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佚、新索隱、原型研究及其它
作家中評論《紅樓夢》的很多，張愛玲、王蒙等，還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儘管他們並不是專門的紅學研究者，但他們的紅學著述，往往更能溝通人們的心靈，給人一種剝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時還是紅學家們說不出來的，尤其是魯迅對賈寶玉的評論，一句「愛博而心勞」，至今沒人比這概括的更精闢。箇中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內部，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詮釋。
近年來，以《班主任》一炮打響的當代小說家劉心武也轉向了《紅樓夢》研究，並且宣稱開創了這門顯學中的一個分支——「秦學」，自1994年華藝出版社發行《秦可卿之死》到2005年書海出版社出版其「秦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紅樓望月》，劉心武先生的這種研究已經過去了十二個年頭，最近，他又應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百家講壇》欄目邀請，錄製了系列紅樓節目，還將《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作為書名，把這一系列講座以書面結集形式由東方出版社發行面世。該書行銷以來，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現了盜版現象，這也可以說是創了紅學著述的記錄了!儘管如此，他的那些「學術小說」和紅學論著仍然是經不起任何推敲、於史無據的「戲說」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學態度方面更存在著嚴重的隨意比附、主觀臆斷的問題。由於劉心武本人作為著名作家的轟動效應，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筆的煽情渲染，更有新聞媒體、報刊的大張旗鼓地宣傳造勢以及出版社出於商業利益考慮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聳聽的所謂「揭秘」已經和正在愚弄、誤導著千千萬萬個讀者和聽眾。鑒於此種情況，有必要從「史料還原」與「思辨索原」這兩個角度亦即文獻和理論這兩個視角對劉氏的「學術小說」和《紅樓夢》「揭秘」把一下脈，以正視聽。
一、劉氏「秦學」的理論困境
任何一個學術流派的產生，總要有相應的理論作為自己學說的支撐。從二十世紀那一百年紅學的發展史上考察，王國維依據的是叔本華的西方哲學理論，胡適則從杜威實驗主義中獲取靈感並對傳統的「樸學」進行了創造性轉換，從而使他成為考證派紅學的鼻祖，就是被「新紅學」創始人譏諷為「笨伯」的蔡元培，也還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統理論，即「品性相類」、「佚事有徵」、「姓名相關」的三法則，儘管索隱派的理論在學理上先天不足因而無法擺脫其理論困境，但它畢竟突破了題詠、評點的狹隘視野和瑣碎、難成系統的研紅範式而自能在紅學史上佔有一席之位，即使後來視曹雪芹為「抄寫勤」的杜世傑，也還算建立了自己的新索隱體系，如認為「《紅樓夢》是以佛學為精神，詛咒金人，復興漢族；悲金悼玉是《紅樓夢》的政治意識；生動的文字是《紅樓夢》的儀表」，即《紅樓夢》的「三重組合」結構，他並且對傳統的索隱理論進行了吸納和改造，雖結論頗多荒誕不經，但也還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劉心武先生既然自稱建立了所謂「秦學」，那麼他的研究有什麼自成體系的理論為支撐呢?或者說，他的「秦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對傳統紅學批判性的顛覆、解構以及由此形成了什麼創造性的「新典範」呢?因為一切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和思想都來源於對現存的超穩定的教條理論的懷疑，不破不立，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下紅學當然也歡迎新理論的衝擊以求得生機；但是一門學問如果上升到「學」的地位並且能夠叫響，總該有一定的示範意義和「學」的質素，對此，錢鍾書在《管錐篇》中有段論述，頗能給人以啟發：
詞章中一書而得為 「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寥落千載，儷坐儷立，莫許參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柳、蘇」，未聞標立「杜學」、「韓學」等名目，考據言「鄭學」、義理言「朱學」之類，乃謂鄭玄、朱熹輩著作學說之全，非謂一書也。
從這裡可以看出，錢先生對一書能否名學，要求近乎苛刻，但完全是出自嚴謹的學術立場。「紅學」之所以能叫得響，無庸置疑，完全是由於《紅樓夢》的獨特魅力，其內涵的博大精深和表現形式的精美絕倫。然而由於小說的創作沒有最後完成使之在情節、人物諸方面存在著種種疑點，也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人們力圖去恢復曹雪芹《紅樓夢》的原貌(當然主要是八十回後散佚的文字)，於是考證派的一個分支——探佚學便應運而生。這門學問本身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繼續發展的空間的，許多探佚學者也是很認真、嚴肅的，他們的終極目標是想通過還原曹雪芹原著，追求與這位曠世奇才「心魂的契合與靈感的冥會」，雖然他們探佚的具體結論也許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還是依據前八十回文本和脂批以及相關的文獻史料去綜合互參，然後成一家之言，得出較為接近情理的結論。當然探佚派也有一個通弊，就是價值取向、參照繫上表現為「一維」性，即「凡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脂批提到的情節就視為寫得好的文字，對後四十回有相當可能摻雜的曹雪芹筆墨就不去爬梳，甚至寫得很好的文字也不肯正視，從而蔽於一曲而失其正求。不過探佚派的迷信脂批和前八十回倒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常態狀況下其研究結論一般離文本都不至於太遠；但劉心武先生就不同了，在他得意的考證與索隱的完美結合之下，沒有任何史料做證據，他憑空給我們「探索」出一個「公主」秦可卿來，還對她的死因進行了想像中的「史料還原」，提出了迥異於前人的重新解讀，還要為此而建立「秦學」，這不是沙上建塔又是什麼?應該指出的是，這還不是什麼詮釋過度的問題而是梁啟超當年極力反對過的那種「無證據而以臆度者」的空疏學風，傳統索隱派雖然研究結論並不正確，但多少還有點史料支持其觀點，而且確實曾存在過那樣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只不過硬扯到《紅樓夢》上來，就是牽強附會了。那個時代索隱派之所以有很大市場，主要還是清末民初的「反滿」社會背景那種集體無意識在起作用；劉心武先生的新索隱就完全不同了，根本沒有一點文獻供他去穿鑿去附會，單靠虛構和幻想就企圖建構一門「學」，這種研究是很不嚴肅的。更何況，僅僅研究一個小說人物就隨便建一門「學」，這樣做學問也太容易了，正如馮其庸先生所批評的那種後果，任何一位紅學研究者，都可以建立什麼「賈(寶玉)學」、「林(黛玉)學」等等等等，這樣的「學」是學術嗎?
《紅樓夢》的偉大，首先是因為她充盈著宇宙人生的形上思考，完全沒有必要那樣刻意求深去把這部寫實偉著變成「文化謎藏」，完全沒有必要把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淚」還原成「滿紙荒唐言」，因為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軌跡表明，從「歷史小說」向「人情小說」的衍變，是一種進化的必然，曹雪芹在《紅樓夢》開卷就已經把「歷來野史」駁得體無完膚，他怎麼可能再去寫被他否定的那些「皆蹈一轍」的「歷史小說」呢?他深深關注的是現實中人性的美以及這種美在「集體無意識」氛圍中令人心痛的毀滅!別說是一個「秦可卿」原型，就是整部清史也籠罩不住博大精深的《紅樓夢》。誠如清代紅學評點家二知道人精闢指出過的「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然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我以為這段話是對劉心武「秦學」的絕妙諷刺。《紅樓夢》是曹雪芹嘔心泣血、精雕細刻的偉大藝術品，劉心武先生卻非要把她解構作未成型的粗糙毛坯，用了很多想像中的所謂「史事」去還原生動活潑的藝術情節，去重走當年已經被宣佈走不通的索隱派老路，這樣做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降低或歪曲了《紅樓夢》的偉大價值。作為一個有著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當然，劉心武先生也許會承認自己確實沒有建樹什麼紅學理論但並不甘心認可其研究方法是「索隱」而是採取了「拿來主義」，即他所謂的「原型研究」，他曾特別強調「原型研究是一種世界很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並聲稱是「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人手，揭示《紅樓夢》本文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利之爭」，儘管他認為這樣做並不是其終極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但通觀他的紅學著述，從實質上看，他的研究思路其實也不過是傳統的「自敘傳」與當代新索隱、探佚派糅合後的產物而已，並且在鑽牛角尖的具體研究過程中，比上述那些流派有過之而無不及。需要指出的是，「原型研究」或曰「原型批評」模式，與新舊索隱派的確不可同日而語，這主要體現在它們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不盡相同。從操作上看，索隱派是把《紅樓夢》作為「信史」，只不過是「隱去真事」罷了，所以要「還原」那些史料，最終歸宿點是將那些零碎的「歷史」與《紅樓夢》一一對應後算是完成了作品的解讀；而「原型研究」的操作方式只是探索作家創作時可能依據的素材及其某些要素在作品構成中的價值，它並不是混淆「歷史」和「文學」去追求那種機械對應關係。當然，任何方法並不都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種研究方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都有其獨特的視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致偏差，「原型研究」也不例外。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劉心武先生的所謂「原型」，只是他主觀臆測的「原型」，何況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時「原型」也未必是一個。誠如魯迅所歸納的，至少還有另外的一種手段，即「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其實，從劉心武先生的實際研究情況看，他只不過是借了「原型研究」的名義，換湯不換藥地仍然津津樂道從事他的新索隱罷了。
二、劉氏「學術小說」漏洞頗多，「揭秘」沒有文獻依據
早在十多年前，劉心武先生就有一個設想，即「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應該承認，秦可卿這個人物的確有些撲朔迷離，研究者們對她進行些考證、探佚乃至於有限度的索隱是必要的，但不管用什麼方法，總要持之有故才能言之成理，也就是說要有像樣的證據。劉心武先生提供的是什麼證據呢?原來就是秦可卿臥室的「陳設」，所謂「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人都知道，這些誇張的描寫大都是從詩詞中脫化而並非實境，不僅《紅樓夢》其它小說也有過類似語句的引用，它不過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態度罷了，豈可膠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實?最重要的是，文獻考據不能把「小說家者言」句句看真，以為「無一字無來處」，那可就真的「死於句下」了。再比如，《紅樓夢》第三回提到榮禧堂一副對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也被劉心武先生做了穿鑿附會的解釋，即王漁洋《居易錄》載的所謂「太子名對」：「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被認為有文字因緣，這也是只重「形似」而不考慮「神似」的「「死於句下」，關於這一點，兼治唐詩與紅學的蔡義江先生闡釋的最為恰切、透闢。劉心武先生沒有悟出這兩聯寫景虛實的迥異，沒細審那兩句本來也不是什麼「太子」所擬而是名花有主——出自唐人手筆，從而造成以訛傳訛那也罷了，問題是當人家指出後還在強辯，硬是把那副對聯後半句的「著作權」仍判給了太子，所謂與劉禹錫「不謀而合」云云，儼然又一個香菱「夢中得句」的翻版並且還能一字不差，尋遍中外文學史也沒見過這樣的神童。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先生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態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贗尚待鑒定。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扎扎實實地去佔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再拿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核心論點即視秦可卿為康熙朝廢太子「女兒」來說，究竟有哪一條過硬的史料支撐呢?且不說文獻無徵，從愛新覺羅宗譜、皇室玉牒查不到這麼一個「公主」，劉心武先生致力於此問題研究凡十餘年，也出版丁關於「秦學」的幾本書，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我敢斷定將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所以他也就鑽了這麼一個空子，隨時發揮自己作家的想像去豐富對這個人物的「認識」，我真不明白，連「公主」的「原型」都還處於游移不確定狀態，他的所謂「秦學」又何從說起呢?‧退一步講，即使真有這樣的「公主」，作為已經被圈禁的廢太子又怎能把她潛送出府?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內名士，平日裡賓客輻輳、門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那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曹家就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私藏欽犯的骨肉?須知那是個「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連坐」時代，避之惟恐不及還去引火燒身、授人以柄?更何況，也沒有任何文獻證明曹家是什麼「太子黨」系，倒是有大量的歷史檔案足以證明曹家與康熙的關係非比尋常，看不出曹家為什麼要與他對著干的感情基礎或理由，這至少構成了劉心武先生論點的一個反證。更滑稽可笑的是，《紅樓夢》中「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一回，本來是專為秦可卿看病而開的一張藥方，那頭十個大字「人參白朮雲苓熟地歸身」，竟然被劉心武先生用索隱式的拆字、諧音法強斷為兩句分讀，所謂前半句中「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朮」理解為「半數」的諧音，後半句是「令熟地歸身」的諧音，也就是皇室奪權最終失敗後讓秦可卿在自小寄養長大的賈府自盡，連這麼一個普通的藥方都認為大有深意存焉，我們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夠豐富!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劉心武先生是成功的，曹雪芹的文本就這樣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他參預性閱讀的「主觀」能動性，成為這樣一個「召喚結構」，這種超人想像力，除了作家之外，恐怕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然而，我們還是要說，如果《紅樓夢》是由這樣一些隱語讖言構成，還要靠後世讀者去如此「猜謎」、像破譯「密電碼」那般去解讀，那麼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為形上思考的「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曠世巨著了!
《紅樓夢》的偉大，在於魯迅精闢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她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儘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著榮寧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先生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還在其《紅樓三釵之謎》中，將元妃身世想人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說程高本後四十回關於元妃的處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即使單就他筆下的「賈元春之死」這篇「補佚類」學術小說而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推敲的「戲說」而絕非《紅樓夢》原著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試問：借太醫張友土之口宣佈的元妃罪狀，所謂「乃榮寧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還「秉其父意，鑽營進宮，狐媚惑主，亂宮闈，干朝政，一意胡為」，這樣的一位紅顏禍水形象，怎麼能與前八十回讀者已經見到的那位溫情端淑的元春聯繫起來?至於很多細節描寫，那就更是漏洞百出、前後矛盾了，如劉心武先生最後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鐵網山」荒廟「智通寺」中，凡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第二回是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在揚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轅北轍?最明顯的問題是，鐵網山「劫駕」一幕簡直如同兒戲，御駕就那麼容易被山賊圍困?元妃還能私藏「蠟油凍佛手」與皇帝調情做愛，被皇帝驚歎為「你竟袖有暗器!」，劉心武先生既然寫過《帳殿夜警》那樣的歷史小說，就應該懂得皇帝行宮的壁壘森嚴以及與此相關的清史常識，怎能如此離譜靠大膽想像去安排情節?儘管牛頓說過「沒有大膽的假設，就不會有偉大的發現」，胡適也講過類似的話，但胡適在提倡「大膽假設」的同時，更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先生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他有時不大守「學術規範」卻要奢談「學術規範」，比如有了一點什麼「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像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並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佈「揭秘」了，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文獻支持；再如他十幾年來先後出版的幾本「秦學」著作，顛來倒去主體上還是「舊觀點、舊材料」的翻版，市場經濟下你買我賣本也無可厚非，雙贏的是作家和出版社，倒霉的是那些上當的讀者，這也罷了，問題是劉心武先生總以為是他在開始「普及」紅學知識，從《紅樓夢》的傳播發展史看，任何時代的紅學「傳播」都在不同程度進行著，只不過是「載體」不同罷了，影視傳播固然是一種方式，但題詠、評點、專著、戲曲、子弟書、繪畫、郵票特別是學校裡的教師授課等等，也是在進行紅學知識的多途徑的傳播，而且電視的興起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此之前，自《紅樓夢》誕生起，她的傳播就一天都不曾停止過。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身負傳播中華文化的高級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對大眾就更不能誤導，否則還不如不去傳播，免得貽誤後人。再有一個問題，我感到他的紅學文章很不規範，這倒不完全是指的「小說家者言」，主要是他引用紅學研究者的觀點有很多不加註釋，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個給秦可卿看病開的「藥方」的相關闡釋，本來並不是他發現在前，早有姜瑞蘭先生做過研究，還有方瑞先生也有類似觀點，儘管二人的結論我們不一定贊同，但是劉心武先生既然是在研究同一個問題，就應該注意到該問題的研究狀況，類似現象還有「三春」的破解等，特別是《龍之帝國》的發現、介紹，且不說此書是否真的存在，也不管它的真偽和書中涉及到的芹父系誰，經核1982年《江蘇紅學論文選》方知，最早的發現者是黃龍先生，而劉心武先生就這樣掠人之美，還到英國做了相關的《紅樓夢》研究報告，這對於其他研究者來說就很不公平。
三、關於紅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公眾共享」問題
劉心武先生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民間紅學」，並提出了紅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公眾共享」問題，這個口號是很容易博得紅迷們的同情並會有相當的「群眾基礎」的，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提法本身不見得有什麼特別不合理之處，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紅學確實不應該被少數「權威」壟斷而應「公眾共享」，問題是如何理解「公眾共享」，打個比方說，馬路是「公眾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誰違反了交通規則，那麼就會有警察出來干涉。紅學研究也是這個理，紅學並沒有固定的「界」但卻該有相應的學術規範。百家爭鳴是必要的，紅學環境也應該寬鬆，但寬容並不意味著對那些所謂「新說」就不允許批評，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許他信口開河、放膽肆論而專家們同他商榷、爭鳴就說人家是「壓制」，哪有這樣的道理呢?!我們且看劉心武先生身負的光環、頭銜：著名作家、前《人民文學》主編，其作品在海內外的不同版本據不完全統計已逾130種，這說明他已經是走向世界的名人了，即使單就紅學而言，一般的專業學者、教授甚至他所認為的那些紅學權威，也並不是都有條件像他那樣可以到現代文學館講紅學，到中央電視台錄製幾十次的紅學節目，還能把他的「紅學觀」弘揚到海外，並且在短短時間內出版了那麼多的紅學著作，誰又能壓制了他呢!如果真的壓制，他也不可能連講了十多年之久。筆者注意到，一些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紅學家們，也不過就是今年以來才正式做出反應，在我看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紅學聲音被淹沒了，不錯，近些年來屢創「新說」者多是非專業人員或原研究領域與紅學無涉者，而反對「新說」的多是大學教授或研究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那麼，是不是後者因為身在「紅樓」中，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也就難有突破，而前者處在旁觀者的位置反而不被條條框框束縛也就更容易有新發現呢?從紅學的實績看，並非如此。畢竟紅學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學術積累，該發現的史料雖不能說一網打盡但也所剩不多，紅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在沒有新材料或新視角的常態狀況下，是不大可能一會兒就有一個「新發現」的，所以，誰提出了「新」觀點，就都必然會受到現有紅學材料的檢驗，憑空逞臆妄談是不可能持久的。當此「紅學末路」、「紅樓霧障」氾濫紅壇、欲解構紅學之際，當學術規範在擁擠的紅學世界迷失之際，嚴肅的紅學研究者就應該理直氣壯地發出自己正面的聲音，因為這是一種文化人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