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上）
任何一部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僅深刻地反映了它的時代，表現了進步的思想傾向，有力地影響了現實生活，而且也都表現了令人讚歎的藝術創造力和衝破傳統的革新精神，使本民族的、乃至更大範圍內的文學藝術創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這樣的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傑出地位的文學巨著。它不僅極為深廣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社會生活，揭露了封建的經濟、政治、宗法制度，乃至整個上層建築的腐朽、不合理，在它以後近二百年來的社會生活中產生了深巨的影響，直到今天也還有著不容忽視的思想意義，而且有著高度的藝術成就，達到了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發展的最高峰，在中國文學發展中有著突出的劃時代的意義。
魯迅先生曾這樣估價《紅樓夢》的歷史地位，他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１這無疑是極高的讚許，然而絕非過譽，這是魯迅先生在考察了中國小說發展的全部歷史之後所得出的極精確的結論。對此，《紅樓夢》是當之無愧的。
一
曹雪芹是一位自覺的藝術革新家。他從創作一開始，就「立志打破歷來小說的窠臼」。２在《紅樓夢》第一回裡，他就勇敢的提出了他的創作原則。他寫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
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癡也。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臣，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問口即『者也之乎』，非理即文，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句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３
在今天，曹雪芹所表達的這種思想，固然已完全不足為奇了，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在曹雪芹的那個時代裡，卻是嶄新的，在其不十分成熟、精確的見解裡，已經孕育了十分正確的現實主義的創作論，並且有著現實的戰鬥意義。我之所以要援引這一大段別人已經援引過許多次的話，就是由於已前我們對這一段話的意義並未予以充分的闡釋和估價。
要充分瞭解它的意義，就必須瞭解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和曹雪芹那個時代的文學狀況，至少是小說創作的一般傾向。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的產生雖然並不太晚，六朝時期的志怪與志人的簡短故事，已初具小說的性質，到了唐人寫傳奇，則是有意識地作小說了，並且敘述宛轉，注意描摹人物的動態，「這在小說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４；可是，在唐以前，小說卻遠不像詩歌、散文那樣繁榮，成就也遠不如它們大。宋以後，隨著話本小說的發展，小說方才慢慢地進入了它的旺季。《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的出現，使中國文學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詩歌、散文已經失去了它們過去那種雄據文壇的優勢，而不得不讓位於後來居上的小說。
《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它在極廣闊的幅度上，真實、深刻而合乎規律地反映了農民起義的全部歷史過程，塑造了一群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其中還有不少的真實生動、描寫深細的生活畫面。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小說藝術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標誌著中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在《水滸傳》之後不短的一個時期內，雖然作品甚多，其中也不乏個別優秀之作，如《西遊記》、《三言》中的若干篇章等，但是，《水滸傳》所已經達到的藝術高度，它所發展的現實主義的傳統，並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明後期和清前期所產生的許多小說，除個別優秀作品外，多數都有著性質不同、程度不同的缺陷，表現了幾種不良的創作傾向。大多數作品都程度不同的帶有封建說法的意味，在敘述故事、褒貶人物上，表現了濃淡不同的封建道德觀念，有的甚而旨在褒忠褒孝，倡導忠孝節義。有不少講史性的演義小說，既缺乏深刻的思想意義，又無較高的藝術成就，魯迅先生對它們的評語是：「拘牽史實，襲用陳言」，「既拙於措辭，又頗憚於敘事」５。才子佳人悲觀離合的故事，也氾濫一時。儘管作者挖空心思地臆造，然而結果仍然是「千部共出一套」。它們既不會有新的內容，也不會在藝術上有新的創造。魯迅先生曾這樣講到它們：「所謂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詩，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題詩為媒介，這似乎是很有悖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對於舊習慣是有些反對的意思的，但到團圓的時節，又常是奉旨完婚，……那些書的文章也沒有一部好。」６還有，由《金瓶梅》所開始的人們習慣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創作傾向，也程度不同地表現在長篇或短篇的小說中。那些作品，為了迎合封建地主、富商大賈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一味地描寫社會生活中的最齷齪、最庸俗無聊的現象，喪失了文學應有的藝術品質。不衝破文學創作中的這種種虛偽、平庸、庸俗的傾向，不打破由它們所形成的那種烏煙瘴氣的局面，小說藝術便不能發展，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便不能發展。
自然，在曹雪芹之前或同時，幾個優秀的小說作家，如陳忱、蒲松齡、吳敬梓等人，都以嚴肅創作態度，創作出了有意義、有價值的優秀作品，與那些封建教誨主義、公式化、自然主義的作品，迥然不同，他們的藝術成就是不容忽視、貶低的，然而，他們似乎缺少一種自覺地大膽否定籠罩著那一時期的小說創作的種種虛偽、平庸、庸俗的創作傾向的戰鬥精神，他們在藝術創作實踐中也缺少勇於打破舊的傳統的思想和寫法的藝術革新精神，因而，他們的作品還程度不同地帶著因襲舊形式、舊材料、舊寫法的地方。
曹雪芹在上面那一段話中，大膽地否定了充斥於當時社會中的種種虛偽、低劣、庸俗的作品，和它們所體現的封建教誨主義、公式化、自然主義等不良的創作傾向。這表明，曹雪芹不僅要以自己的作品滿足現實生活的要求，向同時代的人，乃至後代的讀者，傳播他從現實生活中所體驗到生活的真理，而且也要用自己的創作，改變當時的文學創作傾向，打破小說藝術創作的平庸、拙劣、停滯的局面，促進文學的發展。
曹雪芹自己提出來的創作原則是什麼呢？上面那一段話，雖然並不很完善充分，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多麼正確！他認為他所寫的「半生親睹親聞」、親身經歷、體驗的生活，強似假借漢唐年紀的野史，也強似寫「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更強似那「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這實際上就是把現實生活看成創作的源泉，主張作家要從現實生活中擷取題材，而反對脫離現實的虛偽說教和因襲舊套，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新奇別緻」。他主張寫實，並不是自然主義地記錄式的寫實，而是「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他認為，文學再現現實生活，不能「失其真」，不能「不近情理」，人物的「悲歡離合，興衰際遇」，必須「追蹤躡跡」，不能「稍加穿鑿」，這也就是反對創作上的主觀臆造，主張尊重現實生活本身的內在規律。這些意見，雖然簡單，但無疑是現實主義的創作論。《紅樓夢》的創作，就是建築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的。
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位自覺地以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為己任的小說作家。
二
元明之際出現的《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兩部長篇小說。它們在藝術上都有著很高的成就。儘管這兩部優秀的長篇小說成書的途徑不完全相同，然而它們都與它們之前的民間文藝作品有著血肉聯繫。在成書之前，人民群眾中早就流傳著一些三國和梁山英雄們的故事，民間文藝作家也曾將它們編成話本和戲劇。作家羅貫中和施耐庵是在豐富的民間故事、話本和戲劇的基礎上，創造出這兩部優秀作品來的。我們自然不應貶低羅貫中和施耐庵在文學史上的業績，但是，如果沒有那麼多的三國和梁山英雄們的故事，以及以此而編成的許多話本、戲劇，完全白手起家，單憑個人的藝術創造，他們是不可能創造出如此優秀的長篇小說來的。和《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同時或稍後的許多演義小說，也大都與宋元時期的平話有題材的繼承關係，情況類似。直至明嘉靖時期出現的《西遊記》，根據近來研究者所提供的資料看７，吳承恩也還是依據著一部故事情節很接近的《西遊記平話》創造出來的。可以這樣說，直到明中葉，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出現過作家個人獨創的長篇小說。
明萬曆年間出現的《金瓶梅》，情況有所不同。它基本上是由化名為蘭陵笑笑生的作者創作出來的。然而，他還是借用了《水滸傳》的一段情節——武松與潘金蓮的故事，作為自己的小說的全部情節的基礎，而自己的任務是在這個現成的骨架中去充實、豐富小說的內容。同時，在小說中也還因襲了《水滸傳》和明代話本小說中的若幹材料，如第八十四回寫吳月娘在清風寨的遭遇，就與《水滸傳》第三十二回寫的劉高的妻子的遭遇，幾乎完全相同；第九十八回寫「韓愛姐翠館遇情郎」，就是由《古今小說》中的《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的前半部分改制而成的。明清之際出的《水滸後傳》和《西遊補》，情況與此類似。這說明，明末清初所產生的長篇小說，雖然主要是作家個人的創作，但都還有所依附，乃至有因襲舊材料的成分。
到了清中葉，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就又不同了。他不再使自己的作品有所依附，基本上是從自己周圍的生活中擷取素材，進行創作的。他自己，他的朋友，他所接觸過的人物，都經過改造進入了他的小說中去。所以，魯迅先生說：「《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瘦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８這顯示了小說創作方向的改變，也表明了小說作家把握現實、反映現實的能力有了提高。但是，吳敬梓做得還不徹底，他在創作中也還從前人寫的文字中借用了一些材料，來彌補生活素材的不足，例如第十二回寫張鐵臂虛設人頭會，就取材於唐代馮翊的《桂苑叢談》；第三十八回寫郭孝子深山遇虎，就取材於張鷟的《朝野僉載》，等等。自然，吳敬梓襲用這些文字材料，已不同於《金瓶梅》那樣的大段移植，而是有更多的加工、創造，寫進《儒林外史》中去的情節，與原材料就不完全相同了。但是，面對著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卻不能夠充分地使用，還要向以前的文字材料中索取創作的素材，畢竟是創作中的一個缺陷。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就完全不同了。他完全拒絕襲用前人已經付諸文字的材料，更不說那些人們已經熟悉了的材料了。他完全面向著現實人生，以現實生活為創作的唯一源泉，並且以他自己所經歷過、體驗過的生活，作為創作的對象，他要忠實地描繪他所「親睹親聞」的生活的圖畫，絕不允許其中雜有假借、因襲的成分。他筆下的每個人物，乃至每一個細節，都是他從生活的土壤中提煉出來而用藝術的語言表現出來的。因此，《紅樓夢》不僅表現了許多它以前的作品中所從未表現過的問題，描寫了許多它以前的作品中從未描寫過的生活，創造了許多它以前的作品中從未出現過的人物形象，而且，即使它以前的作品中曾表現過的問題，曾描寫過的類似的生活，曾出現過的同性質的人物，在它裡面也是迥然有別的，有著嶄新的意義。過去的文學研究者們醉心於考證作品的本事和出處，但誰也沒有發現《紅樓夢》中有一個人物、一個細節是來源於前人的書籍中的。
以上，我們沿著由《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到《紅樓夢》的發展路線，極簡略地考察了這幾部長篇小說的成書情況，作家個人的藝術勞動在小說創作的地位和意義，作家取材情況的變化。顯然可以看出，作家把握現實，藝術地再現現實的本領，小說藝術創作的能力，作家的創造性，是逐步發展、提高的。我們絕非有意貶低那些在民間文藝作品的基礎上寫成功的優秀作品，也不是一概反對作家在創作中使用任何的文字材料，而是要從這幾部長篇小說創作情況的變化中，看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有別於它以前的、乃至同時期的幾部長篇小說創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創作上面所體現的新的性質和它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意義。《紅樓夢》這個巨大的藝術建築，不僅是完全出自一個作家的創造，和那些「由千千萬萬的人的手和腦造成的」９不同，而且是完全用現實生活的材料造成的，和那些利用現成的骨架或若干舊材料造成的也不同。這固然不能完全歸功於曹雪芹個人的藝術才能，如果沒有它以前的那許多小說，沒有歷代作家所不斷積累起來的創作經驗和技巧，《紅樓夢》便不會出現，至少不會寫成這個樣子，但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曹雪芹畢竟又突破了舊傳統的負荷，超越了前人，將中國的小說藝術的創作領進了一個新的境界。
三
文學藝術的發展，是錯綜複雜的，是曲折迂迴的。中國的長篇小說，由《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到《紅樓夢》，也是經歷了一段錯綜複雜、曲折迂迴的道路。《紅樓夢》雖然也喪失了某些優良的藝術素質，例如，它缺少《三國誌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中所包含著的那種英雄主義、樂觀主義和反抗鬥爭的精神，但是，它在反映現實生活的深廣度上，超越了它以前的所有的作品。它以前的那些小說，所反映的大都是現實生活的某個側面，或者即使描寫了比較廣闊的生活，但也沒有使它所觸及的一切生活都得真實、深刻和本質的反映。《紅樓夢》雖然集中地描寫了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但卻剖析了封建社會生活中的許許多多的重要的方面，剖析了各種各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剖析了為數眾多的具有程度不同的典型意義的人物的靈魂。雖然，像有人所指責的那樣，它沒有正面地表現封建社會的最根本的矛盾和鬥爭——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矛盾和鬥爭，這也許就是它的缺點之一，但是，它畢竟是空前廣闊而深刻地繪製了一幅長長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生活的圖卷，程度不同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法、科舉等制度的不合理。人們稱它為「封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理由也就在這裡。《紅樓夢》發展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的路線，並達到了一個幾乎難以超越的高峰。
《紅樓夢》之所以能夠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題材上完全面向現實人生，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卻能夠予以本質的、深刻的表現，「從生活底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詩」來。十
《三國誌演義》寫的是帝王將相們興亡圖霸的故事。它雖然是一部以真實的歷史內容為基礎的小說，但由於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理想願望的滋養，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歷史事實。它裡面的人物，多是具有獨特的稟賦、獨到的品質、超人的智慧和本領的英雄。它裡面有許多事件，如「張翼德大鬧長板橋」，「用奇計孔明借箭」，「空城計」等，都超越了現實生活的可能性。平凡的人物，普通的生活瑣事，在它裡面是無容身之處的。它是英雄的史詩，而不是現實生活的圖畫。
《水滸傳》雖然也是一部農民起義的英雄史詩，主要的人物也仍然是一些有超人的才智、本領的英雄，但在他們旁邊卻活動著許多平凡的小人物，像貪賄說風情的王婆；為使自己的女兒和宋江和好，以保住飯碗，而醉打唐牛兒的閻婆；以及那個既不得罪西門慶，又給自己留後路，以免受武松的殺戮的何九叔，都成了作者精心描寫的對象。顯然，文學更加面向現實人生。
文學創作的這種趨向，在神話性質的小說《西遊記》中，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有了發展。在它那神話幻想的形式、神奇的情節中，卻包孕了那麼豐富的現實生活的內容，那麼濃厚的生活氣氛，不僅有著一些平常無奇，乃至瑣屑的生活的描寫，就連高高在上的神佛也都有著世俗人的情趣、欲好。
《金瓶梅》在題材的轉化這一點上，有著開創的意義。它不再是王侯將相的興王圖霸的故事，也不再是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而是取材於一般的市井生活，寫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而庸俗的事件。但是，它卻走向了一個極端，像以前的小說那樣只寫超人的英雄和不平凡的事件，固然不能深入生活，複製精確的客觀生活的圖畫，但只醉心於描寫生活中最平凡、庸俗，乃至最陰暗、齷齪的東西，不剔除生活中的一切偶然性、沒有任何意義的表面現象，不能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生活的真理，就不僅不能忠實地反映生活，而且只能是對生活的歪曲。
《紅樓夢》一方面沿著面向現實人生，以生活原來的樣子再現生活的道路前進，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金瓶梅》的那種只求平凡、庸俗，完全為沒有任何意義的無聊而又齷齪的表現現象所充塞的困境、缺陷。它們描寫的，不過是賈府「上上下下」，「竟如亂麻一般」的生活瑣事，至多少是些婚喪嫁娶，或者年節生日的盛況，表面看來，一切都是那麼的平淡無奇，平凡瑣碎，然而，就在這裡面包含了多少令人深思的問題：從這些事件裡，我們不僅看到了貴族生活的奢侈豪華，腐朽淫亂，而且透視到了它們下面隱秘的東西。例如，焦大謾罵主子而被拖到馬圈裡去，嘴裡被塞滿了土和馬糞，寥寥數筆，事情既簡單又平凡，但卻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從這兒，讀者看到了一個忠實的奴才的悲劇，看到了一個真理：無限忠心，拚著性命救過主子，也不能填平他和主子之間的鴻溝。再如劉老老進大觀園，為了獲得一點錢財，解決家庭生活的困苦，竟在富人們面前心甘情願地出盡醜態，這也是階級社會裡屢見不鮮的事情，但是，只有《紅樓夢》才揭示了這類事情的實質：它們是貧富懸殊所造的現象；貧富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不平衡，而且意味著人格上的不平等。趙姨娘利用馬道婆的巫術陷害賈寶玉和王熙鳳，看來似乎嫌陰暗，而且失實，像這類的事情似乎只應該出於那些平庸的作家筆下，但是，這類的事情在《紅樓夢》中獲得了深刻的意義，因為這不僅是寫趙姨娘的可惡，而更重要的是揭露封建宗法制度下嫡庶關係的不合理。《紅樓夢》就是這樣的作品：它不追求描寫驚人的大事件，也不追求描寫尖銳緊張的富有戲劇性的情節，而以生活本身的樸素的樣子，忠實地複製生活的圖畫，在樸素、平凡的情節裡，來揭示生活的真理，揭露支配著現實生活的各種制度、關係的實質。
《紅樓夢》的這種藝術特色，即從日常生活的深處，揭示現實社會的本質意義，外表樸素而平凡，實質上卻深刻而有力，實際上早已孕育在《水滸傳》中了。《水滸傳》第二十一回所寫的閻婆醉打唐牛兒一節，就突出地體現了這種藝術特色。小說以傳神之筆，極工細、逼真地描寫了一個平凡、瑣屑的事件：閻婆為了保住她的「衣飯」，煞費苦心地拚命促成女兒和宋江和好，她毫不掩飾地當面說假話，直到看見「女兒回心吃酒」，方才心滿意足，下樓「吹滅燈，自去睡了」。我們注意這一細節，並不僅因為寫得細緻、逼真、生動，更重要的是它是那樣深刻地表現了一個庸俗、自私，而又可憐、可悲的小市民的靈魂，並且從這兒看到了階級社會中的一種畸形的生活。《水滸傳》中，這樣的內容並不多，因為它主要的是表現英雄們的反抗鬥爭活動。《金瓶梅》中雖然充滿了平凡、庸俗、瑣屑的生活事件，但卻貌合神離，缺少深刻的意義。到了《紅樓夢》中，這種藝術特色就成了整個作品的基調了。
四
從小說的發展過程看，文學發展的趨向是愈來愈加真實、深廣地描繪現實生活的圖畫。但是，如果一部作品缺乏理想和對美好事物的頌讚、追求，就不免流於庸俗、瑣屑，格調不高，同時，也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在這個問題上，從《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到《紅樓夢》，中國文學也是走了一條曲折迂迴的道路。
《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雖然也反映了現實，但基本上都是英雄的頌歌，程度不同地表現了封建時代的廣大群眾的政治理想，洋溢著英雄主義、樂觀主義和反抗壓迫、反對邪惡的鬥爭精神，因而，它們都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帶有一定程度的超現實的傳奇性質。《西遊記》更以神話幻想的形式，將封建時代廣大群眾反抗統治、壓迫的鬥爭精神，以及蘊藏他們身上的大無畏的氣概和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力量，極其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些作品在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上是不足的，自然，《水滸傳》在這方面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卻有著獨具的藝術力量，使人受到強烈的激勵、鼓舞。
這種積極的理想，英雄主義，反抗壓迫、反對邪惡的鬥爭精神，以及它們在藝術上所形成的浪漫主義素質，到了《金瓶梅》，就頓然完全消失了。沒有理想，對生活也就缺乏嚴峻的態度。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只是一味地描寫現實生活中卑瑣、庸俗、齷齪的事件，並以欣賞的態度來描寫那些淫穢的生活，現實生活中的光明、健康、積極的一面，就被完全排擠出去了。這不能不說是對現實生活的歪曲。自然，《金瓶梅》中也表現了「理想」，也塑造了吳月娘那樣的正面人物，但是，那種「理想」就是封建主義，吳月娘是憑借封建的道德觀念所虛構的人物，本身並不具備積極的素質，尤其是，作者也並不尊重、服從那些封建觀念，只不過是給自己披上的一件虛偽的外衣。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個有生活理想、態度嚴峻的作家。所以，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描寫了科舉制度下的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揭露了他們的愚昧無知、道德敗壞，另一方面也塑造了象杜少卿、沈瓊枝那樣的體現著一定程度叛逆性的美的形象。但是，由於作者的理想十分複雜，帶有復古的色彩，將改革現實的願望寄托在大搞「禮樂兵農」的「純儒」身上，因而，小說中的理想因素缺乏積極的力量，並且在藝術上造成了顯著的缺陷。
《紅樓夢》雖然也缺乏《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裡的那種積極的理想因素，缺乏那種令人鼓舞的英雄主義的調子，但是也沒有《金瓶梅》的那種缺少美好理想、一團陰暗的缺陷，而且在表現現實中的美的、善的事物上，也比《儒林外史》更富有現實性，更充分，更有力。
《紅樓夢》雖然以描寫現實生活的精確圖畫見長，封建貴族生活，連同它的虛偽、腐朽、糜爛、罪惡，都是那樣赤裸裸地被展現了出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⑾而且還深入它的內層，揭示了支配著、支持著這種生活的制度。傳統觀念的虛偽、腐朽和不合理的本質。但是，《紅樓夢》並不只是表現了現實生活中醜的、凶的、陰暗腐朽的一方面，而且也表現了現實生活中的美的、善的、積極健康的一方面。像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那種純真無瑕的愛情；尤三姐對庸俗的反擊，以及她那種為了維護自己人格的尊嚴而不惜生命的高潔的情操；晴雯那種不屈服於環境的壓力的勇氣和自由無拘束的性情；醉金剛倪二慷慨助人的血性；紫鵑對不幸的林黛玉的深切同情，等等，《紅樓夢》都是用愛撫、同情、讚揚、歌頌的筆調描寫出來的。
特別是，在賈寶玉這個形象上，更充分直接地表現了作者對於全部生活的理解，表現了對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不合理的制度、傳統習俗和道德觀念的懷疑、乃至否定的叛逆精神，也寄托了作者朦朧的社會理想和對於合理生活的探求。
自然，《紅樓夢》中的幾個正面形象，一些美好的事物，最後都在殘酷現實的壓力下毀滅了，充溢於《紅樓夢》中的是各種各樣的悲劇，即使是賈寶玉這個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也未能擺脫悲劇的結局，更未能找出一條真正的出路，最後只有遁入空門。但是，這並不能怪作者理想不夠積極有力，因為，現實生活就是如此，作者不可能硬給他心愛的人物，他追求合理生活的理想，找一條缺乏現實基礎的新的出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一切與它相沖的叛逆者，其個人的最後結局還不能不是悲劇性的。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紅樓夢》的理想精神，不再是寄托於傳奇性的英雄人物身上，也不再是寄托於神話幻想的形式中，也不是寄托在憑著抽像的觀念所虛構的烏托邦式的生活圖畫上，而是表現在對現實中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大膽懷疑和猛烈沖激上，表現在對現實中存在的美好事物的熱烈頌揚和支持上。總之，在《紅樓夢》中，無論是表現舊生活的不合理，或者對合理的生活的追求，都是結結實實地站在現實的基礎上的。
這樣，《紅樓夢》便形成了新的特色。它反映現實生活，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完整性、複雜性。它不僅充分描寫生活的醜的、惡的事物，庸俗、陰暗的一方面，同時也盡力表現生活中的美的、善的事物，健康、光明的一方面，而且是從美與醜、善與惡、真摯與虛偽、健康和庸俗的交織中、對照中、衝突中，來反映生活的全貌，在這裡邊，不僅有完整的現實生活的客觀圖畫，而且包含著當時精神生活領域中的衝突，表現了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