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對封建主義的批判
封建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也是一個思想體系。這裡所講的批判封建主義，是指批判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紅樓夢》對封建主義的揭露和批判，究竟達到怎樣的程度?紅學界的看法並不一致，今天來談談我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紅樓夢》對封建主義的罪惡是有所揭露的，這揭露同時也是一種批判(至少在客觀上)，這是大家都肯定的。問題在於，其揭露和批判的程度如何?作者是站在怎樣的高度去批判封建主義?對此，紅學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一種最高的估計，說它反孔反儒，否定了封建主義，否定了孝道和君臣之道，或者說它在這些方面有所突破。我認為這跟《紅樓夢》本身並不一致，提得高了。這裡包含一個問題，即《紅樓夢》(包括作者)是不是系統地用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作背景去批判封建主義，這是我們所要具體分析的。
封建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是相當龐大的，有其各方面的理論。今天我們著重講倫理觀念，更主要的是講儒家的「三綱」。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分析起來，其思想體系的基礎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則是「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下面我們來看儒家的這些理論反映在《紅樓夢》裡是怎樣的情況?作者對其態度如何?
孔子在《論語‧齊景公問政》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當皇帝的要象皇帝，當臣子的要象臣子，當老子的要象老子，當兒子的要象兒子：這就是孔子所講的「三綱」。到孟子時則對五倫講得較詳細，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道德規範，其主要精神即此。「三綱」之說起於董仲舒，以後愈講愈死。漢以後到朱熹也講五倫，但宋人認為，兄弟是父子的附庸，朋友則只是一種輔助的道德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綱」。「三綱」的道理在清初《紅樓夢》的時代講得很死，即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很絕對。與此相反，古書中對此卻講得較好。以《孟子》為例，齊景公問孟子，周武王伐紂這件事有沒有?孟子說：「於傳有之」。景公又問，那麼，武王伐紂，以臣弒君，這對不對?孟子說，我只聽說殺一獨夫，沒有聽說什麼弒君的事。孟子的意思，皇帝不好也可以殺。孟子有一句話，說君臣關係實際上是有條件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由此看來，古代講君臣關係是很靈活的。
至於父子之道，儒家認為：父對子有絕對權威，子要無條件地服從父。儒家的孝子很多，第一個大孝子是舜。但舜有一件值得研究的事，即沒有得到父親的同意就跟堯的女兒結婚，這在儒家叫做「不告而娶」，是最大的不孝。有人問孟子，說舜不告而娶是不是不孝?孟子講得很靈活，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有告也。」對夫妻關係，孟子也講得很靈活。男女關係按儒家的教條是男女授受不親，但孟子認為不能機械，要講「權」(權衡)。雖然男女授受不親，但如「嫂溺不援，此豺狼也」。又如娶妻，按規矩要請人去說媒，有人問，「逾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認為不可。孟子的意思是，唯義所在，可以破壞那些規矩，不合乎義的就不行。漢以後，董仲舒把這些道理講得很呆板，到宋則更僵化，其根本原因是宋人把倫理關係看做天理，成為所謂「程朱理學」。程朱的理學認為，觀念在先，物質在後。按朱熹的話是，未有天地就先有天地之理，未有父子就先有父子之理。在宋人理學的覬?釋下，忠孝仁義是先天存在的，不能變動。宋以後一直沿襲此說。明太祖讀孟子的「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大發雷霆，斥為邪說。漢前倫理觀念講得活，漢後講得死，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相聯繫的。秦以前，諸侯各據一方的政治局面，要求在道理上講得活一些；秦以後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要求絕對統一，這統一的要求反映在倫理觀念上，就是把倫理關係模式化，成為僵硬的東西。
清代對儒家的道理，基本上是按照宋朱熹的講法來解釋的，因而《紅樓夢》對君臣、父子、夫妻之道也講得很死。清初講「三綱」，最強調的是「孝」，叫做「以孝治天下」。《紅樓夢》裡元妃省親，就是這種道理的體現。妃子都有父母，長期住在宮中，與父母分離，讓其省親就是提倡孝道。封建帝王之所以提倡以孝治天下，此中原因很微妙。一般說來，皇帝要講「忠」，叫臣民都忠於他，他的統治才會穩固；其所以講孝，是因為歷代開國的皇帝都不是忠臣，他們的龍袍是從他們所侍奉的皇帝身上剝下來的，所以避開「忠」字講「孝」字，講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按照儒家經典《孝經》中所說，「孝」是兒子對父母侍奉得好。當臣子的侍奉皇帝好也是孝；如果做了官起來造皇帝的反，對不起皇帝，就是不孝。照《孝經》上講，有很多事都可以叫做「不孝」。如打仗沒有奮力以戰，失敗了，是不孝；官當得不好，也是不孝，如此等等。這樣一來，只要抓住一個「孝」字就解決問題了。「孝」就這樣從最初「始於侍親」，到「終於事君，終於立身」，貫穿到一個人一生的立身行事。《紅樓夢》關於君臣之道有很多大問題值得研究。一個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儒家怎麼講君子?怎麼講小人?《紅樓夢》裡寫的主人與丫頭的關係是怎樣的?很值得研究。另一個是夷狄與華夏，即外國和中國的關係。儒家認為華夏是中國，夷狄是外國，只有外國投降中國，沒有中國去學外國的。夷狄與華夏是儒學裡最根本的東西。「四人幫」說儒家是賣國主義，這完全是胡說。王夫之講君主的傳統，可以革命，可以代替，但千萬不能讓夷狄插在裡面。《紅樓夢》涉及這兩個問題的地方很多，現在只談其中較突出的「死諫」「死戰」的問題。臣子在皇帝有錯誤時就諫，皇帝不聽，把臣子殺了，這是一種忠臣；還有一種忠臣是在國家危難時去打仗，為國捐軀。對死諫和死戰，《紅樓夢》第三十六回中，賈寶玉跟襲人談到這兩個問題。寶玉說，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襲人問怎麼才算死得好?現在不是有很多忠臣、武將在打仗嗎?寶玉說，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士大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哪裡知道有昏君，才有死諫之臣，他只顧邀名，猛拼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汗馬之功，猛拼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襲人後來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打仗?寶玉說，我不要那個，最好的是，生時你們大家侍候我，死後化成一股青煙，隨風化了。關於這，有些研究《紅樓夢》的稱讚寶玉，說他突破了君臣之道，把死戰、死諫的臣子看成胡鬧，否定了當臣子的義務，是很進步的。仔細分析起來，並非如此。我們的文化史，在臣子要不要為君王而死這個問題上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是為自己，就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與其老死牖下，不如死在戰場上留得個名聲。這種思想實際上是為自己。第二種觀點真正是為了益君，這是李卓吾的觀點，方孝儒也是如此。方孝懦講到豫讓與智伯的關係時批判豫讓，說他很不盡忠，如柳?豫讓真正是為智伯一家，他應在智伯平時有錯誤時，幫助他改正，使得國家安穩。他沒有做到這一點，結果在智伯亡國後而為智伯一家犧牲。方孝儒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忠臣。李卓吾認為，當臣子的有兩種：一是智謀之臣，一是講節氣的正直之臣。智謀之臣比講節氣的臣子好。因為智謀之臣平時就注意國家怎麼治，仗怎麼打，使國家平安，這是把皇帝的江山保得最穩靠的好臣子。另外是有勇無謀，一片忠心，外侮來了，要亡國了，他去犧牲。這種忠臣比不上前面的智謀之臣。李卓吾、方孝儒的這個觀點，就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觀點。除此而外，第三種是為民，不為自己，也不為皇帝。這是黃宗羲的思想。他的《原君》《原臣》裡面有這麼一套理論，說最好的孝子是父親生活上有什麼要求，還沒有講出來時，兒子就體會到了，給父親準備好，這叫做「先於陳辭，聽於無聲」。父親有要求還沒有見之於顏色、行動，但兒子看出來了，叫做「視於無形」。有人問，「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君，可謂臣乎?黃宗羲認為不行。父子是血肉關係，君臣之間則是有條件關係的。他認為，天下很大，要分工，即有當皇帝的，有當臣子的，但無論當皇帝還是當臣子，大家的任務都是為民。如果皇帝的言行對人民有利，那就對他忠，反之則不管他。黃宗羲說，我出來當官，跟皇帝是君臣關係，我聽命於他；如果不出來當官，而在山林之間，沒有職務，那就「君臣如路人」。黃宗羲認為，至親關係(兒子分父母之身而身)是絕對的，君臣關係是相對的，不當官就無所謂君臣。這比孟子認為天下人都是臣子的思想進步，漸漸地接近於民主主義思想。《紅樓夢》中死戰死諫的思想，介乎文天祥和黃宗羲之間，類乎方孝儒和李卓吾的思想。賈寶玉是不讀書、不中舉、不當官的人，這對於世家子弟來說就是不孝。因為世家子弟有責任治國平天下，揚名聲，顯父母。如果放棄這個責任，封建政權誰來維護?寶玉雖不當官中舉，但他也沒有否定官僚制度，沒有認為當官作宰是不利於人民、反對人民的，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些東西。他父親當官，他沒有把父親罵作祿蠹；他對很庸俗的官僚反感，但對一些較清高、潔身自好的官僚，他並不反感，他對北靜王就一直很佩服，而討厭賈雨村。寶玉是個於國於家無望的人。於國無望，要他當忠臣是不可能的。他會講很多大道理，但他自己的人生哲學是風月詩酒。他做的詩，講的話，有很多地方對君臣大義是很認真的。如死諫死戰的理論，他認為一般人是糊塗的，沒有真正懂得君臣的大義。《姽嫿辭》中寫林四娘，裡面就有這種思想。即滿朝文武在國家危難時都不能挺身而出為皇帝打仗，卻依靠一個女孩子——「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他的詩有很多歌功頌德之詞，可是他本人並不遵守這些道德；但在思想上又沒有突破這些道德。這矛盾，在現實生活裡也有。我們有時做一些事，明知不對的有之，不知不對的也有之。所以賈寶玉在生活上，無論君臣關係，男女關係，父子關係，都有很多不守儒家規矩的地方。但是對君臣之道、父子之道這些概念本身，他並沒有突破。這在讀《紅樓夢》時應仔細體會，否則容易發生論斷上的錯誤。即從《紅樓夢》本身來說也是這樣，它確實暴露了當時政治上的許多罪惡。比方在寫封建官僚制度時，作者筆下的官都是壞的。如賈雨村，著重寫他的殘忍。在父子、夫妻關係方面，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所以說，《紅樓夢》在暴露封建社會的種種醜惡關係上，確實是非常高明的現實主義，但不能因此尊?說它在反封建主義上有所突破。我們搞紅學理論的人要根據作者所刻畫的形象去分析其思想性，一方面，要承認它所展示的文學形象對封建主義的揭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另一方面，在研究作品的思想意義時卻要歷史地嚴格地加以分析。
另一個問題是孝道。《紅樓夢》對孝道寫得淋漓盡至，這裡，我提出一個觀點供大家分析。《紅樓夢》關於賈政、賈母和寶玉的許多情節，從根本上說，是描寫封建社會嚴父慈母的形象，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老觀點；不懂得這個道理，就會把賈政的嚴看成政治上的敵對。賈政一見到寶玉，十有九回要罵，有些人認為這就是敵對，是路線鬥爭發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而賈政非把寶玉打死不可。這是錯誤的。事實上，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寫的是嚴父慈母。在當時，賈政是父親，他就非嚴不可。大家風度，世宦之家，作父親的就必須是他那個樣子，《紅樓夢》很有典型意義地描寫了當時的父子關係。現在我們不提倡打兒子，但在封建社會裡，打兒子不僅是父親的權力，而且是父親的責任和義務。如果父親不打兒子，他就有失為父之道。《三字經》說：「養不教，父之過。」父親生下兒子就要教，不教就錯了。這「教」裡就包含著打。我們常說，這孩子他爸爸一輩子從沒打過他一次，他怎麼不壞?賈政打寶玉，是《紅樓夢》很出色的一回。賈政把寶玉打得很厲害。正打時，王夫人出來了。王夫人見寶玉遍體鱗傷，痛心得很。如果是現代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家庭裡出現這樣的事，王夫人就會抗議：你怎麼能把孩子打成這樣?這不對!但在當時，王夫人是這樣說的：「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如果不懂得封建社會打兒子是理所當然的話，是不能體會這幾句話的含義的。後來賈母出來了，賈政是個孝子，連忙說，老太太有什麼吩咐，可以叫兒子進去，何必出來。賈母罵他：「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教我和誰說去。」這句話的份量很重，賈政一聽就怕了，連忙跪下說：「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冷笑一聲，說：「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不如……」賈母的話，也承認父親有權打兒子，誰也管不了。賈政打寶玉，賈府上上下下幾百人，沒有一個人說不該打；而且沒有人議論，包括寶玉自己也沒有議論，甚至沒有腹非。只有襲人說了一句：「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襲人的話也不是說不該打，是說不應該打得這麼重。老子打兒子最根本的理論是，兒子是父親的，父親怎麼處置都行。但仔細研究起來，其中又存在著問題。這「打」，如果是輕打就沒有關係；象賈政那樣大板子打，就會有後果，可能把孩子打傷，這就產生一個理論問題。因為儒家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果做壞事，或不注意跌了一交，把脖子或別的地方弄傷了，就是不孝。最好的孝子是全而受之，全而歸之，還要傳下去。這又生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問題。一個當兒子的，要一輩子不損傷身體，還要傳下去，生孫子。這對賈政打兒子來說，就有了一個問題：如果打傷了怎麼辦?誰負責?這是兒子的責任，還是父親的責任?儒家的大孝子曾參有句話說：「大杖則走，小仗則受。」曾母是管教兒子最有方的，她家有兩件事：一是母親常打兒子；二是打兒子有大杖小杖兩種刑具。如果現在某個家庭父親準備板子打兒子，還叫兒子跪著受，外面就要批評；而當時教子有方的曾府就有這樣的事。曾子的大杖則賒?，是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跑了就不至於毀傷，這是他從實際生活中體會出來的挨打哲學。我們再來看寶玉對挨打是什麼態度?那一天，因為王府來談琪官的事，賈政一聽就大發雷霆。他送一個客人出去，回頭告訴寶玉「等著」。寶玉知道等著就是挨打，但不敢跑，一跑就不是孝子。父親要你等著挨打是不能跑的。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只想找一個人把這消息往後院送，讓賈母知道來救他。後來賈政來了，按下就打，他也不叫。書裡說，寶玉自知不能告饒。沒有反抗，以後也無怨言，甚至心裡也沒有不高興，仍然對父親孝敬到底。這「孝」，恐怕比曾參還要過之，因為賈政的大板子也略等於曾母的大杖，按曾子的哲學，寶玉是應該跑的。寶玉這次挨打，如果我們不從嚴父慈母，父親打兒子是責任所在這些封建觀點去理解，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比如有些人認為賈政和寶玉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賈政非把寶玉打死不可，等等。要害寶玉的是趙姨娘那些人，不是賈政。賈政是非常愛寶玉的，書中有很多地方都表現了這一點。只因為他們的父子關係是封建的，所以表現為書中所描寫的情形。在當時，賈政是個好父親，在對待被打這點上，寶玉也是一個好兒子。而賈蓉、賈璉就不是。這二人在父親打罵時，就不像寶玉那種態度。有一次，賈府在清虛觀打醮，賈珍沒有看見賈蓉，問到那裡去了?賈蓉忙從鐘樓裡跑出來。賈珍就大罵：「你瞧瞧他，我還沒敢說熱，他倒乘涼去了。」把賈蓉大罵了一頓。賈蓉當時不敢講話，一退出來就發脾氣，罵小廝，這就不是孝子。父親罵是應該的，不能把氣往小廝身上發，這叫遷怒，就是不孝。還有賈赦叫賈璉去搞石呆子的扇子，賈璉沒有弄到，賈赦把他打了一頓，賈璉出來就埋怨。賈赦叫邢夫人去要賈母的丫頭鴛鴦做小老婆，事情弄得很僵，賈母生氣了，把他們罵了一通。賈璉出來對邢夫人說：「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說他，「我把你沒孝心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了。」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兒子對父親的絕對服從到了毫無是非的地步。對父親除了服從外，還要敬，從心裡面佩服，比服從又進了一步。寶玉有一次正跟林黛玉口角，忽然襲人跑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怕得很，不敢去，但又不敢不去。出門時薛蟠在那裡拍掌大笑，寶玉不解。薛蟠說：「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寶玉說：「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在寶玉的思想裡，父親是非常尊嚴的。薛蟠也知道這樣不對，就對寶玉說：「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聽了這番話，就說他：「噯，噯，越發該死了。」有一次，寶玉去看寶釵，要路過賈政的屋子，他要小廝繞道。小廝懂得他的道理，就告訴他老爺不在。寶玉說，不在也要下馬，還是繞道。因為父母堂前不下馬是不孝的，不在也得下。還有一次，當時大觀園還沒有修好，寶玉在屋裡玩得正起勁，賈政來了。小廝們說：「你還不快走，老爺來了。」寶玉馬上跑，碰巧一出來正遇到賈政帶著客人來了，他馬上站住，恭恭敬敬的。「敬」字也可以說是孔夫子的理論。有人問孔夫子什麼叫孝?孔夫子認為孝順必須恭敬。如服侍父母很好，使之溫飽，但不是出於恭敬的態度，也是不孝。孔子說：「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果沒有一個敬字，僅是使之溫飽，同犬馬就沒有區別了。我們看賈寶玉的一生，對父親銃?是恭恭敬敬的，一直到出家時，還在船頭對父親拜了四拜。從這裡可以看出，封建的孝道，在《紅樓夢》作者的筆下是莊嚴認真的。
下面講一個特殊問題。既然有忠有孝，這兩個字碰在一起打架時怎麼辦?比如父子二人，兒子在家孝順，出外當臣子忠君，井水不犯河水，這好辦；如果父親也是臣子，要造反奪天下，這時怎麼辦?兒子講孝，要跟著父親造反，那就不忠，要忠就得反對父親。所以不矛盾則已，一矛盾就是大問題。矛盾起來怎麼辦?儒家沒有講這個問題。論語第一段講：「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如果在家孝順父母，在外冒犯長上，這是沒有的；不冒犯長上而要造反的更沒有。這二者合在一起是好辦的，矛盾起來則沒有講。一般的辦法是講「大義滅親」，但這卻很不好辦!悠悠天倫，實際上有幾個是「大義滅親」的。一般都是跟著父親干的，如李世民等。因為血緣關係，父子關係是不可改變的，而君臣關係是政治關係，有時是階級關係，是可以改變的。《紅樓夢》沒有涉及這麼尖銳的矛盾，但他寫了一個忠孝矛盾的尷尬局面——這就是元妃省親。當時得知元妃要回家省親，賈家就不斷打聽何時離宮?何時駕到?天還沒亮，賈母、王夫人就穿戴好，要去迎接；聽說還早，才又回來。元妃到時，賈母和王夫人跪著迎接。這裡就出現了矛盾，是誰接誰?就王夫人講，是母親接女兒；就賈母講，是親祖母去接孫女兒。如講「孝」字，《孝經》上沒有女兒回家，父母親去接的；孩子回家，見到父母還要跪拜。現在卻不一樣，雖是去接自己的女兒、孫女，中間卻夾著一層君臣關係。元妃是皇帝的老婆，屬於君一類，賈家是臣，全家大小都要對元妃盡忠，所以賈母和王夫人要去跪接孫女、女兒。忠和孝出現了矛盾，作者在這一點上描寫得很深刻、細緻。元妃到達後，大廳之上是賈母跪下，行君臣禮，後來到賈母的房間時，元妃欲行家禮，給賈母叩頭，大家馬上止住她。元妃本來很愛寶玉，回家後什麼人都見了，唯獨不見寶玉。問起來才知道，照皇家的規矩，無職男孩不能入見。如按姐弟之間的關係，應是很親切的，加了一個皇帝和臣子的關係，寶玉就不能進來。後來寶玉來了，元春說他比從前長了一些，一語未了，淚如雨下。這段人情和皇家制度的矛盾寫得很深刻。《紅樓夢》裡，忠和孝，從絕對方面講，碰到一起時，就出現這種局面。在這些描寫中，或多或少可以說，作者是站在人情、親屬之情的立場上去批判皇家制度的不合理，但是不能據此就說他反對皇權。
第三是夫婦之道。這是《紅樓夢》中寫得有趣的一個方面。當時，夫婦之道的主要思想是男尊女卑，其根源是非常深遠的。仔細分析起來，之所以男尊女卑，是由於倫理、階級關係，是政治經濟上的差異造成的，最根本的是經濟。因為很多世紀以來，無論是國家或家庭的經濟大權，都在男人手裡。我去年到南京，參觀了太平天國的文物，看到一個材料很有趣。一個母親賣地，但她自己不能畫押，只能讓兩歲的男孩代替蓋指印。因為當時即使是母子，也是男孩子尊，這是男尊到了極點。男尊女卑，在夫妻關係上表現得最集中，最典型。《紅樓夢》裡的男尊女卑，我們可以分兩個段落來講：一是婚前，一是婚後。
在封建社會裡，結婚的雙方往往互不認識。所謂結婚，就是把一男一女拉在一起，變路人為夫妻，把不相宜、不同利害的男女用結婚這個方式使之地位平等。但封建社會的婚姻不是這樣的，別的關係，如男人之間結拜為把兄弟，雖然兩人的地位懸殊，只要結拜為兄弟，地位就平等了，而妊?女與丈夫之間就不行。婦女的自由好像是一個大圈，訂婚前最大，訂婚後就小了，結婚後則更小，附屬於丈夫。另外，婦女在婚姻問題上任何一點主動性都是恥辱。在舊社會，婦女如向親友表示我要嫁人，是絕對不行的。《紅樓夢》裡寶玉挨打後，寶釵來看他，聽說寶玉挨打是薛蟠搞的鬼，回家去就告訴母親，說哥哥害了寶玉。薛蟠雖是個魯莽的人，但這事卻跟他無關。薛蟠講道理講不過妹妹就拿出一招來，說：「妹妹，你別講了，我知道，你那一個金鎖，過去媽媽講過，一定要找一個有玉的來配，大概你看到寶玉那個東西，所以現在處處護著他。」寶釵一聽就哭了，一直哭到第二天。薛姨媽勸她說：「你別哭了，讓我去處置這個孽障，如果你有三長兩短，那我這裡靠誰呀!」從薛姨媽這句話裡，可見寶釵聽了哥哥這句話可能要尋短見。這就說明，婦女在婚姻上表現的任何主動、認可，都是恥辱。薛寶釵是大家閨秀，很講禮節，聽了哥哥的話就受不了。薛蟠後來也知道這句話太不像樣，第二天作了一個大揖給妹妹道歉，才算了結。林黛玉也是這樣。有一天，薛姨媽、寶釵、黛玉幾個人坐在一起，薛姨媽當著黛玉說，老太太那樣疼寶玉，「若要外頭說去，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薛姨媽這話，黛玉聽了心裡自然高興，但她卻非常為難，既不能表態說好，也不能沉默。沉默就等於同意，也是一種恥辱。正在為難，紫娟跑上來跟薛姨媽說：「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這幾句話，當然更合林黛玉心意，但她只能在心裡讚許，回過頭來卻罵紫娟：「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黛玉這話是假的，但必須這樣說，因為一個女孩子，如果聽見別人當面講把她嫁誰，不反對，是很可恥的。縱然她想嫁給寶玉，也不能表示同意。另一個例子是邢岫煙。她與薛蟠的弟弟薛科從南京一道到北京，間接認識，多少有點來往。後來賈家跟薛家商量，把邢岫煙許給薛科，還沒娶，問題就來了。過去，邢岫煙跟薛科有時還能見面，現在不行了。因為既然許給他，就是他的人了，彼此就不能再接觸。不僅不能同薛科接觸，連薛家的人都要避開。因為薛寶釵住在大觀園裡，所以邢夫人打算把岫煙從那裡接出去。這就是封建社會的「男女之大防」。婦女的自由從訂婚開始越來越小。在男女關係中最重要的是「男女之大防」，而突破「男女大防」最突出的行動是私奔。封建社會男女婚姻都不能自主，私奔更是大逆不道。可是，私奔的事在古代問題並不大。比方卓文君跟司馬相如私奔，幾千年來都傳為美談。但到後來卻不行。《紅樓夢》裡寫晴雯一段，說寶玉對晴雯有好感，他們二人確乎有點真正的感情，儘管這種感情夾雜著許多別的東西。雖然生活上很隨便，卻沒有突破「男女之大防」，沒有什麼錯誤的行為。後來，王夫人把晴雯趕走了，理由是這個孩子長得太漂亮，怕她把寶玉引壞。這一點，我們認為，在賈府大觀園裡，把別人引壞的不是丫頭，而是那些花花公子，包括賈寶玉。晴雯出去後，在嫂子家病了，寶玉專程去看她。寶玉進屋後，晴雯的嫂子在窗外偷看。寶玉出來後，晴雯的嫂子對他說：「我也料定你們素日偷雞盜狗的。我……在窗下細聽，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作者這段描寫，在讀者中產生的效果是她在批評王夫人。王夫人是因為晴雯行為不端，怕引壞寶玉才把她趕走的。作者在這段描寫中，告訴讀者，這是冤枉，晴雯規矩得很，她沒有引壞寶玉，他倆生活上很認真，很嚴肅，他們講的是感情上的融洽。這一段，不管作者的主芧?意圖如何，起碼客觀上的效果是讓我們知道他在批評王夫人，是站在晴雯的立場上為其辯護。這種批評、揭露是很好的，但他還是用儒家的「男女之大防」這個道理去替晴雯辯護，說明晴雯規規矩矩，沒有錯誤。這裡的問題是，如果晴雯跟寶玉生活上確有什麼問題，那麼作者就不會同情她了，作者替她辯護的理論根據，還是儒家那一套。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這部書的進步性，和它進步的局限性。它暴露了許多不合理的現象，站在合理的一面進行批判，但提高到理論上、理論規範上，則還沒有跳出儒家的圈子。清代有個跟曹雪芹差不多同時代的人叫紀曉嵐，他有一部書叫《閱微草堂筆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庸俗、迷信的東西，但有一小部份，把宋儒道學夫子的大道理揭露得很深刻。他寫了一個醫生的故事，說一天晚上，有個老太婆拿了一雙金釧去跟他要打胎藥。打胎節育，現在說來是道德的，政府鼓勵。但在當時是殺人，是罪過的。醫生一聽，認為這還了得!罵了老太婆一通。老太婆只好走了。第二天晚上，老太婆又添了兩支珠花來，一定要換打胎藥。也被醫生趕走了。在醫生看來，他做了好事，堅持了道德原則，是心安理得的。過了半年，醫生做夢被陰司拿去，說他有殺人之罪。到了陰府，判官坐在堂上，旁邊站著個婦女在控訴他，說：「當我請老太婆向你要墮胎藥時，胎還沒有成形，如果給我墮胎藥打下來，你沒有什麼殺人之罪，卻救了我。可是你不給，結果孩子生下來不能活，我也不能活，因為這無恥之行使我只得尋短見。這兩條人命帳怎能不算在你身上呢!」醫生一聽怔住了，他沒有聽到過這種理論。最後判官的話更妙，他說，這女子的話是近情近理的。醫生為之目瞪口呆。醫生這種人，都是宋朝以來的老道學夫子，在他們的腦子裡，從來沒有想到有這番妙論。這段話是替私奔辯護的。故事的作者認為，私奔未嘗不可，這個醫生應幫助那女子打胎，這樣她還可以活下去。這裡面多少比晴雯的情況近情理些，差不多走到近代婚姻理論方面來了。現代婚姻最基本的理論是男女自己選擇對象，誰也不能過問，這是人權在婚姻問題上的表現。「私奔」這個詞在舊社會是很難聽的，如果把它換成「自由選擇對像」，這就無可非議了。在《紅樓夢》裡，對「男女之大防」和男女婚前的關係，都表現了相當大的進步。它在描寫男女之間的關係時，相當重視男女之間的自主權，文學形象本身表現了這不可忽視的一點。但不要以為曹雪芹是反對封建婚姻束縛的，他的思想沒有突破這最後的一點。
現在來講男女婚後關係。按照封建禮教，婚後要樹立「三從七出」的道德觀念。「七出」是在七種條件下，丈夫可以休妻。其中兩條極無道理，一是「無子」，一是「惡疾」，就是不生孩子和患難治的病症也可以休。患病和沒有孩子，婦女在道德上是不能負責任的。「三從」更沒有道理。三從是在家從父母，出嫁從丈夫，夫死從兒子。在家從父母可以納入孝道，這還可以說是尊重父母的意見。出嫁從丈夫也還馬馬虎虎可以講得過去，雖然不平等。而「夫死從子」實在沒有道理，丈夫死了後，家裡的事要由兒子作主，因為兒子是男人。《紅樓夢》有這麼一段故事：賈家和薛家商量好，給寶玉和寶釵訂婚。事前寶釵不知道，也不問她，但是這回薛姨媽還有點民主，徵求了寶釵的意見，說「老太太跟我都講好了，把你配給寶玉，你看怎麼樣?」這樣問，本來是很好的，可是薛寶釵這個女夫子反正色地批評她母親說：「媽媽你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根據夫死從子的規矩，薛姨媽的丈夫死了，薛寶釵的婚事要由薛蟠作主。薛寶釵是精通這教條的。當時薛蟠又殺了一個人，關在牢裡，所以事情雖然決定了，卻不能結婚。一直到後來天下大赦，薛蟠出獄，寶釵才能結婚。「三從四德」講究到這個程度，實在沒道理。儒家的教條講到這個境地，注定其本身非走向反面不可。婚後最尖銳的一個問題是寡婦能不能再嫁。出嫁從夫可以，可是夫死之後不能再嫁，這規矩沿襲了幾千年，直到最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反映這方面殘餘影響的問題。寡婦不能再嫁，這在婚姻問題上是男女極不平等的現象。封建的倫理觀認為，女人是屬於丈夫的，丈夫死後就不能再嫁。講什麼一馬配一鞍，一女不嫁二夫這些道理。關於寡婦再嫁的問題，就像三從四德一樣，從古到今，越講越細。古代對這個問題比較馬虎。如卓文君，又是私奔，又是寡婦再嫁，誰也沒有批評她。在《史記》《漢書》中寡婦再嫁的事很多，甚至駙馬死了以後，公主再嫁的也很多。漢以前對這個問題好像不大在乎，越到後來越不行，唐宋以後則講得很死。因為後來照朱熹的講法，倫理觀點是先天的，未有夫婦，先有夫婦之理。夫婦之理就是守寡守節。明末清初有人主張過寡婦再嫁，李卓吾就有這個主張。他認為婦女在丈夫死後，生活上存在很多困難，精神上也很痛苦，應該讓其再嫁。李卓吾的主張在思想上是進步的，但在理論上則是落後的，因為寡婦再嫁是一個男女平等的問題，而不是單純憐憫的問題。寡婦是否再嫁，正如鰥夫是否再娶一樣，都應有自主權?《紅樓夢》在這一點上並沒有突破，書中的婦女都沒有再嫁的，其中對襲人的出嫁還持冷嘲熱諷的態度，這是作者封建觀點的表現。但在男女關係上，《紅樓夢》主張「有情」，這是較進步的。
在我國，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是很深的。今天我們推倒了三座大山，這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變革，真正從思想上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還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我們在研究《紅樓夢》或其它古典作品時，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分析文學形象入手，通過對形象的具體分析探討它在哪些方面對封建主義有所揭露和批判，在哪些方面並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框子，不能籠統地認為某部作品是批判封建主義的，對《紅樓夢》的研究也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