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紅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中國的社會、政治、道德、風習、文藝、學術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大量積極的也免不了有某些消極的；有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看來是遠遠不夠了的。總之，各依其具體條件而不同，有時甚至呈現種種複雜的情況。「紅學」這門研究《紅樓 夢》的學問也以「五四」為界限而有了新舊之分，「五四」以後的稱之為「新紅學」，「五四」以前的則相對地稱之為「舊紅學」。「新紅學」和「舊紅學」有什麼區別和聯繫?「新紅學」的產生和五四當時的思想潮流有什麼關係?我們對新舊紅學的批判和評價怎樣才比較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思考一下這些問題對於辯證地理解學術和政治的關係，推動「紅學」的健康發展不無裨益。
人們都知道，新紅學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一九二一年寫了一篇《〈紅樓夢〉考證》，俞平伯先生隨後寫了一本《〈紅樓夢〉辨》，最先提出「新紅學」這一名目的正是在顧頡剛先生為《〈紅樓夢〉辨》所作的序言中，他說：「『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可以看出，「新紅學」這面旗子的豎起固然是文人學士間的一種相互推崇之辭，卻也反映了從地主階級的紅學到資產階級的紅學之變遷這一歷史事實。
《紅樓夢》這部作品從問世到「五四」這一百多年間，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驚歎激賞，競相談論，褒貶揣測，名目繁多。或說它是「啟人淫竇，導人邪機」的「誨淫」之書，或說是「祖《大學》而宗《中庸》」的「性理」之作，或說它的旨義在「戒妄動風月之情」，或稱它的價值在慾念之「解脫」，也有的將帝王貴族的宮闈秘事或家庭隱私同小說連在一起，也有的嚴肅執著地相信它蘊含著扶漢排滿的民族思想。這種情形，就像魯迅先生所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絳洞花主〉小引》)。可見，這裡簡直是主觀隨意性馳聘的天地，雖然反映著讀者評者的真實感受和一得之見，但很難說有多少客觀的、科學的研究。
比較起來，除去那些作為茶餘酒後談資的散漫零亂的東西而外，能夠稱得起為「紅學」 的較有價值的當推評點派和索隱派。評點《紅樓夢》的人很多，最早而又最有影響的是脂硯齋。脂硯齋的批語隨著《紅樓夢》抄本的正文存留下來，直到今天對我們瞭解作者的家世、創作以及小說中人物事件的生活原型和作者的藝術匠心等等都有寶貴的價值。當然，脂評的觀點常常是陳舊迂腐的，反映著封建文人的思想面貌和藝術趣味，而且就事論事，往往只見一鱗半爪，並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至於索隱派，倒是拿得出成部的研究著作，如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等。它們的共同特徵都在竭力求索小說有什麼隱喻暗指的歷史事實，認為《紅樓夢》的故事就是影射歷史上的真事，《紅樓夢》的人物就是隱射歷史上的真人。比如有說是影射大學士明珠之子納蘭成德的，或說是清世祖與董小宛的故事的。像蔡元培這樣近現代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學者，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九一六年)所撰的《石頭記索隱》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儘管他的胸襟眼光比別人闊大得多，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但他將書中人物如「十二釵」完全比附為清初江南名士，把寶玉比作滿清傳國之璽，認為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等等。這樣的方法同索隱派的其他主張並無二致。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開宗明義就批評了索隱派，他說：「《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他列舉了索隱派的主要代表學說，引證史料，指出其中的矛盾，駁正其非。在這一點上胡適確比舊紅學的索隱派高明，這個批評應當說是確切的。因此，他撇開了各種各式「 附會」的舊說，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作者問題上，力求把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內容聯繫起來考察。同時，胡適在許多地方都一再聲言他的包括《紅樓夢》在內的小說考證是為了「提供一個思想學問方法的例子」，是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 」。也就是上引「顧序」裡強調的勝過前人的研究學問的科學方法。在這裡，就其看重科學，企圖以某種科學的思想和方法的體系來指導具體的學術研究這一點而言，是舊時代的紅學家不曾提出過的，是「新紅學」之所以給人以某種新觀感的重要原因。五四時期以介紹西方新思潮、攻擊中國舊文明為宗旨的《新青年》高舉的正是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胡適作為《新青年》的成員、五四文學革命的風雲人物之一，處處以「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相號召不是偶然的，不能說和「五四」的大潮無干。
然而，「五四」時期流傳的社會哲學思潮是異常複雜的。在馬克思主義廣為傳播的同時，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在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反動社會學說都蜂湧而來。英國學者羅素和美國學者杜威先後來華講學也各自帶來了他們的主義。杜威是美國的實驗主義哲學家。一九一九年四月胡適在《新青年》六卷四號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第一次在中國介紹和鼓吹這種學說，杜威在中國講學期間胡適擔任嚮導和翻譯，並將講稿廣泛印行。胡適不愧是杜威的忠實信徒。我們知道實驗主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行於英美等國，它是一種披著「科學」外衣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實驗主義者認為科學理論的價值不是由它反映現實的正確程度來確定的，而是由這一理論在此種或彼種場合下所提供的效用和利益來決定的。因此，他們否認客觀真理，認為「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胡適在他的文章裡發揮了實驗主義的真理論，認為「真理原來是人造的」，「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手裡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壺，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實驗主義》)因此，他所提倡的「科學」不能不帶有實驗主義的深深印記，他解釋說「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在科學工作中，「假設」本來是允許的，問題在於它應當受客觀實際的檢驗，而不能憑主觀意願去求證。胡適的學術研究，正是以這個實驗主義哲學為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任何階級的學者，他的世界觀、他所信奉的哲學同他所從事的科學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但這兩者不能完全等同，應當是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只有對其學術成果進行具體的分析，才能看清這種聯繫和區別的情況。就以《〈紅樓夢〉考證》來說，胡適批評了「附會的法子」，提出「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等等才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這裡試看關於著者的問題，他根據小說本身以及同時代或稍後的清人筆記、年譜、傳記、詩文等材料，考證得到了六條結論，即：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俯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四、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五、《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見《〈紅樓夢〉考證》)以上除去第六條而外(這條留待下面再討論)，前五條結論直至今天並沒有誰推倒或代替它(關於《紅樓夢》的作者歷來有不同的意見，但並不足以達到推翻和取代是曹雪芹所著這一結論)。幾十年來，關於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創作等等曾經許多有心人先後作了大量的辛勤的考證工作，有了不少進一步的發現、進一步的補充或進一步的訂正，但實事求是地說，都離不開胡適考證的這個基礎，其最基本的事實仍然沒有超越這五條。因此，《考證》所取得的這方面的成果，應當給予肯定的評價。因為較之舊紅學，它比較能夠尊重事實和第一手材料，進行一定的分析和辨偽，因而較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具有一定的真理性，那怕只是局部的真理。至於第六條，這是結論之中的結論，是涉及到關於作品評價的唯一的一條，即判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
「自敘」之說並非胡適的首創，早在清人袁枚的《隨園詩話》中就有類似的意思，但對這種說法給以考證使之確立的是胡適。怎樣看待這個結論呢?一般地說，一部以作者的個人生活經歷為基礎的文學作品，裡面必定熔鑄著作者經歷過的生活、他的思想感情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品帶有「自傳 」的性質那是未嘗不可的，在中外文學史上不乏這類的例子。《紅樓夢》無疑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經歷為基礎來創作的，因此對作者的家世加以考證並和作品的內容聯繫起來考察比之勉強索隱浮泛比附的方法確實跨進了一大步，它注意到了文學的生活源泉、人物的生活原型，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材料，啟示了門徑，這在《紅樓夢》研究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貢獻。然而也恰在這個問題上，胡適作繭自縛，他所謂的「自傳」已經超過了上述的含義到了絕對化的地步，把小說的一系列人物事件「坐實」，把主人公和作者等同，把小說和史實等同。這樣「研究」下去，只能陷入困境，走向謬誤。魯迅曾在《阿q正傳》第一章「序」中寫到主人公阿q連姓名籍貫都渺茫時順筆諷刺道，希望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來加以考究。胡適自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這一癖性在他斷言《紅樓夢》是作者「自敘傳」這一問題上大大發作起來，他處處將賈家的事同曹家的事附會在一起，恰好落入了他自己所批評的舊紅學索隱派「附會」的窠臼。這一點，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指出過了，說他「明於責人，昧於責己」，「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積極之論端，則猶不免武斷，且似適蹈王夢阮、蔡孑民附會之覆轍」，加之「論證不充，而又大背乎小說之原理」 (黃乃秋：《評胡適〈紅樓夢考證〉》)。在我們看來，這不是偶然的，這正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反映。
乍看起來，胡適十分崇拜科學、強調事實，但他對於社會歷史所作的解釋是唯心主義的。他認為有用即是真理，歷史可以任人打扮，那末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種的文學也不是什麼客觀的東西，更談不到文學是客觀社會生活之能動的反映，文學必須典型化等等一系列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才能正確解釋的問題。如果說胡適在確定 「《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樣純屬考證範圍的問題時所引的事實和材料具有一定客觀性的話，那末他在斷言「《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時所引的一系列證據就經不起推敲，暴露出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比方他把榮國府世系和曹家世系相比附，舉出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俯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俯，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俯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人們很容易發出這樣的問題，如果考證出「不相合」之處怎麼辦呢?事實上，小說中的人物並非都能用曹家的人像代數學的方法那樣直接「代入」，即使能夠，兩者的精神、氣質、性格、命運也不見得相同，小說如此浩翰豐富的描寫怎麼能夠用「自敘」的框子裝下呢!然而在胡適這裡，「自敘傳」的假設一旦確定，就一廂情願地要證明它是真理，凡是同這個假設有出入相牴觸的方面就不顧了，只是小心地去搜求那些能夠證明他假設的事實和情節，這不是片面性、實用主義嗎! 對待一部文學作品，考證它的作者、版本等等是研究的一個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應當在這個基礎上聯繫那個時代考察它反映生活的真實和深刻的程度，在思想藝術上達到了怎樣的高度，從而衡量它的價值。而胡適則從他實驗主義的考證出發緊緊抓住「自敘傳」這個結論，撇開那些同他結論相矛盾的複雜問題，不顧作品內容和作者經歷既相似又不相似的實際情況，把《紅樓夢》的價值縮小為「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作品。把這樣一部豐富深刻的現實主義傑作目為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自敘，這不能不是資產階級學者的一種偏見。
「自傳說」作為新紅學的最有代表性的觀點由於它是同「科學的考證」相聯繫的，因而很有影響。特別是隨後的《紅樓夢辨》，誠如上引序言所說它是「系統完備的著作」，它的分析和考證更為詳盡細緻，同時卻相當地充實和發展了「自傳說」，進一步提出了《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 、「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等一系列觀點。這就擴大了自傳說的影響，同時使得以實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新紅學」更加顯露了它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面貌和本質，以至連俞先生本人也發出了《紅樓夢》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夢魘」、「越研究便越覺糊塗」的歎息。
本來，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會把對像看得更清楚、更深刻，主觀唯心主義才把人弄糊塗了，這是合乎邏輯的。從「越研究越糊塗」這點來看，新紅學和舊紅學一脈相承，沒有多少本質的區別，都在無窮無盡的猜測揣度，主觀臆斷中徘徊摸索。他們對待文學藝術這樣一種特殊的精神產品，不是看作一定時代的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對它進行客觀的分析和總體的研究，而往往只是表面地、片面地、主觀地加以擷取、割裂和歪曲，從而有意無意地抹煞它的社會意義和真正價值。
《紅樓夢》研究領域內主觀唯心主義的迷霧，在建國以後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同志親自倡導和支持下曾經得到很大的掃蕩和澄清。從那時起直至今日，如果真正貫徹了發展學術的百家爭鳴的方針，真正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紅學，那麼，早已是奇葩滿園碩果纍纍了。令人痛心的是「百家爭鳴」一直受到干擾，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猖厥，特別是近十年來為「幫」所用的影射紅學肆虐一時，各種借「革命」的名義、打 「政治」的旗號以左右學術的老例層出不窮，流毒深廣，其結果是既危害了無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摧殘了社會主義的學術文化。任何學術研究都帶一定的政治傾向性，這是不錯的；同時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為它畢竟是學術而不是政治。這種政治傾向性有時是隱蔽的，僅僅因為該項研究受到某種世界觀和哲學思想體系的制約，間接地反映某一階級的利益；有時則很明顯，直接地為某種政治目的服務。就以胡適的小說考證來說，單看他的研究論著似乎並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但他自己卻直言不諱地道出了他做小說考證的政治目的，要青年們「莫把它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在這裡，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五四以後，新文化統一戰線開始分化，胡適從本來就是保守的改良主義立場後退，為了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鼓吹「整理國故」，誘導青年踱進研究室鑽故紙堆。他的小說考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做的。因此，批判胡適考證小說的政治目的，認清他作為統一戰線右翼的政治面目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政治批判並不能代替學術批判。對於包括《紅樓夢》考證在內的學術研究還應當根據它本身的具體情況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論斷。在這裡魯迅對胡適的態度可以給人啟發。五四時期他們同是《新青年》的編委，曾是同一戰陣中的戰友。當胡適右轉、要《新青年》發表宣言不談政治時，魯迅明確表示不能同意(一九二一·一·三·致胡適信)；胡適以青年導師自居，開出了一張包括近二百部書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魯迅則在請他開的書單上大書「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一本也不開，針鋒相對地揭露胡適一派的用心。這就是說，在政治原則上魯迅旗幟鮮明毫不含糊，但是對胡適所作的具體的學術研究，魯迅並不取一筆抹倒不屑一顧的態度以顯示自己是一塵不染的「革命家」。相反的在書信裡倒頗能看到一些借書閱稿，討論學術的往來關係，甚至還有些並非作假的贊語。如「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一九二二·八·二十一· 致胡適信)；「序文極好，有益於讀者不鮮」(一九二四·一·五·致胡適信)。具體到對《紅樓夢》的考證，魯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是採用了胡適的研究成果的。
到了三十年代，胡適早已投靠了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的文人。這一時期，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魯迅與之勢不兩立刀槍相向；對於新紅學「自傳說」的謬誤，魯迅較之前期看得清楚，在雜文裡曾給以辛辣的諷刺，指出只有象胡適這樣的「特種學者」才會把小說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模特兒混為一談；就治學方法而言，魯迅對胡適一派恃「孤本秘籍」為驚人之具也並不以為然。即便如此，在《紅樓夢》的作者、版本等考證問題上，在學術研究的某些具體細節方面，魯迅仍然尊重胡適的研究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致增田涉的信中，對《小說史略》有關《紅樓夢》的文字若干處均囑其按照胡適的講法予以訂正。如「一字芹圃，鑲藍旗漢軍」改為「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漢軍」；「乾隆二十九年」改為「二十七年」，「數月而卒」改為「至除夕，卒」；「其《石頭記》未成，止八十回」改為「其《石頭記》尚未就，今所傳者，止八十回」；等等。當然這裡不是說胡適的考證就無可懷疑了，只是說在當時條件下，魯迅認為胡適的研究所得比較接近正確，據以訂正可使史實和論斷準確些、嚴密些。我們難道能夠因此而給魯迅扣上「界限不清」、「投降主義」的帽子嗎!這恰是魯迅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所在，是他善於將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加以區分的表現。當然，在歷史上，統治階級為了長治久安、為了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政治目的而搞學術文化事業的例子屢見不鮮。較切近的如清代的大修「四庫全書」，正是康、雍、乾三代實行「 文化統制」的「積極」措施。凡有不利於滿清統治者的文章典籍均大行摒棄刪改，往往一經 「欽定」即面目全非，對於經、史、文士的詩文，以至和尚的語錄都不肯放過，文苑中幾乎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難道能夠認為這是出於什麼進步的革命的目的嗎?然而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我們並不因此而把「四庫全書」廢棄不用。事實上這套大書既經修成，花費了那麼多人力物力，積聚了前人那麼多心血智慧，自有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在，不是誰可以任意抹掉的。又是魯迅說得好，不論古今中外只要是用得著的東西，一概「拿來」就是，這是何等的氣魄和識見。
無論是「新紅學」還是「舊紅學」，都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學術本身發展的產物。胡適洋洋數十萬言的中國小說考證，這在中國學術史上並非偶然的現象。「五四」了，孔家店的經學八股被打倒，白話文應運而生，小說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對於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鄭重其事地為之作考證，魯迅更為這「自來無史」的小說編著堂堂正正的「史略」，這都是中國學術史發展到近現代才可能出現的新事。當然，胡適作為「五四」的右翼，他的學術研究又同他當時的政治態度、他所接受的西方資產階級實驗主義的哲學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呈現出複雜的情況。這種情況應當正視而不應迴避，應當在政治上思想上對胡適進行批判的同時，承認、分析和研究他的學術成就。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聯繫、上綱，而忘了區別，其後果是批倒一切橫掃一切。橫掃誠然是痛快的，然而掃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豈不太蕭條肅殺了嗎!區別往往是麻煩、吃力、艱苦的事，然而科學工作沒有不麻煩不艱苦的。新舊「紅學」不過是學術長河中的一小滴水，對它進行歷史的具體的分析，認識它的謬誤和所由產生的原因可以從反面給人以教益，其中那些經過一定調查思索、用了氣力、起過作用、具有局部真理性的東西應當予以承認和肯定。這對於增加我們的知識，開闊我們的 視野，養成分析的習慣，防止頭腦的僵化都有益處。相信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內逐步學會這樣做的時候，學術文化的繁榮也就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