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危機和轉機
三十多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看似興旺的「紅學」，實際上也是個重災區。我這樣說，當然無意於否定學者們所進行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績，但是，在這裡，也常常出現偏頗與歧途：有時，文學喪失了自身的特性，小說變成了歷史著作，變成了政治教科書，甚至被當成了「推背圖」；有時，文學研究越出了科學的軌道，「紅學」變成了少數人藉以謀私的工具，無實事求是之心，有刻暴專斷之氣，以至佞人邀寵，賢者見誣，帽子亂飛，百家禁口。「紅學」曾經長期陷於深重的危機之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紅學」的危機是政治危機的表現形式之一，其特點是文化專制主義所造成的困惑、驚悸與荒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政治危機的過去， 「紅學」掙脫了莫名其妙的枷鎖，恢復了它的學術研究的面目，呈現出一派生機勃發的景象。但是正如一個長期被禁錮的人一樣，由於心靈的創傷和肢體的萎縮，一旦獲得了自由，面對寬廣的世界，心欲奮飛，卻又舉步蹣跚，一時竟不知走向誰邊，也不太明白何處是歸途。於是，厭惡空疏的，轉向繁瑣考證；重視義理的，論說怪怪奇奇。以前是形勢壓迫著「紅學 」，現在是「紅學」跟不上形勢。隨著外部政治危機的消除，「紅學」內部所存在的問題因其阻滯著新局面的開拓而逐漸引起人們的注目。許多關心「紅學」的同志認為，這正是當前 「紅學」內部潛伏著的危機。這種危機的特點是傳統的思維定勢與知識結構方面的缺陷所造成的逆轉，而其性質顯然關係著「紅學」發展的方向。存在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面對危機而熟視無睹。人們對待危機的態度常常決定著危機存在的方式：聽之任之，可以使危機滋長、蔓延以至敗壞全局；認真對待，設法疏導，可以使危機向著有利於全局的方向轉化。換言之，在一定的條件下，危機也可以變為轉機。
最近，《文藝報》發表的《俞平伯在港談研究紅學新觀點》的報道，似乎給人們送來了這樣的信息。我覺得俞平伯教授關於「紅學」問題的演說，回顧歷史，談鋒犀利，而又有理有節；評論現狀，措辭尖銳，然而切中肯綮；指點未來，一語破的，富有遠見卓識。表面上看，俞平伯教授是在同人們討論關於「紅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仔細思忖，他更關注的乃是「紅學」發展的方向。我認為，演說的主要意義，與其說是在「破」，不如說是在「立」。「立 」，有鮮明的針對性，並非不病而呻，所以立中有破，立得有力；又由於演說緊扣學術，堅持說理，沒有一絲學閥風，也沒有一點霸王氣，因而立得有理，令人心服。俞平伯教授明確地指出：「近年國內的紅學研究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出現什麼新的派別。」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從報道看來，俞平伯教授的注意力顯然集中在「紅學」研究的未來命運上。具體地說，就是他有見於某些紅學家對研究《紅樓夢》的目的、範圍和方法等科學研究的題內之事，表現得欠思量，認識不太明確，工作失去了重心。就此，他主張：「應從文學、哲學上加以研究，重點應放在文學上而且研究要簡單、明瞭。」我們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難道研究《紅樓夢》的人連這一點都不瞭解嗎?人間有許多事情是很複雜的，形式邏輯常常對它們無能無力。如果說紅學家們沒有學過文學理論，那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他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精力去大搞索隱?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時間去查點曹家檔案?為什麼要連篇累牘地去寫那麼繁瑣的考證文章?單從學術方面來考察，至少存在著兩種情況值得我們重視。
(1)既定的學術趣味、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束縛著研究者活生生的工作。一個學者具有自己的學術趣味，本屬情理中事，未可厚非。但是須知趣味和科學並非一回事，趣味可以和科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趣味應該服從於科學真理。有的紅學家學富五車，長於考證，他們能夠做出很好的成績來，因為有些問題的確需要考證。但是，倘若誇大自己的長處，誤認為 「紅學」就是考證；以為考證萬能，任何問題都只有通過考證才能得到解決；甚至一事當前，考證為先，考證式的聯想和比附成了一種思維定勢，那就會把嚴肅的科學變成荒誕的戲劇。有慮於此，俞老憂憤地說，將《紅樓夢》當作史料研究考證，「顛倒虛實、喧賓奪主，是很糟糕的事」。問題明白地突現在人們的面前，然而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有些偏愛考證的紅學家並沒有及時而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壓制著自己。
(2)研究對象的險峻，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可以使研究者眼花繚亂、誤入歧途。所謂「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道理即在於此。《紅樓夢》是一部經得住多方位檢驗的偉大作品——從文化思想史方面檢驗，它偉大；從文學藝術史角度檢驗，它也偉大。可以說它的民主性要求很突出，也可以說它的人道主義精神很強烈，還可以說它是一部形象化的「百科全書」。對於這樣一部偉大作品，研究者跋涉其中，覺得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從而一時暈眩，產生失誤，這在科學史上可以說是「酒債尋常」之事。批評家應該促其警醒，卻不能任性嚴加詆訶，更值得苦心琢磨的問題在於紅學研究今後應當如何突破 !我以為從哲學層次來研究《紅樓夢》的主張，俞平伯教授自己雖然未作詳細的說明，但是完全可以肯定，他確實為人們提示出一個很有意義的紅學研究新角度。恐有不信，試申言之。《紅樓夢》第十二回寫了「賈天祥正照風月鑒」的故事。那「風月寶鑒」是個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鏡子，正面照見的是一個美人，反面照見的卻是一個骷髏。儘管這是小說家言，充滿神秘意味，不可盡信，但是撥開雲霧，就不難見出其中寓有很深的哲學道理。世間萬事萬物無不具有兩面性，而兩方面矛盾的展開正是事物發展的動因。鏡子的正反兩面，確切地象徵著陰陽、生死、進退、攻守、成敗、是非、善惡、美醜等等存在於事物內部的這些範疇的對立。世人對此往往不察，認識事物，處理問題，也就易於陷入主觀片面，易於形成「一邊倒 」，而由此鑄成始料不及的錯誤也就成了勢所必至、理之固然的結果。曹雪芹所創造的「風月寶鑒」的兩面觀，有似乎近人愛因斯坦所揭示的兩極論，兩極論意在說明每種事物都是由兩極對立動態地構成的，兩極都有向對立面反向運動的趨勢，但又互相牽制，雙方都不能為所欲為，只能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就是對立的兩極間所形成的一種張力平衡(場)，其效應就是造成事物發展變化的內部動力。我們中國古代哲學家很早就猜到了這個規律的存在，並且曾用簡單、明瞭的語言把它表述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從思想上來說，賈天祥的悲衷正在於他不知道存在著兩極對立，更不懂得立身行事應在具體的兩極間保持一定的張力；他愚而好自用，對於這個「道」，至死都未能領悟。當然，賈天祥的死給人一種濃重的悲涼而又幻滅的感覺，其中流露出曹雪芹的同樣濃重的「色空」觀念。「色空」觀也是一種哲學。我們不應忘記，跛足道人曾經誇過海口，說「風月寶鑒」「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保生」乃眼前之事，是特殊的；「濟世」為長遠之功，卻是普遍的。這也許正是曹雪芹為了突出「風月寶鑒」的哲學意義，恐世人不解而故意設置的點睛之筆。但是曹雪芹是在用心做小說，並不是在著意編寫哲學講義。他心中的抽像觀念在小說中幻化出賈天祥和王熙鳳之間的一場悲喜劇，敷衍為「賈天祥正照風月鑒」這樣生動感人的具體故事。這個故事是如此的耐人尋味，我們簡直可以臨時借用黑格爾的話把「風月寶鑒」說成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為了防止人們由此脫離文學本體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俞平伯教授在提出這個紅學研究新角度的同時，審慎地在「哲學」的前面加上「文學」，而在其後面又指明「重點應放在文學上」。可見他的指向異常清楚，限制又極其嚴格。從哲學的層次來研究《紅樓夢》，可以預言，是大有作為的。「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表面看來是在說瘋話，骨子裡講的正是嚴肅的人生哲學。「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貌似玄談，實際上既是宣揚某種人生哲學，又可以看作是很有點辯證意味的藝術哲學。但是，如前所說，《紅樓夢》是一部經得住多方位檢驗的偉大作品，提出從哲學層次來研究它這樣一個主張，最值得重視的意義在於為近年來「沒有什麼重大突破」 的紅學研究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而從俞平伯教授講演的整體精神來看，紅學研究的全面突破，似乎還得借助於文化學的幫助。這就是說，必須把《紅樓夢》放在中國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的大系統中作周密的、多方位的、宏觀的考察，紅學研究才有可能取得劃時代的成就。難道僅僅是《紅樓夢》研究才應該這樣做嗎?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如何?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同志從俞平伯教授的講演中定會受到很大的觸動和很好的啟發。
那麼，古代文學研究怎樣才能更好地適應全面改革的新形勢呢?它的突破口在哪裡?又如何才能取得全面突破呢?應該承認，俞平伯教授的演說雖則談的是紅學研究，但其意義卻又遠遠超出了紅學研究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