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的主題
《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麼，這是近幾年來探討得最多、同時也是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或謂愛情主題，或雲政治主題，或說反封建主題，或曰衰亡史主題，數說各執一是，都可謂是言之有據，言之成理。正是由於這種膠著狀態，使很多研究者對包括《紅樓夢》在內的古典文學名著的主題問題的討論已感覺厭煩，懷疑這樣的探討究竟有多少價值。現在看來，對於作品主題的探討依然是文學研究中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問題是，我們必須改變過去那一套老的狹隘的觀照和理解模式。即如對《紅樓夢》的主題，以上所作的單一化的、排它性的歸納各有其合理性，但同時又都有著明顯的片面性，它不可能圓滿解決有關《紅樓夢》主題的爭論。事實上，作為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學作品，就如同那些豐富複雜的交響樂一樣，完全有可能有兩個以上而不是單一的主題。本文擬就《紅樓夢》的三重主題作一粗淺的分析和探索。
一、答案還得從作品本身去尋找
《紅樓夢》是我國最能體現文人經運匠心和作家獨特個性的長篇小說。有關作品的寓意和作家的底蘊都被曹雪芹巧妙地隱伏在作品的情節之中。其中特別是前五回，在《紅樓夢》全書的結構中具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整個故事情節發展的一個引線，也不僅是全書悲劇的一個縮影，而且是作者全部旨義的集中體現，可以說《紅樓夢》的主題全都埋伏在這五回裡。從這個意義上說，前五回是解開《紅樓夢》主題之謎的一把鑰匙，是一部書的總綱之所在。
但是，由於前五回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要準確地把握住小說的主題也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一個時期內，視第四回為總綱的說法曾風行一時，具體說，就是這回「護官符」上寫的四句「俗諺口碑」乃是小說總綱之所在。在這前後，又有過第五回或第一回為小說總綱之說，即：或謂第五回從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為小說之總綱，或謂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為小說之總綱。這期間，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或推崇此一說，或貶斥彼一說，彼此之間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一定要否定掉誰，而只能選擇和肯定其中的一說，並且往往把這種選擇賦予某種政治色彩。在「第四回『護官符』是全書總綱」之說獨尊的年代裡，不用說，其它各種有關總綱的說法只能是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觀點；而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第四回總綱法則又被作為紅學幫八股遭到人們的揶揄和駁詰。真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對於許多紅學研究者來說，他們所寫下的包括探討《紅樓夢》主題在內的許多研究文字也都化作了一把辛酸淚。
其實，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深入思索一番，就會發現：過去那些相左即我們人為地把它們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不過都只是說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它們既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這種合理性和片面性的錯雜正是造成目前研究呈膠著和僵持狀態的重要原因。不改變一下觀照的角度和思維的模式，僵局永遠不可能打開。今天，如果我們拋棄掉那種單一化的、排它性的理解和歸納方式，答案正存在於這些表面相左而實質相互補充的幾種說法之中。
要而言之，《紅樓夢》的主題由三重層次構成，第一層次是文學審美層次，它主要通過小說的形象體系，通過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藝術生命來體現，其內涵是青春、愛情和生命的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第五回的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即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第二層次為政治歷史層次，它主要通過穿插於小說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情節插曲和部刊?形象的愛情婚姻悲劇及青春命運悲劇來體現，所反映的是社會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內容。第四回「護官符」上的四句俗諺口碑就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第三層次則為哲學最高層次，它由小說全部故事情節和藝術形象所包含的底蘊所體現，其核心是對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啟示和徹悟。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便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紅樓夢》的三重主題，就這樣分別隱伏在作者精心結撰的前五回裡。所以我們提出三重主題說，並不是對以前各種主題說的一種折衷調和，不是評論者的標新立異和主觀臆測，而是作者創作意圖的自我表白和客觀體現。證之於《紅樓夢》本身，其實際情況正是如此。
二、關於文學審美層次主題的思考
毫無疑義，《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一部文學作品，構成其基本主題的，只能是由文學的特質和機制所顯現出來的主要思想，而不是別的什麼傾向。過去，一味強調《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強調它的政治主題，並以此取代小說的文學基本主題，這顯然是片面和錯誤的，是不符合文學的特點和作品的實際的。曾遭受過厄運而一直頑強生存著的愛情主題說比政治主題說更接近《紅樓夢》的基本主題，但僅這樣概括恐怕也是不全面的，或者說它僅僅是接觸到了小說主題的一個方面。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首先從構成文學(小說)的主要特質和機制——《紅樓夢》的形象體系特別是這一體系中的主要藝術形象說起。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為我們塑造了四百多個可以稱得上形象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人物形象也要以數十計。這些藝術形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多緒，但基本上又是排列組合，大致有序。過去我們通常習慣於按正反面人物分類和階級分類把他們加以疏理排列，但這樣一方面解釋不了作品中的許多問題，同時也未必符合作者的本意。例如按正反面人物分類，《紅樓夢》裡就有許多人物難以找到歸宿，你說寶釵、湘雲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按階級分類，一來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還不可能具備階級觀點，二來金陵十二釵正冊中的貴族階級女子和副冊、又副冊中的平民階級女子都同是作者謳歌的對象，這又該作何解釋?因此，這樣的分類作為現代人的觀念意識也許有其可取之處，但它與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實際相去甚遠。
《紅樓夢》寫的是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貴族之家。在這裡，作者按照他對於人生和生命的獨特理解，創造了一個主要由封建家長和貴族家庭青年男女組成的形象體系，這個體系內的眾多人物大都是依據其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排列組合的，它大致有兩個行列式組成：一是年輕的、充實的、純潔的生命，它以寶玉和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十二個貴族女子為中心，包括副冊、又副冊以及三副、四副等在內的眾多的青年女子；一是萎頓的、空虛的、腐朽的生命，它以賈府的封建主義家長為核心，包括那些「垮了的一代」的紈褲子弟、與之交往的各級官吏和幫閒篾片，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二主子、半主子以至老婆子(當然，這只是就總體而言，並不是說小說裡的每一個人物都可以規範進去)。這兩個系列的形象密切關係，互相映照，構成了我國古典小說藝術畫廓裡獨特別緻的「生命」體系。^《紅樓夢》的這種獨特的生命排列和組合，是和曹雪芹對於人生與生命的獨特理解分不開的。小說第二回借冷子興之口轉述了寶玉的一段話：「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又同一回借賈雨村之口評述甄家的一段話：「這等子弟，必䊸?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還有小說第四十九回寶玉見了寶琴、李紋、李綺之後笑歎的一段話：「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瞧他這妹子，更有大嫂嫂這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這裡，女兒被看作是天地間的靈氣所鍾，是生命的精華，而男子則被視作是人世間的濁物，是生命的糟粕。此外，小說第七十七回，通過寶玉和婆子的一般對話進一步指出：「凡女兒個個是好的」，「女人個個是壞的」，女子「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這又對女子作了一分為二：年輕的女兒是可愛的生命，而年老的女人則是可憎的生命。這種對於人生和生命的理解雖不無偏頗之處，但它卻是只屬於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的。所以在《紅樓夢》的生命體系裡，除了寶玉這樣極個別尊重女性的男子，絕大部分男性和年長的女性都是屬於萎頓的、空虛的、腐朽的生命，而寶玉和所有青年女子(不管她們的階級出身如何，也不管她們的思想性格有多少差異)都是屬於年輕的、充實的、純潔的生命。十二釵之一的王熙鳳算得上是一個心狠手毒、兩面三刀的「反動階級」的代表了，但在《紅樓夢》的生命體系裡她無疑屬於後者而非前者，因為她的生命是那樣充溢，精力是那樣彌滿，才幹又是那樣卓著，《紅樓夢》裡沒有再比她更精明的「女強人」了，她和那些行屍走肉的萎頓生命恰成鮮明的對比。十二釵的妙玉、惜春和李紈的生命也許黯淡了一點，但她們一樣是屬於年輕、純潔可愛的生命行列。同樣，寶釵、湘雲雖然沾染了較多的祿蠹氣，但誰能把她們排斥在年輕、可愛、充實的生命之外?作者自云：他創作《紅樓夢》是為了「使閨閣昭傳」，所謂「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為「閨閣」作傳，即為女兒作傳，亦即為年輕的、充實的、純潔的生命作傳。表現這一類美的生命和生命的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這正是《紅樓夢》文學審美層次的主題之所在。^愛情婚姻問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作者在《紅樓夢》裡傾注了熾熱的感情，以濃重的筆墨，就愛情婚姻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描寫。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在這片古老而充滿了生機的文學天地裡處於一個中心的地位。圍繞了這個中心，元、迎兩姐妹的婚姻悲劇，湘雲的愛情婚姻悲劇，李紈的婚姻悲劇，香菱的婚姻悲劇，司棋的愛情悲劇，齡官的愛情悲劇，尤氏兩姐妹的愛情婚姻悲劇，襲人的婚姻悲喜劇，以及作者未及寫完的小紅的愛情和平兒的婚姻悲劇……它們猶如眾星拱月，構成了一幅色彩絢爛、筆墨酣暢的愛情婚姻風情畫。畫中的青年男女雖然身份教養有別，性格風采迥異，他們所經歷的愛情婚姻的內涵也各自不同，但他們都是以生命在追求，在抗爭，最後以生命而殉情。其中特別是寶黛、釵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它們所表達的豐富複雜的社會歷史內涵，以及那瀝血滴髓、纏綿細膩的情感描寫，兩百多年來，曾經是那樣深深地激動過無數青年男女的心，使他們為其所感動，所陶醉。在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還沒有第二部作品，在愛情婚姻描寫上有著如此永久的動人心魄的魅力!
《紅樓夢》不僅寫了許多動人的愛情婚姻故事，而且在表現這一傳統題材時，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使之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高度，特別是率先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為愛情和婚姻基礎的新的具有現代色彩的性愛觀。恩櫳?斯曾經指出：「在整個古代，婚姻的締結都是由父母包辦，當事人則安心順從。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婦之愛，並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我國封建社會也是如此，由於婚姻並不是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之上，締姻的男女雙方都難有真正美滿的夫婦之愛；特別是婦女，更往往成為買賣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男女雙方尤其是女子為了反抗這種婚姻，便走上了被恩格斯稱之為「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道路，即背著父母或丈夫，妻子和情人偷情私通的道路。雖然這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在歷史上起著瓦解和破壞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進步作用，但它畢竟只是一種低級形式的「愛情」，離開真正的愛情還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恩格斯所說，「從這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到那應該成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同上)在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特別是在宋元以來蓬勃發展的通俗文學中，大量描寫的就是這種沒有愛情的婚姻和「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水滸傳》裡潘金蓮和武大郎的婚姻，以及潘金蓮和西門慶之間的「愛情」也許就是這類作品中流傳及最廣的故事。此外，在我國古代小說戲曲中，還大量謳歌著一種我們通常稱之為才子佳人式的愛情。這種愛情雖然同封建禮教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且有鮮明的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一般地說，它僅僅是由於男女雙方相互「憐才愛色」而不是因為共同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性格才發生的。因而這種愛情不僅缺乏深刻的思想內涵，而且往往容易通過「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模式而向封建勢力取得妥協。即便是《西廂記》這樣的優秀作品，也未能免俗。張生和鶯鶯之間的愛情開始就是因為鶯鶯的美貌和張生的多才而發生的，而最後作為他們締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張生必定要先中了狀元，所謂「自古相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實際上是通過向封建勢力妥協而最終獲得大團圓的結局。這種僅僅是建築在「憐才愛色」基礎上的愛情，雖然比那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前進了一步，但它充其量只是「那應該成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的初級形態。《紅樓夢》則不然，它所描寫的寶、黛、釵之間的愛情，寶玉之所以最終選擇黛玉而非寶釵，並不是因為貌美(按黛玉和寶釵一如纖柳，一如姣花，各盡其美)，更不是因為門第(按黛玉雖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已式微，遠不如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富貴顯赫)，也不是因為一般意義上的脾氣性格(按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好弄小性兒，說話尖利，行動好惱人，也不如寶釵隨分從時，藏愚守拙)，而僅僅只是因為黛玉從來不說「仕途經濟」一類「混帳話」，是寶玉唯一可引為「知己」的具有叛逆思想和性格的女性。正是因為寶黛愛情是建築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礎之上，而且這種叛逆不只是局限於封建禮教的範疇，還包括了封建科舉制度和人生道路等其它帶根本性的方面，所以這一愛情才為封建家族統治者所不容，最終慘遭被扼殺和毀滅的厄運。這裡，不僅涉及到「應該成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而且進一步提出了愛情須有共同的思想性格作為基礎，這比超傳統的「憐才愛色」的愛情模式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它已初步具備了現代性愛觀的特質。從沒有愛情的婚姻，到「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再到「那應該成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又從「憐才愛色」這種初級的愛情形態，到建築在共同思想性格基礎之上的現代性愛觀，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艿?程。《紅樓夢》以它在這方面的空前深度和廣度，達到了它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除去愛情婚姻悲劇，《紅樓夢》還寫了眾多年輕生命的另一類悲劇——青春和命運的悲劇。在這一方面，王熙鳳的命運悲劇處於一個中心的地位。其它如探春、惜春兩姐妹的青春和命運悲劇，妙玉的青春和命運悲劇，巧姐的青春和命運悲劇，可卿的命運悲劇，晴雯的青春和命運悲劇，鴛鴦的青春和命運悲劇，金釧的命運悲劇，芳官等一批美優伶的命運悲劇，……它們同樣以成功的藝術形象和動人的故事情節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並在小說中佔去了相當的比重。很顯然，僅僅概括為「愛情主題」是不能包括上述內容的，因為以上生命的悲劇大都和愛情婚姻無關或甚少關係。他們的悲劇的造因，或者是因為他們生於末世，或者是因為他們與世不合，或者僅僅是因為他們美貌年輕。他們的悲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社會生命的失落和被摧殘。
在這類悲劇中，王熙鳳和探春的悲劇比較相近。雖然王熙鳳劣跡多端，但她和探春都屬於大觀園內有才幹的「女強人」。鳳姐的協理寧府和探春的理家充分顯示了他倆的這種管理才能。但是正如他倆的判詞所說，「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由於他倆「生於末世」，因而最終落了個「哭向金陵事更哀」和「千里東風一夢遙」的可悲結局。惜春和妙玉的悲劇也比較相近，他倆因為與世俗不合，因而「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但「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最終兩人也分別淪落到「風塵骯髒」和「緇衣乞食」的地步。巧姐的命運悲劇則是和她家族的敗亡聯繫在一起的，所謂「勢敗休雲貴，家亡莫論親」，一個貴族小姐一度也「流落在煙花巷」。秦可卿的命運悲劇比較特殊，僅僅是因為她「擅風情，秉月貌」，便落了個「懸樑自縊」的結局，她其實是那個荒淫家族的無辜犧牲品。晴雯和鴛鴦的青春和命運悲劇是這類悲劇中寫得最有光彩的，他們的憤怒而微弱的呼喊，有力而無力的抗爭，寫下了生命樂章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頁。金釧和芳官等一批女奴的青春和生命同樣是被生生葬送的，他們在這個世界上雖然活得是這麼短暫，但他們對之已深感絕望，無所留戀，一個「情烈而死，一個「斬情」為尼。總之，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屬於「薄命司」的人物，雖然他們也曾有過希望和憧憬，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切，他們無法擺脫時代和階級所加於他們的命運。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多情的公子，懷春的少女，可愛的生命，都無情地毀滅；《紅樓夢》正是以它獨特的「生命」體系，表現了其文學本體層次的主題。這是一個包括了愛情悲劇、婚姻悲劇、青春悲劇和命運悲劇在內的家庭悲劇、社會悲劇和人生悲劇。談《紅樓夢》主題而不涉及這一層次，那就失去了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的價值和意義。
三、對政治歷史層次主題的反思
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曾流行《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的提法。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發展，這一提法又遭到了許多研究者的詰難。其實，如果我們剔去「四人幫」橫行時期摻雜艿?的陰謀紅學、影射紅學、幫八股紅學等非紅學的成分，還歷史以本來面貌，這一提法不僅作為一家之說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它還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目光：他看到了文學審美層次之外的政治歷史層次的主題，並對之作了比較科學的概括和說明。
注意到《紅樓夢》的政治性寓意，這從舊紅學就開始了，魯迅所說的「革命家看見排滿」即是。但那完全是一種猜謎式的索隱，謎底與小說本意相去甚遠。而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無非是說《紅樓夢》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和剝削，以及統治階級之間的相互勾結和傾軋等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內容，可以把它當作歷史來讀。只要我們不把這一提法和文學審美層次主題對立起來，割裂開來，那麼我們很難說它一定不符合作品的實際。^主此說者率先強調了第四回「護官符」上的四句俗諺口碑在全書中的重要地位，所謂「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認為此四句話即是全書之總綱。平心而論，強調第四回和「護官符」上的四句俗諺口碑在《紅樓夢》全書中的重要地位，這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無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起碼提供了這樣一種啟示：不能完全把《紅樓夢》當作一部言情小說來讀，它還有著比愛情更為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
第四回寫的是「金陵一霸」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而被賈雨村「就中維持」一事；由此引出了一紙「護官符」，提出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小說通過門子之口介紹和解釋說：「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凡作地方官者」「皆有」，「各省皆然」，這說明問題的普遍性；「觸犯了」「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這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如小說中所寫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可見這是怎樣一張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的封建關係網!它張得是那樣大，結得又是如此深，這種網下的封建吏治又如何能清正呢?果然，開始聽了還怒呼「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賈雨村，最終「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戚本回首詩批)一紙「護官符」，它所揭示的正是封建吏治的黑暗和腐朽!
無庸諱言，《紅樓夢》政治歷史層次的主題有不少是通過穿插於小說之中的一些重要情節插曲來表現的，即如第四回的「亂判」一案，畢竟也只是一個插曲，它並不涉及小說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在這方面它只是為出寶釵這個主要人物服務的)。其它如寫烏進孝進租，它同樣不屬於小說的主要情節，甚至和主要情節沒有太直接的關係；還有那常講的幾十條人命，其中有些只是順帶敘事(如金哥、石呆子等)；但作者之所以要不時穿插進這些情節，顯然反映了作者企望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再現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意圖。一紙「護官符」所揭示的封建吏治的本質，一張交租單所反映的封建剝削關係，以及那幾十條人命所反映的封建專制和壓迫，這一切，都構成了《紅樓夢》文學本體層次之外厚厚的政治外延層次。其中特別是對奴的種種欺壓和凌辱，成為這一層次中最重要的部分。
除去社會階級鬥爭方面的內容，《紅樓夢》還有涉及當時政治鬥爭的描寫。在《紅樓夢》研究中，「政治鬥爭」包含了獨特的含義，它主要是指清代康、雍、乾三朝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鬥爭和傾軋。認為《紅樓夢》就是一部寫政治鬥爭的書，這無疑不符合《紅樓夢》的實際。但完全否認《紅樓夢》有政治鬥爭的投影，同樣不合作品的實際。因為曹雪芹所屬的家族，確是在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中敗落下來的，而且正是從這樣的經歷中，曹雪芹看到了他所屬的貴族階級的種種罪惡和腐朽，看到了他們除去滅亡，沒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運。因此他在奮起如椽大筆創作「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紅樓夢》時，無疑會把他自身的經歷和所屬家族的遭遇熔鑄進小說的藝術描寫之中。
《紅樓夢》涉及當時政治鬥爭當然不可能用明筆、直筆，而只能是用隱筆、曲筆，但若專從字縫中去尋找所謂的「微言大義」、「春秋字法」，索隱被作者隱去的政治鬥爭真事，這種方法於研究文學作品是不可取的。重要的還是從情節和場面本身自然流露出來的傾向。小說中有許多描寫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當時政治鬥爭的投影。如第十三回秦氏死後賈珍恣意奢華，尋了一付「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棺板，原封在薛家木店裡無人「出價敢買」，賈珍卻「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在清代，和「壞了事」(即在政治鬥爭中獲罪革職以至致死者)的親王老千歲搭上了這層關係和糾葛，這也是可以獲罪的口實；當年的曹俯就因曾替「塞思黑」(雍正皇帝胤禎的弟弟兼政敵胤禟，釋為「討厭」之意)寄頓鍍金獅子，而被人指控。此鍍金獅子系塞思黑於康熙年間遣人在江寧鑄就，「後因鑄得不好，交與曹俯，寄頓廟中」，後這位親王「壞了事」，曹俯仍「藏貯遺跡」，故被人查出後當然要「奏聞請旨」(詳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江寧織造隋赫德奏查織造衙門左側廟內寄頓鍍金獅子情形摺」)。像小說中所寫薛家木店裡寄封「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的棺板以及賈珍為秦氏喪動用這付棺板，這在當時也是非同小可之事，故賈政才說了那段有深意的話。又如第十六回元春晉妃時正值賈政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來報「有六宮都太尉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旨意只是「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這裡「賈母等閤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從這一片驚弓之鳥的氣氛中，我們不難窺見籠罩在當時官員及其家屬心靈上的政治陰雲。
最突出的當然莫如有關抄家的描寫。歷史上雍正皇帝為窮治政敵，好以抄家治人罪，他曾此地無銀三百兩地供稱並下令：「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沒人之家產者，……近聞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譏刺朝政，甚屬可惡!……似此奸惡之徒，一經被獲，律在必誅!」(《永憲錄》卷四「禁造流言非議朝政」條)由此可見當時抄家之風的盛行和最高統治者的諱莫如深。曹雪芹家族及其舅祖李煦家族便正是在雍正朝被抄家治罪的。當時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尚「律在必誅」，更何況議論並用筆墨寫及抄家者!而曹雪芹卻在《紅樓夢》中偏偏幾次講到抄家，寫到抄家，前八十回兩次議論到甄家的抄家，七十四回探春講的一次是「內抄」：「你們今日早起䊸?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七十五回尤氏和王夫人講的一次是「外抄」：「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傢俬，調取進京治罪。」「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等語。」小說第七十四回又寫了賈府的一次「內抄」：「惑奸讒抄撿大觀園」；續書第一百零五回則寫了賈府的一次「外抄」：「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根據脂批的透露，雪芹原稿後半部尚有「抄沒」、「獄神廟」諸事，其對朝政的譏刺抨擊可能要比現在續書尖銳激烈得多!從曹雪芹在小說中幾次講到並寫及抄家，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的勇氣，而且也確證小說涉及到了當時的政治鬥爭。^《紅樓夢》的政治歷史層次主題有些則是和文學審美層次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那些眾多的愛情婚姻悲劇和青春命運悲劇中，有很多都包含了階級鬥爭的內容或深刻的政治意義。且不說其中主對奴的宰割壓迫，且不說衛道者對叛逆者的摧殘扼殺，即如作為賈府最高地位象徵的元春的婚姻悲劇，就包含了揭露和控訴封建君主專制的強烈政治寓義。「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出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這飽和了血和淚的話語，雖「未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俠人：《新小說》)。它和明末清初一些進步思想家痛斥君主帝王「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其思想傾向完全一致。^以第四回和「護官符」上的四句俗諺口碑為總綱，《紅樓夢》就政治歷史層次展開了廣闊而深刻的藝術描寫，其筆觸所及，包括了封建社會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諸多方面。把政治主題作為《紅樓夢》的唯一主題而加以獨尊是錯誤和片面的，但因此否認《紅樓夢》存在著政治歷史這一層次的主題同樣不是實事求是的。
四、哲學最高層次主題試探
除去文學審美層次和政治歷史層次，《紅樓夢》還存在著一個哲學的最高層次主題。這是《紅樓夢》之所以偉大深刻之處，也是我國舊說部其它小說難以望其項背之處。俞平伯先生不久前在香港講學時曾提出：今後要加強從哲學上對《紅樓夢》進行研究。這一意見非常正確。過去俞平伯先生提出的「《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一說(《讀〈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的傳統性》)，實即涉及到哲學範疇的問題，惜未能對此作出準確深入的闡述；以後此一觀點又遭到了政治上的批判，以致無有再談論者。其實，「色空」觀念確是《紅樓夢》客觀存在的一種主要哲學觀念，它不應成為《紅樓夢》研究中的禁區，問題是如何對它作出正確的解釋。
作為《紅樓夢》哲學層次主題歌之一的《好了歌》云：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首《好了歌》的核心思想，便是跛足道人所闡發的：「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歌詞和上述闡述文雖淺近，其意則深。雖然其間夾雜了濃厚的虛無主義思想情緒，但究其主導而來說，這是對於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達到的大徹大悟，是只有「翻過觔斗來的」才說得出的人生哲理。其本質就在於一個「變」字，可以說這是貫穿小說始吠?的辯證法思想的生動體現。被跛足道人稱讚「解得切」的甄士隱的《好了歌》注(它也是《紅樓夢》哲學最高層次的主題歌之一)，其貫穿的同樣是一個「變」字：「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槓，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這裡，作者以形象的筆觸和酣暢的氣勢，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封建「末世」社會紛紛擾擾的世俗人生畫卷，其間充滿了盛與衰、榮與辱、生與死、富與貧、升與沉的急劇轉變，亦即好與了的相互轉化和蛻變。正如脂評在眉批上所指出的：「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為籌畫計算，癡心不了。一段功名升黜無時，強奪若爭，喜懼不了。總收古今億兆癡人共歷此幻場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甲戌本批)總之，富貴、功名、生命、家庭……一切都處在不斷的變的過程之中，變是永恆的，絕對的，不變只是暫時的，相對的。世上既沒有永世長存的天道和天理，也沒有可「永保無虞」的萬世治安之策。一個家族是如此，一個階級、一個王朝又何嘗不是如此?!正是從這種「變」的辯證法思想出發，作者在他的《紅樓夢》中對現存制度的永世長存提出了深刻的懷疑，從而使《紅樓夢》達到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歷史高度。
關於曹雪芹的哲學思想，論者或從第二回賈雨村關於天地之正邪二氣的一段議論出發，謂曹雪芹對於宇宙本體的看法是唯物的，這於探討作者的哲學觀也許是有用的(當然賈雨村的這段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思想，這是不能全然劃等號的)，但於《紅樓夢》總的哲學主題卻是兩碼事。因為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是企圖討論宇宙本體論，他只是為寫一個家族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而他所親身經歷的本家族的遭際命運，以及他所看到和聽到的同時代貴族階級的升沉榮辱劇變，使他對有關「變」的辯證法思想有了最深切的體驗。文學作品的主題不是別的，正是作者體驗最深的一種思想或意念。因此，反映在《紅樓夢》裡的主要哲學思想，便是關於「變」的辯證法思想。這也是小說全部藝術形象和故事情節所包含的底蘊所顯示出來的。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包括寶玉和十二釵正冊的十二個貴族女子，副冊、又副冊及三、四副冊中的眾多青年女子，以及四大家族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不管他們的思想、性格、身份、教養有著多大的差異，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一場命運的巨變：從當年「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的貴族生活，最終跌入黑暗的地獄：有的慘死，有的遠嫁，有的被賣，有的遁入空門，有的流落風塵，有的夫婦生離，有的空擔虛名，有的被捕下獄，其中主要人物賈寶玉，一度窮困到「寒冬噎附圖 (連結)，雪夜圍破氈」的地步，最後出於對封建家族的絕望，「懸崖撒手」，「棄而為僧」，從封建家族中反叛了出去。昔日「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的榮寧兩府，以「一敗塗地」即徹底的覆滅而告終。所謂「頹運方至，變故漸勁?」，「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變」的思想，滲透進了小說所有的藝術形象和故事情節之中。這是對傳統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的大膽否定。
與「好」「了」相對應和接近的還有「色」「空」觀念。所謂「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都是參透人生真諦的至言，雖然其間不無消極虛無的成分。俞平伯先生解釋「這色字讀如色慾之色，並非佛家五蘊的『色』」(《讀〈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的傳統性》)。這樣理解似未免狹窄了一些。這裡的「色」作為佛教用語，當為有形之萬物的總稱，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五欲之一的色慾。佛家有「五蘊」之說，認為人身並無一個自我實體，它只是由色蘊(組成身體的有形之物質)、受蘊(承受事物而生的情感慾念)、想蘊(想像事物的意象意念)、行蘊(對境而產生的行為活動)、識蘊(識知事物的心靈意識)等「五蘊」假合而成。在佛家(大乘)看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意謂不論物質現象(相當於「色」)，還是精神現象(相當於「受」、「想」、「行」、「識」)，皆為因緣所生，並非本來實有，故是「空」也。這就是所謂「五蘊皆空」。按照佛家的理解，「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鳩摩羅什譯《維摩經》)。意思就是說，物質本質就是空的，並不是物質毀滅後，它才是空的。對此僧肇在《維摩經注》中解釋得很清楚：「色即是空，不待色滅然後為空。是以見色異於空者，則二於法相也。」其它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所以佛家對「五蘊」有沫、泡、焰、蕉、幻之五喻，《增一阿含經》曰：「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為幻法。」《止觀》則作：「色泡，受沫，想焰，行誠，識幻。」這都是喻色和「五蘊」之幻而不實。《紅樓夢》中所反映的「色」「空」觀念，正是曹雪芹受到佛教(大乘)哲學思想影響的產物。只是他並非抽像地講說枯燥的教義，而是通過藝術形象進行感情的潛移默化，滲透進讀者的心靈。
也許有同志會說：既然曹雪芹已如此看破了紅塵，那他何以還會有這樣一部苦苦執著於人生的《紅樓夢》呢?這就是曹雪芹和一般的佛教徒的不同之處，或者說他高出於後者之處：作為一個「翻過觔斗」即飽經世事動盪和遭受過重大挫折的人，他雖看破了世情，但又不忘於人生；特別是對當年閨閣中「所有之女子」，更是覺其「行止見識」難以忘懷，因而不願「使其泯滅」，寫出了這部「懷金悼玉」即緬懷痛悼整個年輕一代的《紅樓夢》。這裡，曹雪芹在「色即是空」的宗教哲學命題裡，摻進了「情」的觀念。所謂「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在「色」與「空」之間，引進了「情」作為中介。「因空見色」和「自色悟空」即為傳統的色空觀念，而「由色入情」和「傳情入色」則為曹雪芹的創造發明。「由色入情」指由萬物而生的情感慾念，它和「五蘊」之一的「受蘊」比較接近；「傳情入色」則指把人的情感注入萬物之中(包括有情之物和無情之物)，這是曹雪芹貫穿於《紅樓夢》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據脂批透露，小說末回為《情榜》，榜中不僅有書中所有比較重要的女子的「芳諱」(正冊、副冊、又副冊、三、四副冊共六十人，另加寶玉為諸艷之冠，計六十一人)，而且以「情」為中心內容對他筆下的主要人物一個個作出評語，如寶玉宗「情不情」，黛玉為「情情」(以上參見甲戌本第八回、庚辰本第十七和十九回批語)。所謂「情不情」，按照脂批的解釋，即「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甲戌本第八回)，前一個「情」字用作動詞。而黛玉的「情情」，則是對世間之有情之物，彼能以一癡情去體貼。兩者合觀，即對世間所有有情之物和無情之物，都須以一癡情去體貼。這也就是「傳情入色」的內涵。我們看《紅樓夢》，其間所蘊含的不正是這樣一種思想嗎?
然而，在封建專制時代，是不允許有「情」的合法存在的，「情」是最終要被統治者的「理」所扼殺了的。因此，曹雪芹在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寞時」，一方面演出了「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一方面又發出了「色即是空」的悲歎和呼喚。正是基於這種對於現實人生的執著和徹悟，才造就了《紅樓夢》這樣一部深刻的人生啟示錄。不難設想，如果僅有前者而缺少後者，亦即缺少哲學最高層次的思考，那《紅樓夢》縱然寫得再情真意切，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發人深思，令人玩味不已。而且越是有閱歷的人，越能體會出那隱藏在深層的人生的哲理。這也是《紅樓夢》之所以為《紅樓夢》，它的高出於其它小說的偉大而深刻之處。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即《紅樓夢》與禪宗的關係問題。有論者曾對禪宗的人生哲學演進作了這樣的概括：「從禪宗的人生哲學來說，是有一個從禁慾到適意，又以適意到縱慾的演進過程的，而且這一過程的確也曾在士大夫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上發生種種影響。」(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以適意為特徵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宋代的禪悅之風上，而以縱慾為標誌的影響則主要反映在明代中葉以後的禪悅之風的再度興盛上。這些概括和論述無疑都是很有啟迪的。但在談到清代的禪宗思想影響時，則認為又回到了「適意」這一宋代原來的起點上：「禪悅之風從宋代到元、明、清繞了一個圈子，終於又回到了宋代原來那個起點。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看一看體現在《紅樓夢》中的曹雪芹禪學思想就夠了。」(同上)對「體現在《紅樓夢》中的曹雪芹禪學思想」，作者並沒有作具體的分析。說《紅樓夢》表現了以「適意」為特徵的禪學思想，這也有它正確的一面。但若說《紅樓夢》所體現的禪學思想即以「適意」為主要特徵，這卻是不敢苟同的。如上已述，《紅樓夢》以「情」為中心，構築了他那龐大而有序的生命體系，他筆下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在「情」字下掛號的；特別是他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等一系列「情癡」「情種」的形象，變明代中葉以後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以「欲」抗「理」而為以「情」抗「理」，從而把明代中葉以後出現的啟蒙文學思維提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即如寶玉其人，他是書中第一情癡和情種。即使他的悟禪和最後出家為僧，也無不是「情極之毒」所引起。如小說第二十二回寫他悟禪機，即為情而起，又緣情而結，如同脂批所指出的：「寶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庚辰本二十二回批)，最後「還是心中不淨不了斬不斷之故」(同上)。又如寶玉最後出家為僧，雖然我們已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根據脂批所云：「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庚辰本二十一回批)這就是說，寶玉最後「懸崖撒手」，「棄而為僧」，也是「情極之毒」之所致。其它諸如「寶玉砸玉，顰兒之淚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陷」(同上)。這怎麼能說《紅樓夢》所表現的禪學思想是以「適意」為主要特徵呢?從作品的實際出發，筆者以為，《紅樓夢》所表現的主要是以「鍾情」為特徵的禪學思想。從明代中葉以後的《金瓶梅》到清代中葉的《紅樓夢》，正反映了從「縱慾」到「鍾情」這一禪宗人生哲學的演進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變化。相比明代中葉以後那些「狂禪」，曹雪芹顯然要冷靜、深沉多了。
五、三重主題：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
以上我們為了敘述的方便，從三個方面分述了《紅樓夢》的三重主題。其實就小說本身而言，這三重主題完全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而哲學則是前兩者的自然昇華和最高總結。不把文學而把政治或歷史視作《紅樓夢》基本主題，那《紅樓夢》就不成其為小說和文學作品，而成了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但若不看到《紅樓夢》的政治歷史層次，則又無疑會大大縮小《紅樓夢》的豐富歷史內涵，縮小它所反映的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同樣，如果我們不再深入一層，進入到《紅樓夢》深層的哲學意識，那我們也很難說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精髓。
魯迅先生當年曾說過：對《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這種「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命意」的歷史現象正好證明了《紅樓夢》主題的多義性。其實魯迅所列舉的就已涉及了哲學(經學家看見《易》)、文學(才子看見纏綿)、政治(革命家看見排滿)等三個層次，只是這些人所看見的不盡正確和準確。如果我們分別找到了相對比較正確的答案，並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來看待，那麼有關《紅樓夢》主題的爭論或許就可以少一些。
三重主題：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聯繫到曹雪芹已把這三重主題的主題歌分別隱伏在他精心結撰的前五回裡，對這一結論也許就比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見。這三首主題歌在前五回裡是沿著哲學——政治——文學的秩序排列的，這正和研究者循著文學——政治——哲學的秩序探討其三重主題成相反方向；因為作家最終是要進入文學本身而研究家則是要從文學本身出發去探討其歷史和哲學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