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的歷程
產生於清朝乾隆年間的《紅樓夢》，從秘密傳抄到刊行流布，迄今已經歷了清代中後期、．中華民國和當今三個時代，對於這部書研究的歷史，亦呈現出與三個時代文化大勢相吻合的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二百餘年的歷史進程中， 民族主義紅學作為一個學術流派，歷盡磨難，血脈不絕， 已成為中華數百年苦難歷史的一個側影。其坎坷多舛之命運， 亦是預示著紅學事業之未來的不可或缺的學術前提。
一
「紅學」 一詞，出現在《紅樓夢》問世百年之後的嘉道間１，作為一門系統的學問， 初步產生於晚清， 正式形成於西方科學思潮湧入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然而，《紅樓夢》研究的實際歷程， 自乾隆甲戌前脂硯齋初評《石頭記》即已開始。與曹雪芹患難與共並直接參與了全書寫作的脂硯先生，是《紅樓夢》研究史上之第一人，亦是民族主義紅學的開山。
中國傳統之中小說本無學，然而與歷代野史小說不同， 《紅樓夢》是用隱曲之筆所寫的一部民族興亡史，所以曹雪芹在開卷第一回，就曾發出過「誰解其中味」 之類的疑問，在寫作的同時，就有意讓脂硯齋創建「紅學」， 以批書的形式，為解讀掃清障礙。「一芹一脂」配合是極密切的。脂批首先將甄士隱與賈雨村的謎底揭破，指出「存」於讀者眼前的是假象，作者要訴說的「真事」 要義「隱」 於「假語村言」 之中，從而將一部野史小說評為「千古未有之奇書」，將人為製造的學術之謎展示給世人。脂批告訴讀者， 該書「朝代紀年」， 「大有考證」， 「文雖淺近，其意則深」。在多次提醒書中人物所處乃「末世」的同時，脂硯亦委婉地將雪芹「補天濟世」— ·「恢復中華」的意圖披露出來。雖然身處那樣一個極端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文字獄盛行的時代， 但脂批中的一些條目，其筆鋒寓意卻極其尖銳明白。在第一回甄家「小榮枯」 故事裡「有命無運，累及爹娘」 八字之旁， 脂硯齋寫下如此幾段令人驚心動魄的批語：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 見得裙衩尚遭逢此數， 況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寫開卷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於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分， 武穆之二帝， 二 賢之恨， 及今不盡， 況今之草芥乎?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驚)而後歎也。
這幾段批語， 看似不倫不類， 囫圇難解， 其實精神完全一致， 用意至為明確。脂硯已說： 作者雖「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 ，然其決非「獨寄興予一情字」。閨閣云云， 只不過是「託言寓意」 之具， 書實寫的，乃是黍離之痛，興亡之悲。 「家國君父」 ，「其理其運其數」是相通的。「有命無運， 累及爹娘」 八個字， 在「鄉宦小家」 指英蓮的不幸連累了爹娘，造成家道敗落， 在「榮國大族」，則指王朝運終數盡，江山社稷傾頹， 進而毀滅列祖列宗所創之歷史文化。所謂武侯之悲、武穆之恨， 正由內憂與外患所斂， 而所「屈死」 之「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 恰是指生當內憂外患並出之「末世」， 為補天救世獻出生命灑盡碧血之漢家兒女。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滴淚為墨，研血成字」，這些是脂硯齋替雪芹表達「奇苦極郁」的點睛之筆，而「血」 與「淚」之具體歷史因緣， 脂硯亦作了在當時條件下最大限度的描述。脂批已然清楚地指明： 「血」與「淚」已化作絳珠、赤瑕、紅玉、寶玉， 而此通靈寶玉亦即亡明之玉璽— — 亡明天子之象徵２ 。
脂硯齋的批語，自然已成為《紅樓夢》文本整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理解書之正文的第一法門。但是， 同曹雪芹必須用隱曲之筆寫書一樣， 在那樣的年代，脂硯齋關於一 書之隱事隱義的解說， 亦只能是零敲碎打， 欲說還休， 點到為止。存在於脂批中的， 大量的是即興式的邊緣評點或令人難以捉摸的「囫圇語」 。高壓之下， 原在極小範圍內流傳著的關於書之本事隱義的言論亦多蕩為寒煙冷霧。最為不幸的還有，由於關係著大清朝安危的「礙語」傳到了皇帝耳邊， 最高當局竟插手於這部野史小說。公開刊行流佈於乾隆末年的百廿回「全本」 ， 如周汝昌先生所考定的那樣， 是經過「欽定」的本子， 是一場巨大的文化陰謀的結果３。抽刪改篡後的這個本予， 在歌功頌德的同時， 將一部借兒女言興亡的血淚之書徹底改鑄成一部兒女感情糾葛之作， 從而亦把脂硯齋開創的「反清悼明」的紅學事業引向單純言情的歧途。於是，在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才子佳人文學傳統背景下， 關予《紅樓夢》的評點、題詠和隨筆式的雜記， 大多墮入言情的圈子， 言情派代替了脂派成為紅學的主流。
由於《紅樓夢》有與歷來野史小說絕不類同的獨特品質， 由於秘密流傳時期的某些風言已經傳出， 言情派佔上風時期亦出現了探索書之本事的史學派和闡釋其隱義的經學派。以經學名世的浙江海寧人周春(字松靄)，存乾隆末年撰就迄今所見於世的第一部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周春認為《紅樓夢》本事出於「金陵張侯家」，所記載的是張家的家史。並指出全書體現了「欲盡理來」 的《易》道。周書遂成為以史學、經學眼光「索隱」的開山之作。乾隆之後， 大清朝最輝煌的時期已然過去，政局日漸式微， 對文化學術的控制逐步放鬆。紅學各派均開始出現發展之勢。王希廉在《紅樓夢總評》中揭示出《紅樓夢》的多種「筆法」，張新之、姚燮等人則發展了「經學」派的觀點。雖然， 由於他們未尋到曹雪芹及脂硯齋的心路，其考證、闡釋脫離了《紅樓夢》文本自身之系統，似「不敢以無稽小說薄之」的態度確是可取的。此一時期，關於《紅樓夢》的許多傳聞，在大氣候有所變暖的情勢下亦冒了出來。汪莖在《寄蝸殘贅》中寫道： 曾聞一旗下友人云： 『《紅樓夢》為讖緯之書。』相傳有此說，言之鑿鑿，具有徵引。」４ 據梁恭辰《勸戎四錄》卷四， 某人曾說： 「此書為誣蔑我滿人。」 「 紅樓夢》一書，……無糟踏滿人…… 」 這些與早期傳聞亦不無關係。大清朝局到了光緒年， 已是日落西山。在學界，乾嘉考經證史之盛期過後，士子學人轉而把精力移至子學、雜學。作為說部極特殊之書， 《紅樓夢》在都中， 幾是「家置一部」 、 「家弦戶誦」。李放《八旗畫錄》引《繪境軒讀畫記》云： 「光緒初， 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 自相矜為『紅學』…… 」 在此政局漸至風雨飄搖之時， 清前期長期被壓抑的反滿情緒亦開始抬頭。《乘光捨筆記》云：書中男人指滿人， 女子是漢人。《石頭記微言》中指出： 「書之底中底是僻」是「叛道妄言」。薛蟠是「騷韃子」 ， 為「龍」 種。
甲午戰敗， 徹底打碎了原本虛弱的「同光中興」的局面， 亡國滅種， 大難將臨。戊戌志士奔走呼號，旋告失敗。在此存亡危急之關頭， 中山先生舉起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清革命義旗， 其精神迅速傳遍神州大陸。從顧炎武以來屢遭鎮壓扑打但薪傳不滅的反清復明的暗火日呈燎原之勢５ ， 自脂硯齋之後倍受扭曲的《紅樓夢》研究轉而重走上華夏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的道路上。據載，唐易庵即明確指出：「《紅樓夢》為思明而作」。寶玉愛「紅」， 言『玉璽』終戀『朱明』也」。林薛姓氏取義源於明人高啟「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 詩句６。辛亥革命成功後的1916年，王夢阮、沈瓶庵合著的《紅樓夢索隱》一書出版。作者在序中宣稱： 「鉤沉索隱， 矜考據於經生； 得像忘言， 作功臣於說部。」對於書中之本事， 則謂敘順治與董妃故事。此說雖離開了反清復明的主題， 但其將目標直指清宮廷， 在客觀上亦為反清悼明說提供了某種依據、旁證。後來陳衍依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加以考證， 補充了《紅樓夢索隱》之證據， 同時亦為反情悼明說提供了新線索。７
在歷史出現重大轉折， 反清悼明說開始流行的年代， 初創於辛亥前的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於1917年正式出版。８ 蔡先生出生於浙東反清義士活動頻繁地區，革命前又是光復會的領袖人物。在《石頭記索隱》一書中他公然申明：
《石頭記》者， 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在書中先生還指出了《紅樓夢》意蘊的多重性：
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層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石頭記索隱》所用的探索本事的方法， 據蔡先生講，一是靠「品性相類者」；二是「軼事有征者」， 三是「姓名相關者」。
由於蔡先生在革命年代的社會影響和革命之後學界領袖地位的號召力所致，《石頭記索隱》一問世，立刻風行海內。從1917年9月初版到1926年l1月， 便已重印至第九版。站在繼往開來之歷史關口的蔡著， 遂成為民族主義紅學正式確立的標誌。l919年， 在蔡著影響下， 鄧狂言出版了《紅樓夢釋真》一書。書中寫道：「原本之《紅樓》」， 「明清興亡史也。」 作者「予河山破碎之悲， 祖國沉淪之痛， 一字一淚， 為清所禁，」 努於是只得以「隱而又隱」之筆，寫下此「一部興亡之史」。
就在民族主義紅學開始興起的年代， 王國維先生以傳統中國文化人所特有的悲苦情-懷， 汲取外來的悲觀哲學思想， 寫下了《紅樓夢評論》一文。王文以其在西洋學術影響下所具有的條理性， 對《紅樓夢》的哲學、美學、宗教精神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 從兩加深了對於《紅樓夢》藝術品質的瞭解， 加重了對於《紅樓夢》悲劇意識的闡釋。文章發表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特定意義上， 王國維先生已成為此後文藝美學紅學派的先驅人物。但是， 由於王文與「救中國而攘夷狄」的時代主題不合， 它並未形成對民旗主義紅學的根本性衝擊。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紅學派， 到了以西方科學思想為武器的胡適之先生的新紅學時代，才遇到大的挫折。
二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期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前， 學界公認為這是「新紅學派」占主導地位時期。新紅學派的創建者，是與蔡元培先生共事的北京大學教授胡迅之先生。適之先生出身於安徽績溪一個舊式書香門第，少年時代接受傳統的儒學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國學根基。革命前一年，考取庚款留美資格。在美讀書期間，開始參與國內的新文化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歸國後，就聘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開始了用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學術的歷程。繼《中國哲學史》(上卷)之後， 民國十年(1921年)，胡適之先生完成了他的紅學著作《紅樓夢考證》。胡先生的研究集中在作者與版本兩個方面。他利用書中及書外搜集到的大量資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背景， 使這一長期以來未被理清的問題有了一個大致的結論。火於版本問題， 他依據程甲、程乙、戚序本等材料考出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非出於一人之手，後面的為高鶚所補。認定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八十回本「是乾隆時無數輾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力民國十六年， 他在上海以重金購得四冊殘卷《石頭記》抄本， 即帶有朱色脂硯批語的甲戌本， 並把這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為接近雪芹原作時間最古的抄本介紹於世。甲戌本的發現，更明確了百廿回本與八十回本的關係，為後來者解讀原作闡證本事原意提供了無法替代的文本依據。
胡適之先生的成功，得力於西方理性精神的指導， 得力於他所掌握的科學新方法．他是自覺地把《紅樓夢》研究作為運用西方科學方法「整理國故」 的「最為深切著明力的實例、作為建立新的科學學術範式的整體事業的一部分去做的。以《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數十萬字的小說考證， 據他自己說「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實例中， 想要讀者得到的，是「科學精神」 、「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這個願望不久就得以實現。《紅樓夢考證》出版後不到一年， 胡先生的高足俞平伯就寫出了《紅樓夢辨》， 在版本及其他方面作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另一弟子顧頡剛運用先生的科學方法，為現代中國史學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學派—— 「古史辨」 派。胡先生以科學思想為指導而建立起的現代學術範式 影響了一大批人， 影響了一個時代，所創建的科學學術規範，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文學、教育學及藝術宗教等眾多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傳統的國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均受到這個新學派的巨大衝擊， 具有深厚的國學學養和典型的舊式經史學風的蔡元培先生的民族主義紅學派自然首當其衝， 胡蔡論戰成為不可避免。當時的胡適之，少年英氣， 又有西洋學來的系統嚴密的科學方法， 存運用新方法研究紅學的實績， 所以其攻勢十分凌厲。而在蔡先生， 有數百年乃至數千年民族興亡、家國盛衰之情蘊積胸中， 有傳統的中國智慧作背景， 自然亦不肯認輸。胡先生批評蔡先生運用的是「猜笨謎」的方法， 建立的是「牽強附會」的紅學， 無系統不科學、蔡先生義正理直地爭辨道：
惟吾人與文學 ， 最密切之接觸， 本不在作者之生平， 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 即胡先生所謂「情節」 者， 決非無考證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辭》， 其作者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 在楚懷王、襄王時， 即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間。久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 惡禽臭物， 以比讒佞，靈修美人， 以媲於君；虞妃佚女， 以譬賢臣， 虯龍鸞風， 以托君子，飄風雲霓， 以為小人」。如王逸所舉者， 固無非內容也。
雖然， 蔡先生也承認胡先生關於作者和版本的考證「誠有功於《石頭記》」 ，但他更注重的， 是作品的內容和其中深蘊的精神內涵。 蔡胡之爭，實質上是當時整個思想學術界科學與文化(包括玄學)之爭的具體表現。胡先生強調了科學的實證性、條理性、系統性，不免忽略了中國傳統自身的特點。其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結果，是以中國文化的材料服從了西洋的科學系統，將傳統文化視同一堆證明科學的散亂的具體材料—— 「文明的碎片」，從而在理性的名義下，割裂、拆散了中國學術自身的系統，消解了中國的人文精神。蔡先生強調了中國學術自身的傳統，指出了中國文學言外「載道」的特點，揭示出中國文化的深層底蘊，從而把握住《紅樓夢》的精神血脈，但是， 他關於《紅樓夢》的索隱，的確顯得零碎，牽強附會處亦不少，作品內在系統並沒有發現，證明自己觀點的材料又多是外在的。因而， 像在其他眾多領域文化讓位於科學一樣， 蔡胡論爭的結果是民族主義紅學興盛期結束， 科學派新紅學逐漸佔了上風。由於胡適之、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努力， 到民國三十七年周汝昌先生草刨《紅樓夢新證 》之時， 新紅學炎於作者與版本等項研究已獲得很大進步， 正在成為新時代的新正統派。
正如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自古有一個不絕如縷的道統， 在科學、理性的潮水沖擊著中國知識界的時代， 文化中國並未徹底崩潰。結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的西學興奮期之後， 中國學術思想界開始以冷靜的態度重新審視自身的文化傳統， 在「舊邦新命」 之時， 進行中國文化本位建設的意圖由於得到官方的支持而獲得了發展的契機．由此具有中國精神的民族主義紅學儘管受到科學派新紅學的巨大衝擊然並未完全失去其學術強勢，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發展。1927年，蔡元培先生的同鄉壽鵬飛先生撰就《紅樓夢本事辨證》一書，承接蔡先生之精神，認定原書為明末遺民所作。1934年， 在 九· 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危急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景梅九先生出版了《紅樓夢真諦》一書。
景梅九， 山西運城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反清革命。作為文化名人 與章太炎並稱「南章北景」。 1934年他出版的《紅樓夢真諦》一書，繼承了民族主義紅學之精神，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又對反清悼明說作了較深入的闡證。先生在書中寫道：「
蓋荒者亡也，唐者中國也，荒唐者，即亡國之謂。……今後之同胞， 何拒何容，何去何從；或死或生，或辱或榮，其所以自擇自處之份位均在「紅樓」一夢中。
這種思想無疑是時代訊息的反映。在民族災難漸深之時， 《紅樓夢真諦》已成為延續民族主義紅學血脈的代表之作。此後，直到四十年代末， 仍有「 索隱」新作問世。
如果說，在紅學的第一階段是由於「政治勢力」 所造的言情派干擾了反清悼明派紅學的發展， 在第二階段則主要是科學派遏制了民族主義紅學的進步。當然， 在這一時期從純藝術角度、純文學立場，在西方小說理論背景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的論著亦不少。如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吳宓的《<紅樓夢>新談》等。不過這些研究始終未能成為紅學的主流。
三
西元l949年l0月之後，中國歷史出現了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的未統一亦造成了學術文化包括紅學研究分途進展的格局。在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l954年，雖然有一過批判《武訓傳》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但整個學術界包括紅學界的局勢相對還是平穩的。由於留住了一大批自由主義西學派新式知識分子——第二種力量， 學界包括紅學領域五四以來建立的新學統仍在延續著。1953年9月， 原作於新紅學創建時期的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Eli棠棣出版社以《紅樓夢研究》的書名修訂再版。這部書「不僅是《紅樓夢辨》的改版，而是把辨偽存真的工作更推進了一步；非但高鶚續補迥異原作， 已成鐵案， 而雪芹未寫完的書， 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亦可以窺見大體黟。與俞平伯先生出版《紅樓夢研究》同時，草創於1947年至1948年間的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亦由棠棣出版社刊行面世。周汝昌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 舊學根基深厚又精通西文，被胡適之先生稱為他在大陸所收的「最後一個徒弟」 。周著於《紅樓夢》作者的家世背景，發現了大量的新材料， 連帶對康、雍、乾三朝的史實特別是上層社會的政治文化歷史亦作了考證、梳理。在版本方面， 《新證》強化了雪芹原作與程高曲續的本質區別， 特別加重了對於脂硯齋批語的研究。並依據前八十回及脂批，在胡、俞兩先生的基礎上，對迷失的後幾十回作了初步的推測考證。從某種意義上說， 《紅樓夢新證》已將新紅學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當時的整體情況看， 儘管由於新材料發現的極限性， 以考證見長的新紅學已失去五四時代的青春， 就要告別充滿生機的歲月， 從而紅學又面臨下一步如何走的問題，歷史已經潛伏下轉折意向， 但時代的主要課題仍是如何繼續擴大新紅學之實績。就在這樣一個時刻，令整個中國大陸知識界意想不到卻又必然要發生的一場大規模學術文化批判運動竟從《紅樓夢》研究領域發起並迅速成為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1954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期間同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多年來， 很多人研究《紅樓夢》， 並沒有真懂。它是講階級鬥爭的。」９ 同年9月，發表在山東大學《文史哲》月刊上的李希凡、藍翎的(《關手<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被江青發現後推薦給毛澤東。10月 16日， 毛澤東便寫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人員的一封信 明確支持李、藍，直接介入了這場學術論爭。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10月10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評<紅樓夢研究>》，均是針對當時中國大陸上的新紅學權威俞平伯先生而發的。之所以受到毛澤東這樣一個地位極特殊的領袖人物的支持， 當然與毛一貫倡導的下層勞動群眾對上流社會特別是士大夫階層造反的精神有關，與毛澤東最敏感的「工農階級小知識分子」倍受「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鄙視的早年心理傷痕有關，「小人物」 與「大權威」 的鬥爭形式對毛澤東無疑具有強大的感召力， 然單看這些， 就未免太簡單化，太個人化，亦太偶然化了。李、藍文章正面闡發的，是《紅樓夢》的「反封建」 進步意義，所批判的， 是俞平伯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及治學指導思想。這與毛澤東長期以來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思路，與當時毛澤東正醞釀計劃的在學術文化領域發起一場清理批判運動的政治課題相一致，並適應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意識形態之中建立全新的學術規範的需要。於是由李、藍文章引發的這場學術論爭很快就發展成為波及整個中國大陸的學術文化批判運動， 成為批判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運動和文化學術的「改朝換代」運動， 批判的範圍， 自然超出了紅學領域而涉及到人文社會學科的方方面面。運動過去之後， 獨立的學術研究事業逐漸沉寂下來。新紅學的成果被大部分否定，純文本的紅學研究亦失去了根基，而具有「落後」、「保守」性格，帶有「封建正統」意味且方法陳舊的民族主義紅學更失去了繼續發展之歷史條件， 「反封建」 的階級鬥爭紅學成為當然的新正統。六十年代初， 在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活動前後， 與整個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形勢出現某種程度的鬆動一樣，紅學復甦的跡象亦表露出來， 被以後稱為「修正主義紅學派」 的各種論著相繼出現。然這種局面並未能長久， 作為對當時整個思想文化領域「進攻」 的反彈，1964年8月18日， 毛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說：
《紅樓夢》第四回， 那是個總綱， 《紅樓夢》寫四大家族， 階級鬥爭激烈， 幾十條人命。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 就講不通。《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可見問題之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看法是不對的。十
毛澤東的談話強化了1954年以來新正統紅學派的階級鬥爭觀念， 為文革時期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的純碎階級鬥爭紅學奠定了理論基礎。而其對於蔡元培派的否定， 實際上已堵死了民族主義紅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任何可能， 民族主義紅學之血脈在中國大陸已然斷絕。發展到七十年代初的「批孔評紅」運動， 階級鬥爭紅學派已完成自己理論的體系化，從而成為極左派文化陣營中一支「特別能戰鬥」 的隊伍。紅學的其他各派均已不復存在。
與中國大陸風波迭起變故多生之情勢不同， 港台及海外的《紅樓夢》研究在這個歷史時期卻延續著民初以來的學統， 飄零之中繼續著不絕如縷的紅學事業。西元1948年l2月16日，江山鼎革之際， 適之先生乘專機自北平南去。行色匆匆中，拋下萬卷藏書，只帶走了甲戌本《石頭記》殘卷四冊。此後新紅學雖在海外繼續著自己的事業， 但由於新材料的限制及考證本身的極限性，發展並不大。在同樣歷史背景下離去的民族主義紅學派，情形卻是另一樣。遭逢喪亂， 流落天涯， 四顧蒼茫之中，蔡元培先生所開創的這一學派卻激揚起生命之浩然正氣，奮發起不滅的中華精神。1959年，遠離祖國大陸的潘重規先生在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紅樓夢新解》一書， 又一次系統地對反清悼明說作了闡證。潘先生後來在總結自己的基本紅學觀點時曾極為沉痛地說道：
我認為《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 是漢族受制於滿清的時代， 一班經過亡國慘痛的文人， 懷著反清復明的意志， 在異族統治之下， 禁網重重， 文字之獄， 叫人悲憤填膺， 透不過氣來。作者懷抱著無限苦心， 無窮熱淚， 憑空構造一部言情小說，借兒女深情，寫成一部用隱語寓亡國隱痛的隱書，保存民族興亡的史實，傳民族蘊積的沉哀， 想衝破焚坑的網羅， 告訴失去自由的並世異時的無數同胞， 指示他們趨向自救的光明大道。（11）
繼潘先生之後，1971年， 杜世賢先生在台灣出版《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一書。作者認為： 「悲金悼玉就是痛恨清朝追悼明亡的意圖。書裡的人物有真(代表明)有假(代表清)或陰陽兩面。」進入八十年代之後，港台及海外仍有研究者在繼續張揚著民族主義紅學的學術旗幟。
與科學的新紅學派和民族主義紅學派相並列， 在港台及海外的紅學還有第三派——文學派的存在。1974年6月，余英時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發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 對民初以來的史學派研究作了批評， 從文學世界創造的角度，描繪出 紅樓夢》中男人與女人、現實與理想「兩個世界」 ，從「理想」的角度闡明了《紅樓夢》的文學性、小說性、虛擬性。此後，余先生又寫下《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 進一步從理論上、從學術史的角度， 自覺地把作為小說研究的文學派紅學與民族主義紅學、科學考證派紅學及中國大陸上的階級鬥爭紅學區別開來， 並認為王國維先生開其端緒的文學的紅學派應是紅學研究的正宗和未來方向。即便如此， 出於余英時先生有寬厚的國學背景， 他仍能以寬容的心態對待其他學派。對於民族主義紅學派， 他認為目前不能成立的理由是此派所發現的證據是零碎的、外在的，不能將《紅樓夢》故事大致上貫穿起來。他並沒有完全否定「索隱」派的中國方法。（12）而他的男女「兩個世界」 之論， 對解讀明清滿漢「兩個世界」 卻極具啟示意義。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同學術文化其他領域一樣， 《紅樓夢》研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 開始進入較平穩多元發展的新階段。關於作者家世、版本的研究，關於作品思想內容與藝術成就的研究，關於作品與民族傳統文化關係的研究以及關於紅學史的研究均有了長足的進步。1980年6月首屆國際紅學會的召開，表明海內外的紅學事業在分隔幾十年之後又匯合到一起。此後，港台及海外的紅學研究成果包括主反清悼明說的論著亦陸續被介紹進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民族主義紅學興滅繼絕的機遇已開始出現。像周汝昌先生關於《紅樓夢》後幾十回「迷失」 之因的研究，關於《紅樓夢》版本的「鑒真」，關於佚書內容的探索及蔡義江、梁歸智等先生「探佚」方面的論著， 劉夢溪等先生關於《紅樓夢》與民族文化傳統的研究， 客觀上都為反清悼明說的發展準備了條件。近年來， 霍國玲，霍紀平兩先生的《紅樓解夢》和馮精志先生的《大觀園之謎》、《百年宮廷秘史》等索隱」新作的問世，從一定意義上講， 亦都為民族主義紅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3）開始於脂硯齋， 正式形成於蔡元培的民族主義紅學在歷盡磨難之後， 復興的跡像已日益明顯， 《紅摟夢》研究的新的歷史正在孕育之中。
在紅學即將出現新的歷史性轉折的時刻， 回顧三個時代二百餘年《紅樓夢》研究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 民族主義紅學在第一階段受到滿清統治者的壓制，在第二階段遭到西方文化的衝擊， 第三階段既受政治因素的干擾， 又遭西方文化教條主義的批判， 但它的精神血脈卻一直貫穿於整個紅學歷史之中。雖飽經內憂外患， 但其文化慧命仍不絕如縷， 薪盡火傳。經過十幾代人的不懈奮鬥， 許多啞謎已經揭開， 不少問題愈辨愈明。而至今未能取得整體性突破， 就學派自身原因而言， 一是未能從《紅樓夢》文本的內在結構系統方砷 功夫， 未能從文本出發去「索隱」 ， 致使所發現的外在史實與書中人與事的拼湊比附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 「書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真實性」難以證明， 二是未能充分汲取其他學派包括科學考證新紅學派的研究成果， 三是將自身局限於一朝一姓盛衰興亡這一逼仄的學術範圍中， 未能從文化民族主義的更高層次上去闡釋文本。未來民族主義紅學的命運如何， 除外部條件外， 就自身方面看， 即取決於對上述三方面缺陷補足與否。從文本自身的內在結構、系統中發現問題， 將內證與外證的結合點找到， 並汲取以往紅學各派的研究成果， 擴大紅學的歷史文化範圍， 將民族主義紅學昇華為華夏文化紅學， 從而將五千年歷史之中人為製造的最大的學術之謎、文化之謎徹底揭開， 這個使命， 已經擺在有志於中華文化學術事業的當代學人面前。
註釋：
１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第五十六頁引《清稗類鈔》云：「《紅樓夢》一書， 風行久矣． 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為紅學， 而嘉道兩朝則以講求經學為風尚，朱子美嘗訕笑之，謂其穿鑿附會， 曲學阿世也； 獨嗜說部書， 曾寓目看幾九百種， 而以精熟《紅樓夢》， 與朋輩閒話，輒及之．一日，有友過訪，語之日： 君何不治經?朱曰： 予亦考經學；第與世人所治之經不同耳!友大詫．曰： 予之經學，所少於人者， 一書三曲也． 友膛目。朱目：紅學耳!蓋， 即為紅學也。朱名昌鼎， 華亭人。」
２ 第一回正文：有絳珠草一株 之側， 脂批曰：點『紅』 字． 細思『絳珠』二字， 豈非血淚乎? 」 在「赤瑕宮」三字側批曰： 「點『紅』 字『玉』 字 ，眉批曰： 按『瑕』 字本注， 『玉』小赤也， 又玉有病也． 以此命名恰極! 第二十四回正文「小名紅玉」之下，夾批曰： 『紅』 字切絳珠， 『玉』字則直通矣．」 另外， 第一回正文「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 四字」之側， 甲成本有批曰，「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按此處「明玉」實相聯)， 隱曲之至! 「隱曲」所出之「明玉」 —— 茗玉，正是亡明之玉，此亡明之通靈玉，即是漢家天子之象徵．
３ 見《<紅樓夢>「全璧」的背後》， 載《獻芹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版．
４ 「藏讖緯」之說確有其根據． 筆者認為《紅樓夢》是 反面《春秋經》 ， 「讖緯」 正與「經書」相配合。「相傳」此說也許有其傳承系統， 或許與雪芹脂硯交往密切之人有關．在那樣的時代， 以讖緯之法表胸中之義是很正常的，書中大量的讖言隱語即是確證．另據《孝經援神契》：「寶玉⋯⋯上有刻文，孔子跪而讀之⋯⋯ 」此有「刻文」之「寶玉」與《春秋經》中之「寶玉」， 同為漢家天子通靈玉璽之「原形」。
５ 紅學界許多研究者認為：反清復明的思想只在清初顯現過， 《紅樓夢》產生的乾隆年間．時代主題已經轉換，這種思想已成為歷史。 其實，從顧炎武到孫中山，反清復明的火焰一直未滅．在上層社會，有二百年不斷的文字獄，有多次禁毀書籍之舉為證。在下層民間社會。從清初到民初眾多的秘密社團。多與「反清復明」有關．
６ 見景梅九《紅樓夢真諦》，民國二十三年(1934)九月西京出版社版．
７ 《紅樓夢》雖非敘順治與董妃故事，但其與清涼山—— 五台山之特殊關係的確存在．據《清涼山志·五蜂靈跡》，清涼山谷中有。造化刻雕。呈「自然文藻」並顯「玉光」之「清涼石」。關於此石，「有一般難信事」 ，惜「歲月」己「迷」。此清涼石與文彩絢麗，天然而成，上有《石頭記》故事，「朝代紀年」己「失落無考」之通靈寶玉極似． 《紅樓夢》中有寶玉將來頂賈母「上五台山」之戲言，寶玉亦曾自稱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之五台僧，並幾次「煙蓑雨笠」扮「五台僧」．《清涼山贊佛詩》，所敘亦正是「漢家天子」故事，記載極多，如「漢主坐法宮」，「漢皇好神仙」，「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回首長安城， 緇素慘不歡 ，蕭蕭茂陵樹，殘碎泣風雨」， 「縱灑蒼梧汩，莫賣話陵屨」等。 「漢家天子」賈寶玉為何以清涼—— 五台山為歸宿?筆者以為有兩解：明昭烈帝「棄世」之地煤山為「五峰」 (五台)山；石頭城西有清涼山且有清涼寺．
８ 據蔡先生同鄉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證》自序，蔡書初稿當成於革命前．
９ 轉引自張仙朋《為了人民……》，見《當代》I 979年第2期．
十 轉引自《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220—22I頁， 三聯書店I 986年9月版．
（11）見胡文彬·周雷兩先生編《台灣紅學論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版第六一七頁。
（12）余先生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文中說， 作為一種常態學術， 索隱派紅學是有其，解決難懂的具體方法的， 即胡適所謂之「猜謎」。 但是「猜謎」一詞顯然有貶義， 對索隱派並公允。先生不能完全贊同民族主義紅學派的原因是這一派之方法。雖然可以解決《紅樓夢》中的一小部分難題， 但「絕大部分的難題」並不能依此派之方法來求得解決．
（13）雖然《紅樓解夢》立論之基——「香玉」故事未能與明清興亡史聯繫起來， 但其中許多考證成果極有價值。如寧府影清宮說，「皇商」諧「皇上」說，賈蓉為「戎」說及關於葫蘆廟等論說，客觀上為「反清悼明」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其中「蓉」為「戎」 說對筆者亦頗具啟示意義。
馮精志先生的「百年歷史」(自明亡到乾隆甲戌年)說，大觀園源於宋徽宗「艮園」 說亦很有價值．馮著在一定程度上已顯示出與民族主義紅學的精神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