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學史的一個檢討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認為：「幾乎所有旨在廣泛包羅的理論，都把一部藝術作品的整個格局用這個或那個同義詞區分為四種成分，並把它們實現出來。」１這就是作品本身、創造作品的藝術家、作品所關涉的世界、作品的聽眾(觀眾或讀者)。「把這四種並列成分排成一種合適的圖形，只須畫一個三角形就夠了」：
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點，對二世紀的紅學(包括索隱派舊紅學、考證派新紅學、當代紅學)作出批評，並提出我對未來紅學的設想。
舊紅學：情節的本事索隱
《紅》刊行之前，就有人認為是納蘭成德家事的影射。隨著小說的廣泛流行，各種猜測比附紛至沓來。從學術流派的角度看，民國初年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等，才以其系統的發揮、宏大的篇幅成為紅學史上第一個影響甚大的紅學流派。他們認為，《紅》的故事情節掩蓋著真實人世，只有用索隱的方法找到所隱去的真事，才能探知小說的真意。「開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真事。」(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什麼是真事呢?便有和珅家事說、金陵張侯家世說、清世祖與董鄂妃軼事說、康熙朝政治小說說、明清興亡史說等等。其中以「政治小說」說影響最大，「此書所隱必系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記載私家故實。」(孫靜庵《棲霞閣隱乘》)由於「政治小說」說把小說和順康雍三朝政局聯繫起來，較之其他說法有更大的涵蓋面和適應性，所以在新紅學衝擊之後，它還能在六七十年代成為新索隱派的基本觀點，是舊紅學的主要代表。
「人物外別有人物，事實外別有事實，評論於書外者也。」(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他們從歷史著作、野史雜記、詩詞隨筆、民間傳聞當中，抓住與小說一部分情節相近、相似、相通的人事，排比對照，連猜帶想，確定某人影某人，某事影某事，於是把小說肢解為一個個歷史上的人事，並從這些人事來推測《紅》的題旨。如「寶玉逢魔魘」一回，蔡元培根據康熙太子胤礽為魔魘所纏的傳聞，認為寶玉就是影射胤礽的，而「紅」就寫的這種宮廷鬥爭。鄧狂言甚至認為曹雪芹「增刪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索隱派以史料附會小說，從小說推測史實，全憑一己之意、一時之想。後來受過西方美學訓練的蔡元培提出三條原則：品性相類者、軼事有征者、姓名相關者。這帶有歷史考證的味道，比原來的隨意牽強前進了一步；而且蔡的中心觀點是以為《紅》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從思想傾向上立論比坐某家某事更為圓通。所以他很樂觀地說：「右所證明，雖不及百之一二，然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決非牽強傅會，已可概見。觸類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實際如何呢?且不論他所證明的不過是《紅》的「百之一二」，就是他所「證明了」的，也很有疑問。比如妙玉性情孤高，姜西溟也是這樣，所以妙玉就是影姜西溟；探春與「探花」有關，而徐健庵是探花出身，那麼探春必影徐無疑。可是明清之際，性情孤高、探花出身的人何止姜、徐兩個?再像蔡書以王熙鳳給劉姥姥二十兩和八十兩銀子的事是影射湯斌的生平，可是另外王夫人送給劉姥姥一百兩銀子的事卻在湯斌一生中找不到著落，蔡書對此略而不談。
因此胡適曾很尖銳地批評道：「假使一部《纊?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得猜了。」(《〈紅樓夢〉考證》)
難道索隱派僅僅是一場學術遊戲和歷史玩笑麼?
由於中國文學的傳統主要是抒情詩，由於語言的敘事功能一直為史書所壟斷，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從一開始就與史書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這樣一個詩的國度裡，實際上也只有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傑出代表的史學著作可以給寫人敘事的小說提供可資借鑒的樣版，因此許多評點小說的人都把注意力投放到小說為何取法史漢上。而且歷代文人莫不熟讀經史，寫小說用史傳筆法，讀小說以史傳眼光，完全是一種文化慣性，並積澱為一種獨特的閱讀、欣賞心理，就是蔡元培所說的：「因為有影事在後面，所以讀起來有趣一點。」２
這樣，當曹雪芹以空前的寫實精神「建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地寫下一個貴族之家的崩潰滅亡時，讀者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這是誰家的事?索隱派成為紅學的第一個流派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傳統「小說學」的必然延伸，「以注經之法注《紅樓夢》」(王夢阮《紅樓夢索隱‧例言》)，「吾之經學，系少一橫三曲者」——「蓋紅學也」(均耀《慈竹居零墨》)。研究《紅》能成為一門學科，端賴經史的中介。
當索隱派興盛之日，思想輿論界正大力鼓吹小說和歷史的一致。1903年夏曾佑作《小說原理》，認為「小說者，以詳盡之筆，寫已知之理者也，故最逸；史者，以簡略之筆，寫已知之理者也，故次之」。小說和歷史的差別僅僅是詳略而已；梁啟勳這樣比較中西小說：「泰西小說，所敘者多為一二人之歷史；中國之小說，所敘者多為一種社會之歷史。」３風會如此，社會史式的小說便大量湧現，中原浪子的《京華艷史》應「當中國現代北京秘史」(第一回)，蘇同的《傀儡記》是在「縱論時代的變遷」(第十五回)，吳趼人「取法於泰西新史」的稗官小說《胡寶玉》，因其記載「社會中一切民情風土，與夫日行纖細之事，雖謂之為上海之社會史可也」(《月月小說》5號，1907年)。甚至許多小說明明是虛構也自稱實事。《孽海花》詭稱：「一句假不來，一語謊不得」，吳趼人發誓：「如果我撒了謊，我的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縮了進去伸不出來」。
《紅》一進入這樣的文化視野，解釋者們就順理成章地把它當作歷史故實的影射。作為小說的《紅》的特殊性就在其空前高度的寫實性，它的一些人物、情節確與作者的身世家庭有關，作者本人就聲明其寫作依據是「半世親見親聞」。索隱派就是把當時所理解的小說特徵和《紅》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對《紅》作了一番「合情合理」的索隱工作，企圖借此發現《紅》的真實本事和微言大義。假如他們能夠提出更有力更充分的證據表明《紅》確實是明清之際某些人事的影射的話，索隱派是有可能對《紅》作出歷史的解釋的。蔡元培的樂觀暢想並非毫無實現的可能。
但即使達到這種理想，對於《紅》來說也仍然是外在的。在艾布拉姆斯的三角形中，索隱派是從作品與世界的關係來解釋《紅》的，然而他們既不從社會歷史來研究作品的所由產生，也不是考察作品所包含的社會內容及其產生的社會影響，而只是客觀機械地把《紅》分解為零碎事件，再一一還原，歸結為某一史實。「索隱派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了明清之際一段遺民的血淚史亙於胸中，然後才在紅樓夢中看出種種反滿的跡象。自乾隆以來紅樓夢的讀者不計其數，而必得清季反滿風氣既與之後而『民族主義』之論始大行其道，這其間的因果關係是值得追究的。」４問題不僅在於對《紅》作某些史實的追溯，還在於究竟以什麼為根據推論它的價值和意義。
索隱派的先入為主之見使人言言殊，對同一個人、同一件事索隱的結果大不相同，因此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新索隱派那裡，就不再做這種單一排他的索隱，而只從「政治小說」(反清復明或仇清憚明)的全書主旨、傾向上立論。這本身就包含了對自身的否定。如果說各家索隱紛繁歧異、相互攻訐卻又都言之鑿鑿，那麼即此可見儘管小說取材於特定歷史事實，但經過作者綜合創造後再也不能還原為歷史了。按照索隱派的根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勢必要搞清《紅》的作者及其生平事跡、創作過程，這樣才能證實他們的猜想和論斷。新紅學就是從索隱派走了很遠的地方回頭，正本清源，從作者、版本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開始重新釋讀《紅》的。
新紅學：作者的身世考證
疾風暴雨式的五四新文學運動高潮過去之後，現代科學精神日益滲透到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沐浴過歐風美雨的胡適很快注意到索隱派的弊病，認為紅學研究的真正任務是「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樣來「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５。
這一目的是達到了，新紅學以材料考據為基本手段，在作者身世家庭、版本演變系統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一直到現在，我們對《紅》外圍情況的瞭解也主要是根據新紅學。
新紅學的中心理論是以《紅》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六大結論的最後一點說：「《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胡適是把《紅》當作小說來讀的，「他的最大功勞是攻破了猜謎索隱派，把《紅樓夢》重新『看待』——使大家重新認識它是一部文學作品」６。只是他們認為，《紅》不同於一般作品之處在於它本身的許多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如作者、版本等等，需要首先加以解決，這些問題構成了新紅學的主要研究領域。當它們有了大致眉目之後，新紅學家們發現《紅》就是寫的曹雪芹自己，於是進一步研究有關作者的一切都極其重要。可以認為，凡是把紅學研究的主要任務界定為作者研究的，都有「自傳說」的傾向。自傳說既是從考證中來，又是進一步考證的基本信念，起點和結論就這樣互為因果，循環不已，成為新紅學考證工作的心理動力和邏輯根據。唯其如此，那些關於明清之際的文物、譜牒、餚饌、掌故、風俗、習語、禮儀、方志等等近乎瑣碎的考證都關係到曹雪芹——《紅》，愈到後來，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成了新紅學的唯一課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是新紅學的集大成之作，在此書中他還認為：「材料不過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東西；考證也只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紅樓夢新證‧寫在卷頭》)。到了晚年，隨著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反而認為「用『一般小說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７，「紅學的真正『本體』是什麼?是討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是寫誰家的事，用中國文學上傳統的說法講，就是『本事』。」８把材料考證當作紅學的唯一任務，初聽很難接受，但在周汝昌這裡卻似乎頗有道理，因為這是考證派新紅學的必然結果。
新紅學雖然以反對索隱派起家，兩者卻有逐漸靠攏的趨勢。因為無論索隊?者的具體主張如何不同，卻都把《紅》當作某些真實人事的影射；而新紅學用科方法研究的結果，也認為《紅》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周汝昌)，只不過這個原型是作者本人，所以新舊紅學都把小說和實在聯繫起來，俞平伯的《〈紅樓夢〉底年表》、周汝昌的《史事稽年》都把賈家和曹家合二為一，蔡元培說：「書中本事在……」，周汝昌也說紅學的本體是「本事對尋」，沒有什麼原則差別。1925年，俞平伯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中已經認識到：「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真是一針見血。也正因此，新紅學的批評者李希凡也就把新舊紅學放在一塊來批。
那麼新紅學「新」在何處?
五四前後，西方文化蜂擁而來，本來十分單調的中國思想界一時十分熱鬧，各種思潮、主義、學說、理論、方法……令人目不暇接。而實用主義卻以不唱高調、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為特點，儼然超脫各種主義而直接有益於具體人生，它認為只要能幫助與我們經驗中的其它部分發生滿意的關係，各種觀念都是正確的。胡適說：「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方面，我要叫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在積極方面，我要叫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一通過《紅》的考證傳播實驗主義(實用主義)方法，造成學術研究「範式」的革命。直到晚年寫自傳，胡適還說：「那時我就充分利用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來傳播我的從證據出發的治學方法」。
具有近代科學意義上的嚴密考證是在清初顧炎武提倡下形成的，他針對明代文人空疏不學以至誤國的慘痛教訓，以反對宋學回到漢學為口號，開啟了蔚為一代壯觀的清代樸學之門。五四時代，一大批學者在引進、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的同時，也向上在中國傳統中尋找自己的祖先，胡適就是把實用主義和清代樸學統一起來從事小說考證的，既有傳統基礎，又有現代招牌，中體西用加上西體中用，產生極大的回應和反響。
學術範式的革命是一時的，而常規的研究卻能延續相當一段時間。新紅學考證的特別發達，具有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礎。風雲變幻的現代中國社會，常常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無所適從，只好轉向學術文化領域寄托精神。俞平伯曾自述研究紅學的動機：「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夢》以為消夏神方，因每一執筆必奕奕有神助也。」(引自俞平伯《紅樓夢辨‧顧序》)《紅》本身的問題也特別多，從作者生世家庭到版本的抄寫刻印，從形式結構甚至窮畢生精力也不一定能把某一問題徹底解決。當傳統的道德規範(不許談情)和審美趣味(鄙視小說)解體之後，談論《紅》是十分高雅而誘人的，「紅學家」早已成為美稱，怎能不吸引一批有較高藝術修養的學者來一試身手呢?象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周煦良、啟功、馮其庸等考證大家無不具有深厚的學養識見，對傳統文化也很有感情，他們有條件、有興趣考證關於《紅》和曹雪芹的各種問題。新紅學到此，已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文化意義，而成為一門比較專門的人文學科。對於主要從事考證工作的研究者來說，《紅》主要不是文學作品，而是牽涉到許多方面的文化綜合體，考證、釋義還原、探佚才是紅學的主體。於是問題越搞越多，興趣越來越大，紅學演變為曹學……
在浩瀚的古典文藝中，《紅》是近現代讀者最喜愛的作品，廣大讀者也十分關注紅學。正像弗洛伊德說的：「我們這些外行總是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不可思議的造物 (作家)從什麼源頭吸取了他的素材，他如何用這些素材使我們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才在我們心中激起了我們也許連想都沒想到自己會有的情感。」９迷戀於作品本身的魅力而追究作者及其創作情況，原是一般讀者的正常心理。
考證是紅學領域最具客觀性、科學性的研究方式，儘管紅學考證的各個問題幾乎都有爭論，但在其理想意義上，是有可能獲得一個正確結論的。反對舊紅學的主觀猜謎、建設重客觀材料以證據說話的科學的紅學，正是當初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意圖，這一點不只是對紅學、也是對整個現代文化的貢獻。梁啟超曾認為，從清代嘉慶、道光開始，「頭一件，考證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輩做完了，後起的人想開闢新田地，只好走別的路。第二件，當時政治現象，令人感覺不安，一面政府箝制的威權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漸漸解放，對於政治及社會的批評也漸漸起來了」十，乾嘉考證趨於式微，很快康梁領導的今文經學「以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公然舉叛旗矣」⑾，他們「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同時也就削弱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粗率淺薄。梁啟超曾對此作了自我批評，並指出其根源在於「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⑿。在內憂外患、危機四起的近現代，人文社科諸領域總是或濃或淡地帶上政治化、功利化色彩，索隱派紅學就是如此。新紅學對此發難，強調紅學研究的科學性質，把《紅》考定為作者的「自敘傳」，是其「情場懺悔」之作，這就與清末民初那種把小說混同於歷史以吹脹小說的政治功能的思潮針鋒相對，一方面降低《紅》的地位，另一方面維護了紅學的尊嚴和獨立。新紅學於此顯示了它的難能可貴。
新紅學的主要功能是對材料的考證，一旦轉入對作品意義的解釋，它就顯得比較低能。他們注意的是《紅》的特殊性，這本來並不錯，然而他們稍有所得即窮追不放，距離原來的出發點越來越遠，和索隱派一樣遺漏了小說本身的存在。其實質在於他們在艾布拉姆斯的三角形中，只取作者一角，把曹雪芹的身世、曹的意圖當作《紅》意義的根據，把紅學研究界定為從小說到作者、從作者到歷史，文學研究被還原為歷史研究，科學性也許是越來越高了，文學性卻越來越少了，特殊性是被充分注意了，普遍性卻基本被遺忘了。
當代紅學：意義的政治解釋
俞平伯早在1925年寫的《〈紅樓夢辯〉的修正》中，就對新紅學的核心「自傳說」表示懷疑。在1953年發表的《〈紅樓夢〉簡說》中，他隻字不提自傳，而從小說是寫「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和婚姻的不自由」立論，認為《紅》是用典型化的方法寫成的現實主義作品，對小說的思想意義也做了二分法的分析，文末還引用了恩格斯致考茨基信中論及作品傾向的那段名言。這篇文章和隨後不久發表的《讀〈紅樓夢〉隨筆》明確地表現出：(一)否定新紅學的基本看法；(二)從作品本身並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進行研究。紅學範式的轉換於此隱然可見。
在我國的社會政治發生根本性變革之前，一貫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毛澤東同志，是很難有耐心等待各具體學科按其自身規律緩慢地自我更新的。於是，從外部輸入動力以進行一場紅學革命的要求被提到日程，這便是五十年代中期大規模的紅學討論。這場討論的始作俑者李希凡後來在總結他對《紅》的基本看法時說：「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意義，是因為這部小說用典型的藝術形象，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黑暗、腐朽、以及它的必然滅亡趨勢。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這部小說裡，留下了真實而完整的形象，給我們以豐富的社會歷史的感性知識。」⒀這就是當代正統紅學的範式。按照這個觀點寫成的大批紅學論著，構成了與舊紅學、新紅學鼎立而三的紅學流派，我根據其產生的時代稱之為「當代紅學」。
由於當代紅學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入手分析《紅》，所以他們所發現的，主要是《紅》作為文學作品的一般意義，如果去掉一些形容詞和副詞，我們完全可以借用李希凡的上段話來評價《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其他古典作品。當時何其芳就認為李希凡的文章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⒁。但李希凡的成功就在於他在紅學中講了這個「常識」。因為儘管馬克思主義曾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並在某些上層建築領域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如政治、史學等等)，但一直到五十年代初，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並未完全深入到具體的學術領域。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思想—政治運動的目的便是灌輸馬克思主義，李希凡的文章正適應了這種需要。要使馬克思主義佔領包括紅學在內的學術文化領域，過分地突出《紅》的特殊性是不行的，所以在李希凡看來，新紅學之所以誤入歧途正由於它只承認《紅》的特殊性：「依照胡適的這種對《紅》的反動觀點，就只能把這部小說僅僅看成是作家曹雪芹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實錄，完全抹殺了它所反映的巨大的社會歷史內容，取消了這部小說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歷史價值，因而，也徹底否定了它的藝術典型的概括意義」。
而當代紅學所注意的則是《紅》作為現實主義小說的社會內容和批判意義，它可以接受、容納新紅學的考證成果，卻根本否認新紅學的研究方法。由於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講歷史，所以第四回的護官符、賈府的幾十條人命、賈元春的命運對賈府的影響、烏進孝交租時賈珍的不滿、賈寶玉對封建思想的反叛等等就成了當代紅學的注意中心。當代紅學把《紅》當作歷史來談，絕不是說《紅》是寫的「真人真事」，而是透過典型人物、典型環境，看藝術形象所概括的歷史本質。以《紅》是現實的反映始，到《紅》是形象的歷史終，當代紅學的範式是把《紅》當歷史來談，所以毛澤東說：《紅》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你要不讀一點《紅》，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⒂
曹雪芹小說中有相當濃厚的因果報應的宿命論思想，他寫作《紅》也根本不是為了向後人提供一部歷史教科書，而恰恰有點俞平伯講的「情場懺悔」的味道。當代紅學明確承認，《紅》的社會政治意義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出來的，至於作者本人，由於歷史的、階級的局限，並不可能意識到小說形象的客觀意義。李希凡一開始和俞平伯論辯就指出：「要正確地評價《紅》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的作者世界觀的落後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態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討這一問題。」⒃毛澤東更明確地說：「曹雪芹寫《紅》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紅》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⒄發現這個矛盾，並把這個矛盾當作紅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是當代紅學的最大貢獻，不僅從此發掘出小說的社會歷史內容和現實批判意義，而且還因此提出紅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當代紅學產生形成於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變革的新中國，唯有強調《紅》皊?歷史價值才能闡發它的現代意義。「從《紅》藝術形象的客觀效果看，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破敗，本是貴族階級政治上相互傾軋，生活上奢侈、墮落的結果，是貴族階級必然滅亡的客觀規律。而在曹雪芹的主觀解釋裡，這一切卻歸之於『榮辱自古週而復始』的宿命的循環」，所以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給予批判的分析和評價，肯定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歷史的作用，同時認真地剔除作品的思想糟粕，清除它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以便我們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閱讀這部小說，瞭解它的價值」⒅，當代紅學的全部努力就在於此。
當作者意圖決定論被否認之後，作品的意義世界便向各種可能的解釋敞開了大門。但問題也就出現了：究竟怎樣才能避免把解釋者自己的思想說成是作品的意義?舊紅學、新紅學儘管有許多解釋不通的地方，但至少在其主觀上，卻是要追尋曹雪芹——紅樓夢本身的意義。在積極方面是有助於我們深入發掘紅樓世界的客觀意義和歷史內涵，在消極方面也為隨心所欲地解釋《紅》提供了方便之門。當代紅學的最大教訓也就是把《紅》當作解釋者自己的工具，缺少對作品本身同情的瞭解。在充分肯定它確定了新的意義之源(藝術形象)的前提下，如何克服其致命弱點以進一步發展今天的紅學，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了。
紅學向何處去
我們感到吃驚：「紅樓夢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誠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說，然而在百餘年來紅學研究的主流裡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小說的地位。相反地，它一直是被當作一個歷史文件來處理的」⒆。人物眾多、解釋各異、氣勢頗為壯觀的二十世紀紅學三大流派居然沒有對作為小說的紅樓夢本身作出應有的解釋，我不由得想起了周汝昌早已說過的話：「翻一翻舊帳，哭笑不得。現在，該是我們重新認識《紅樓夢》的時候了」⒇。
重新認識，談何容易。胡適攻擊舊紅學「他們並不曾做《紅》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的附會」；李希凡批評俞平伯把完整的藝術形象割裂為孤立的碎片，都是在指責對方離開了《紅》本身，但他們自己不也是把《紅》當成某種「歷史文件」了嗎?紅學史上「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就是《紅》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脫離開作品本身，不把《紅》當作文學作品」註釋(21)。我們現在不僅要一般地指出這個問題，而且要對紅學提出幾點具體設想。
從美學上看，人依據自己的現實情感經驗創造出藝術作品，但一經生成，作品便獲得自己的獨立品格，「藝術的神聖之處在於，自身在一種客觀現實中表現自己，脫離自己的創造者，就像關於上帝所說的那樣，他無疑創造了這個世界，使其具有自己的質和力量，但隨之就把這個世界委諸這個世界的規律」註釋(22)。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的主要貢獻和最大特色就是突出了對這一獨立自足的世界的研究，從俄國形式主義到新批評到結構主義符合學，他們以「本文」(text)為研究對象，鑒於傳統文評把作品的道德、傳記、思想和歷史等因素置於優先地位而反過來突出作品具有內在一致的真實，盡量消除作品與外部因素的聯繫。所謂「本文」在現代文評中是一個既很模糊、又相當明確的口頭禪，說其模糊是從語義內涵來看，它既指按語言規則結合而成的詞句組合體，也可以指不同的語言學層次上的結構本身，甚至是任何時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統；說其明確是按其運用中的外延而言，它把作品從世界、作者、讀者那裡分離出來，以便科學地、客觀地研究獨立於主體的結構性語言系統，並從此切入文學作品。
紅學首先要完成的就是這種由外向內的轉移，廣泛借鑒現代科學主義文評的研究成果，從各個視角、各個層次來研究《紅》的語言結構、時空關係、存在方式、意義內涵。現有的考證材料表明，《紅》的寫作與作者的身世家庭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何以一段明清之際的史實、一個壞落貴族子弟的自傳會成為一部偉大的小說呢?這就需要對小說本身進行分析。關鍵不在於考證查實《紅》究竟是寫的誰，而是《紅》怎樣把真人真事轉化為小說。紅學的根本途徑不是由小說到歷史，而是由歷史到小說，前者是歷史學研究，後者才是文學研究。
這就是說，《紅》的自傳寫實的特殊性正表明轉入本文研究的必要。在中國傳統文評中，較多的是感悟性的創作體會和閱讀反應，以直覺淹沒理性，以評價代替分析，無論是政治的、倫理的還是情感的、心理的，總持有一個外在的標準衡量作品，而沒有對作品本身的文字、字面、肌質、技巧、張力等客觀存在的分析，其末流成了隨意的評判和空發議論。當代紅學的嚴重教訓就在這裡，它後來成為政治陰謀的工具，並不完全與它本身無關。在過多的外在的東西攀援紅樓時，紅樓自身就必然倒塌解瓦，成為研究者構建自己紅樓的磚瓦木塊。事實上，當我們評價《紅》時，我們是在談自己；只有當我們分析《紅》時，我們才是讀文學作品。我提出對本文進行研究，也就是重視作品對研究的制約，強調紅學研究的客觀性。在這方面，新紅學是具有一定啟發意義的。
所謂本文研究，包括形式結構的分析和語義內涵的闡釋，托多羅夫在《十日談語法》中就把文學本文當作一個整體，把語義內容當作本文全部關係結構的產物，揚棄了內容和形式的二元對立。文學的意義不在它的素材，而在它的形式。熱拉爾‧熱奈特在《敘述話語》中還區分了敘述中的「記敘」、「史實」以及「敘述」之間的不同，所謂「記敘」，指的是本文裡事件的實際次序；「史實」則指那些事件「實際上」發生的順序；「敘述」注重敘述本身這一行為。而我現在確定為紅學研究中心的，則是《紅》的「敘述」，就是說不僅僅是考辨它的現實根源和具體所指，還要研究它如何把材料組織、結構起來而具有「文學的」意義。
確定了以本文為中心的研究範式，我們就能正確合理地對待紅學中一直糾纏不清的考證問題。我把考證置於現實(生世背景)——心理(創作心態)——作品(本文形成)，也就是波普爾的世界1(物質世界)——世界2(主觀心理)——世界3(精神產品)這一過程中，無論怎樣突出本文的重要，它總是作者的創造，《紅》獨特的存在方式和語言形式，都應當而且可以回溯到作者，這一過程當然不是直線的，所以需要考證的材料。科學的考證結合心理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現本文得已完成的過程，從而不僅能展示紅樓的結構，還能解釋紅樓的建構，由作者推及作品，由小說追溯作者，如此循環往復，日趨深入，在其邏輯理想上，有可能對《紅》有一個清晰、準確的體認。而現在的情況是，紅樓始終樸朔迷離，眾說紛紜，除了史料缺乏和小說本身的複雜外，也與解釋者的不同視野有關，它提示我們紅學研究的另一課題：對解釋者接受和理解的研究。
作品制約著接受，接受也拓展著作品。《紅》的接受史，就是《紅》的語言潛能和深層結構在時間中的實現和呈露，作為一種審美活動的閱讀、解釋，並不是對作品客體性質的簡單相加和機械反映，而是接受者運用自身的選擇和組織能力對作品發生的各種刺激進行複雜處理和重新建構後的結果，因此接受主體的功能相當重要。這種主體特徵被人們稱為「心犐?定向」、「接受的期待視野」、「格式塔優勢」等等。紅學史表明，對《紅》的各種解釋，歸根結底是鑲嵌在各個時代中的，連以科學、客觀自詡的新紅學也是如此，俞平伯曾回憶說：「最先引動我的興趣時，是適之先生的初稿《紅樓夢考證》，和我談論信札相啟發的是頡剛，他們都以考據名癖的，我在他們之間不免感受到這種癖氣的熏陶」。俞平伯就是帶著這種「成見」從考證入手確認小說和曹雪芹的特殊關係。因而，紅學研究不應當取主體的情感判斷和思維定勢，而應主動以自己時代的文化精神與《紅》對話，促進解釋主體與作品本文的視野融合，不斷開創紅學研究的嶄新領域。「美學的藝術觀認為，藝術客體是一個自我發展的，自我封閉的，脫離時間的存在物。與此相反，新釋義學認為詩化作品是一個負有初創使命的事件，這一事件創造了現象的新的空間和新的時間。」註釋(23)索隱派和考證派在本質上都忽視了解釋的時間性，以為找到一些實證的史料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釋《紅》，說到底不過是把他們自身的時代要求說成是《紅》所有。比較起來，當代紅學以當時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闡發《紅》的客觀社會意義，承認這是對曹雪芹主觀意圖的超越，是一個重要的進步。所謂主觀意義，也就是《紅》在現實社會中的效應，屬於伽達默爾說的效果歷史。但當代紅學對作品本文缺少關切，而且僅僅把意義理解為對歷史本質的形象圖解，最終又失落了解釋中的時間向度。
所以我並不認「語言之外沒有世界」，而主張把語言置放在人的存在這一根基上來追究。於是作品本文除了自身價值和獨立性之外，還是一條道路、一個窗口，以它為核心的研究可以上溯創作心態，旁及歷史意義，下推讀者的再次創造。這是不是折衷調和呢?不是。新的研究系統可以使其中各個方面獲得其獨立存在所沒有的功能和特點。比如我們同樣分析作品的社會歷史內容，但由於這是以對《紅》文學性研究為前提的，就可以充分展示從歷史到小說的一系列審美中介，描述歷史現實在小說中的變形和陌生化，以此抉發《紅》複雜的思想意義；對於作者的身平事跡的考證也與新紅學不同，我們要研究的是寫作《紅》的曹雪芹，而不是生活在康雍乾之際的破落貴族曹雪芹(這是史學的範圍)，即使是對後者的研究，也是為了解釋曹雪芹由現實存在向創造主體轉化的過程。就是對《紅》的接受、解釋的研究，也不是漫無止境無的放矢。因為無論接受者視野如何，作品本身總是一個前提和基礎，「一個解釋要成為這篇本文而不是別的文本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必然在邏輯上受到文本的限制」註釋(24)，我們需要研究本文如何給各種解釋提供了可能，如果說解釋的目標是本文自身所試圖回答的問題的重建，那麼不深入探究本文怎麼能重建呢?
總之，以本文為中心，綜合心理學、社會學、解釋學建立一個新的紅學系統，不僅可以避免前此三大流派的局限、片面，而且也與新批評、結構主義等孤立地研究作品本文不同，這是建立在一個日益開放、不斷展開的語言立場上。實際上，後結構主義者已經注意到本文意義的「播散」現象，巴爾特、德裡達等人向「能指的同一」的結構主義思想核心提出異議，認為能指和所指並非一一對應，因為任何一個所指的位置都可以被另一些能指所取代，於是能指和所指之間出現了隔斷，本文便不再是一個明確固定的實體，「能指的天地」意指由符號內在分裂的本質所決定的那種能指自由任意地相互指涉的無限可能性，而不是任何固定的封閉的意義結構。這櫳?，結構主義的理想本文不過是人為的「意義封閉結構」(巴爾特)。真正的本文是一種生產，一種轉換過程，「本文……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任何意義都只是無盡的運動過程中的階段性副產品，這就是巴爾特所謂「複數本文」的概念。
儘管後結構主義仍然是從結構主義而來，但打破了新批評、結構主義的孤立存在和單一意義的信念，客觀上是與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指向同一趨向。西方文論的發展趨勢，不也啟示著紅學發展的應有方向嗎?
每次談起《紅樓夢》，我總想起納蘭成德的詩：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貴胄公子對家國和親人的淒惻憶念，正彷彿我們面對《紅》時的迷惘和焦灼。雖然我們已經有了汗牛充棟的書刊，可是誰又能說已經知道了紅樓第幾層呢?願我們每個研究者在準備自己輝煌的紅學論文時，問一問自己：知在紅樓第幾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