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世界面面觀
《紅樓夢》是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二百餘年來，這部千古絕唱，受到人們的無比喜愛。今天，《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種專門性的學問，猶如一股巨大的「紅潮」，奔騰不息，波及五洲四海。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紅樓夢》問世後在國外的影響，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認真的研究。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我們只要翻開大大小小的《中國文學史》一類的著作，就很自然地會瞭解到這一點。因此，我認為有目的、有計劃地搜集、整理、研究《紅樓夢》在國外流傳、翻譯、研究的歷史資料，不僅是編寫紅學史所需要的，也是編寫中國文學史所不可缺少的。這裡，我僅把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零散材料稍加分類，做個簡略的介紹。
一、《紅樓夢》在國外的流傳
《紅樓夢》是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發展，而流傳到世界各國的。有關這方面的直接記載材料雖很寶貴，但至今發現的不多，要做系統的研究和說明，是有一定困難的。據日本著名漢學家大庭脩和著名紅學家伊籐漱平先生的報導，早在1793年(清高宗乾隆58年，日本寬政5年)，就有中國南京王開泰寅貳號船載九部十八套《紅樓夢》，從浙江乍浦港運往日本長崎。除這條記載外，長崎「村上文書」中，還有下列記載：1803年(清嘉慶8年，日本享和3年)，有亥七號船載《繡像紅樓夢》二部四套到日本[1]。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後，各種翻刻本的《紅樓夢》也陸續流傳到日本。今天，日本的國家大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中，不僅有「程甲本」、「程乙本」《紅樓夢》，還可以看到東觀閣本《紅樓夢》等[2]。
隨著早期刻本《紅樓夢》流傳到日本，日本的文入學者開始閱讀這部中國的古典名著。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屠赤瑣瑣錄》和龍澤馬琴尺牘等著作中有記載，清政府駐日文化參贊黃遵憲和日本友人筆談《紅樓夢》的內容也保留在他的《遺稿》裡[3]。上述片斷的記載說明，《紅樓夢》流傳到國外的時間雖然較早，但閱讀範圍僅限於當時的文化人，數量當不會太多。
《紅樓夢》流傳到歐美各國，以今天蘇聯亞洲人民研究院列寧格勒分院收藏的抄本《紅樓夢》為最早。這部珍貴的早期脂評抄本，是1832年(清道光12年壬辰)俄國希臘東正教傳教士帕維爾·庫爾亮德采夫帶回俄國的[4]。關於這個抄本的面貌和特點，蘇聯文學家裡弗京等人作過介紹[5]。台灣省潘重規先生曾將此抄本上獨有的批語輯錄發表[6]，這裡就不詳加介紹了。在蘇聯，除藏有上述抄本《紅樓夢》外，各大圖書館裡也藏有各種早期刻本《紅樓夢》和《後紅樓夢》一類續書、傳奇腳本[7]。至於英法等國家的圖書館藏有的《紅樓夢》版本，大都是「程甲本」或「程乙本」的翻印本。
據台灣《傳記文學》雜誌報導，胡適藏了幾十年的甲戌本《石頭記》現存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而胡天獵藏的一部程刻本，幾年前賣給了美國耶魯大學[8]。甲戌本和胡天獵藏本，都是乾隆年間的抄本或印本，屬於珍貴文物，應予特別保護。然而，台灣當局竟允許這些珍貴的文物流落異國，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和憤慨的事情。
至於近三十年來我國整理出版的《紅樓夢》和影印的各種早期脂評本，世界各國大圖書館一般均有收藏。但是，《紅樓夢》以原本(中文)流傳到國外的無論如何之多，其讀者群也僅僅局限於精通中文的少數漢學家。對於廣大的外國讀者來說，由於文字上的障礙，還不可能直接閱讀中文版的《紅樓夢》。因而，說起《紅樓夢》在國外的影響，主要還是各種外文譯本起了傳播的橋樑作用。
二、《紅樓夢》的外文譯本《紅樓夢》的外文譯本有十幾種語種之多，為我國古典小說外文譯本之冠。一粟的《紅樓夢書錄》和我所編的《紅樓夢敘錄》兩書的譯本部分，雖然列入較多譯本，但仍有不少遺漏。特別是近兩三年來出版的新譯本，兩書都只好付諸闕如。這裡，根據最近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分兩個大問題介紹如下：
第一，關於《紅樓夢》外文譯本的概況。
(1)摘譯本：這是《紅樓夢》外文譯本的早期形式，所譯僅是原小說的個別片斷或一二回。如，1830年，英國人約翰·弗郎賽斯·戴維斯摘譯了《紅樓夢》第二回裡的兩首《西江月詞》[9]，這是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紅樓夢》片斷譯文。又如，1868年，波拉譯了《紅樓夢》的前八回，發表在香港的《中國雜誌》上。在日本，森槐南於1892年譯出《紅樓夢》第一回楔子。島崎籐村也於同年摘譯了《紅樓夢》的第十二回，載於《女學生雜誌》第321號。此外，如太宰衛門、大高巖、野崎駿平等人都有摘澤文字公開發表。早期《紅樓夢》摘譯本除英文、日文外，還有德國丁某譯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回的片斷，題為《紅樓夢小說選》，載於福蘭克府版的《中國學》1928年第四卷上。上述的幾種英文摘譯片斷，多是英漢對照， 目的是供在華的英國人學習中國官話的「課本」用。這種摘譯是在譯者對《紅樓夢》缺乏深刻瞭解和認識的情況下進行的，譯文質量一般說來是很差的。但是，從研究《紅樓夢》一書在國外的流傳和翻譯的歷史來看，這些片斷的摘譯，仍然有一定的資料價值，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2)節譯本：目前所見到的時間最早的《紅樓夢》節譯本，是英國駐澳門副領事克拉夫特·裘裡於1892--1893年出版的《中國小說紅樓夢》。此書共五十六回，香港《中國郵報》出版了第一冊，378頁；澳門商務印刷廠出版了第二冊，538頁，首有譯者1891年9月1日寫的序言。又如，王際真的英澤本，共三十九回，於1929年出版，這也是一個節譯本。日文的節譯本首推岸春風樓的《新譯紅樓夢》，共三十九回，1916年日本文教社出版。在歐美讀者中影響最大的節譯本，是德國人庫恩的德文譯本，1932年萊比錫島社出版，共788頁。庫恩節譯本問世後，法國的葵尼、美國的麥克休姊妹、意大利的波維羅和黎卻奧、荷蘭的沃斯德曼、匈牙利的喬齊等人，都是據此本譯成本國文字的《紅樓夢》[10]。最近見到的泰國文《紅樓夢》，也是一個節譯本，全書共四十回，一冊，534頁。泰文本是由泰國漢學家哇拉它·台吉高翻譯的，曼谷建設出版社1980年3月（佛歷2523年）出版。該書前有譯者序和洛·拉維旺的長文《<紅樓夢>的分析》，全面介紹了《紅樓夢》的故事梗概，歷史背景，哲學基礎和作者對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觀點。
(3)全譯本：所謂「全譯本」，又分八十回譯本和一百二十回譯本兩種版本。八十回譯本中以日本幸田露伴、平岡龍城合譯並註釋的《紅樓夢》為最早，於1920--1922年(日本大正lO年至11年)，由國民文庫刊行會刊行，共三卷。幸田、平岡譯本是以有正書局印行的戚蓼生序本《紅樓夢》為底本，書後附有原文，首有凡例和幸田氏的《紅樓夢題解》。書中附有木刻插圖十二幀。此譯本問世，一是開始了《紅樓夢》全譯本的新時期；二是首次使用脂評本為底本，說明譯者是有一定眼光的。英國人大衛．霍克思的英譯八十回《石頭的故事》，是一部深受好評的外文譯本。第一卷於1973年由英國企鵝書店出版，標題是「黃金時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標題「海棠社」，譯至第五十三回；第三卷八十回完。八十回以後，將由譯者的女婿明費德擔任翻譯。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外文譯本，以日本著名紅學家松枝茂夫教授的譯本為最早。松枝譯本從1940年起由日本巖波書店出版，共十四冊，卷首有譯者「解說」，書末附譯注、賈家世系表。1967年該譯本又作為《世界文學全集》的一種，由東京講談社出版，共466頁。1977年譯者改譯全書，由巖波書店出版，共十二冊，「面貌煥然一新」。松枝本前八十回系據戚序本譯出，後四十回是從程乙本譯出。這是日文第一部百二十回《紅樓夢》，在日本讀者中頗有影響和好評。
六十年代末，日本著名紅學家伊籐漱平先生譯出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由東京平凡社出版，共三卷(上、中、下)。此譯本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的一種，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及附冊後四十回譯出。譯本回末均有簡注，並附有賈家主要人名表、「解說」、「大觀園圖」．「賈氏世系表」、「榮國府府內想像圖」、「恭王府平面圖」和各種木刻繡像一百三十八幅。這個譯本吸收了松枝本的長處，並因底本選擇較好，所以是目前日文全譯本中較好的一種。除松枝、伊籐澤本外，日文全譯本中，還有1980年出版的飯塚郎譯本。
英文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以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本為代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前八十回於1978年出版，後四十回於1980年出版，精裝三冊，附有著名國畫家戴敦邦同志的美麗插圖。這個譯本前八十回據庚辰本譯出，後四十回據程甲本譯出。關於這個新譯本出版的意義和影響，海內外報刊都有評論，認為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為英文讀者提供的最好譯本，是翻譯界、紅學界的一件大事。著名紅學家、擔負該譯本前八十回審校工作的吳世昌先生曾這樣說過：「我曾把前八十回的譯稿對照《脂京本》(即庚辰本)逐字逐句審校過。我敢說，這是目前幾個英譯本中最完備最正確的譯本。」[11]新的全譯本的出版，其重要意義在於，首先，譯本的底本選擇較其它譯本的底本要好，文字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其次，譯者不僅精通英文，譯筆流暢貫通，而且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均有極好的素養，對《紅樓夢》全書有深刻的理解，譯文質量是很高的；第三，這是我國自己翻譯、出版、對外發行的第一個英文全譯本，為《紅樓夢》一書在世界各國的傳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其功不在禹下。
法文全譯本，是僑居法國的李治華先生和他的法籍夫人雅克琳·阿雷扎伊斯合譯的。法譯本前八十回據脂評本，後四十回據程乙本譯出，1981年法國蓋理瑪圖書社出版，精裝32開，共二冊，3278頁。新版法譯本《紅樓夢》卷首有譯者自序，附有簡略參考書目和一百九十九幅木刻繡像圖；四百個小說中人名對照表，每卷末有註解，共一百三十頁。
法譯本，從翻譯，修改、校審，看校樣，一共花了二十七年的時間。它作為「七星文庫」的名著叢書的一種，轟動了全世界。誠如法國米歇爾．布羅多和瑪麗．霍爾茲芒的評價文章中所說：「全文譯出中國五部古典名著中最華美、最動人的這一巨著，無疑是1981年法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在這之前，我們只見過一些部分的不完整的譯本，而且註釋少而多誤。現在出版這部巨著的完整譯本，從而填補了長達兩個世紀令人痛心的空白。這樣一來，人們就好像突然發現了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我們似乎發現，法國古典作家普魯斯特、馬裡沃和司湯達，由於厭倦於各自苦心運筆，因而決定合力創作，完成了這樣一部天才的鴻篇巨著。」「『七星文庫』使我們結束了長達兩個世紀的對《紅樓夢》愚昧無知的這種令人痛心的狀態。」另一位法國著名書評家克洛德·羅在《從東方來的巨著》一文中評論說：「中國有巴爾扎克全集及司湯達全集的譯本，已有半個多世紀。被稱為『武器及法律之母』的法國，享有參加掠劫圓明園的名譽，兩個世紀以來，卻一直沒有空暇去注意一本宇宙性的傑作，我們真該為屬於這個國家而驕傲了。」從這段諷刺文字中，可以窺見法國讀者，對《紅樓夢》是如何地「相逢恨晚」了[12]。
一百二十回全譯本，還有朝鮮文、越南文、羅馬尼亞文、匈牙利文、俄文等版本[13]。這些譯本大多在五十年代中後期，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為底本翻譯的，譯文尚好，對《紅樓夢》一書在這些國家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關於《紅樓夢》外文譯本中的幾個問題。
(1)曲解原著：早期譯者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缺少起碼的瞭解和認識。他們把《紅樓夢》或認作閨房瑣事，或看成癡情兒女的談情說愛。有個別譯者甚至連《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男是女都不清楚，競把寶玉稱為「女士」、「忙碌的少女」。摘譯和節譯的結果是故事的軀殼和情節雖殘存，但是小說原來的風格和神采已經盡失。
(2)譯文不確：大多數外文譯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譯文不確的問題。如「紅樓夢」三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外國人難於理解，所以有人譯成了在「紅色」的房子裡做「夢」。又如有的譯本將黛玉譯成「黑色的玉」，寶釵譯成「寶德」，襲人譯成「瀰漫著的香氣」，平兒譯成「忍耐」，鴛鴦譯成「忠實的鵝」，等等。至於《紅樓夢》中許多細微的描寫被譯錯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紅樓夢》第二十一回裡寫湘雲睡覺不老實，「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掠於被外」一句，有的譯本譯為「被只齊肩」，使「雪白的膀子掠於被外」，這就無法理解了。又如，第四十回寫到劉姥姥在吃飯時說笑話，結果引起一場哄堂大笑，「薛姨媽也撐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薛姨媽的噴茶和探春把飯碗合在迎春身上，都是因為劉姥姥的笑話引起的，但有的譯本譯文則將探春的動作原因說是薛姨媽噴茶引起的，這就錯了。此類例子甚多，這裡就不再舉例了。
(3)難譯的詩詞之類：《紅樓夢》思想內容博大精深，沒有長期的研究、體會，難於表達其意蘊，就是文備眾體來說，也是翻譯中的一大困難。原書中有大量詩詞曲賦、偈語酒令、冊詞謎語，這是故事情節發展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大多數澤者感到最難翻譯的是這一部分，有的譯本雖然譯出了，但也顯得不中不外，非古非今，很不自然。所以，有的譯本不得不做大量的刪節。當然，這種刪節既破壞了原作的神韻，也削弱了全書結局的悲劇氣氛。
(4)以上三點是就《紅樓夢》外文譯本本身存在的問題說的、作為紅學研究工作，還應該包括如何加強《紅樓夢》的翻譯和對各種譯本的評論和介紹。到目前為止，《紅樓夢》外文本中還沒有阿拉伯文譯本，這對使用阿拉伯語的廣大非洲讀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現有的譯本，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問題，如何解決、提高?這對譯本的評論工作是不可少的。這項工作還有待於翻譯界、紅學界的同志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三、國外《紅樓夢》研究的狀況
在當今世界各國，人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瞭解和認識程度不一，至於對這門學問的研究，則更不平衡。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友好往來、文化交流已有悠久的歷史。《紅樓夢》傳人日本時間為最早，其研究也先於他國，至今熱情不衰。所以，日本可以稱為外國紅學研究的先驅者。歐洲各國，特別是英、法兩國，紅學研究開始也較早，但近幾十年來研究隊伍並沒有擴大，發表的研究成果也極少，可以說是徘徊者。美國的紅學研究起步比較晚，但近年來以華裔美籍學者為中心，形成一支研究隊伍，發表的紅學論著也較多，可以說是新的崛起者。亞洲除了日本外，新加坡的紅學研究雖有成績，但過去我們很少注意到，沒有給予應有的介紹，這是一個被忽略者。而非洲，直到目前既沒有發現紅學研究者，也沒有見到有關紅學的研究論著。所以，我們可以說非洲在外國紅學研究中還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
從世界各國紅學研究的歷史發展看，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一般是介紹《紅樓夢》的故事梗概。郭實獵用英文寫的《夢在紅樓》[14]一文是其代表。又如俄國人凡西立也夫在《中國文學綱要》[15]一書中，介紹的也是《紅樓夢》的主要故事情節。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具有一定研究內容的紅學論文開始出現了。如日本的大高巖在1930年寫的《小說紅樓夢與清朝文化) [16]、《紅樓夢的新研究》[17]等文章，是屬於研究性質的。大高巖是日本紅學研究的先驅，是「紅迷」。他的研究專著《紅樓夢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再評價的探討和解說》[18]，內容包括《歷史的發展》、《紅樓夢的新觀點》及余論《通過賈寶玉來看作者的新面貌》三大章，並附有《紅樓夢表》。大高巖認為，曹雪芹具有近代思想。他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生活的曹雪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視著他親身體驗了的一切，用反儒教的、人類解放的精神寫作了《紅樓夢》。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值得予以大書特書的。在艷情小說氾濫的封建時代的中國，產生了這樣一部傾注著美好感情和思想的小說，並在這樣早的時候就閃爍出民主的、自由進步的思想，是實在令人驚異的」! [19]他認為，《紅樓夢》以賈寶玉為中心，展現了被稱為「金陵十二釵」的貴婦和侍女，出色地描繪出在封建社會腐朽的桎梏之下，那不能實現的愛情給他們帶來的苦痛。他說：「一般說來，小說自然要求情節的生動，但生動的情節必須與中心人物直接聯繫在一起。可以說，只有當我們身臨其境般地被書中的人物所感動的時候，小說才能與我們的心身息息相關。」「只有描寫了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時，這本書才能具有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普遍性。」他在談到《紅樓夢》受到讀者熱烈歡迎的原因時指出：「這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林黛玉那獨特的性格，以及全書所巧妙地安排和描寫的她和賈寶玉那美好而高尚的愛情，那更是歷來中國小說中所未有的。」「作者雖說在寫作手法上沿用了舊小說的形式，但它的內容卻是現實主義的。它一方面流露出消極思想——世態無常的觀念，另一方面又展現了積極的革命的思想。這些矛盾，如果考慮到作者所生活的時代，那就不是沒有緣由的了。」在日本的紅學家中，大高巖對《紅樓夢》的研究和評論是最全面、系統的，他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評價也是最具體、最深刻的。他說，「無論如何，正像曹雪芹在全書一開始時所說的那樣，他是借夢幻來敘說真實。這正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恩格斯語)。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評價。曹雪芹那雙面對現實、嚴峻地注視著人生的眼睛，也就是凝視著明天的眼睛」。
與大高巖同時代的日本紅學研究者中，還有豬俁莊八、橋川時雄、太田辰夫、吉田幸夫、大原信一等人。他們研究《紅樓夢》，有的側重在語言文法方面，有的側重研究經濟史方面，有的還從法制史角度進行研究。五十年代後，日本紅學研究者開始注意曹雪芹家世生平、《紅樓夢》版本源流、脂硯齋評語、後四十回續書等問題的研究。如松枝茂夫、伊籐漱乎、村松映、飯塚郎、金子二郎、齋籐喜代子、塚本照和、野口宗親、香阪順一、宮田一郎、緒方一男等人，都是很有成就的一代紅學研究者。年輕一代中，初露鋒芒的是小山澄夫先生。從發表的著作看，太田辰夫的《紅樓夢語彙詞典》，宮田一郎、香阪順一的《紅樓夢語彙索引》，緒方一男的《紅樓夢詞語彙釋》，伊籐漱平的《紅樓夢研究日本語文獻資料目錄》和《日本紅樓夢研究小史》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工具書[20]。伊籐漱平先生近年來致力於脂評和程高本的研究，取得相當的成就。他的《關於脂硯齋和脂硯齋評本札記》[21]、《程偉元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小考》及《補說》《余說》[22]諸文，頗顯其治紅功力之深。此外，伊籐先生對所傳《廢藝齋集稿》等文物的真偽也進行了研究，撰有三萬餘字的論文，表示了存疑的看法[23]。
新加坡的紅學研究者主要有皮述民、黃葆芳、南翔等人。他們以《南洋大學學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為陣地，發表研究《紅樓夢》論文。皮述民先生對曹雪芹家世生平頗多研究，如《脂硯齋與紅樓夢的關係》[24]、《補論畸笏叟即曹頫\說》[25]等文章，都是有獨到見解的。黃葆芳先生是新加坡美協主席，對《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的園林建築及《紅樓夢》中的繪畫藝術等方面研究較多，代表性論文是《大觀園的佈置》[26]一文。
歐洲的紅學研究者中，英國的大衛·霍克思，五十年代初留學於中國北京大學，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一定研究，能用中文寫舊體詩詞。他原是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後來為專心翻譯《紅樓夢》而辭去教學工作。除了翻譯《紅樓夢》前八十回外，他還寫了一些研究文章，如用中文寫的《西人管窺紅樓夢》一文，刊登在《紅樓夢學刊》[27]上。法國的紅學研究者李治華和陳慶浩兩位先生，李氏主要從事翻譯，陳氏主要搞研究。陳慶浩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曾是該系《紅樓夢》研究小組成員，負責編輯《紅樓夢研究專刊》[28]。近年來，陳先生主要致力於新編石頭記脂評輯校和脂評研究。他的《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29]一書，具有資料完備、校勘精細、附有註釋等優點。他的法文版《脂評研究》[30]一書，對脂評內容、分類、年份、批者諸方面做了全面研究。在該書中，他對紅學研究的發展歷史做了概述和全面研究，頗有獨到之見。
蘇聯的漢學家中，有些人寫過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如裡弗京介紹過列藏本《紅樓夢》和蘇聯各大圖書館所藏《紅樓夢》及有關圖書情況。但是，近年來我們所見到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列寧格勒大學副教授龐英先生寫的。他現在負責校勘列藏本《紅樓夢》，對其中的重要回目作了考析。如《關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部所藏<紅樓夢>稿本》[31]、《論<紅樓夢>的作者和原本回數》[32]、《長篇小說<紅樓夢>與中國散文和戲劇傳統的關係》[33]等文章，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根據龐英先生報導，列藏本《紅樓夢》校勘工作，現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強，不久即可以完成全部校勘任務。
澳洲的紅學研究者，有柳存仁和明費德兩人。柳氏是較早報導列藏本《紅樓夢》情況的學者[34]，其後在香港《紅樓夢研究專刊》上還發表過文章。明費德是英國人，在澳洲大學攻讀博士論文。他除繼承大衛·霍克思的翻譯《紅樓夢》後四十回的工作外，還寫了《論高鶚》的長篇論文[35]。明費德基本上是肯定《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他以「彈琴」一段為例，說明高鶚不僅懂琴理，而且是有一定寫作才華的。
美國的紅學研究者，主要是美籍華裔，集中在威斯康辛大學、史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其中代表人物有周策縱、唐德剛、趙岡、余英時、王靖宇、翁開明、蒲安迪、馬泰來等人。周策縱先生祖籍湖南，早年專攻政治，幾年前開始研究《紅樓夢》，曾發表過《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36]、《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37]、《<紅樓夢>「凡例」補佚與釋疑》[38]、《紅樓夢與西遊補》[39]等論文。1980年6月在美國召開的威斯康辛大學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是周策縱先生倡議和主持的，他在開展《紅樓夢》研究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趙岡先生是哈爾濱人，專攻經濟學，現任教於威大經濟系。趙先生從六十年代初步入紅壇，發表的紅學論著較多，代表著作有《紅樓夢新探》[40]、《紅樓夢論集》[41]、《漫說紅樓夢》[42]等。他的研究範圍主要是曹雪芹家世生平，版本考證兩個方面，研究方法採用正宗的歸納法。余英時教授任教美國耶魯大學，專攻中國社會思想史，著有《紅樓夢的兩個世界》[43]一書。余氏論紅著作的特點是見解獨到，分析入理，文風嚴謹，並有強烈的歷史感，因而他的文章在國際紅學研究者中頗得好評。普林斯頓大學的蒲安迪教授是美國籍華裔學者之外的著名紅學研究者。蒲氏第一個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紅樓夢》，他的代表著作《紅樓夢的寓意》一文，在西方紅學者中頗受注意。
從上面介紹的各國紅學研究者的研究課題及其代表論著看，可以歸納以下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1)就總體而言，各國的紅學研究有進步，特別是近幾年來有些國家的研究隊伍有了擴大，發表或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學術水平的研究論著，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還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一些地區和國家在紅學研究方面還是空白。許多外國學者對曹雪芹和《紅樓夢》還缺乏較深刻、全面的瞭解和認識。所以國外研究《紅樓夢》的深度、廣度比起國內的研究水平還有相當的距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有研究指導思想和方法上的不同外，主要是他們不能更多地接觸第一手資料。因而不少研究文章是從國內公開發表的研究文章、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這種「先天不足」，很自然地影響到國外研究成果的「後天失調」。當然，就那些道地的外國學者來說，還有民族歷史、民族心理、風俗習慣上的差異，這些，也影響了他們正確認識和闡發《紅樓夢》的真正價值。
(2)國外的紅學研究，重點在小說的結構、藝術成就的分析，這是他們的優點，也是缺點。他們對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家世環境缺乏全面瞭解，必然對《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內容、表現方法，以及小說主題思想不能深刻理解。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它的藝術性和思想性是統一的，二者缺一都不會成為千古不朽的名著。所以，片面地研究《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其學術研究的水平也受到局限。
(3)從研究方法看，國外的紅學研究多採用一些西方文學批評的方法，什麼比較法、結構主義方法等等。但是，我們看到的一些紅學文章多半是生硬地搬用這些方法，忽略了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故鄉是中國。特別是《紅樓夢》產生於二百年前的封建社會裡，中國人自己研究中況且遇到不少困難，外國人碰到的問題自然會更多。因此，對於國外的新的研究方法，我們的態度一是不拒絕試用，二是要分析，萬不可視外國一切皆好，盲目地照搬照用。
(4)從文風看，國外的紅學論文比較清新流暢，引人閱讀，少八股氣和標語口號式的文字。但他們的文章也有輕飄，乃至華而不實，浸透著商業氣味，而缺少樸素深厚的風格等缺點。對於國外紅學研究中的優點，要學習，而缺點則要擯棄。
四、國外對《紅樓夢》的評價在中國，《紅樓夢》被視為「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44]那末，在國外的讀者、研究者的心目中，又是如何看待和評價這部古典小說呢?這裡從以下三個方面作些介紹。
(1)外文譯本序跋中的評價。《紅樓夢》外文譯本卷首常附有譯者或譯者請人寫的序言，這些序言中除了介紹譯者生平、翻譯經過和對譯文水平加以評論外，還對曹雪芹和《紅樓夢》予以高度評價。如德文本譯者弗蘭茨．庫恩在他的譯本序言中說：「《紅樓夢》的內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寫是生氣勃勃的和充分個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難忘的。」1929年，英國東方文化研究者阿瑟·韋利在為王際真的英文本《紅樓夢》撰寫的序言中說：「《紅樓夢》或許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它不同於一般的歷史小說，而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它的內容富有叛逆性，是作者生活和經歷的藝術再現。《紅樓夢》是世界文學的財富，它的出現給世界文學增加了榮譽，它使世界文學創作者都受惠不淺。」1980年翻譯出版的泰國文本《紅樓夢》，卷首有譯者哇拉它·台吉高的前言，其中說道：「《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自古以來，人們都認為這部作品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珍珠。這部作品通過描寫四大家族和塑造的四百五十多個人物形象，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裡的各個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風貌，從而揭示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正在日趨衰敗，並必然走向滅亡的歷史總趨勢。」
(2)外文論著及書評中的評價。英國人翟理斯博士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評價《紅樓夢》是「一部蓋世無雙之作」。日本著名紅學家松枝茂夫教授在同杉浦對講《紅樓夢》時說：「毫無疑問，《紅樓夢》堪稱中華民族的大傑作。」他認為，《紅樓夢》是反封建的，暴露了封建「社會是如何地腐敗，讀了之後非常明白。」松枝教授以日本的《源氏物語》同《紅樓夢》作了比較之後說，兩者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他仍然喜歡《紅樓夢》一書。松枝說，《紅樓夢》開頭的故事「是宋代以來的傳統」，書中王熙鳳這個人物寫得最好。美國康乃爾大學中國古代小說和現代小說研究者翁開明(音譯)博士，在他題為《觀點·標準和結構：「紅樓夢與抒情小說」》[45]一文中，以西方研究者的眼光和批評方法，從觀點、標準、結構三個方面評價《紅樓夢》的成就。他指出，「曹雪芹要比他以前的任何小說家更為高度自覺地創作這部小說。《紅樓夢》的作者通過公開評論或者精選出來的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自由地將自己的美學觀點向讀者灌輸，特別是通付小說的代表人物，藝術家眼睛裡面的英雄——寶玉」。翁開明認為，「中國在十八世紀中葉，《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小說史的轉折點」。但是，《儒林外史》「是圍繞著結構鬆散的許多小故事構成的——中國傳統小說的一種極為流行的寫作程式。」而「在《紅樓夢》裡剛好相反，作者的想像力轉為內向，並且為了發現小說的意義，使個人的經歷也客觀化了。主觀想像的客觀化，通過隱語、詳情、人物、事件和情景，編織成幾個非常有意思的獨幕劇或者說情節。」因此，他認為可以毫不懷疑地說：「《紅樓夢》像一本傳統的中國社會百科全書那樣正確而廣泛地揭露了一個有權勢的封建家庭的興衰。」
評介《紅樓夢》的書評文章很多，這裡僅擇其要者介紹如下。1981年，當法文版《紅樓夢》正式出版時，日內瓦《文學星期六報》高度評價這部偉大作品。評介中寫道：「現實主義古典傑作《紅樓夢》反映了中國十八世紀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擺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史書，同時它又無情地譏諷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所有黑暗面。人們看到，曹雪芹有力地描繪了這個壓迫窮人、虛偽透頂的封建階級的衰落史。」法國的《鴨鳴報》在評介法文版《紅樓夢》時，盛讚曹雪芹的思想和才華，說「曹雪芹具有布魯斯特的敏銳的目光，托爾斯泰的同情心，繆西爾的才智和幽默，有巴爾扎克的洞察和再現包括整個社會自下而上的各階層的能力」。西方評論家們認為，曹雪芹可與莫裡哀、大仲馬、巴爾扎克、左拉、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塞萬提斯等世界一流文豪相媲美，而毫不遜色。克洛德·羅在《從東方來的巨著》一文中評論道：「曹雪芹的小說，結構形式有如一道天虹，圍著一棵美麗的樹。這棵美麗的樹，便是年輕的寶玉和他的兩個表姐妹——體弱溫柔的黛玉和風情迷人的寶釵的主題故事。這個故事，既有非常貼切的筆調，同時，從小說角度來看，又十分哀婉動人。在十八世紀的時代，人們流了許多眼淚，而在我們的這一個時代，也是如此。人們為激情而受創傷、為愛情而死亡，在威爾第(意大利作曲家)和克利斯特(德國劇作家)的作品小，也是一樣。但是，這些內心的衝動，即使是屬於一種非常中國式的感傷，在作者筆下，卻以毫不做作的方式表達出來。」又說：「如果我們需要指出，即使有許多不同，中國人和我們均屬同類的人，那麼《紅樓夢》一書，便是最權威的一個明證，它將會感動西方人的心，就像1792年來，它感動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一樣。」
(3)歐美各國大百科全書中的評價。據介紹，l936年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32卷《中國文學》條目中，曾這樣寫道：「與《儒林外史》同一時期，出現了曹雪芹所作的《紅樓夢》或稱《石頭記》。在這部對三代人的故事敘述中，出現了四百四十八個人物。展開了一幅貴族家庭生活習慣的廣闊畫面；有豐富的口頭語言和優美的文筆；對人物進行了十分精彩的心理刻畫。整個小說充滿著悲觀主義，並以悲劇結尾，表明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上的淪亡。這是一部描寫垂死的封建貴族之家的史詩。這部小說是中國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之一。」
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紅樓夢》在表現手法上打破了中國小說的老傳統，是一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傑出作品。
美國的《美利堅百科全書》，則把《紅樓夢》作為世界文學中無與倫比的偉大巨著加以評介。
法國，1970年出版的《法國通用百科全書》評介《紅樓夢》時寫道：「它既不是一部描寫真人真事的小說，也不是一部神怪小說或自傳小說。這是一部反映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現實主義古典作品。」又說：「《紅樓夢》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了社會的貧富不均，揭示了隱藏在表面繁榮背後的種種弊病，所以它是文壇上的一座豐碑。」[46]
上面所引述的三方面評價，可以說都是稱讚《紅樓夢》的。那末，是不是說國外的評論都是如此肯定和讚揚《紅樓夢》呢?不是的。由於各國漢學家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的認識的程度不同，所以有許多評論也是很膚淺的，其中相當多的評介概括得不準確、不全面，有些提法是不恰當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如有的評論說，《紅樓夢》是說教的書，是勸善懲惡的書；還有的評論說，《紅樓夢》只是談情說愛，其「基調是人生無常的佛教思想」，如此等等。這些評介，當然是脫離了《紅樓夢》的實際的，我們是不同意這些荒唐可笑的評論的。但是，應當指出，國外對《紅樓夢》評介的主流是肯定的，不準確乃至貶低《紅樓夢》的價值，則是次要的，其影響也極其有限。
《紅樓夢》所具有的無比魅力，不僅使中國讀者獲得一種嶄新的藝術美的享受，為之歎服，為之傾倒，而且它可以使世界各國的《紅樓夢》讀者進入另一個世界．擴大自己的眼光，提高自己的理解力，豐富自己的心靈，體驗到東方美的韻味。正如馬克·萬·多倫所說，曹雪芹經歷十年辛苦，以血淚鑄成的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在中國以外的讀者中，不會感到生疏和奇怪。因為它的人物傳達了人類的心靈與思想，它的故事內容真實生動，不會由於時間地點的不同而改變其價值」。[47]
1982年5月3日初稿1982年7月15日改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