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藝術辯證法之一
說《紅樓夢》寫賈府衰敗，是反映封建社會的沒落，這乍聽起來，是會使人覺得奇怪和勉強的。一個貴族世家的歷史命運，怎麼能代表中國封建社會呢?那當然可以用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文藝是藉個別反映一般來作解釋。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不是自古皆然嗎?——「在我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有一些家族衰敗，一些家族興起，為什麼說賈府的衰敗反映封建社會的沒落?」１應該說，這種質疑不無道理。
然而，正確的結論應從小說的情節中分析取得。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當然不可不看它「寫什麼」，更不可不看它「怎麼寫」。而只要我們仔細看一看曹雪芹是在如何地描寫著賈府這一封建社會的「細胞」，那就會感到清人二知道人有一見解是非常精闢的：「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然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２因此，賈府它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來說，堪稱是露珠映日，一葉知秋。
一
《紅樓夢》裡所描寫的賈府，不是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個無關緊要的「細胞」，而是它的一個最基本的「細胞」。
賈府是「鐘鳴鼎食之家」。「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它是開國勳臣，又是皇親國戚。時稱京都「八公」，賈氏兄弟佔其二。「八公」的子孫，爵襲「一等將軍」者又唯賈赦一人。這說明：賈府該列京都「八公」之首，是京都「八公」的代表。與賈府休戚與共的史、王、薛三府，也是職居要衝。「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史府是「保令侯尚書令史公之後」；尚書令，清時從一品官。史公之孫史鼎，猶襲侯爵。「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用王熙鳳的話來說：「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亦即主管著外交和對外貿易。王熙鳳之叔王子騰，原系京營節度使，現「升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執掌著軍事實權，並管轄與臨國的外交事務。「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薛府「本是書香繼世之家」，「現領內府帑銀行商」，當鋪遍海內，行蹤達海外，「家中有百萬之富」。這又說明：「這四大家族象徵著十八世紀中國封建政權的四大支柱：政權機構、官僚集團、武裝力量、地租官僚資本。」３賈府則位列「四大家族」之首，是「四大家族」的代表。
賈府又是「詩禮簪纓之族」。它的主要特點，不是「為富不仁」，是「富而好禮」。甚至於「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它沒有刑堂，沒有鐐銬，更沒有水牢。它每月都給奴隸們發「月錢」，奴隸們死了或其父母亡故還按例賞賜埋葬費。奴隸們觸犯了「家法」，照「家規」也只是或扣發「月錢」，或責打四十大板，或攆出府門，這在主子對奴隸有生殺予奪之權的時代，可說是最輕的處罰。其中，「攆」要算是最重的了，可受此處罰的司棋等卻沒有一個願意走的。原因何在呢?昭槤《嘯亭雜錄》裡有一段記載可資解答：「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繼，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４在時人看來，明府待奴，已可謂「寬柔」。賈府待下人，有明府的「厚加賞繼」，無明府「立斃杖下」的情況，甚至把府中生出「暴殄輕生的禍患」看成有傷「祖宗顏面」，就更堪稱是「體仁沐德」之家了。既然如此，它所逐出的奴隸當然也就難於在社會上安身立命，奴隸們不願受此處罰當然也就事在必焊?。那麼，這種描寫是否是對賈府反動統治者的美化，或者說是對奴隸們反抗精神的抹殺呢?否。這是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態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寫道：「甘受奴役的現象發生於整個中世紀，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關係，同時還取消了慈悲的領主們照顧貧、病和衰老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恩格斯又寫道：「無論自願的形式是受到保護，還是遭到踐踏，奴役依舊是奴役。」５《紅樓夢》裡的賈府對奴隸的奴役，對於奴隸們來說，便屬於「自願的形式」，「受到保護」。賈府的主子，特別是賈母，便屬於「慈悲的領主」。他們是捨得給牛馬喂草料甚至豆餅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的役使，同時也是為了顯示自己的「仁慈」以期留有「餘慶」。這不是偶然的現象。我們知道，儒家是主張「仁政」，鼓吹仁義道德的，而儒家的思想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便出現了賈府這樣的「體仁沐德」之家。它較之高俅的太尉府更符合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乃是地主階級的脊樑與精神領袖。因此，賈府的黑暗與腐朽，也就反映了儒家「開明政治」之積極作用的消亡。^要之，賈府作為「鐘鳴鼎食之家」，從政治上說，它「星輝輔弼」——「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作為「詩禮簪纓之族」，從思想上說，它「慎終追遠」——「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榮寧。」因此，它的合乎規律的「運終數盡」及其「六親同運」，這種「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也就反映出封建專制制度的「槐老樹心空」。似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在清朝進入沒落階段是一碼事，賈府的衰敗另是一碼事」６，二者無關。似應該說，這後「一碼事」是那前「一碼事」的真實反映。
二
《紅樓夢》又通過對賈府這一封建專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細胞」的深入描寫，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三大矛盾、地主階級的三大危機，以及這種矛盾和危機的綜合反映——封建統治階級後繼無人的嚴峻現實。
《紅樓夢》所描寫的三大矛盾，一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二是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三是封建正統勢力和叛逆者的矛盾。這三種矛盾在書中均有其特定的質和規定性，均有其特定的階級烙印和時代烙印。它們是套在賈府也是套在整個地主階級脖子上的三根絞索。
《紅樓夢》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描寫，擺脫了傳統思想和寫法上的「忠」與「奸」或「清官」與「污吏」對立的窠臼。文學史上那些鞭撻「奸臣」、「污吏」，頌揚「忠臣」、「清官」的作品，說到底，是一面對地主階級的黑暗有所暴露，甚或還很深刻，一面又把掃除黑暗的理想之光彙集到地主階級的身上。因此，往往是以「指奸責佞」為出發點，以頌揚「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倫常關係作指歸。《紅樓夢》則不然。它要暴露的恰恰是那「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的「忠臣孝子」之門。它所描寫的封建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不是所謂的昏君賢臣、忠奸鬥法，是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問題上統治階級內部不同的階層、派系之間所進行的雞爭鴨奪。它也「指奸責佞」，也描寫倫常所關的「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卻不是冷嘲熱諷，就是明褒暗貶，皆持否定態度。從中寫出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或由於恪守程朱理學而成為政治上的殭屍；或以孔孟之道為我所用，一手抓權、一手撈錢，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同時也在挖封建統治的牆腳；或嫌榮華富貴膩口而去燒丹煉道，想要當神仙；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在吃喝玩樂上下功夫；或想以加強封建宗法思想的統治為前提去從事一些經濟上的「興利除弊」，其結果是弄得內外交困。從而也就顯示了這個階級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由此可見，《紅樓夢》描寫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其命意並不是想謳歌地主階級的這一派，詛咒地主階級的那一派；它是把地主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來批判的，目的是要揭示地主階級之必然衰敗的內因。
《紅樓夢》對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的描寫，不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寫法上，也都有其超越前人的地方。文學史上的描寫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的作品，其矛頭所指一般是不外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其所欲實現的理想一般也不外乎地主階級的「清官政治」。因此，往往是以反抗「暴政」為出發點，以嚮往「仁政」作指歸。原因又在哪裡呢?就在於：「暴道」、「贓官」之類會使黎民「想做奴隸而不得」；「仁政」、「清官」之屬能使百姓「暫時做穩了奴隸」。所以這類作品，其姣姣者在當時仍不失其有「為民請命」的作用——央求當政者能施孔孟的仁義道德於民，讓百姓們能安居樂業。《紅樓夢》則「更上一層樓」。它所描寫的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幾乎反映了被統治階級中的各個階層的反封建要求，具有極其廣闊的社會性；其矛頭所指，恰恰是那「王道蕩蕩」的「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它所描寫的賈府的「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並不是由於「想做奴隸而不得」，要爭取「做穩了奴隸」，恰恰是由於「做穩了奴隸」而不心甘，想爭到「人」的價格。他們朦朧地意識到作為「人」，應該有人格尊嚴，應該能自由的支配自身和行動，而且彼此應該平等。他們所嚮往的不是什麼「清官政治」，而是想擺脫封建主義的人身隸屬關係。這就與聖賢為「王道」所規定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７的良法美意相悖，而賈府這個「體仁沐德」之家所要維護的正是這種東西。是故，儘管「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然而，衝突仍不可避免。這種衝突不能等閒視之，它透露出新世紀的曙色。
《紅樓夢》所描寫的封建正統勢力與叛逆者的矛盾，也使人耳目一新。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關係不同於柳夢梅與杜麗娘的愛情關係，一是叛逆者的愛情，一是愛情上的叛逆。賈寶玉在政治上與本階級不合作，也與嵇康和李贄等叛逆者有所不同。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裡雖公開表示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而在《太師箴》裡又規諫君主應以歷朝的興亡作鑒，施儒家的「仁政」於民。李贄在《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裡雖公然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念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而在《焚書·忠義水滸傳序》裡又勸說「有國者」應招攬賢良實施儒家的「仁政」。凡此，說明他們所痛惡的只是那「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的禮法之士，而對儒家的「仁政」理想並未喪失熱情。賈寶玉則不是如此。正如脂批所說：「除閨閣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作出來的。大則天地陰陽，小則功名榮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賈寶玉這種對處於社會「卑、弱」地位的「女兒」們的「癡情」，源於他一個思想——「只除『明明德』外無書」。「明明德」語出《四書》之一《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事?民，在止於至善。」何謂「明明德」?實質是人性論上的問題。因此，不同的哲學派別也就有不同的解釋。朱熹說：「《大學》所謂明明德，……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８亦即把「明德」解釋為「天命之性」，也就是仁、義、忠、孝等等。這是地主階級的人性論。李贄說：「明德本也，親民末也。」９李贄所說的「明德」，就是所謂「童心」。十這是他抽像的人性論在道德觀方面的運用。其進步意義是否定了仁、義、忠、孝等等是人與生俱有的品性。其歷史局限是未能提出系統的、正面的、有具體內容的主張；儘管它已含有個人的自覺。賈寶玉說女子自幼至老會「變出三樣來」，雖明顯地反映出他對「明德」的理解曾受過李贄「童心說」的影響，然而又是有所發展的。或者可以這麼說，賈寶玉身上的平等觀念、自由觀念，以及對女子們的「愛博而心勞」，這是作者對「明德」的解釋，也反映了他自己對「明德」的理解。而這種對「明德」的理解，亦即把自由、平等、博愛看作人的天賦品性，儘管還很朦朧，卻屬於近代人性論的範疇。這也就是賈寶玉用以反封建的基本武器。從而也就決定了他所嚮往的不是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的等級秩序為基礎的儒家的「仁政」，而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較比自由的、平等的、和諧的、美妙的社會。這從思想發展史上說，是屬於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萌芽。它反映著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開始發生階級分化，一小部分人接受著時代的召喚，日漸脫離統治階級而投向掌握著未來的社會力量。
地主階級伴隨著這三大社會矛盾而來的是陷於無法擺脫的三大危機的深淵。一是由於殘酷壓搾和揮霍無度所招致的田莊破產財源枯竭的經濟危機；二是由於階級壓迫而引起的被壓迫者的反抗，以及子女叛逆和內部爭奪造成的政治危機；三是由於安富尊榮與腐朽糜爛帶來的精神危機。這在賈府的反映只不過是更為典型而已。
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一文裡所說：「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所有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⑾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曹雪芹當然絕無可能從理性上認識到這一點。然而他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卻使他看到並寫出賈府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直到了後繼無人的地步。這是一種十分深刻的思想，因為賈府的後繼無人正是上述三大社會矛盾和深刻危機的綜合反映，而是否後繼有人又直接關係到這個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的歷史命運。賈府如此，其他的世家又是如何呢?「燕山仍舊竇公無」，莫不如此。「國喪」期間，諸世家子弟居然集寧府猶如「臨潼斗寶」一般比吃喝玩樂，足以資證。這樣的階級，當然只配有個「樹倒猢猻散」的結局。
三
賈府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的「細胞」，它「宛然是當時封建政權的縮影」⑿，又與整個肢體血脈貫通。《紅樓夢》還環繞著對賈府的這種內外關係的描寫，內容巨大到幾乎批判了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並觸及其經濟基礎方面的問題；從而全面而深刻地從封建主義制度本身層層剝露其醜惡的原形，反映了這一社會形態的滅亡的必然性。
讓我們看看書中對這「昌明隆盛之邦」具體而微的描寫吧。
官僚制度是那樣的腐朽，法律完全成了金錢和權勢的奴隸——「捐軀報國恩，未報身猶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這個「眼底物」，就是一紙「護官符」。不僅知府和節度使一類的地方官在鈞?由賈府的意志行事，就是作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專掌風憲以整綱飭紀為職」的都察院也環繞著璉二奶奶的指揮棒在轉。真可謂是「為官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難怪賈寶玉要把「仕途經濟」說成是「國賊祿鬼」所幹的勾當。
科舉制度是那樣的滑稽，因其要求於士子的是「代聖人立言」，假若不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就無由接履青雲之上，所以宿儒竟把博古通今看成「雜學旁收」，士子不會做八股制藝便不能算「通」；「朝乾夕惕，忠於厥職」而腹中空空的「老學士」賈政居然被欽點為「學差」，恰足以說明這種八股取士制度乃是朝廷牢籠士子、統制文化、禁錮思想、腐蝕人心的主要辦法。
婚姻制度是那樣的殘忍，地主階級的男婚女嫁成了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家族勢力的機會，因此婚姻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不是屬於純真的愛情，而是屬於家世的利益，致使「癡男怨女，可憐風年倩難酬。」地主階級的男子婚前婚後均可買妾，妻妾成群被視為福蔭，女子卻必須從一而終，雖青春喪偶也不允許再嫁。
家庭制度是那樣的荒唐，同是家族中的成員，長幼之間出入進退，皆有嚴格的規定，甚至侄兒向叔叔轉達祖母的問話，叔叔必須站起來向侄兒作回答，因為此時的侄兒是長者的代表；同是一父所生，嫡庶之間尊卑有別，侍妾生的子女雖能取得「主子」的身份，卻必須認嫡母為母而對生身之母「六親不認」；晚輩對長輩的話，不論是對還是明知是錯，都必須絕對服從，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否則就是「拿話堵」，就是「大孽不道」，因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凡此等等，就叫做「禮出大家」。
奴婢制度是那樣的慘酷，女孩子們一旦落入奴籍，就喪失了起碼的人身自由，被剝奪了一切權利，成為封建主子的私產和會說話的工具。或用於使役，或用作送人的禮物，或用以充當男性主子發洩獸慾的對象，全由主子說了算。所謂「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乃是主子們的天堂，奴婢們的地獄。
宗教制度是那樣的虛偽，「雲空未必空」，「教門淨地」並不「淨」，宗教統治者無論是「現掌『道錄司』印」的張道士，還是饅頭庵的主持尼靜虛之類，他們不是賈府的幫閒，就是賈府的幫兇；而小尼姑智能等卻與賈府的奴婢們有共同的命運。
地主階級所宣揚的倫理道德呢?對於被壓迫階級來說，它是一把「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軟刀子，金釧兒和司棋等女奴就是被封建主子們視為有違於這種倫理道德而被置於非命的。對於壓迫階級來說，它已成為徒具形式的空殼，完全喪失了調節統治階級內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作用；然而正因為空殼尚存而調節作用已失，所以也就使統治階級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發變得貌似溫情脈脈而實質冰冷如霜。賈府是最講「禮數」的，可就在那光怪離奇的一層層「禮數」幕帷後面，骨肉至親之間卻環繞著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問題進行著殘酷的軋轢。倘若一定要在這個詩禮揖讓的小天地內找出「天倫之樂」，恐怕當首數賈政在賈母面前的妞妮作態以及賈蓉父子間的「聚麂之誚」。
這樣，《紅樓夢》就以它的全部藝術力量，對封建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和道德倫理觀念，作了無可辯駁的偉大的否定；寫出這個「昌明隆盛之邦」實質與賈府一樣，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然而，流行著這麼一種看法，就是認為：《紅樓夢》雖則批判了封建社會的許多具體的制度，但卻沒有否定而且在當時也不可能否定它的根本的制度——構成它的基礎的土地制度和它的政治上的君主制度。這種看法對不對呢?細味全書的藝術情節，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有違於書中的具體描寫。
誠然，《紅樓夢》所寫的四百多個人物⒀，除了劉姥姥和村姑二丫頭可以算是生產者以外，其餘都是消費者。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說，它寫的是消費環節，不是生產環節。它著力描寫的是賈府統治者由於安富尊榮，奢侈浪費，他們的收入彌補不了他們的日益龐大的支出，以致「內囊」「盡上來了」；並沒有著重描寫封建土地制度問題。然而卻以畫龍點晴的筆法，寫出賈府的消費是建立在農民的生產上的。這集中表現為借烏進孝交租寫出賈府的主要經濟來源不是靠朝廷的俸銀和恩賞，而是靠對農民的地租剝削。用賈珍對烏莊頭的話來說，就是：「不和你們要，找誰去!」向莊頭要，就是向農民要。聯繫劉姥姥在賈府玉盤佳餚的宴席上所說的農民生活來看：「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可見在烏進孝交給賈珍的那張租單的背後，有多少農奴在啃樹皮，在死亡線上掙扎，由此也可以看出曹雪芹對賈府的地租剝削所持的嚴峻態度。不錯，《紅樓夢》並不是描寫農民起義的歷史畫卷，但是卻以畫龍點晴的筆法，寫到了由於「水旱不收」而各地爆發的農民反抗，寫到了農民起義對於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的搖撼作用：「明年流寇走山東，強吞虎豹勢如蜂。……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不止於此，還明確無誤的提到了農民對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搶田奪地」。
一個說：「不和你們要，找誰去!」一個則在「水旱不收」之年以「搶田奪地」相回答。這涉及的不是封建土地制度問題，是什麼?《水滸傳》寫的是「官逼民反」，並沒有寫出農民對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和不滿；《紅樓夢》寫到「地租逼民反」，明確無誤地點出農民對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和不滿：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
如果說，《紅樓夢》對封建土地制度的批判用的是畫龍點晴的筆法，「龍」就是賈府在經濟生活上的揮霍無度，就是借劉姥姥二進榮國府等所寫出的社會貧富對立，「睛」就是烏莊頭交租，就是開卷第一回即寫出的農民「搶田奪地」作鬥爭，那麼，它對封建君主制度的批判用的筆法則是水墨滃染，真可謂「煙雲渺茫之處，無限丘壑在焉」。
究竟存在著哪些「丘壑」呢?其一，元春這一形象是賈府與皇室之間的紐帶，賈府的一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是由於元春的「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書中對元春歸省的描寫及其前後有關情節無一不包含著對封建皇權的譏彈。比如借省親寫及「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結論則是「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買這個虛熱鬧」!這種睹今憶昔，一叩雙響，便明顯地反映了作者對封建皇權的十分不恭。比如寫寶玉對元春的被晉封與加封「視有如無」，卻對智能與秦鐘的情事受阻「悵然如有所失」。寶玉的這種思緒，正反映了作者對皇家婚事亦即對封建皇權所持的輕蔑態度。比如寫歸省時的元春是正當承恩受寵時，而她卻心事滿腹道不得，佯裝歡笑掩啼痕，則雖「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⒁。可見，元春這一形象在書中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以批判封建皇權。其二，故宮「乾清宮」皇帝寶座後面四扇屏風上的題詞是：「惟天聰明，惟聖受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義。」確實，「皇權神授」說乃是歷代帝王用來嚇人的傢伙。而曹雪芹卻在《紅樓夢》裡對這一謬說予以再批判。比如借冷子興和賈雨村的口一問一答，說帝王將相、高人逸士、奇優名倡皆同一氣稟而「易地則同之人」，說是「成則王侯敗則賊」。這便是對儒家的「定位不易」、「君權神授」思想的大膽否定。比如寫劉姥姥於酒醉飯飽之後來到那高書「省親別墅」四個大字的牌坊底下，比比劃劃地說它是「玉皇寶殿」，忽「覺的肚裡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裙子」。這，不僅是對皇權、神權，亦且是對「皇權神授」說的辛辣嘲弄。比如寫北靜王把「聖上親賜」的一串香念珠轉賜給賈寶玉，寶玉轉贈林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這，「臭男人」三字，可說是罵倒了「天子」的淫威。誠然，賈雨村也許是酒後失言，劉姥姥大概是醉了，林黛玉可能是不知香念珠的來歷。然而，作者的頭腦是清醒的，並沒有醉，也很知道念珠是來自「聖上親賜」!其三，《紅樓夢》裡實際上是寫到了三個皇帝，一個是「仿舜巡」的太祖皇帝，一個是想「以孝治天下」的「當今」，一個是贊同「當今」想「以孝治天下」的太上皇。看來，這三個皇帝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有些「沽名釣譽」——想做個「體貼萬人之心」、「仁孝過天」、贏得臣民高呼的「聖君」，或者說他們都想「仿舜」。然而他們「仿舜」的結果，卻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實際上正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裡所說的，是在「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甄府接駕，賈府迎接元妃歸省，都是「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其罪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仿舜巡」的太祖皇帝，要「以孝治天下」的「當今」及贊同這一「國策」的太上皇。這是何等深刻的描寫!它所提出的問題已不限於某某君主是否有道，觸及到封建君主制度本身是否合理。誰當皇帝也改變不了這一現實，因為皇權本身在要求如此。
或云：賈寶玉在與襲人談論自己對「死名死節」問題的看法時及其所作的《姽嫿詞》中不是肯定了君權的合理性嗎?怎麼能說《紅樓夢》對君主制度是持批判態度?^賈寶玉是這麼與襲人說的：「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命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並且還強調說：自己倘能死在丫環群中，就是死得其時其地。顯然，這是一種反面春秋的說法。其真正的意思是：既然「朝廷是受命於天」，就不會有「昏君」，有「刀兵」，就不會要求「文死諫」，「武死戰」；既然有「昏君」，有「刀兵」，要求「文死諫」，「武死戰」，就可見朝廷不是「受命於天」。因此，如其為那「不聖不仁」的朝廷去死於諫，死於戰，倒不如為丫環們充役，死在丫環群中好。這確實是個「於國於家無望」的人所發出的聲音。襲人是懂得這個聲音的，所以認為是「瘋話」，忙說困了，不再答言。足見，賈寶玉在這裡不僅批判了「文死諫，武死戰」這一地主階級的最高道德信條，而且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了「君權神授」說。明乎此，便不難看出那《姽嫿詞》也是一種反面春秋。「老學士閒征姽嫿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姽嫿詞》與《芙蓉誄》二者在同一個回目裡形成鮮明的對照，正反映了曹雪芹的獨具匠心。晴雯的死是死於王夫人的虐殺，被王夫人誣為「狐狸精」。《芙蓉誄》裡用日月星辰等最美好的事物來讚美她的品格：「憶女兒曩生之惜，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英嫻，嫗媼咸仰惠德。」林四娘的死是死於盡忠朝廷，被賈政說成「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姽嫿詞》裡卻感慨深沉地寫著：「我為四娘長太息，歌成余意尚傍徨!」問題是寶玉這種不勝「傍徨」的「余意」是什麼?假若與《芙蓉誄》的思想一對照，恐怕只能是：「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當然，寶玉對君主制度的批判不像對科舉制度的批判那麼理直氣壯，這倒是事實。
足見，《紅樓夢》環繞著對賈府的內部關係和外部關係的描寫，不僅批判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系列具體的制度，而且批判了它的根本的制度——構成它的基礎的土地制度和它的政治上的君主制度。唯其因為如此，所以也就顯示了這一社會形態，除了滅亡以外，是不配有更好的歷史命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寫道：「從今以後，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排擠。」⒂這裡，迷信、偏私、特權、壓迫，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基於自然的平等、不可剝奪的人權，是恩格斯分別對封建主義統治的特點和啟蒙主義者所提出的原則的概括。迷信，迷信聖人之言、父母之命、傳統觀念；偏私，強調親親關係、宗法關係，甚至主張子為父隱。特權，政治特權、經濟特權、法律特權。壓迫，階級壓迫、等級壓迫、男女壓迫。不難看出曹雪芹對這種「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一概是持批判態度。與此同時，卻反映了他對真理的追求、正義的伸張、以及對平等和人權的嚮往。寶玉的主張獨立思考、提倡「物不平則鳴」、富於自由平等觀念、要求尊重個人意志等，可資旁證。^ 四^列寧說：「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繫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⒃毛澤東同志也說：「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歷來都十分重視「細胞的分析」。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論通過對商品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的分析，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指出它的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就是光輝的典範。
曹雪芹當然不可能具有辯證唯物論思想。然而他的進步的世界觀，他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他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使他在《紅樓夢》裡通過對中國封建社會肢體上的最基本「細胞」賈府和賈府裡面的小小中國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社會所作的辯證描寫，用像現實生活本身一樣豐富、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畫廊，完成了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總解剖、總批判，並寄寓了自己對理想生活的追求之情，顯示了這一社會形態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這種「露珠映日，一葉知秋」，真乃文壇之絕唱。
別林斯基曾以地球體現天地間永恆的觀念設喻，盛讚莎士比亞的作品善於從個別中間突現出一般，說：「地球的觀念沒有象箴言或隨便什麼道德格言那樣寫在它身上，但是它週身徹頭徹尾滲透著自己的觀念，像水晶體被陽光照透一樣，並與自己的觀念一起構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所以識別它的觀念是困難的，特別是那些缺乏內心的眼睛、內心的千里眼的人。由於這樣的原因，區分一部藝術作品中的思想和形式是最困難不過的，因為兩者是合成一體的；天上的就是地上的，無限的就是有限的，說不出來的就是明確的。」⒅我想，要是借別林斯基的這段話來說《紅樓夢》，也許會更合適些。「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假若書中的「味」不是象太陽光射透稜形水晶體那樣貫穿在形象體系中，而是從形象體系的裂縫和罅隙裡顯露出來，這樣的「味」是一嘗便知的，可這也就失去了《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