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敘事修辭
修辭或修辭法，一般都理解為是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運用恰當的表達手段，為適應特定的情境，以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規律」１。但在西方，修辭「更含有美學上的創造意義，是敘事的核12,功能之一」２，它主要指作者敘述技巧的選擇以及文學閱讀的效果。「辭格」便是敘事技巧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為一方面辭格的運作或機制與人類思維的操作機制相似，另一方面又與人對形而上或超越的意義的追求有關３。辭格可分為「措辭辭格」與「意念辭格」，「措辭辭格」又分為「辭式」與「辭轉」。「辭式」即指人物或情節的組合、排列樣式，如對仗、排比等；「辭轉」則指語義的轉變，如諧音、比喻等。「意念辭格」與說話人的態度有關，如「反諷」，所說話的表面意思與實際意思並不相同甚至正好相反。本文擬運用上述理論對《紅樓夢》的敘事修辭作一初步探討。
一
《紅樓夢》在人物、情節與環境等小說的三大要素中都運用了「對仗」這一辭式，這絕不是某種巧合，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甄士穩和賈雨村是處於對仗中的一對人物，他們在第一回中先後出現，其意深矣。從藝術構思方面來看，甄士隱「託言將真事隱去也」４；賈雨村「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５。這就表明，《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虛構的藝術作品。從人物的內在本質來看，甄士隱對人生已經大徹大悟，隨跛足道人飄然而去；賈雨村則迷戀執著於榮華富貴，成為典型的「祿蠹」、「國賊」，投機鑽營，無所不至，然而到頭來，也不過扛一枷鎖而已。開卷伊始，作者已表明了全書的創作主旨和對人生的理解。
甄寶玉和賈寶玉也處於對仗之中，但他們倆是虛實相生，如影隨形。兩人同名、同貌，甚至脾氣性格也相同。所以脂硯齋批道：「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賈家之寶玉，凡寫賈寶玉之文，則正為真寶玉傳影。」６但賈寶玉用實寫，甄寶玉則用虛寫。從著墨多少來看，兩人絕無平衡可言，賈寶玉可以說貫穿始終，甄寶玉則僅在他人口中和寶玉夢中出現。這正是作者「假作真時真亦假」這一創作用意的體現。由此可知，兩人所選擇的人生道路也應當完全一致。但程高本的後四十回寫兩人同名同貌不同心，一熱衷仕途，一淡泊功名，這些描寫與作者的原意似乎並不相符。
如果說上述兩對人物的對仗，主要出於創作主旨的考慮，那麼：「金陵十二釵」中幾對人物的對仗，則不僅以「美醜並舉」表現著人性的互補，更以「美醜泯滅」表現著人生的悲劇。
黛玉和寶釵是對立互補的兩位主人公，許多人都曾指出過他們兩人的不同之處，如塗瀛說：「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曲；黛玉用直。寶釵徇性；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定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７黛玉與寶釵可說代表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性格。黛玉為世俗所不容，「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理想最終遭到了毀滅，固然是由於其叛逆個性所致；寶釵處心積慮地要贏得上上下下人們的歡心，結果也逃脫不了悲劇的結局。這就對人生悲劇的揭示帶有更普遍更深層的意義。
鳳姐和李紈也是對立互補的兩位人物，他們都是賈家的孫媳，一個潑辣歹毒，工於心計，能言善辯，可以說是「有才無德」，一個溫柔善良，與事無爭，少言寡語，可以說是「有德無才」。但到頭來，一則「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則「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一是「哭向金陵事更哀」，一是「枉與他人作笑談」。才與不才、德與不德同樣歸於了毀滅。
探春和迎春也是對立互補的兩位人物，探春才幹超人，志向高遠；迎春素性懦弱，胸無大志。但一個：「生於未世運偏消」，一個：「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惜春與妙玉的對仗與以上幾人有所不同，這從兩人的判詞中可以看出，惜春的判詞是：「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妙玉的判詞是：「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惜春領悟到了人生的虛幻，毅然撲滅了自己的青春之火，皈依了空門。妙玉雖身在佛門，卻心在紅塵，「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一個是由塵世步入了空門，一個是由空門回到了塵世，無論是進還是退，都同樣在證明著人生找不到出路的悲劇。
再來看《紅樓夢》的情節，無論是總體還是局部，都可以發現它呈現出一種對仗的辭式，這就是盛與衰、榮與辱、樂與悲、熱與冷的兩兩對立與轉化。
一部《紅樓夢》，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究竟在何處呢?俞平伯先生認為在第五十四回與五十五回之間，周汝昌先生亦主此說。依筆者之見，盛極之時也就是衰敗之始，實際上在五十三回中已露端倪。這一回的題目是「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整部《紅樓夢》唯有此回是同時寫兩府極盛之事。在此之前，或者單寫寧國府喜慶之事，如第十一回「慶壽辰寧府排家宴」；或單寫榮國府喜慶之事，如第十八回「慶元宵元春省親」。唯獨此回兼寫兩府，且是最為隆重的祭奠儀式和最為喜慶的元宵佳節。但就是在這一回裡，借賈珍和賈蓉之口道出了「內囊也盡上來了」的實情。賈珍對前來送年禮的烏進孝說道：「我這邊都可，已沒有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費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賈蓉說得更加透徹：「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精窮了。」「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儘管賈珍認為榮國府不至於緊到這個地步，便經濟上的捉襟見肘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衰敗的跡像已經十分明顯了。
按照張錦池先生的意見，《紅樓夢》的前五回具有自序的性質８，那麼這就是說從第六回至五十三回是賈家的繁盛時期；第五十三回之後，賈家逐漸走向衰敗。作為繁盛時期的代表性事件有第十八回「慶元宵元妃省親」、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作為衰敗時期的代表性事件則有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第九十五回「因訛成實元妃薨逝」９。兩兩相對，互為應答。這是從總體情節上得出的結論。如果從某一局部情節來看，同樣表現為對仗的特徵，如刻劃黛玉、寶釵不同個性的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綵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餘音」等即是。這幾回的對仗又各有各的特點，第二十七回先寫寶釵撲蝶偶遇紅玉和墜兒說悄悄話，寶釵用「金蟬脫殼」之法推到了黛玉身上。然後寫黛玉孤自一人躲到暗處，流淚葬花。寫寶釵外表艷如桃李，而內心卻工於心計；寫黛玉外表冷若冰霜，而內心則兒女情長。筆調可謂一熱一冷，熱中有冷，冷中有熱。第三十八回黛玉的菊花詩被眾人評為第一，寶釵的螃蟹詠被大家交口稱讚，兩人平分秋色，筆鋒不偏不倚。第四十二回先寫寶釵向黛玉訴說衷曲，「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喫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然後寫黛玉與寶釵開玩笑。一莊一諧，親密無間，誠如脂批所說：「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十從兩相對立，到不偏不倚，再到合二為一，這是釵、黛對仗所表現出的三種形態。
關於《紅樓夢》的環境所表現出的對仗格局，許多學者已有不少精彩的論述，其中尤以余英時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更為詳盡。若從敘事修辭來看，不僅大觀園內外形成了理想與現實的對立，即使是大觀園之內也同樣有對仗的格局。林黛玉居住的瀟湘館院內是千百竿翠竹掩映，以翠竹映襯著黛玉的清高孤傲；薛寶釵居住的蘅蕪苑則遍植名卉異草，以此顯示著寶釵的雍容典雅。迎春居住的綴錦樓與探春居住的秋爽齋，一平庸一高雅，一侷促一闊朗，表現著賈府二小姐與三小姐截然不同的個性。
二
《紅樓夢》在人物和情節方面不僅運用了「對仗」的辭式，同時還運用了「排比」的辭式，看上去人物如此眾多、情節線索那麼紛繁，其實都有規律可尋，「排比」便是其中的規律之一。
「金陵十二釵」的正冊、副冊以及又副冊的三組人物便呈現為排比的辭式，雖然在第五回中，寶玉僅僅看到了又副冊中晴雯和襲人的兩首判詞、副冊中香菱的一首判詞，但只要按照「排比」的辭式進行推測，便不能得知，又副冊中的其他十位人物應當是與晴雯、襲人大體相當的角色，如鴛鴦、平兒、金釧、紫鵑等；副冊中的其他十一位人物則應當是與香菱地位相當的角色，如尤二姐、尤三姐、邢岫煙、李紋、寶琴等。現在的問題是，正冊、副冊以及又副冊這三組人物進行排列組合的依據是什麼呢?可以發現，作者所依據的標準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這些女子在賈家的地位不同，由此決定了又副冊中的人物都是丫鬟，當然是地位較高的大丫鬟，正如警幻仙子所說：「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正冊和副冊中的人物則都是賈府的主人或親戚客人。但同樣是親戚或客人，寶釵和黛玉以及妙正屬於正冊中人，李紋和寶琴則屬於副冊中人，這顯然又依據了另一個標準，即她們在小說中不同的作用或者在作者心目中不同的地位。用作者的話來說，正冊中的女子乃是「十二冠首女子」，其他「則又次之」。
在第五回中，寶玉是按照原順序翻看到正冊中十二位女子的圖畫和判詞的，其排列順序是：林黛玉、薛寶釵、元春、探春、湘雲、妙玉、迎春、惜春、王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紅樓夢》十二支曲演唱的順序也正與此相同，這一排列順序實際上反映了十二位女子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其中的兩個人物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這就是秦可卿和妙玉。
從所佔篇幅來說，秦可卿始見於第五回，至第十三回便因病去世；就是在這不多的幾回之中，有關她的正面描寫也並不太多。由於作者按照脂硯齋之意對秦可卿的形象作了較大的刪改，我們很難把握這一形象的原貌。但從保留下來的判詞和那首《好事終》曲來看，她之所以被列為正冊，乃是由於她在整部小說中的特殊地位。「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這首判詞表明，秦可卿乃是「情」的化身，秦可卿，「情可親」也。由情生淫，這便是寧府造釁的開端。那首《好事終》說得更加透徹：「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作者將敗家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風情月貌」，也是因為情可生淫。秦可卿正是「淫情」的代表，通過這一形象，揭示了賈府子孫一代不如一代，終至敗亡的重大主題。因而將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列為正冊之末，作者的用意也就十分明顯了。
與秦可卿相比，妙玉所佔篇幅雖也不太多，卻貫穿了小說的始終。如第四十一回「櫳翠庵品茶」、第五十回「寶玉冒雪乞梅」、第六十三回「飛帖祝壽」、第七十六回「月夜續詩」等都是與妙玉有關的重要情節。她之所以被列入正冊，與作者對佛教色空觀念的體認和把握有密切關係。「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心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妙玉雖然身在佛門，但心並不全在「空門」，最終的結局既不能潔也不能空。借妙玉其人其事證明了佛教與世俗的對立，以及佛教難以使人們得到解脫的現實。這關係到全書的主旨，因而妙玉也被列入了正冊。
排比還是設計人物性格的方式，黛玉和寶釵彷彿是性格的兩個極端，秦可卿小字「兼美」，意為兼有二人之美。湘雲與兩人又不相同，是與兩人「鼎足而三」的另一類型的少女。她的才思敏捷足以與黛玉、寶釵相媲美，但她的豪爽大度又勝過了黛玉的敏感多愁和寶釵的工於心計。元、迎、探、惜姊妹四人的性格也排列得井然有序：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她雖身為貴妃，內心卻有著莫名的怨苦，因而造成了其性格的矛盾。迎春諢名「二木頭」，懦弱無能，膽小怕事，並進而發展為麻木。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抱負難以施展的苦悶，造成了她性格的深刻矛盾。惜春「心冷口冷心狠意狠」，抱定了「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的主張，因而其內心反而十分平靜甚至冷漠了。怨苦——麻木——矛盾——冷漠，這就是元、迎、探、惜這四位賈府小姐的性格排列。
賈府中的丫鬟大大小小不計其數，但那些地位比較重要的丫鬟，其性格也呈現為排比的辭式。如果說晴雯與襲人猶如黛玉和寶釵是性格的兩個極端，那麼，鴛鴦則既有晴雯的剛烈，又有襲人的賢惠；平兒則既有晴雯的機巧，又有襲人的溫柔。司棋更像晴雯，麝月更像襲人。秋紋的勢利淺薄與晴雯的剛硬自重正反相對，金釧兒的含辱自盡與襲人的巧妙周旋對比鮮明。從姑蘇採買來的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她們的性格也非常耐人尋味。齡官頗似黛玉，自尊且又癡情。芳官頗似睛雯，俊俏而又任性。葵官頗似湘雲，豪爽而又活潑。蕊官、藕官、豆官等也都個性鮮明，都具有活潑而自尊的天性。複雜的性格表現與有規律的排列組合構成了《紅樓夢》人物性格的一大特點。
《紅樓夢》的故事情節呈現為多條線索的齊頭並進，最重要的有這樣幾條：寶玉、黛玉的愛情波折，榮寧二府的盛衰榮辱，眾多女性的悲劇命運。可以發現，這些線索都有一個與萬物相同的起伏變化的規律，這就是發生——發展——鼎盛——衰落。因而，這些故事線索也都是排比的關係，只不過是交叉敘述而已。寶黛的愛情與賈府的盛衰毋庸贅述，且看幾位女性悲劇命運所呈現的排比辭式。
黛玉、尤三姐、晴雯、鴛鴦、司棋、金釧兒等是剛烈者的悲劇，她們受到了無情的打擊和摧殘，但她們不甘屈辱，奮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抗爭，用自己的生命演出了一幕幕動人的悲劇。
寶釵、王熙鳳、襲人、金桂等是恃強者的悲劇，她們工於心計，機關算盡，但最終也逃脫不了無奈的悲劇。
元春、迎春、李紈、秦可卿、尤二姐、香菱、平兒等是柔弱者的悲劇，她們聽從命運的擺佈，備受損害和侮辱，希望安分守己地度過一生，但卻難以避免命運的悲劇。
探春、史湘雲、妙玉、惜春、紫鵑等是理想破滅者的悲劇，她們或者對人生抱有期待、或者認定佛門是理想的歸宿，但等待她們的只能是失望的悲劇。
三
「辭轉」涉及語詞意思的轉變，即以詞義的轉變來表達某一種意思，最常見的辭轉有諧音、比喻(包括隱喻與明喻)等。《紅樓夢》中的諧音主要用於人物的姓名上；比喻則運用得非常之多，大體可以分這樣幾類：(一)詩詞對聯中包含的比喻；(二)謎語中包含的比喻；(三)酒令中包含的比喻。
通過人物姓名的諧音來表達某種意思，《紅樓夢》比以往的任何小說運用得都要多，可以列表如下：
姓名 諧音 意義
甄士隱 真事隱 將真事隱去，並寓全書的主旨
賈雨村 假語存 表明全書的虛構性，並引起全書
(賈化 假話 同上
時飛 實非） 同上
英蓮 應憐 香菱命運值得同情憐憫
嬌杏 僥倖 嬌杏被賈雨村迎娶，實屬僥倖
霍啟 禍起 引起甄士隱一家災禍
封肅 風俗 譏諷趨炎附勢的澆薄時俗
冷子興 冷中出 作為情節的引線
張如圭 熱如鬼 譏諷世情如鬼
馮淵 逢冤 同情其含冤而死，並含譏刺薛蟠之意
秦鍾 情種 因情而死，有勸懲之意
秦業 情孽 情因孽而生
詹光 沾光 譏諷清客相公只為沾光或騙人
單聘仁 善騙人 同上
吳新登 無星戥 譏諷賈府管家帳目混亂
吳良 無良 譏諷其沒有良心
戴良 大量 譏諷榮府大手大腳，毫無算計
戴權 大權 譏諷太監手握大權
卜固修 不顧羞 譏諷清客相公不顧羞恥
卜世仁 不是人 譏諷商賈見利忘親
可以看出，上述姓名中以諧音方式寄寓某義的人物大多都是過場式的人物，其中甄士隱、賈雨村、霍啟、冷子興等與敘事密切相關。另外「元迎探惜」以諧音寓「原應歎息」，既是對四位貴族小姐命運的歎息，又指涉全書的主旨。其諧音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是以賈府四位小姐名字的第一個字排列而成，可見敘述者在運用諧音這一敘事修辭時的良苦用心。
比興是中國古典詩詞最為常用的修辭手法。《紅樓夢》中的詩詞當然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中詩詞的比喻在敘事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其詩詞中比喻的獨特性所在。無論是小說中人物所作的詩，還是景物描寫中出現的詩，抑或作者的回前回末詩，無不如此。脂硯齋在其批語中早就提出了這一點，如第一回對賈雨村所吟誦的一首五律，一聯和一首七絕，脂硯齋分別批道：「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寶釵。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正眼，」「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結，又用起社於秋日。所歎者『三春』也，卻用『三秋』作關鍵。」（11） 這種詩外之意，運用的是隱喻的修辭方式。與此相似的還有第十三回秦可卿臨終托夢的贈言：「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預示著賈府盛極而衰的必然趨勢以及大觀園女兒或死或散的必然結局。黛玉曾先後作過三首長詩，即《葬花吟》、《秋窗風雨夕》和《桃花行》，三首詩隱喻著黛玉悲劇命運的三部曲。其他如寶玉、寶釵、湘雲等所作的一首首詩詞，無不隱喻著人物的命運和遭際。
第二回賈雨村看到智通寺門旁有一副對聯，道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脂硯齋也揭示了其中的隱喻義：「先為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卻是為余一喝。 」「一部書之總批。」（12）再如第五回秦可卿房中的一副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脂硯齋批道：「艷極，淫極。已入夢境矣。」（13）隱喻著寧國府中的風流與淫亂。
作者所題的回前回末詩也經常運用比喻，且與全書敘事相關，如第二回回前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詩以下棋為喻，指出賈府的興衰榮枯雖與下棋一樣勝負尚難逆料，但確已處於舉棋難定、無棋可走的尷尬境地。再如第五回的回末聯對：
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癡。
它不僅告訴我們寶玉與秦可卿是一對千古情癡，而且還暗示著一個重要情節，即寶玉與秦可卿的「兩情相逢」。至於金陵十二釵的判詞及「紅樓夢曲」隱喻著眾多人物的命運和主要的情節，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更無庸贅述。
以謎語來隱喻故事情節，是《紅樓夢》的敘事修辭手法之一，集中出現於第二十二回和第五十回中。賈政的燈謎「身自端方」，不僅隱喻著他崇尚筆墨，品格端方，古板正統；更重要的是與情節緊密相關，意味著賈母等人所作燈謎中的讖語必將應驗。果然元春的爆竹燈謎、迎春的算盤燈謎、探春的風箏燈謎、惜春的佛前海燈燈謎以及寶釵的更香燈謎都無一例外地隱喻了各自的命運結局。史湘雲的那首以《點絳唇》詞作的燈謎更是含義深遠，以至於眾人亂猜一氣，只有寶玉猜著是「耍的猴兒」。實際上隱喻著寶玉的身世和賈家的結局。另外 寶釵、寶玉、黛玉等人的燈謎，以及寶琴的十首懷古詩，書中雖然沒有交代謎底，但或隱喻著他們各自的經歷和遭遇，或隱喻著賈家及眾多女子的遭際。
《紅樓夢》飲酒行令的情節集中於第四十回、第六十二回和第六十三回中，其中不少酒令隱喻著人物的遭遇和心境。如寶釵「左邊是『長三」』一令，最後一句是「處處風波處處愁」，隱喻著其婚後孤獨寂寞的心境。黛玉「左邊一個『天」』一令，無意中引用了《西廂記》和《牡丹亭》中的句子，隱喻著她對愛情的嚮往。湘云「奔騰而砰湃」一令，隱喻著湘雲的坎坷經歷猶如江中的一葉孤舟屢經風浪。在「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時，眾人行花名簽酒令，在這些人們所熟知的詩句中隱喻著抽籤人的性格和命運。如寶釵掣出的「任是無情也動人」、探春掣出的「El邊紅杏倚雲栽」、李紈掣出的「竹籬茅舍自甘心」、湘雲掣出的「只恐夜深花睡去」、香菱掣出的「連理枝頭花正開」、黛玉掣出的「莫怨東風當自嗟」以及襲人掣出的「桃紅又是一年春」等等，便都是如此。
四
所謂「反諷」，即指說話人的態度與所說的話兩者相悖或相反。美國學者高辛勇認為《紅樓夢》中有「反諷」的情況，但表現的不是十分強烈（14）。這些「反諷」可區分為兩種情形：一是明貶暗褒，一是明褒暗貶。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情形。
第三回中作者假托後人作了兩首《西江月》詞，說是「批寶玉極恰」。從表面來看，這兩首詞對寶玉作了指責和批評，但實際上卻是在肯定寶玉的叛逆性格和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在作者心目中，寶玉是一個與現實社會、政治、道德背道而馳的人，他既不被社會所用，也無力挽救這家國頹敗的命運。按照賈雨村的說法，他既非大仁者，又非大惡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再看作者筆下寶玉的言談舉止，他最不喜讀書，並對那些「讀書上進的人」，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稱這些人為「國賊」。他認為八股文不過是「沽名釣祿」之階，他最討厭科舉、仕途經濟「這些道學話」，「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事」，痛斥所謂「文死諫」「武死戰」「都是沽名釣譽」。他的這種叛逆性格肯定為社會所不容，因此他痛心地說道：「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對寶玉的這一叛逆性格，儘管作者給予了充分肯定，無奈卻受到了社會上普遍的譏笑和否定。這兩首詞便代表了世俗社會的觀點，作者借此來表現寶玉與社會的格格不入。
與第一種情形相比，《紅樓夢》中明褒暗貶的情形要稍多一些，特別是對寶玉的父母，常常運用明褒暗貶的「反諷」手法，第三十回王夫人責打驅逐金釧便是明顯的一例。此事起因於寶玉與金釧兒開玩笑，本來是很普通的玩笑話；退一步說，即使這一玩笑有失體統，主要責任也應由寶玉來負。對他們的玩笑話，王夫人聽得清楚，但她卻將責任完全推到了金釧身上，「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教你教壞了。」』這還不算，又命令立即將跟了她十來年的金釧兒攆出去。正是在王夫人做了這種既無道理、又十分殘酷的事情之後，作者寫道：「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就是這樣一位「寬仁慈厚」的人，竟將一位無辜的丫鬟逼上了死路。
第七十四回繡春囊事發，王夫人又急又氣，命鳳姐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快快暗地訪拿此事。「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還「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心腹，王夫人自然對她會有戒備之心。但作者卻說：「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實際上王夫人是要讓邢夫人的手下人充當鎮壓大觀園的急先鋒，所以才會視王善保家的沒有二意。
王善保家的趁機說了晴雯許多壞話，觸動了王夫人的心事，即刻命將睛雯叫來。晴雯來到後，「王夫人一見他釵觶鬢松，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對睛雯怒加訓斥：「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後來晴雯果然慘遭蹂躪而死。王夫人明明是一個十分保守甚至殘酷之人，作者卻寫道：「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她的「天真爛漫」，就是容不得像晴雯這樣有個性的丫鬟；她的「喜怒出於心臆」，就是任意懲治她看不慣的奴僕。由此可以看出，全書中王夫人的幾次重要行動，作者都運用了「反諷」的手法。
按照冷子興的說法，賈政「自幼酷喜讀書」，應當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了。但他卻既無高深的學問，又無經世致用的能力。賈雨村明明是一個庸俗不堪的小人，賈政卻只看外表，認為他「相貌魁偉，言語不俗」，遂薦舉他官復舊職，顯然缺乏對人的識別能力。但作者卻說道：「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濟弱扶危，大有祖風⋯⋯」他命寶玉不必讀什麼《詩經》、古文，只要把《四書》講明背熟，最是要緊，可見他「酷喜讀書」只是為了求取功名。在大觀園題對額時，他僅為山亭想出了一個「瀉」字，還被寶玉所否定。在遊園過程中，賈政多次表露其「歸農之意」，但當元春歸省時，他誠惶誠恐，唯知感戴皇恩而已。第七十八回作者說賈政「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但全書並未見他作過一首完整的詩，也未見他有任何「放誕」之舉。唯一可視為稍有風趣的是他為承歡賈母講了一個笑話，但這唯一的笑話又是那樣庸俗不堪。
《紅樓夢》中的「反諷」不是太多，且集中用於刻劃寶玉父母的形象之上，適可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對像賈政、王夫人這樣的父母有著深深的不滿，只有運用「反諷」才能揭示出他們的偽善和「假正經」。
在第八回中，作者對寶釵曾給了四句評語：「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這當然是對寶釵的肯定和讚美。然而實際上寶釵既不「罕言寡語」，也未「安分隨時」，她時常勸諫寶玉讀書仕進，立身揚名；規誡黛玉不可看那些雜書，防止「移了性情」。當王夫人為金釧兒之事感到不安時，她為勸解王夫人，竟然說金釧兒是「失了腳掉下去的」，「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她為了討好賈母，過生日悉依賈母所好；為了擺脫自己的嫌疑，撲蝶使金蟬脫殼之計；參與理家，施小惠全大體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可見出她的圓滑甚至冷酷，也只有運用「反諷」才能取得這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