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傳統文學
《紅樓夢》的出現，將我國古典小說的創作推向了從未有過的高峰。正像任何事物的誕生都有其遠因近果一樣，這高峰也並非無跡可尋、突兀而起的飛來峰，而是我國古代文學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熏陶、熔煉的成果。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告訴我們，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藝術，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紅樓夢》自是清代康、雍、乾三代社會生活在曹雪芹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離開了這個唯一的源泉，便不可能產生《紅樓夢》。但是，馬克思主義又告訴我們，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一經產生，它就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和頑強的生命力，總是給後人以悠久而深刻的影響。從社會生活與文學藝術的關係來說，這雖然是「流」，但卻是那「泉」的必不可少的補充和豐富。從文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藝術形態來說，它需要的無疑是創新，但卻決不能脫離開一般文學創作的軌道。這是由於，社會生活是廣闊複雜的，人們不能事事躬親，他人經歷過的生活確可補充自我的不足；而文學創作的歷史經驗，包括反映生活的特殊的方式、方法、形式、手法以及語言文字等等，也無不給予具體作家以借鑒滋養。因此，作為具體的作家作品來講，對於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這樣說：對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的正確、深廣程度，從一個方面決定著作家和作品的成就程度。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恰恰是在廣泛深入地批判繼承了我國古代文學的基礎上才登上了古典小說的頂峰的。自然，曹雪芹也像其他偉大的作家一樣，以自己的思想觀點、生活經歷和藝術修養去檢驗、鑒定文學遺產，又以文學遺產為養料去孕育新的典型或作品。兩個多世紀以前的曹雪芹在這方面所取得的經驗，不但在文學史上曾經起到過先進作用和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
儘管曹雪芹在繼承文學遺產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但他自己對此卻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倒是在創新方面他發表過一篇藝術宣言，那就是他借石頭之口所作的一段表白，表示了對於歷代野史，尤其是那種「風月筆墨」，以及才子佳人等作品的憎惡、決絕。不過，讀過《紅樓夢》全書之後，我們又怎能不驚奇於作家對於文學遺產的廣博吸取呢!
是的，《紅樓夢》是在我國豐厚文學遺產土壤上生發的一朵奇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所以，作為《紅樓夢》的第一個批評家和紅學的開山祖的脂硯齋，對此就曾作過十分認真的勾索與爬梳，在其有關的一百餘條評語中，就涉及該問題的諸多方面。比如，在作家的氣質方面，他認為「默想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般人物。」１在作品的立意、風格及表現方法等方面，他認為《紅樓夢》堪稱「《莊子》、《離騷》之亞」２，同它們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春秋》筆法、太史公筆法以及漢賦手法，也都被作家所承襲；《戰國策》、《韓非子》和四書五經也都給了作家以啟示；大文學家曹植、李白、韓愈以及李笠翁等也莫不給予作家以助益；前代小說《女仙外史》、《西遊記》、《水滸傳》，尤其是《金瓶梅》，更從正反兩個方面啟示了《紅樓夢》的創作；而前代戲劇《西廂記》(《會真記》)、《牡丹亭》也都從思想到形象滋養了《紅樓夢》；其他如旁學雜搜的《推背圖》、費長房的壺中天地以及戲曲表演、音樂、美術等等，無不給予作者以藝術吸取的營養。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形成了《紅樓夢》這樣一部「集小說之大成」而又「壓倒古今劰?說」的「千古未聞之奇文」。自然，脂硯齋所指陳的各點，我們並不能毫無保留地盡信，因為他畢竟不過是一位評論家而並非作者本人。然而，他卻又是一位特殊的深諳作家的身世、思想和創作意圖的評論家，甚至還是一位在作者的默許下有意無意透露創作意圖的評論家，所以，脂硯齋的某些評批也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可信性。自然，對於二百年前評點家的脂硯齋，如果苛求他對此作出科學的理論上的闡述，顯然是找錯了對象，但如果對他那種條析縷舉的評點當作進一步研究的線索，不也能給予我們以助益嗎!
脂硯齋以後的舊紅學家，雖然也有不少人對此發表過意見，但卻大都比較零碎，一鱗半爪，說不上完整、系統，一直到新紅學的興起，俞平伯先生才對此作出了正面的論述。早在1922年他就曾以《唐六如與林黛玉》的題目為文，指出曹雪芹塑造林黛玉形象「是有所本的」，「葬花一事，無論如何，系受古人底暗示而來，不是『空中樓閣』，『平地樓台』」。在具體比較了二者相似或相近的情節與詩詞之後，結論是：「總之，我們在大體上著想，已可以知道《紅樓夢》雖是部奇書，卻也不是劈空而來的奇書。他底有所因，有所本，並不足以損他底聲價，反可以形成真的偉大。古語所謂：『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正足以移作《紅樓夢》底贊語。」二十五年之後，俞先生又說：
《石頭記》雖系小說史上未有之傑作，但其因襲前人之處亦復甚多。如相傳結尾有所謂「情榜」。備列十二釵正、副、又副、三副、四副之名，約得六十人，大觀園群芳羅致殆盡，此實與《水滸》石碣罡煞名次無異也。敘可卿喪儀買棺一節文字全襲《金瓶梅》，闞鐸《紅樓夢抉徽》已備引之。又第二十八回馮紫英請酒行令一段。脂硯齋本評曰：「此段與《金梅瓶》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是《紅樓》初行，當時人已如此說。又如甄賈寶玉一式無二，即《西遊》之真假悟空也。
接著，俞先生還補充了兩條實例，一是寶釵的詠柳絮《臨江仙》，「套了侯蒙的詠紙鳶的《臨江仙》」；一是薛蟠由於不識題款，把唐寅誤為庚黃，鬧了個大笑話。此又與《堅瓠丙集》卷四「衡山圖記」所述一太守由於不識圖章篆文，把庚寅誤為唐寅相似。
到了五十年代，俞先生又發展了他的看法，明確提出了「《紅樓夢》的傳統性」的命題，將這種繼承擴大到了中國的古典小說、戲曲以至整個古典文學傳統，諸如《西廂記》、《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莊子》、《楚辭》、《文選》，等等。他認為「《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首屈一指，稱為空前並非過譽，但即極偉大的著作亦不能前無所承破空而起」，它「接受了、綜合了、發展了」唐宋傳奇、宋話本「這兩個古代的小說傳統」，「《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三巨著實為一脈相連的」，《紅樓夢》與《水滸》，「這兩書的關連表面上雖不大看得出」，卻「可以想見作者心目中以《水滸》為範本」；《紅樓夢》開首說補天頑石、《西遊記》第一回說花果山仙石，「說法略異，觀念全同」；「《金瓶梅》跟《紅樓夢》的關連尤其密切。它給本書以直接的影響。」「如《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這色字讀如色慾之色，並非佛家五蘊的『色』)，明從《金瓶梅》來。又秦可卿棺殮一節，幾全襲用《金瓶梅》記李瓶兒之死的文字。」「本書實集合古來小說的大成。不僅此也，它還繼承了更遠的文學傳統，並不限於小說，如《左傳》《史記》之類，如樂府詩詞之類，而《莊子》與《禊?騷》尤為特出。」從而，《紅樓夢》「成為中國自有文學以來第一部的奇書」，它「並眾長為一長，合眾妙為一妙」，是部「集大成」的創作。
很明顯，俞先生的新紅學較之脂硯齋的舊紅學，在關於《紅樓夢》繼承文學遺產問題的研究上，也大大地跨前了一步，這就是：一、比較系統了。已經從脂硯齋那種東鱗西爪式的比照、附會的零亂狀態中走了出來，清醒地看出了我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小說戲曲的淵源嬗變脈絡，指出了《紅樓夢》繼承的主要方面；三、比較深廣了。在脂硯齋所述各點的基礎上，俞先生不僅分析得遠為細密，而且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把問題引向了深入；三、初步上升到理論高度了。如果說脂硯齋的有關評批只是停留於鑒賞、隨感的直覺階段的話，那麼，俞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則已經建立在現代文學理論的基礎上，作出了自覺的、較為科學的分析。在這裡也顯示了新舊紅學之不同。
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當然又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較之俞先生的看法又有了質的變化，這是無可否認的。誠然，不管是從精神實質、創作方法，還是從表現手法、人物形象、情節語言等諸方面，悉心求源，細加揭櫫，有助於人們瞭解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因而是值得稱道的，我們歡迎有更多這樣的著述出現。但這畢竟側重於問題的一個方面，即曹雪芹在其《紅樓夢》的創作中繼承了哪些文學遺產的一方面，而對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他是怎樣繼承了這些文學遺產，則還較少給予充分的注意，這不能不說是紅學領域中需要加強的一個研究課題。
那麼，曹雪芹在其《紅樓夢》的創作中究竟怎樣繼承了前代的文學遺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固然缺乏確鑿、直接的第一手資料，包括作家的創作心得體會和經驗談等等珍貴的文獻，但有煌煌巨著的《紅樓夢》在，又有從脂硯齋、經俞平伯到今天大量有關的研究著作在，卻又的確為尋求答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一般說來，在文學創作中對文學遺產的繼承，或者叫汲取，首先需要批判，同時還要創新。這是由於文學創作需要個性和新意，切忌人云亦云，落人窠臼，否則便成為摹擬之作，而摹擬之作是算不得成功作品的。因此，這裡就有個性化和革新化的問題，在這兩個「化」中，蘊含著他為我用、古為今用，這是一個吸取借鑒、改造製作的文學創作過程。
誠如脂硯齋、俞平伯以及其他紅學家所列舉的那樣，《紅樓夢》在學習、繼承前代文學方面確是相當廣泛的，從先秦兩漢的諸子辭賦到明末清初的各種創作，從詩詞曲文到戲劇小說，從初民神話到儒釋道各家學說，從天文地理到俗語口碑，曹雪芹無不學習、繼承，大概正由於作者的這種轉益多師，才使《紅樓夢》的創作得以匯聚起前代文學中一切可資利用的有價值的成果，形成它自身的廣博和豐富。這其間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前代文學中的精華，自然曾經給予了作者以深刻的影響，並被作者所吸取，但是，文學遺產中的非精華部分，卻也並非不能被作者所利用。很明顯，《莊子》、《楚辭》、《水滸傳》、《西廂記》等等文學作品，確是我國古代文學中的精品，堪稱我國古典文學中的精華，它們之被曹雪芹學習、繼承，這是容易被人們理解的。不過，曹雪芹似乎並沒有將其視線僅僅局限在上述幾部文學作品上。單以小說來看，《水滸傳》、《金瓶梅》之外，明清小說、唐宋傳奇、六朝志怪以及民間傳說，無不在《紅樓夢》中找得到學習、繼承的蛛絲馬跡。脂硯齋不是就提到過一本《女仙外史》嗎?這本以仙化唐賽兒為內容的作品，自然在我國小說史上並不斀?有重要地位，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甚至連書名都沒提及，看來是極難將其劃入文學遺產的精華部分的。但是脂硯齋卻從《紅樓夢》第二回賈雨村和冷子興議論正邪兩賦人物的「成則王侯敗則賊」中，發現了同《女仙外史》的某種聯繫，說是「《女仙外史》中論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覺愈奇。」這裡所說的「論魔道」，是指《女仙外史》第三十一回「驪山老姥徵十八仙詩，剎魔公主講三千鬼話」中剎魔主同月君(即唐賽兒)的一段對話：
剎魔主道：「爾所執何經?所問何難?」月君道：「問三教輪迴與魔道之同異。譬如：從魔道中轉而為人者何等樣?由儒釋道轉而為人者何等樣?如今只就女身論之。」剎魔主道：「問得妙，問得妙!彼儒釋道輪迴者有貴賤貧富之不同，有強弱智愚之各異。或男轉女，或女轉男，或轉而為禽獸蟲魚。若我道中出世者，有富貴而無貧賤，多剛強才智而無昏愚庸弱。其無異類，不待言而可知。男女大概如此。若只論女人，名坐青史，可以歷數者如妹喜、妲己、褒姒、驪姐、西施、始皇太后、夏姬、鄭仲、虞姬、呂後、飛德、合德、梁翼之妻、陰麗華、遲昭平、甄後、潘淑妃、張麗華、太真、花蕊夫人、胡太后、蕭太后、太平公主、虢國夫人、韓國夫人、洗夫人、呂母、貂蟬、上官昭容、徵側、徽貳、陳碩真，大都色必傾城，才必絕世；其謀猷智略，駕馭丈夫，操縱帝王，不顛倒一世不止也，若有與之爭寵奪能者，如呂雉抉戚姬之眼目，而投諸溷廁；武曌之斷蕭妃手足，而埋諸酒甕，未有不至糜爛者。彼必敗，我必勝，千古同一轍也。若其淫，必異乎尋常；若論其烈，亦越乎殊類；守節者則未之有，性不能消受冷靜之況也。」月君道：「妹子聞一知二，總是三教與魔道適相會合，勢不並立也。但或丈夫而同出於魔道輪迴者當何如?」剎魔主道：「此妹喜、妲己、虞姬之所以身殉其主也。」月君道：「更有請者：如吳王夫差是出何道來的?」曰：「我道中來。」月君道：「若然，西施何隨范大夫乎?」剎魔道：「西施自沉於江，後百餘年，有漁人網得，顏色如生，曷曾從范蠡耶?世之黠者，造此言以笑夫差，遂相沿於後耳。」月君曰：「始皇之母何以受制於其子?」曰：「彼已亡秦是將衰之候，且始皇亦由魔道，女固不能敵男也。」月君又問：「甄後何以為曹丕所殺?」曰：「甄氏原有憾於袁熙，熙死而歸丕，丕亦由我道中來者，豈能容其私憐子建耶?」曰：「洗夫人又何以故?」剎魔曰：「彼掌兵權，殺戮甚繁，足以消其性氣，如呂母、徵側、徵貳、昭平、碩真皆然也。」月君又問：「然則三教輪迴，為后妃者，可得聞其略與?」曰：「觀其因，可知已。如薄太后之好黃老，班姬之好佛，鄭後之好經書，各有其夙好之因，然而忘劫本來，不過為尋常婦人而已。至於我道，則全是殺氣，豈特不忘，且有已甚，又必有因而出，應運而生，數完則仍歸本位。若非三教日夜輪迴，顛顛倒倒，量其功過善惡而為升降者。」因指著左右侍立的道：「他們前生，總是當權之妃後，次亦王公之夫人；今若轉生，依舊如此。其才與福，毫髮不爽；其運與數，錙銖無誤，是生來夷滅三教的。」月君曰：「世多有大官之妻，而能使丈夫畏之如虎者，不由魔道乎?」曰「皆是也，是則彼之女婢，其福雖略差，其才卻亦不減，是以能行殺戮。即如上官昭容，系阿環之愛婢。大抵婢之至下者，猶得為二三品之妻，再下則絕無也。」月君曰：「如明妃、釣弋、韋後、蕭後、羊後之類，是彼教中來者耶?」曰：「明妃不偶，釣弋無權，韋後被戮，蕭、羊?偷生，我教焉得有此!」
也指該書第二十七回「黑氣蔽天夜邀剎魔王，赫虹貫日畫降鬼母尊」中月君同鮑姑、曼師的另一段對話：
曼師道：「這是月君與我教爭光了。甥女剎魔公主計生下三千五百五十四年矣，誓不匹偶，還是處子。說他的道行神通，雖釋迦老子，也不能勝，所以魔教日王一日。當時釋道二門輪迴的，皆為帝為王，歷世久遠；其魔道出世的，雖為帝為王，非草莽凶逆，即篡竊奸雄，多招殺報自刎。魔主掌教之後，凡轉輪帝王者，幾壓在二教之上，向稱為儒釋道者，今當稱作魔釋道矣。」月君笑道：「我已領會得。」
上述兩大段關於儒釋道三教與魔道的輪迴秉賦的不同，從而所帶來的貧富、貴賤、強弱、智愚的各異，以及由此而來的為後為妃、為帝為王、為凶逆、為奸雄的議論，總不過是宣揚魔道、夷滅三教的怪論，不管就其議論的內容還是表達的水平來講，實在也顯不出有什麼突出之處。然而，正如脂硯齋所指出的那樣，相似的議論竟然在《紅樓夢》中也會出現。冷子興同賈雨村那段關於正邪兩種秉賦而帶來的所謂大仁、大惡、情癡情種、逸士高人、奇優名倡，以及「成則王侯敗則賊」的結論，確實頗類《女仙外史》中的議論。但同樣明顯的是，前者不過一味褒揚魔道，後者則同全書主題思想的表達、人物形象的塑造緊緊聯繫了起來：在主人公賈寶玉出場之前，已為他的性格、思想、形象意義奠定了基調。因而，前者的議論蒼白乏味，不過是作品的疣贅，後者的議論則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形成作品的富有生命力的一個部分。這就可以看出，文學遺產中的精華固然是最可寶貴的部分，從而也是繼承、借鑒的重點，而非精華部分，如能加以適當的改造，往往也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
而且，就各自獨立的作家、作品來看，不管其成就多麼偉大、貢獻多麼突出，它們總還會受到歷史的、階級的局限，在認識上、情趣上、藝術上都只能達到他們所可能達到的高度，而逃不脫作為社會的、歷史的制約。沒有人否定《莊子》、《楚辭》、《西廂記》、《水滸傳》甚至《金瓶梅》在我國古代文學中的地位，《莊子》博大精深，《楚辭》絢麗宏偉，《西廂記》秀麗情真，《水滸傳》奔騰豪壯，《金瓶梅》細密深入，無不以它們特有的藝術充實了我國古代文學寶庫。但是，《莊子》失於空疏，《楚辭》並非無疵可求，《西廂記》開了才子佳人文學作品的先聲，《水滸傳》不僅思想內容有些缺陷，而且藝術上還保留著明顯的說話痕跡，《金瓶梅》中淫穢的自然主義描寫就更是人所共認的了。對於上述作品，我在這裡不準備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準確的分析評價，我不過是指出偉大的作家和作品雖屬精華，其中仍有其不容忽視的糟粕，精華也並非純金一錠，此之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單以《金瓶梅》來說，這是學術界公認的我國小說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在現實主義文學史上的地位姑且不論，僅在創作方法的實踐、生活素材的選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學語言的提煉等方面，可以說都開了大約兩個世紀之後出現的《紅樓夢》的先河，給予了《紅樓夢》以直接的影響。如果沒有《金瓶梅》的經驗，《紅樓夢》的創作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不過，《金瓶梅》本身就是一部複雜的作品，它的現實主義光照固然揭示了明代社會生活的狀況，表現了作家敢於正視現實的勇氣，但它卻缺少理想的光輝，作家所捕捉的素材多系污穢社會中的污穢角落，這又是《金瓶梅》的缺陷。這缺陷也未必不對曹雪芹發生影響。如果說「賈寶玉初試雲雨情」，「賈天祥正照風月鑒」都給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些特殊情節的話，那麼，另外有些情節，不也存在污人眼目之嫌嗎?在這些地方不也多少留下了《金瓶梅》影響的痕跡嗎?自然，這兩回同那些淫穢的渲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這裡，我們還可舉出《平山冷燕》和《玉嬌梨》。自從《金瓶梅》問世以後，繼起者雖將視野投向了現實社會，但在創作上，小說卻同戲劇一樣，共同走上了才子佳人的狹路。這類作品在明末尤其是清初曾經相當風行，出現過專門從事才子佳人小說的作家如天花藏主人等，並有專門刊印的書局如聚錦堂等，這種大旨相同或相近的作品雖無法確切統計，但總數當已達到數百種。這類作品的氾濫，曾經引起曹雪芹的厭惡，他在《紅樓夢》第一回就開宗明義地宣佈要擺脫這種窠臼，而寫別開生面的文章。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學現象，從總體上看，才子佳人小說的成就不高、貢獻不大，甚至把我國的小說創作引上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歧途，可說是對以《水滸傳》、《金瓶梅》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道路的背離。但是從具體作品看，也不乏佼佼者，《玉嬌梨》和《平山冷燕》就是曾被魯迅先生贊為：「二書大旨，皆顯揚女子，頌其異能，又頗薄制藝而尚詞華，重俊髦而嗤俗士」１的作品。這裡值得注意的首先是顯揚女子的異能。《玉嬌梨》中的白紅玉和盧夢梨，就都是被作者塑造成聰穎機敏、才華傾瀉的女子。白紅玉「到十四五歲時，便知書能文，竟已成一個女學士」，她於「詩詞一道，尤其所長」，代父作了一首《賞菊》詩，一時竟驚服了蘇、楊二御史和吳翰林，被贊為「字字清新俊逸，饒有別緻」，不僅由此引動了楊御史為子求妻的慾念，還造成了白氏父子的生離和險遭不測。而男主人公的蘇友白之所以會生發出對白紅玉的熱切渴念、一味追求，主要也由於「最妙是古今書史無所不通，做得詩詞歌賦真欲壓倒古人」，她的一首《新柳詩》更贏得了才子的欽愛，使他「驚訝道：『天下怎有這般高才女子，可不令世上男人羞死。』」以至於「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釋手。」更堅定了對白的愛情。書中另一個才子盧夢梨，也是一個「山川秀氣所鍾特異」的人物，由此才博得了蘇友白的傾摹；書中對蘇友白的品質操守以及詩詞才華，更是極度稱讚，和作《新柳詩》二首及其他諸作，皆被作者描繪得才思敏捷、俊逸超群。對比之下，楊御史之子楊芳雖賴父親之力得中鄉舉，然胸無點墨，連《千家詩》也背不出，更把「弗告軒」的告字讀了常音，可謂洋相出盡。至於「財主而兼才子」的張軌如，讀書不多，搗鬼卻有術。為了佔有白紅玉，他竟然先買通白家的家人，偷換到蘇友白的《新柳詩》，接著又設圈套騙到蘇友白的《步步嬌‧詠紅梨花》，幾乎騙過了白太玄而與白紅玉成親。另一個「文字雖不大通，家道卻十分富貴」的蘇有德，由於「單在酒色上用心」，也幾乎行騙得逞。作者對這些人物都盡情地愚弄、譏誚、嘲諷，的確流露了薄制藝、尚詞華、重俊髦、嗤俗士的傾向。
《平山冷燕》則以山黛與燕白頷、冷絳雪與平如衡兩對男女青年的愛情婚姻故事為線索，著意展現了少女山黛、冷絳雪的聰慧才華。在她們面前，不但貴介紈褲的宰相公子宴文物和吏部尚書公子張寅遠非對手，即使公卿大臣以及詞翰卿客如尚寶司少卿周公夢、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禮部主事卜其通、山人宋信、行人穆禮、中書顏黃等等，雖各以文章、詩、詞、書見稱於當朝，但奉旨比試的結果，無不一一敗於才女手下。即使以才子聞名的燕白頷、平如衡，經過詩詞劍?和，也僅僅差稱平手。這種顯揚女子異能而針砭俗士的描寫，的確是先於《紅樓夢》而異曲同工的。尤可注意的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呆意思」：「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也可能是從上述二書中直接傳承過來的。《平山冷燕》中燕白頷曾講：「天地既以山川秀氣盡付美人，卻又生我輩男子何用?」《玉嬌梨》中蘇友白也曾以此語稱讚初見的盧夢梨：「吾兄柔媚如女子，而又俱此俠腸，山川秀氣之所鍾特異。」自然，山川秀氣所鍾云云，也決不是上述二書所首創，也是從前人轉承來的。明末馮夢龍曾在其纂輯的《情史》中選了如下一段故事：
謝希孟者，謝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像山貴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像山又以為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雲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歸於婦人。」象山默然，如其悔也。
可見，山川秀氣獨鍾於女子云云，在曹雪芹之前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已成為較習見的觀念了。曹雪芹只是有選擇地繼承下來另鑄新篇罷了。
對文學遺產的繼承畢竟不應該兼收並蓄、全盤接受，更何況曹雪芹是明確表示過要向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小說宣戰的。所以，表現在《紅樓夢》中，不但完全擺脫了那種一見傾心、私訂終身、高中榜首、奉旨完婚的大團圓俗套，而且以全新的思想、故事、人物、語言展現於讀者面前。從而，使我們在《紅樓夢》前八十回中的賈寶玉身上決找不到燕白頷、平如衡、蘇友白那種熱中科舉的心情和舉動。「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深刻的社會悲劇的《紅樓夢》，更不是那種淺薄的皆大歡喜式的小說所能望其項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魯迅語)不過，所有這些，都不能說《紅樓夢》對先於它的才子佳人小說只有摒棄沒有承襲。恰恰相反，這裡也是因革、有揚棄，這才成就了《紅樓夢》的偉大。
我們在《紅樓夢》中也還看到，對文學遺產中的糟粕部分，包括那種不大可取的作品和優秀作品中的不大可取的部分，只要經過精心的改造，賦予了新的生機，同樣可以為之所用。雖然書中也涉及污穢，如果曹雪芹也像蘭陵笑笑生那樣僅僅停留在風月情節的描繪上，《紅樓夢》便也等同於《金瓶梅》了。而《紅樓夢》之畢竟不同於《金瓶梅》者，也還在於曹雪芹能在那些貌似相同的情節中溶進了新機，通過那些雖屬庸俗污穢的事物揭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剛剛成熟的賈寶玉偏偏沒有走上邪路，知書識禮的賈天祥倒要亂倫悖禮，粗俗的呆霸王只會胡謅一些不堪入耳的淫詞艷曲，作為丫環小子的茗煙等也自有他們的愛情生活。這就把高尚與卑下區分得涇渭分明。這也使人看到，這個腐朽寄生的階級孳生著一些什麼樣的後代，他們已經墮落到了何等程度，歷史已注定它的滅亡了。相比之下，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潔來潔去」的愛情關係不必說了，而賈寶玉與晴雯之間白玉無瑕的真摯友情多麼可貴!司棋與潘又安的愛情又是多麼堅貞決絕!這種賦腐朽以生機、將低俗與高潔、美與醜相對照而愈含深意的藝術，大概是前無古人的。而這，恰如歐洲諺語講的那樣：「不要潑污水連孩子也潑掉」。關鍵在於誰能發現它、提煉它、利用它。曹雪芹是高明的，他以創作實踐證明他懂得這個道理。
自然，曹雪芹也像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作家一樣，他在前代文學的基礎上構築了一座文學大廈，這是他充分利用了歷史所能提供給他的一磚一瓦一石一木的結果。可是歷史總是無力付出它尚不具備或雖已具備但已過時的東西，這又造成了歷史上任何文學大廈的不足。《紅樓夢》也正是這樣。比如，金屋藏嬌、多美獨專這些封建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是文學作品中多次反映過的舊套，不也在《紅樓夢》中時有流露嗎?那種由於宗教說教而愈益完整系統了的色空虛無觀念，不也時時籠罩在《紅樓夢》的悲劇氣氛中嗎?小而至於人物外形的勾勒、背景情狀的描述，不也有時露出舊小說的章法嗎?當然，這在全書中都屬瑕不掩瑜的次要方面，但卻又是不容忽視的次要方面。這說明，歷史上即使象偉大作家如曹雪芹，也不可能完全處理好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的關係。
曹雪芹在《紅樓夢》創作中所提供的關於文學遺產批判繼承的經驗，是豐富而可貴的。它說明對文學遺產的學習、鑒別、改造、汲取以及捨棄，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文學傳承關係。這種複雜性，首先是由文學遺產本身決定的。誠如列寧所說，每一個現代民族中都存在兩種文化；也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文化遺產中有精華和糟粕。這是我們正確認識文化遺產的指針。但這兩種文化，或者精華和糟粕，不論是在文學遺產總體上還是具體作品中的表現，並不都是涇渭分明、一目瞭然的；相反倒總是珠玉混雜、瑕瑜雜陳的。僅僅由於它們在具體作品中所佔的主次地位、輕重比例的不同，而使它們獲得了不同的歷史地位。其實這道理亦十分簡單，歷史上一切時代的文學創作，總是歷史上的作家以他們各自的世界觀和感情因素、文學素養去觀察、概括、反映各該時代的社會生活，其思想傾向固然有先進與落後、健康與腐朽之分，其藝術成就固然有高低精粗之別，但是，任何作家也逃不脫歷史的、社會的、階級的制約。這一切因素的結晶就是具體的文學作品，它們在一部作品中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關鍵在於是什麼因素佔據了主導地位。因此，任何關於精華與糟粕問題的簡單化的、機械的理解，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這是已經被文學歷史經驗、包括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經驗所一再證明了的。
這種複雜性也還由於學習、鑒別、繼承者的不同因素而各有不同。試想，我們今天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針來進行研究和創作的，但對於文學遺產的分析評價又產生過多少不同的意見啊!更不用說各人欣賞愛好的不同了。我們是以大體一致的觀點和方法對同一作家作品進行研究、評析尚且如此，那麼，歷史上的文學家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歷史上的一切作家和評論家的思想觀點、藝術素養都是十分複雜的，表現在對待文學遺產的問題上，也便相應地複雜了起來。生當清代由盛轉衰初兆時期的曹雪芹，無疑已經敏銳地感觸到了封建社會的腐朽和衰落，並對封建階級喪失了希望和信心，從而成了要背叛這個階級的偉大作家。他對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封建道德所表現的懷疑和挑戰都是石破天驚的，他對文學遺產的批判態度也是嚴肅的。但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又是複雜的。出身於封建貴族、生活於十八世紀中葉的曹雪芹，他的思想觀點、感情趣味、藝術素養，都不可能同固有的舊事物徹底決裂。
這種複雜性也還與特定作品在創作上的特定需要有關。固然，作家的文學創作總是各自對一定的社會生活的感受的結果，儘管在題材的選擇上可今可古，在故事編織上可信可誕，在人物塑造上可人可鬼，在藝術表現上可真可幻，但卻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的源泉。至於文學遺產的繼承、運用，有時即彼?是明顯地傳承，但它們在文學創作中只能限制在輔助和加強表現社會生活的程度內，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那就有可能變成剿襲，而剿襲卻是歷來受到唾棄的創作歧途。所以，作家對文學遺產的繼承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沿襲或生吞活剝，而應該是經過作家能動地咀嚼、分解、消化、吸取，這其中也就有提煉、改造、生發的意義在。而不管這個過程怎麼樣，它總是要為作家的具體創作所用，也就是說，作家都是從他的具體作品出發，來對文學遺產決定去取揚棄的。而作家的創作是多種多樣的，它因人而異，因題材、主題、人物、故事而異，這也就造成了文學遺產繼承問題上的複雜現象。更何況，像《紅樓夢》這樣豐富廣博的創作，雖然其主要內容和傾向是積極健康進步的，但卻也不可否認其占次要地位的消極落後因素。藝術上有高度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而這也會在繼承文學遺產上反映出來。
當然，不管上述各種因素多麼複雜，繼承總還有主要次要、先進落後、成功失敗之別，決不應該將任何傳承都當作成功的經驗加以肯定，只能肯定應該肯定的那一部分，即使對曹雪芹的《紅樓夢》也應該這樣。這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在學術研究領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