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批評專論述評
一
190 4 年 ，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這是紅學史上第一篇運用西方竹學與美學的思想和方法批評《紅樓夢》藝術價值的專論，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引進西方文學批評觀點來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山之作。從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到1948年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劇)出版，前後歷近50年。在這半個世紀裡，紅學研究不再拘囿於零散的妙悟式的評點和板滯的實證式的考索;引進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成為此時紅學批評的一種理論自覺。儘管其中不乏因生搬硬套而悖離文本內容的傾向，但紅學批評的路子由此漸趨寬廣。批評家們立足於古代文化的傳統意蘊和作品產生的時代、社會歷史現實基礎，運用西方文學觀和方法論，來闡釋《紅樓夢》的價值，將西方抽像分析和邏輯思辨的魅力用之於批評的實踐，建構了理論批評的系統性。20世紀中國紅學界乃至整個文藝批評界.思維方式、理論構架、批評話語的重新建構，正由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首開其端;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將中國20世紀上半葉紅學批評推向審美體驗和價值判斷的一個高峰。兩書有如雙峰並峙，代表了這一時期《紅樓夢》藝術批評專著的最高成就。20世紀下半葉的紅學批評，在哲學思辨、美學評判和人物論上，很多都沒能超出它們的價值界面;意識形態的強硬介入，更導致價值評判的重沓甚或倒退。世紀之交回顧紅學批評史，可以清楚地知道:開拓新思維，建構新的理論體系和批評話語，將是批評者在21世紀的理性選擇。
二
王國 維 的 《紅樓夢評論》最初刊發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的《教育世界》雜誌上，次年收入《靜安文集》，共有《人生及美術之概》、《〈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余論》五章，1.4萬字。
《紅 樓 夢 評論》的價值十分顯著。其一，它從哲學和美學的視點切入，將中國古代的老莊哲學精義與西方叔本華的哲學、美學、倫理學體系內涵加以剪輯、融合和貫通，使之成為全篇批評的理論基礎，這在20世紀初的晚清時代，是別具卓識、不同凡響的一個建樹。在當時的中國文學批評界，小說仍被視作小道末流，全無學術的價值可言;而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至此尚不知美學為何物，亦從未有過以西方哲學美學的思維方式來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其二，在《紅樓夢》文本的探討上，它鮮明地指出該作品是一部「悲劇中之悲劇」，具有中國傳統文學所從未有過的悲劇精神。中國歷代的小說戲劇，往往是始離終合、始悲終歡、始困終亨的喜劇結局，而《紅樓夢》打破了這一傳統的觀念和寫法。王國維是紅學批評史上旗幟鮮明地道出《紅樓夢》這一美學價值的第一人。其三，王國維明確指出，作者姓名與其著書年月是唯一的考證題目，由此提出了一種辨妄求真的考證精神，這不僅使得一般的紅學研究脫離了猜謎附會、索隱本事的舊紅學的軌道。而且也為後來胡適、俞平伯對《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考證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途徑，為新紅學的崛起開闢了道路。具有一種啟蒙的性質。其四，王國維注重文學批評的系統性和嚴密性，研究態度十分嚴肅，在全篇的行文佈局和論述方式上，顯示出層次的嚴謹與思維的填密。其五，王國維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將《紅樓夢》與《浮士德》相提並論，辨析了浮士德和賈寶玉形象精神苦痛之異同。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價值。該書雖是王國維本人步入學術界的第一篇著作，卻已顯示了它的學術范型意義。其六，王國維大量用典取譬、引經征史，信手拈來而無不妥切，不僅增加了文字的密度，而且將中國古代的史實文典與源於西方的學識傳說融合交錯，構成文章的有機生命，真正體現了王國維古今融通的國學功力和中西合璧的論述風格。熔文字的古雅涵厚與思維的精妙深刻為一爐的《紅樓夢評論》，乃是紅學批評史上的一篇絕唱。
該書的缺陷首先是，它試圖用叔本華哲學來解說《紅樓夢》的全部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將作品當作叔本華觀念的圖解和佐證;而以西方《創世紀》之原罪說來印證《紅樓夢》的解脫精神，忽視了兩者間的地域性、時代性的文化差異，所論始祖之謬誤，與中國傳統重人倫的倫理道德存在著論述上的裂縫;以寶玉之「玉」為叔本華哲學意義上的「生活之欲」的表徵，以滅絕生活之欲、尋求解脫之道為立論的中心意旨和作品的終極目的，這與文本題旨並不完全關合。如果《紅樓夢》作者真是自色悟空，走向無慾，那他就不會以悲金悼玉之情，在傷懷日、寂寥時，作此一部「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宇宙間之「絕大著作」了。其次，王國維將(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建立於它的倫理價值之上，然而叔本華哲學中的解脫說，又「非有理論的根據」，有其虛妄無稽之處，則以這一哲學為基礎的倫理學價值便失去了依據，而由此申發的作品的美學價值也同樣動搖了根基。這是該書論述過程中不可避免其形成的一個悖謬。可責的是，王國維對此也漸有意識，不僅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疑問，而且在不久後所寫的《靜安文集·自序》中對此作了清醒的說明。這體現了王國維作為一個學者的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與此相類，王國維以為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缺乏悲劇梢神，除了《桃花扇》、《紅樓夢》外，其他小說戲劇「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這與我國古代小說戲劇的創作實際並不相符。對此，王國維在其後的(宋元戲曲史》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指元劇中的《竇娥冤》、《趙氏孤兒》等為優秀的悲劇作品。另外，王國維論述作品的美學價值時，舉第96回寶玉與黛玉最後相見一節為《紅樓夢》「最壯美之一例」，亦是有失準確和恰當的。這當然也由於王國維寫作此文時，研究者並未對後40回乃是他人續作有明確的瞭解和認識的緣故。《紅樓夢評論》的不足，與20世紀初我國的文學批評和紅學研究自身的贏弱與貧血有關。
三
李辰 冬 的 《紅樓夢研究》初版於1942年，由重慶正中書局出版。該書原為作者在巴黎大學時的博士論文，系作者根據其1934年巴黎羅德斯丹圖書公司版法文本《〈紅樓夢〉研究》(Etude sur Le Sornge du Pavilion Rouge)重寫而成，書前有寫於1941年8月的作者自序，全書共有《導言》、《曹雪芹的時代個性及其人生觀》、《〈紅樓夢〉重要人物的分析》、《〈紅樓夢〉的世界》、《〈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五章， 6。7萬字。
《紅樓夢研究》的整體構架自成體系，各章通盤安排，涉及到作家作品的各個方面這種注重結構、全面論述的批評方法，是該書的第一個特點。其二，李辰冬對《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作了極其敏銳的審美考察。其目光之獨特、評述之生動，為前此諸多單篇批評文章所不具備。首先，他對小說的結構有著極為深切的理解和由衷的讚賞。他從泰納對莎士比亞作品結構藝術的評述中得到啟發，又作了創造性的發揮，認為《紅樓夢》的結構如大海一般澎湃洶湧茫茫無際，雖不加約束而無不連接相關，可以名之為「海潮式」或「《紅樓夢》式」。這就極為準確而形象地道出了《紅樓夢》既錯綜複雜、曲折跳躍而又完整一貫、周密有序的結構特徵。其次，李辰冬論述小說的語言風格是流暢自然，認為曹雪芹不僅將日常生活的語言美化了，而且賦予了文字表達情感的力量;又因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而使《紅樓夢》成為真正的傑作。這種對作品文字的藝術感覺可謂深知其味。再次，李辰冬指出小說人物描寫是「在給人一種個性，既不譽此而貶彼，也不揚此而抑彼」，這一說法十分切合文本實際，與俞平伯的「公平鏡子」之說、魯迅的「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之評價，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小說結構、語言和個性的挖掘評價，使該書確立了它在紅學批評史上的特立地位和美學價值。其三，李辰冬運用了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將《紅樓夢》置千世界文學之林，考察它應有的成就和地位，認為應將曹雪芹放在莎士比亞之旁， 「作為客觀主義最偉大的代表者」來看待。這一提法，不僅確定了曹雪芹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也顯示了比較文學在紅學批評中的重要意義。
不過, 該書關於《紅樓夢)是「紳士階級的產品」的提法是很難成立的。所謂「紳士」是中國古代依附皇權而存在的士大夫階層的一種說法，它並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對於唐宋文學是紳士階級文學、元明文學是資產社會產品、清初又是紳士階級復興這祥一種劃分，並無社會歷史的依據。對於作品所反映的種種社會意識的研究，雖然涉面較廣，但僅止於泛泛而談，尚未作深層的挖掘和剖析。尤其就經濟的觀點研究《紅樓夢》，並未將當時經濟關係的實質和意義完全發掘出來，而僅止於財力意義上的「經濟」之探討，立論並不鞏固。對人物形象的評價也有失之偏頗之處，如對林黛玉的「妒」的論斷和評價、對薛寶釵的.『德.的描繪和讚賞，無疑帶有男權中心的色彩，亦陷入釵黛優劣之爭的案臼之中。另外，因「磋君或亦將軍後」、「召又無乃將軍後」等詩句而認同「曹雪芹為將軍的後代」之說，也是相當草率的和牽強的。
四
《賈寶玉的出家》是張天翼、金果等人所作的關於《紅樓夢》人物評論的文章的結集，1945年東南出版社初版。卷首有史任遠的《序》，著重評介《賈寶玉的出家》:書末有史任遠的《後記》，談及與出版有關的一些情況。全計4. 3萬字。
《賈寶玉的出家》是40年代初期以人物為評論中心的文章中較重要的一篇。該文最突出的一點，是審視目光的犀利性與評析思維的辯證性。一方面，張天翼抓住賈寶玉出家一事作為分析形象的切口，論析了導致寶玉出家的種種現世因由，涉及到對寶玉性格的分析、對釵黛為人的評判、對賈政賈寶玉之間的對立以及寶黛戀愛的悲劇成因的揭示等，既有面的展開，又始終不脫離中心話題，透析性格的複雜性和事件的兩面性;另一方面，張夭翼又敏銳地道破了作者創作過程中情感表現的矛盾性:既設計主人公出於世外，又流露了自己執著紅塵;既有頭尾離世的框架。又有主體戀世的重心。這一觀點似承王國維的「解脫」說而來，但又作了重要的延伸和補充。張天翼以他作家的敏感，領悟到作者執著紅塵、感時傷懷的一面，並剖解了這種執著與「解脫」之間的矛盾形態，在細心的敘述中理清作品的深層底蘊。
史任遠的序文對《賈寶玉的出家》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4釋、發揮並作高度評價，同時也談到序者自己對《紅樓夢》的一些看法，肯定了作品的價值，指出作者創作上的一些局限性，並對賈寶玉形象提出了新的認識。
該書還收有金果的(雜談(紅樓夢))和東郭迪吉的《襲人的身份》。前者以曹雪芹為鴉片戰爭前後的人，說明金果對曹雪芹所處的時代及其家世缺乏瞭解，難以做到知人論事。後者是一篇專論襲人的短文，從襲人的特定身份入手剖析形象，細緻中肯，入木三分。
書中另收有太愚(王崑崙)的7篇文章，因有專書，此略不論.
五
高語罕的《紅樓夢寶藏六講》初版於1946年，重慶陪都書局發行，共有《開山白》和《一面鏡子》、《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附〉》、《王熙鳳》、《幾個奇女子》、《兩個老太婆— 賈母和劉姥姥》、《〈紅樓夢〉的寶藏》六講，15.2萬字。
較之前數部專論，該書一是更注重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紅樓夢》的傑出地位和寫實主義成就，認識到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歷史和貴族社會生活的廣闊性和深刻性，並作了恰當合理的評價，為全書研究奠定了一個厚實開闊的出發點。二是更注重對一系列主要人物形象的比較分析與綜合評價，涉及面廣，評析犀利。如將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放在「賈寶上」這一講中評析，既是一種比較論述、也闡明了幾個形象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和不同情感態度;又將王熙鳳出眾的才貌與不凡的心機、手段諸方面詳加透析，使形象的立體化更為分明;對八個奇女子的理解和剖析也是同中見異，特點鮮明;對賈母與劉氏的把握，定位準確而又各有側重。就此而言，《紅樓夢寶藏》在人物論方面，提供了一個主體突出、背景分明、詳略有序的批評思路和論析體系:三是更注重對《紅樓夢》藝術價值的研究，並善于歸納其寫作技巧的與眾不同之處，如對(紅樓夢)的心理描寫，高語罕將它梳理為「橫斷面的描寫」和「縱斷面的描寫」兩種;對於一般的描寫技術，亦歸納為「以此例彼的描寫」、「反映的描寫」、「以矛陷盾的描寫法」、「以陰射陽的描寫法」四類，並給予翔實的闡述證明，在具體詳盡的評析中顯示出清晰簡潔的理性思路。四是在「開山白」及結尾部分，一論考證派索隱派研究方法和研究對像之不足，以為自己研究之發端;一論續書思想藝術之優劣，以佐證《紅樓夢》寶藏之豐富可貴，既是全書中心論述之外的重要補充，又在結構上形成了開合之勢。綜而言之，該書研究思路上講求方法論，敘議技巧上注重條理性，各篇既相對獨立，又共成一個有機整體，論析細密，材料翔實。
也許因為該書最初是以講演的形式發表於眾的，故往往列舉大量的文本材料以佐論證，這固然有其言之確鑿的信服力，但過多的引例，使原本明晰豐厚的見解漸至弱化、淡化。這種情形至第五、第六講更趨明顯。在人物論中，該書也有一些失之準確甚或立論無據之處。如認為妙玉「是在戀愛戰場了失敗而被遺棄的人」，這完全出於一種42.1測，而無任何文本依據妙玉來大觀園時年方18歲，邢妯煙有「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之語，回溯十年，妙玉亦不過八九歲，已經出家為尼好久，何能因戀愛失敗而被遺棄?這樣的考論自墮入作者本人所反對的「牽強附會，穿鑿失真」的思維方式之中。又如對司棋的評析，作者並沒有清醒地看出續作對原作構思上的悖離和兩者思想境界的差異，並給予恰如其分的評說。再如對襲人的剖析，滲透了高語罕對形象的憎惡和否定，而這一觀點也主要是建立在對後40回續作中的襲人心性、行為的道德評判之上的。這也是紅學批評史上相當長時期內存在的一種常有的弊病。
六
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初版於1948年，國際文化服務社發行。共有19章，12. 7萬字。該書 成 就 十分顯著。第一，該書所論涉及(紅樓夢》中眾多)、物形象，建立了一個龐大而有序的人物論體系。對干較為次要的人物形象，王崑崙往往歸類分組，將地位身份彷彿或性格行為類似的人物納入同一篇之中，既集中筆墨避免散漫無軌，又能同類相形、同中顯異。如《大觀園中的遁世者》，舉妙玉、惜春、紫鵑、芳官為一組，論析她們出家原因與性情氣質的各各不同。《〈紅樓夢〉中三烈女》比較論析鴛鴦、司棋、尤三姐三女性之死的壯烈不凡與價值差異。《賈府的太太奶奶們》則以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趙姨娘為代表，分析她們的實際處境和個性特徵，指出她們形的相似和質的差異。《賈府的老爺少爺們》舉賈政、賈敬、賈赦、賈璉、賈芸、賈環為例，論述賈府男性主子都是一些較「國賊祿蠢」更低級的家賊色鬼， 「反映出中國的歷史規律，所謂五世而斬」。奴僕們的形象以應夭府門子為官奴的典型，以焦大為忠實家奴的典型，以茗煙為丑角式的小豪奴的典型，同時列舉賈府中眾小廝、丫鬢.管家僕婦們的各等行狀，藉以說明奴僕階層的特殊地位與作用及其森嚴的等級劃分等。這五組形象具體論析並未充分展開，然都抓住了每一人物的基本特徵、生存方式和典型意義。對於較為重要的人物形象，王崑崙或以對比方法論析兩個形象的對立之處，如《秦可卿和李紈》,《平兒和小紅》，或將某一形象置於該篇的全部中心詳敘縷析，筆觸涉及到人物思想性格、精神氣質、感情關係等方方面面，展開酣暢淋漓的評述和闡釋，如《花襲人論》、《晴雯之死》、《政治風度的探春》、《宗法家庭的寶塔頂— 賈母》、《劉姥姥是醜角嗎》、《王熙鳳論》、《史湘雲論》、《薛寶釵論》八篇皆是對於全書最重要的兩位主人公形象，王崑崙更是潑墨淋腳，分別用了兩章的篇幅來論述寶黛二人日常生活態度、行為方式、感情追求和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與過程，這就是《林黛玉的悲劇》、《黛玉之死》、《賈寶玉的直感生活》、《賈寶玉的逃亡》四篇。就全書而言，這樣的論析構架龐大，內容豐富，又主次分明，主體突出，主角鮮明亮麗，既暗合原著對人物形象的主次設計，又形成該書的一個層次井然、完整有序的人物批評體系。
第二 ，該書見解深刻。評論精闢，體現出一個文藝批評家的理論素養，達到了20世紀紅學批評史上人物論的一個制高點。這首先是因為王崑崙能夠堅持客觀真實的批評尺度，從理論視角切入作品，觀察人物，準確地把握人物形象的多層次思想性格，揭示性格的複雜性因素，不因個人的感情好惡而任意減否所論的對象。如論薛寶釵，他沒有簡單地左黛右釵或是左釵右黛，他認為林薛兩種典型，乃是作者根據「把握現實功利和追求藝術境界」的矛盾而創造的「對立形象」。這一見解上承俞平伯的「兩峰並峙，雙水分流」的兼美說而來，並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與發展，冷靜地指出薛寶釵性格的多重性和形象的美學價值，敏銳地揭示了曹雪芹形象設計的主觀動機及所體現的客觀效果。又如論賈寶玉，把握住了人物作為一個天賦穎慧、性情率真、富有才情而無完整人生觀的貴族青年的性格內核及其多側面意義，指出性格的成因和特質，評述精闢到位，顯示了極為準確的概括力。其他如論王熙鳳出眾的才貌、過分弄權與貪利的個性、殘酷的心機和縱慾的私生活;論探春之具備政治風度，有組織才能，高雅威嚴自尊，既公忠明斷又天性涼薄;論劉姥姥粗直而絕不魯莽，無知卻絕不低能，頗有心機但不邪佼等等，都體現了王崑崙作為一個批評家目光的睿智、尺度的公正和論析的辯證性。其次是因為王崑崙十分注重對人物形象在小說中所處的位置、所起的作用的分析，這反映出他對作者創作主旨的體悟非常深入、到位，從而表現為見解的深刻和精闢，如賈寶玉實際上是作者的敘述視角和代言人物，黛玉之死對全書悲劇題材的成立有重要意義，薛寶釵在寶黛釵婚戀悲劇形態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作用等。這些見解不僅超越了前人對作者意圖的闡釋，即今看來，也是無法推翻的經典性結論。三是王崑崙善於抓住形象的心理狀態，將評析的筆觸探及到人物的靈魂深處，捕捉他們心靈的隱秘，感受他們喜怒哀樂的微妙變化，而不僅止於形象的外在特徵的描述分析。對賈寶玉感情隱秘的體悟真切細膩。對林黛玉心靈特質的描述精妙深刻，合情合理而絕不飄忽錯位:那樣的靈魂觸摸，不僅在當時的文藝批評界極為罕見，今天看來，也是令人驚歎的和難以企及的。
第三 ，王崑崙成功運用了一系列評析技巧，以優美婉轉、生動形象的文筆，表達他對形象的感悟和評價，獲得極為強烈的抒情效果。首先，王崑崙善用談話式的評論方法，從容細緻，娓娓道來，營造了一種輕鬆愉快的閱讀氛圍，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如論薛寶釵時，他平心靜氣地剖析形象的生活方式、性情特徵，將形象特質作生活化的合理延伸，使讀者和形象處於同一起點，既彌消了讀者對於古典作品的接受距離，也體現了批評家平和從容的大家風度。二是善於對比式的評論方法將相鄰近或相對立的兩個藝術形象置於對照的情境中，以比較其類似或差異之處，如論釵黛二人性格的背馳，李縱和秦可卿的遙遙相對等，這一方面反映了評論家對作品固有的人物對比藝術構思的把握，同時也使讀者的閱讀與接受更為醒明。三是善於聯想，由此及彼，聯類旁通，激發讀者的想像。如論平兒「軟弱平庸了，不配做王熙鳳的心腹助手;精強過甚了，王熙鳳一天也容她不下。如果平兒是紫鵑那樣忠實純厚的好人，在那樣一個狠辣的主子腳下，簡直不能活。如果把她寫成襲人一流。工於心計，善於逢迎，必至於主僕間同惡相濟，結成奸黨，不免陷千一般庸俗小說的案臼。」四是善用比喻，如喻賈母是賈府這個宗法家庭的「十三層寶塔的尖端」的「一個高高在上的金頂」，喻劉姥姥進榮國府是「千千萬萬泥中的螞蟻向著中天的明月進發的路程」等，恰當優美的比喻，將抽像的評述形象化.變呆板枯操為流麗生動，融議論與抒情為一個生機盎然、觸目可感的藝術整體，使讀者在欣賞與品味中，不知不覺地接收了批評家的見解。
七
阿印 的 《林黛玉的悲劇)初版於1948年，收有《林黛玉的悲劇》、《賈寶玉與理想的人性》、《賈寶玉與賈政》、《薛寶釵論》、《賈寶玉與唐·吉德》,《小家碧玉的尤二姐》、《紫鵑與花襲人》七篇，5.5萬字。
作為一部 人物專論，該書和《賈寶玉的出家》、《紅樓夢人物論》一脈相承，有著極為相似的論述風格。一是，阿印採取的亦是談心式的評析方式，將個人的諸般體悟和盤托出，有如與讀者兩面相對。促膝談心;二是，阿印也用了對比論述的方法，使身份相類而性格氣質各異的人物在比照中顯示其間差異，更易揭示形象的精神特質;三是，阿印亦擅長用情感濃郁的文字來書寫他對人物形象的理解與讚歎。批評家以他豐富的聯想意象和優美的表現形式向讀者傾訴心底的詠歎，形象地傳達出豐厚的觀點和動人的情慷。
該書也有 其獨到之處。一方面，書中一些重要觀點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新穎準確，合乎實際。如認為寶玉出家和黛玉之死不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原因，而「是一個必然性的悲劇，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悲劇。而導演這悲劇的，則是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樣的闡述比起以往認為寶玉是看破紅塵而出家，黛玉是因戀愛失敗而死亡的看法，要更深刻。在論析賈寶玉的悲劇時認為「《紅樓夢》所寫的，乃是在歷史的發展階段中，人性與現實激烈衝突的故事」，這就將人物性格和作品主題聯繫起來，揭示了主人公對於作者闡發主旨的重要意義，也道破了藝術形象的悲劇成因與實質。另一方面，阿印的闡述較注重文化背景、文化傳統的比較與證明。他將賈寶玉與浮士德比較，認為賈寶玉追求的是智慧，浮士德追求的是知識。「這是東西文化精神不同的地方」。論賈政與賈寶玉的異同與衝突時，他溯源到中國傳統的儒道佛思想的精神影響。阿印對中西文化特點與文化源流的辨析，為人物論提供了蘊味涵厚的背景材料，形成了批評文字的張力，增添了論述的厚度。
該書的一些提法也有其不足。如認為戀愛的失敗是林黛玉悲劇的主因，這一觀點不僅淡化了林黛玉作為一個有獨立尊嚴和個性追求的閨閣知識分子的生存價值，漠視了其悲劇成因的多重性，而且也與阿印自己關於「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悲劇」的結論不相匹配。又如論封建社會中「女子們的結婚、在舊社會裡，便是自身墮落的起始」等論述，不僅滲透男權中心的色彩，觀點有失片面和客觀，而且其立論不是從歷史社會現實出發來評析文學形象、而是從作品現象延伸為時代特徵，又反過來印證作品人物，方法有欠妥當。另如將尤二姐的悲劇指歸為她的生活理想與其出身階層的衝突，也阻遏了對尤二姐悲劇成因的深層認識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