：「我人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為，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逾於愛君之身。」張明弼稱其「相得之樂，兩人恆雲天壤間未之有也」(《冒姬董小宛傳》)，是真實的。
冒襄與董小宛的感情經歷，在當時不是孤立的現象。正如陳寅恪所說：「夫金陵乃明之陪都，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曲院諸姬，文采藝術超絕一時。⋯⋯明季黨社諸人多文學名流，其與當時聲妓之關係，亦有類於唐代者。」(《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28—3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時和董小宛齊名的有馬湘蘭、柳如是、李香君、顧橫波、卞玉京、寇眉、陳圓圓等，號為「秦淮八艷」，都是勵名節、重道義、解音律、富文彩、工詩詞、擅書畫的「樂籍中奇女」(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與她們交往的有錢謙益(1582～1664)、張岱(1597—1684)、陳貞慧(1604—1656)、吳偉業(1609—1671)、方以智(1611—1671)、龔鼎孳(1615—1673)、余懷(1616—1696)、侯方域(1618—1655)等，都是當時的名士勝流。陳寅恪論柳如是(河東君)道：
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妹，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詩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別傳》上冊第75頁)
正因為秦淮名姝「非閨房之閉處」，故能不受禮法綱常的拘牽，與黨社勝流建立起「男女之情兼詩友之誼」。他們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認同，談詩論文，談燕唱酬，優遊容與，「在總體不自由的處境中享受一種近乎藝術的人生，儘管時間可能十分短暫，但在此期間，她畢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地選擇伴侶，可以無拘無束地從事文學藝術活動，可以較為充分地以一種接近理想的女性角色優遊於黨社名流之間⋯⋯ 由於享有一定的遴選物色的自由，而且還有一段如切如磋的戀愛過程，所以部分江南名妓從良以後的婚姻生活也具有理想化的色彩。」(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第182—183頁，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可以設想，千古名著的《紅樓夢》，正是孕育於秦淮名姝所釀造的文學氛圍之中的。從作者的表白可以感知，《紅樓夢》創作的意緒發端，並不起於家庭敗落之後對「繁華舊夢」的懷念，而起於「歷過夢幻」之後對「所有女子」的追憶。在《紅樓夢》的全部存在中，充溢著作者強烈的自譴自責，這種心緒既來自對自己的不滿之意，更來自對女子的敬佩之情：
作者自雲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日「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棒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作者在這裡，鄭重地回答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亦即小說的所取題材問題：《紅樓夢》寫的是「當Ft所有之女子」、「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試想，小說如果寫的真是家庭生活的經歷，以「當日所有之女子」稱呼自家姊妹親戚，顯然是不恰當不適宜的；「一一細考較去」，尤其不像是對待朝夕相處的親人的口吻。這就不能不涉及書名何以稱《紅樓夢》的問題了。
王夢阮的意見是：「『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為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采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是很有見地的，只是他以為「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並不準確 因為紅樓向來就是妓院的別稱。
晚唐韋莊《浣花集》補遺《長安春》云：「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薔薩蠻》亦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詞中的「紅樓女」、「紅樓美人」，分明都是妓女。晚明方汝浩《禪真逸史》第十三回，敘酒生兒陳阿寶因出首林澹然，領得一筆賞銀，喬裝混進妓館，被土妓媚春看出破綻，慢敲檀板，唱了一出北調《江水兒》：「你可也辦著青州從事，紫府真誥，改衣裝來混取?翠館莫冠笏，紅樓不用呼。」在這妓館小曲中，「紅樓」、「翠館」都是妓院的代稱。
明清時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日「樓」，「紅樓」遂為秦淮曲院之別稱。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云：「當時胭脂粉黛，翡翠鴛鴦，二十四樓，列秦淮之市。」余懷《板橋雜記序》云：「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溪，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曾納秦淮名妓顧眉生為側室的龔鼎孳有《小重山·重至金陵》云：「長板橋頭碧浪柔，·⋯··烏衣燕，飛人舊紅樓。」王士禎《憶秦娥 憶秦淮》云：「秦淮水，紅樓一帶波如綺(注云：「歌樓下臨秦淮，波如綺羅皺紋」)。」成書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桃花扇》，第二出「傳歌」李貞麗上場所唱《秋夜月》，第一句是「深畫眉，不把紅樓閉。」第二十三出「寄扇」，李香君所唱《北新水令》，有「凍雲殘雪阻長橋，閉紅樓冶遊人少」之句，楊龍友登場詩，有「認得紅樓水面斜，一行衰柳帶殘鴉」之句。第二十四出「罵筵」，李香君所唱《忒忒令》，有「下紅樓殘臘雪滾，過紫陽早春泥凍」之句。第二十八出「題畫」，侯朝宗所唱《破齊陣》，有「巷滾楊花，牆翻燕子，認得紅樓舊院」之句，下場詩又有「重到紅樓意惘然」之句。「紅樓」，就是李香君的媚香樓。柳如是早年與陳子龍同居於松江之南樓，陳子龍《春日早起》七絕云：「獨起憑欄對曉風，滿溪春水小橋東。始知昨夜紅樓夢，身在桃花萬樹中。」也許是「紅樓夢」三字的首次連用。
有人要問，《紅樓夢》中的「紅樓」，會不會另有所指呢?按，「紅樓夢」三字，出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紅樓夢引子]日：「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點出了「紅樓」與「風月情」的內在聯繫。大觀園的少女，除了林、薛、史外，餘者不是寶玉的姊妹，就是府中的丫鬟，寶玉和她們之間的感情，是不能稱作：「風月情」的。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實：在書名的改定過程中，將其題為《金陵十二釵》的，恰是曹雪芹本人。按，「金陵十二釵」的提法，亦出現在「賈寶玉神遊太虛境」一回。寶玉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警幻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話雖說得不錯，但落實下來，「金陵十二釵」偏偏都生活在賈府之中，那麼，為什麼不索性叫「賈府十二釵」呢?
關於「十二釵」的典故，最早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形容頭髻飾物之辭；其後，白居易《酬思黯戲贈》有「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之旬，黃庭堅《夢中和觴字韻》有「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之句，湯顯祖《邯鄲記》中的盧生，一生「列鼎而食，選聲而聽」，「軒昂，氣色滿華堂，立宮花濟楚珠佩玲琅，謝夫人賢達，許金釵十二成。行」，都是形容豪貴人家姬妾眾多之辭。王夢阮所說「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為閨閣」，與古人的理解相近。只是他未曾想到。「十二釵」前頭冠以「金陵」二字，與「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可能還有某種內在聯繫。按，《情史》卷七「情癡類」《老妓》(敘馬守真故事)篇後之評語，錄有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話：
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聞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諸姬心害其名，然自顧皆弗若，以此聲華日盛。凡游閒子、沓拖少年，走馬章台街者，以不識馬姬為辱。油壁障泥，雜沓戶外。池館清疏，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寧梨園子弟，日為供帳燕客。羯鼓、琵琶聲與金纓紅牙相間。北斗闌干掛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鳳釵柳裙之屬，嘗在子前家，以贈施多，無所積也。
俞樾《茶香室三鈔》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云：
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裡。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謂「十二釵」也。
戴不凡先生《(紅樓夢>詮釋·金陵十二釵》，據明萬曆初期戲曲評論家潘之恆《亙史》引錄嘉隆間金壇曹大章《秦淮仕女表序》云：
曾見《金陵名妓分花譜》，自王室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綴一詞，切而不雅；《十二釵女校書錄》差強人意，未盡當家。
又清初人所作的《秦淮見聯錄》云：「萬曆問有《十二釵女校書錄》，可考為⋯⋯(下列名妓馬守真等人名，略)」戴不凡先生在引用蔣士銓(1725——1784)《忠雅堂詩集》卷二十《李園高詠樓銷夏十二首》之四(作於壬辰1772)：「芙蓉臉際美人多，十二金釵值幾何」、「卷二十六《雜感十九首》之十四：「何取十二釵，媚我分尹刑」、《銅弦詞》捲上：「中年絲竹，列金釵十二，司空見慣」後，評論道：「這裡引用以上詩詞，只是想用以證明：曾經寫守妓女戲而且在南京揚州一帶居住過的蔣士銓，之所以愛用『十二釵』一詞，該是他知道南京有個掌故的緣故：有一部品題妓女的書就是以『十二釵』命名的。⋯⋯原來，早就有一部品題金陵名妓『十二釵』的書在流行了。因此，這位愛收羅掌故的方志編纂家兼劇作家的蔣士銓，在詩詞中雖常應用『十二釵』一詞，但總是對它每露微詞，而不把它當作為姬妾或丫環的代名詞。蔣士銓對『十二釵』每有不屑一顧之意，可是曹雪芹卻偏偏把自己的作品題名為《金陵十二釵》，從這個對比中，可以說明雪芹對金陵文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掌故並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原先竟採用品題妓女掌故來用作為自己的書名了。他後來沒有堅持採用自己所題的書名，原因恐怕很多，但極可能也是由於他發現了上述問題的結果。」(《紅學評議·外編》第349頁)
從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釵」或「曲中十二釵」，指的就是秦淮青樓的名姬!余懷《板橋雜記》卷下敘秦淮名姬的盛況云：「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又云：「孫武公「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聞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台，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這裡所說的「定花案」，頗有公眾評選的意味。又云：「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鬥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厭笛縐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為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實際上是對於「秦淮八艷」的評定。「金陵十二釵」與「秦淮八艷」相仿，大約也是「花案」的產物，頗有商業廣告的性質，猶如今日之「四大天王」、「十大巨星」然。
戴不凡先生以為曹雪芹把自己的作品題名為《金陵十二釵》，是因為他對金陵文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掌故並不是很熟悉，所以竟採用品題妓女掌故來用作為自己的書名，其實是一個誤解；事情恰好相反，曹雪芹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說題名《金陵十二釵》，就是因為《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原型，為秦淮的「曲中十二釵」之故。有何為證」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敘雨村大發「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的高論，以為「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米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官、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仉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在賈雨村所開列的一批「偶秉此氣而生」的名單中，男性中有高人隱士、風流天子、詩人畫家、名優樂伎，而女性中除卓文君外，幾乎都是歷代名娼，其意豈非暗示書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麼?
作者一再申說道：「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試想：「我之負罪固多」與「閨閣中歷歷有人」，本是不同性質的事情，為何一定要說「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原因就在二者確有內在的聯繫。為了理解類似的心態，只要讀讀余懷所作的《板橋雜記》就清楚了。他在動筆之時，首先顧慮的是人們對「惟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自序)的責難，甚至「曼翁少年，近於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尤侗：《題板橋雜記》)的嘲諷；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是下不了寫作這類作品的決心的。「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向被視為不光彩、不正當的勾當，而《紅樓夢》作者之負罪，恰在「錦衣紈禱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沉緬於狹邪之遊。但是，作者若不綢繆北裡，何能結識「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於「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的考慮，將此事隱而不言，豈不使「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併泯滅了麼?
論者多說《紅樓夢》是「情場懺悔」之作，但在封建社會裡，到哪裡去找這樣的「情場」呢?第六十六回敘寶玉回答柳湘蓮「你既不知他(指尤三姐)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時，說：「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這番說話頗不合寶玉的性格，但在情節上又非如此不可，恰好洩露了賈府的「情場」性質，非怪湘蓮要跌足道：「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淨罷了!」沈蝥(笠湖)《石頭記序》說：「《石頭記》一書，味美於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軼飛燕太真之傳，其日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諸南柯諸記，目論者訾為北裡之編，檻矣。」(《香艷叢書》十九集)從時人「訾為北裡之編」的信息看，彼時確實已經有人察知《紅樓夢》與《北裡志》的內在聯繫了。
如果拋充那種「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的、穿鑿附會的作法，將《紅樓夢》看作和「雕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王國維語)的藝術創作，我們就會強烈地感受到書中所寫的許多人和許多事，確實很像當時秦淮舊院的某些人和某些事，但又不等於那裡的某些人和某些事。王夢阮說得好：「不看《板橋雜記》，不可讀《紅樓夢》，不知諸人來歷，從何說起，直夢中夢。」(《紅樓夢》隱提要，《紅樓夢卷》第301頁)如果以《板橋雜記》所記情事與《紅樓夢》作一比對，就會有許多驚人的發現。
《板橋雜記》對舊院的環境、居室、陳設、飲饌、習俗等等，都有詳細記載。如云：「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紗庫街。妓家鱗次，比層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渦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有一位中山公子徐青君，「家資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則，樹石亭台，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與「原為才子佳人而設」的舊院相仿，《紅樓夢》寫了一個獨特的女兒國——大觀園，以賈寶玉所居的怡紅院為中心，眾多氣質品調各異的妙齡女子，分住在蘅蕪院、瀟湘館、綴錦樓、秋掩齋、蓼風軒、稻香村，如眾星拱月般地圍繞著他，演出種種「情癡情種」的故事，簡直就是徐青君所造園林的變形。
《板橋雜記》所記諸姬的居處，如李十娘之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顧媚之所居，「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箋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緣繞，簷馬丁當。」董白則「慕吳門山水，徙居半搪，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日：『此中有人。」』卞賽之居虎丘，「湘簾磬幾，地無纖塵。」與瀟湘館、蘅蕪院諸處的境界，堪為伯仲之間。最可注意的是《紅樓夢》中秦可卿的臥房，壁上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著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連珠帳，襯的是西子浣過的紗衾，枕的是紅娘抱過的鴛枕。周春《紅樓夢約評》云：「秦可卿房中陳設種種，便覺詫異。」因為它太像舊院中的陳設了。
《板橋雜記》又云：「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 ，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白」，附錄沈周的《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餚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紅樓夢》之敘飲饌、品茗、聽琴、賦詩，皆非憑空生發，俱有根由可循。《板橋雜記》又敘李三娘於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唯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豈不正是《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的情景麼?
《板橋雜記》還活生生地描畫出賈寶玉型的人物。有張魁者，少美姿首，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日：「張魁官來，阿彌陀佛。」張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偶。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轱爐香，洗介片，拂拭琴幾，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其後張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日：「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己。整衣帽復至眉樓，日：「花面定何如?」一個在女兒堆中「廝混」，喜歡對女兒「作小服低」、「陪身下氣」的「寶貴閒人」、「無事忙」的人物，躍然紙上。而《紅樓夢》之「茉莉粉替去薔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的典故，於此竟亦得其出處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板橋雜記》中卷「麗品」，純是當時名妓的小傳。余懷所著意的不是品評她們的容貌和技藝，而是以充滿同情和敬重的態度，表彰她們的修養品種、瑰節奇行。如尹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無抹脂障袖習氣；顧媚，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董白，天姿巧慧，容貌娟妍，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石片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閡，心厭色沮，意弗屑也；卞賽，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裊娜，一落筆畫十餘紙；范玨，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己；頓文，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浹；顧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非籬壁間物也；米小大，頗著美名，纖妍俏潔，涉豬文藝，粉滔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寇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李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不知喔喔雞嗚，東方既白矣，日：「世有游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倡，與人較錢帛哉?」其中寫得最生動的是李十娘。按冒襄於崇禎三年(1630)赴南京鄉試，即與之相識，稱道她「與人靜對茗香，如賓如僧，不可狎」(《(和己巳夏桃葉渡口即事感懷)原韻》自注)，《板橋雜記》更有傳神的描寫：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 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婷婷娟好，肌膚玉雪，即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夢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倚硯席，磨俞麋，髖都梁，供茗果。暮則捨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訌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唯二三知己，則歡情自接，嬉怡患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日「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日：「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日：「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撿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日：「吾失言，吾過矣。」
《情史》卷五「情豪類」有《謝希孟》，敘陸象山門人謝希孟，與妓陸氏狎，復為其造鴛鴦樓。像山責之，希孟日：「非特建樓，且為作記。」其文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曹雪芹之作《石頭記》，其心理契機，豈不是與謝希孟如出0轍乎?我們雖不能指實《板橋雜記》中的哪一位是林黛玉的原型，哪一位是薛寶釵的原型，『哪一位是史湘雲的原型，哪一位是王熙鳳的的型旭我們確實看到了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王熙風們的身影在眼前晃動。我們也不能斷定《石頭記》中所寫的紅樓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就是李湘真、顧媚：但可以相信，曹雪芹確是冒襄、余懷，甚至孔尚任一類的人物，他所「親見親聞」的紅樓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 李香君、李湘真、顧媚同一類型的人物，如許好女，就是他創作《紅樓夢》所取資的對象，「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就是他所要傾訴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