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六十年
研究《紅樓夢》已經成為一門學問，而且「紅學」這一名詞，也已取得海內外學術界的承認，似乎不須在此多加解說了。
1966年，我在香港曾作一次講演，講題是《紅學五十年》。我認為自從1917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確和清儒治經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的搜求新資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我講「紅學五十年」，即在說明白1917年至1966年整整五十年的紅學發展，同時也提出了我個人發展紅學的計劃。今天我的講題是「紅學六十年」，意思著重在續講近十年紅學的發展。不過講述近十年紅學之前，似乎有簡單補敘前一段時期的必要。
我們知道蔡胡論戰的時期，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都是受國際學術界重視的人物。因此，這次論戰特別轟動。論戰的結果，胡先生的主張，可以說得到了壓倒的勝利。簡單說來，蔡先生認為《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書中人物，多影射漢族仕清名士。胡先生則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他指斥蔡氏考定劉姥姥是湯潛庵一類的詰難，痛快淋漓，使蔡先生無詞以對，他又考得曹雪芹的家世，發現脂評《紅樓夢》抄本，故斷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偽造。胡先生認為這是歷史考證方法的成功，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魯氏的《小說史略》，以及日本歐美甚至整個世界談《紅樓夢》的人士，全都採用了胡先生的學說。1957年，我參加在西德舉行的漢學會議，當我發表對《紅樓夢》作者的意見時，一位外國教授即起立發言，認為胡先生的說法已成定論，不容再加批評。可見這幾十年來，說得上是定於一尊的「胡適時代」。但在1961年，我對胡先生學說提出懷疑，可能是胡先生學說受到搖撼的開始。過去蔡元培容庚雖然提出異議，但經胡先生反駁後，便聲氣消沉。而我提出的問題，胡先生卻始終未能答覆。在那年的5月 22日，台大中文系學會邀我作一次紅學演講，我提出了我的具體意見。簡單說來，胡先生重要的主張有三點：
一、《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
二、《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偽造；
三、《紅樓夢》是作者隱去真事的自敘傳，書中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在舉世風從胡先生說法的時期，我對於胡先生的說法卻不敢輕信。第一，我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的說法，與《紅樓夢》內容不合。試看《紅樓夢》全書，一方面對賈府的描寫，著章鋪排成帝王的氣派，如秦可卿的出喪（第十三回），史太君的做壽（第七十一回），這在曹家如何附會得上！另一方面，《紅樓夢》的作者對於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霹於字裡行間，焦大、柳湘蓮的當面嘲罵，尤三姐托夢時的從旁控訴（庚辰、戚本第六十九回），每每都表現作者對賈府的痛恨。如果作者是曹雪芹，他為什麼要詆毀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可見自敘傳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胡先生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偽造，他的考證說：「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照胡先生的說法，世間奇巧的事便是作偽的鐵證，這是根本不合邏輯的推論。我曾經舉出曾國藩莫友芝翻刻胡克家本通鑒一樁事實。當他們開工之後，聽說胡刻板片還在鄱陽，就把它買來，只存前二百零七卷，缺了後面八十餘卷，天下事可也真巧，他們書局刻的板片，剛剛從最末一卷，倒刻上來，又剛剛刻到缺板為止，恰恰對頭，混然相接。世間居然有「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胡先生為什麼硬要說「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間，高鶚和程偉元串通起來，把高鶚續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併起來，用活字排成一本，又加上一篇序，說是幾年之中搜集起來的原書全稿」呢!（語見胡氏《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所以從證據和邏輯上，我認為對「高鶚偽作」的判案是不能成立的。當年胡先生和許多學術界的朋友對我紛紛指斥，但是我反求諸心，並沒有絲毫動搖。我只是心口相語，要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在八十回抄本新材料之外，再發現百二十回抄本，才有解決的希望。此一希望，期之十年百年，能否及身見到，真是渺茫得很。不料在十年前，也即是我和胡先生辯論的十年後，新發現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竟得影印面世。根據這一部重要的新材料，胡先生「高鶚偽造」的說法非修正不可。第三，《紅樓夢》是什麼人作的？一直是一個猜不透的謎。早期留下的抄本，沒有一部著名是曹雪芹作的。最初刊印《紅樓夢》的高鶚、程小泉，他們在序言中，只說：「《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中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以高程與雪芹時地之近，只說是「究未知出自何人」，可見此書作者諱莫如深，才會有此現象發生。胡先生發現了庚辰本後寫的跋文（《胡適近著》第一集）說：
此本有一處注語最可證明曹雪芹是無疑的《紅樓夢》的作者。第五十二回末頁寫晴雯補裘時：「只聽自鳴鐘巳敲了四下」。下有雙行小注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所以避諱「寅」宇。此注各的孫子。
胡先生舉出了曹雪芹作《紅樓夢》的鐵證。但庚辰本第廿六回，薛蟠對寶玉說看見一張落款「庚黃」的好畫時，卻把寅字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如果說避諱的寫法，作者便是曹雪芹；那不避諱的寫法．作者就斷不是曹雪芹了。現在流行的坊本《紅樓夢》署名曹雪芹、高鶚為作者，這是書店後加的，原始的《紅樓夢》是沒有作者的署名的。
現在要談到我個人的觀點了。我認為《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是漢族受制於滿清的時代，一班經過亡國慘痛的文人，懷著反清復明的意志，在異族統治之下，禁網重重，文字之獄，叫人悲憤填膺，透不過氣來。作者懷抱著無限苦心，無窮熱淚，憑空構造一部言情小說，借兒女深情，寫成一部用隱語寓亡國隱痛的隱書，保存民族興亡的史實，傳達民族蘊積的沉哀，想衝破查禁焚坑的網羅，告訴失去自由的並世異時的無數同胞，指示他們趨向自救的光明大道。作者處在異族嚴密監視之下，真事尚要隱去，真姓名自然不敢暴露了，這便是《紅樓夢》究不知何人所作的原因。他既不能明說，又不甘心不說；他所說的既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所以要巧妙地運用隱語來表達隱事。我們發現隱語涵義以後，便發現《紅樓夢》的原作者不可能是旗人曹雪芹。我提出前面許多詰難，胡先生都未作答。只是後來胡先生自美回國見面時，胡先生說：「旅居國外，缺乏新材料，暫時不能答覆。」這是胡先生學說接受了嚴格的批判和懷疑的開始。
在這以後，和胡先生同時同調的俞平伯先生仍留在北京，除發表一些零星紅學文字外，曾將他早年出版的《紅樓夢辨》，修訂成《紅樓夢研究》一書，於1952年出版。他又在1954年，完成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對於研究脂評的讀者，是有其一定的貢獻。還有周汝昌，在1953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證》一書，搜集有關曹雪芹的資料非常豐富。其他如吳恩裕的《有關曹雪芹八種》、《有關曹雪芹十種》，都是著眼在有關曹氏的文獻。林語堂先生，在1958年，發表了《平心論高鶚》一文，除了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外，他分析脂評及文章的內容，得到後四十回是高鶚據曹雪芹的遺稿而補訂的結論。此外，1961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吳世昌，用英文寫成《紅樓夢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一書，外國學者讀《紅樓夢》的頗受此書的影響。在此同時，流通的《紅樓夢》資料也著實不少。除1911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外，有1955年影印的乾隆庚辰脂評本；1961年，有胡適之先生影印所藏的甲戌本；1962年，有大陸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台北韓鏡塘先生影印的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紅樓夢》。還有啟功的註釋本，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以至周春《閱紅樓夢隨筆》、裕瑞《棗窗閒筆》、敦誠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齋詩鈔》、明義的《綠煙瑣窗集》、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也都紛紛影印流通，這些全是發源於蔡胡論戰沖激的力量，匯成的浩浩長流，確實供給了研究紅學的人土不少的資料。
我在「紅學五十年」的演講中，回顧過去，瞻望未來，提出了我的願望。我呼籲愛好《紅樓夢》的人土，無論他對《紅樓夢》看法如何，必須設法豐富《紅樓夢》本書及有關的資料。要盡量流通所有的資料，要盡力整理所有的資料，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資料。我建議做幾件具體的工作：第一，影印已發現的資料；第二，整理已流通的資料。整理資料，是運用的準備，是研究工作的奠基。跟前應該著手的工作，有１各脂評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２各脂評本評語的收集和校訂；３書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４各種參考資料的索引和提要；５有關《紅樓夢》研究問題叢書的結集等項。末了，我提出胡適之先生指示研究《紅樓夢》的方法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我覺得，除胡先生所說之外，我們還須熟讀深思，領略全書描寫的內容和結構技巧；我們還須高瞻遠矚，洞觀整個時代和文學傳統的歷史背景。庶幾能體會到《紅樓夢》作者的苦心，認清《紅樓夢》的真面目。
以上簡述「紅學五十年」的大概，現在應該敘述最近七八年來紅學發展的情況了。當我演講「紅學五十年」的那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中文系開設了一門「紅樓夢研究」的選修課程，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創刊《紅樓夢研究專刊》，把研究講習所得發表出來，求正海內外的通人。六七年來，前後舉辦了《紅樓夢》研究展覽三次，出版了《紅樓夢研究專刊》十輯。在這不長不短的時間裡，組員寫成專書的，有陳慶浩的《紅樓夢脂評的研究》、葉玉樹的《吳世昌紅樓夢探源譯評》、鄧美玲的《紅樓夢詩詞曲與人物之研究》等。還有小組組員合編的《研究資料索引》多種，如《紅樓夢俗話初探》、《紅樓夢詩輯校》、《紅樓夢詩話》、《虹樓夢聯語、詞、曲、雜文輯校》、《紅樓夢謎語輯校》、《略論紅樓夢的謎語》、《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其中由組員陳慶浩主編的《新編脂評輯校》，已由《紅樓夢》研究小組和巴黎第七大學東亞教研中心聯合出版。還有各脂評本和程乙本的校勘工作，也進行了一部份。在展覽期間，方摩教授、周策縱教授曾蒞臨演講，對小組的工作，頗承獎許。其他各地專家，如美國的趙岡、李田意、柳無忌諸教授，日本的橋川時雄，神田喜一郎、伊籐漱平諸教授，澳洲的柳存仁、李克曼諸教授，在香港的蔣彝、宋淇諸教授都給予我們非常多的贊助和鼓勵。近七八年來，我又利用寒暑假，一度在南朝鮮、美國、列寧格勒，敷度在日本、巴黎、倫敦、意大利，一方面向學者請教，一方面注意新發現的材料。因此對今日全世界紅學的發展，有一概略的認識，我願意借今天的機會，向各位作一簡單的報告，並請指教。
首先說到《紅樓夢》的譯本。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著錄了英文七種、德文一種。一粟《紅樓夢書錄》著錄了英文六種、德文法文各一種，另有蒙文、錫伯文、日文共五種。吳世昌《紅樓夢的西文譯本和論文》列舉了英譯本七種、俄譯本二種、德譯本三種、法譯本四種、意譯本一種，共計十七種。他說：「到目前為止，在西文中此書的全譯本只有俄文。英文譯本現在流行的有三種，都是節譯。法文有了全譯，但尚未出版。」據我近年接觸，知道英文已有彭壽先生（Mr.Bonsall）的全譯本。1967年，我前往倫敦，曾在他的郊居晤談，他將譯文全稿兩筐出示。他從七十歲起，用坊間翻印的程甲本，每日翻譯三小時，頭尾十年，到八十歲，才把一百二十回書譯完。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在美國接洽將譯稿出版。還有牛津大學霍克思教授（Prof.David Hawkes）為了要翻譯《紅樓夢》，自動提早退休。今年初，我在巴黎看到他的英譯本第一冊，大約全書即將譯完。日文方面，《紅樓夢》書錄出版後，有1960年平凡社刊行的伊籐漱平的全譯本。1961年，有松枝茂夫的節譯本，1969年，伊籐漱平又修訂他的舊譯本，仍由平凡社出版。南朝鮮由於傳統學風，小說方面，顯得較冷落，不過，也還是有節譯本。吳世昌報導的法文全譯本，近年來經李治華先生修訂整理，不久也將出版。1969年9月，我在意大利聖尼格裡亞（Senigalia）出席國際漢學會議，曾會見馬西博士（Dr.Masi Edoerda），據她說，本來是意大利文全譯本，為了將就出版商，內容頗有刪節。俄文方面，由巴那札克（）和盂西科夫（Menshikov）合譯的《紅樓夢》，1958年，蘇聯國立文學出版社出版。據孟西科夫教授說：全書無省略，韻文部份，是由他執筆的。
再談到全世界各地紅學研究的情況，可以說相當蓬勃。日本方面，各大學開設《紅樓夢》課程的，東京二松學合大學有橋川時雄教授，東京大學有籐堂明保教授，京都大學有清水茂教授，大阪市立大學有伊籐漱平教授（現轉任北海道大學教授）。其他如東京都立大學的松枝茂夫教授、慶應義塾大學的松村映教授、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的太田辰夫教授、天理大學的塚本照和教授，都發表了很多論文。美國方面，威士康辛大學的周策縱教授、趙岡教授，俄亥俄大學的李田意教授，哥倫比亞太學的夏志清教授，他們對於《紅樓夢》都有深刻的研究。趙岡教授和他的夫人陳鍾毅女士除發表了許多論文外，1960年，在香港文藝書屋還印行了《紅樓夢新探》一書，網羅近年紅學論著甚為豐富。還有許多美國學人用英文寫成專書或論文的也頗不少。台灣省方面：方豪教授發表了《從紅樓夢所說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篇大作（載1969年《史學集刊》第一期）。其他著作有墨人的《紅樓夢的寫作技巧》、梅苑的《紅樓夢的重要女性》、蘇雪林的《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林語堂的《平心論高鶚》、李君俠的《紅樓夢人物介紹》、杜世傑的《悲金悼玉的紅樓夢》、吳靈鈞的《試論紅樓夢》、幼獅書店編的《紅樓夢研究論文集》。由於去國甚久，恐怕還很有遺漏。大陸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樁事，是去年2月，傳出曹雪芹遺著發現的消息。這次發現的材料，一部分是曹雪芹的佚著《廢藝齋集稿》的大概內容，另一部分包括集稿中「南鷂北鳶考工志」的《彩繪風箏圖譜摹本》、《扎繪風箏的歌訣》、《考工志的自序》、董邦達為考工志寫的一篇序言、曹雪芹一首《自題畫石詩》，以及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這些材料都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多年來首次的發現。根據手稿抄存人的追憶說：抗日戰爭時期，大約在1943年，抄存人在北京的北華美術學院讀書，習繪畫和雕塑。當時有個日本籍教師高見嘉十，願意和他合作編印一部風箏諧，並由抄存者到各圖書館訪借這一類書籍。不久，高見從日本商人金田氏借到一部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他們不知道曹雪芹的遺著流傳極少，並未注意。只把其中關於風箏的部分，描摹下來，其餘的幾種，都忽略過去了。那個商人金田氏很看重集稿，當他們描摹其中講風箏的部分時，每天親自把書送來，坐待描摹到一定時間，又拿回去。進行了一個多月，工作完成。到1945年，日本投降，金田氏杳無消息，這部孤本遺稿，也就不知下落。我曾函請伊籐漱平教授注意訪求，但仍未得到消息。據抄存者說，《廢藝齋集稿》包括八種曹雪芹的稿本，分釘八冊，大小相當於十六開本。除講做萊的一部分字跡是另一個人寫的外，其餘的七卷，都是一個人的筆跡，估計可能是曹雪芹的親筆。第一冊是關於金石的，第二冊題箋為「南鷂北鳶考工志」，第三冊是講編織工藝的，第四冊是講脫胎手藝的，第五冊是講織補的，第六冊是講印染的，第七冊是講雕刻竹製器皿和扇股的，第八冊是講烹調的。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記載曹雪芹的佚事非常的多，不過沒有隻字提到他曾寫過《紅樓夢》。但就曹雪芹的著作和生平事跡來說，確是二百年來最豐富的發現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去年訪問列寧格勒東方研究院時，看到的抄本《紅樓夢》。這一抄本的發現，最早見於1964年莫斯科出版《亞非人民》雜誌第五期刊載孟西科夫及李福親合撰之《新發現的石頭記抄本》。次年，有日本小野理子女士譯文。此抄本除京都大學小川環樹曾在《大安》（書店刊物）稍加論列外，僅澳洲國立大學柳存仁教授將該文重要部份用中文譯出，並加評述。據孟西科夫的描寫，此一抄本系抄在若干《清高宗御制詩》原有各葉中之襯紙上的。御制詩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宇，但每兩面皆夾有空白襯紙，抄《紅樓夢》者即利用該項襯紙為稿紙，而反以御制詩襯此《紅樓夢》之抄本。清高宗御制詩嘗刻六集，此抄本系用第四集及第五集之書葉拆開，就襯紙上抄寫。察乾隆御制詩第四集刻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第五集刻於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此抄本共八十回，三十五冊，內缺第五、第六二回。系帕夫露·庫連濟夫（Pavel Kurliandtsev)於道光十二年（1832）由北京攜返俄國。庫氏於距此兩年之前往北京，在俄國希臘正教教會學習漢文，因病返俄。將攜回的抄本《紅樓夢》，留存在外交部亞洲圖書館，後即移交列寧格勒分院圖書館。我仔細觀察此抄本，是用竹紙墨筆抄寫的，紙質很薄，並非御制詩集的襯紙。原抄本久經翻閱，每葉中縫均已寓披裂開，很不便翻揭，因此必須重加裝訂。重裝時，偏用當朝皇帝的御制詩集反折起來做襯紙，這真是犯下了藐視朝廷的大罪。現在檢閱每葉裂開的中縫，它的邊緣都粘貼在襯紙上，翻揭起來，便和新書同樣方便。此一事實和抄寫的時期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抄本如用御制詩襯葉做稿紙，則抄寫時期必不能在乾隆六十年（1795，御制詩五集印成的時間）以前，當然也不會在道光十二年（1832，庫連濟夫帶抄本回俄的時間）以後。現在判明此一事實，知道此抄本在乾隆六十年至道光十二年（1795--- 1832）期間，曾經重加裝釘。我和孟西科夫教授論及此一問題，孟氏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至於抄寫時間，因無題署，自然無法指出它的確鑿年份。此抄本有很多重要的特點，例如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連接一氣，尚未分開，比早期的庚辰本更為接近原本的真面目。我曾在香港雜誌撰文闡明，此處不能詳說。
總之，自從蔡胡論戰以後，一切新材料的徵求、發現和探索，都是希望求得《紅樓夢》寫作的主旨，究竟是否寓有反清復明的意志，還是如胡氏所說的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抑或兩者都不是，而是另有涵義的著作，或者什麼都不是，而只是一部單純的言情小說。六十年來，紅學的主要括動，大概都是環繞此一目的而進行的。因為一切文學的寫作技巧，都是為作品的中心思想服務；其技巧的優劣，端視表達中心思想所達成的高低，做為衡量的標準。作品的中心思想不能確定，則文學批評失去了基本的根據。例如《紅樓夢》第十九回：「（寶玉）又說，只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混騙出來的。」這番議論和賈寶玉在《紅樓夢》裡擔任的角色非常不協調。況且「明明德」指的是「大學」，為什麼不說除「大學」外沒書，偏偏要說除「明明德」外沒書呢？還有第十六回描寫鬼判持牌提鎖來捉秦鐘的魂魄，他向鬼判求情，無奈鬼判鐵面無私，有一段話說：
正鬧著，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宇，便忙又要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先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才罷。」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足。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也無益於我們。」都判道：「放屁！俗話說得好，『天下官管天下民』，陰陽並無二理。別管他陰，也別管他陽，沒有錯了的！」眾鬼聽說，只得將他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閉雙目，見寶玉在側，乃勉強歎道：「怎麼不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
這都判所說：「天下官管天下民」，正是「王者官天下」的意思。寶玉是什麼官？曹雪芹又是什麼官？作者為什麼要把風流瀟灑，不知權力為何物的男主角，描寫成被鬼判聽見了都害怕得魂不附體的人物。這從任何角度來講，都是文章的敗筆。所以脂硯的評語說「愈不通愈妙」。「愈不通」倒是的評；如果作者沒有特殊的用意，「愈妙」二字便成為盲目恭維古人的評語了。我們檢閱甲戌、庚辰、有正各抄本，都有「天下官管天下民」一段話，而程高刻本卻把它刪去。我們站在文學批評的立場來說，究竟是《紅樓夢》原作者對呢？還是程高刪改得對？可見作品的主題沒有認清，批評者也失去了衡量的依據。當初蔡胡爭論，正是要辨明《紅樓夢》的主題。六十年來，多少學者耗費心力，搜求新材料，找尋新證據，無非是要辨清《紅樓夢》一書寫作的主題。六十年的時間不算短，雖未能完全達到目的，然而收穫的成果，也不能算太少。今年一月份香港《中華月報》，曾發表美國俄亥餓大學陳炳良教授《近年的紅學述評》一文。陳先生敘述近年紅學，分為索隱派的舊紅學、考證派的新紅學和文學評論派的紅學，對近年紅學的發展，有相當詳細的評介。宋淇先生在《新紅學的發展方向》一文中也說：
面對著內在的問題和外在的壓力，當前正是一個檢討新紅學發展方向的時機。這可分三方面來講：第一，在上述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考據的工作勢必繼續進行。除非有新的資料和證據出現，這方面目前似乎很難有重大的突破。考據對文學史和作者身世的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但並不能代替，也不應代替文學批評。
第二，版本、校勘和資料的整理還是重要的一環。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和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是極重要的貢獻。可是前者新版出版於1960年，本身並不完備，後者出版於1958年。在目前看來，應該容納新的資料和用新發現的版本加以增訂和修正。有價值的版本應該加以翻印，廣為流傳。有詳細註解的普及版也應讀出版以代替坊間的劣本。至於各種索引和工具書也應該陸續出版，作為研究《紅樓夢》的基本工具。莎士比亞的劇本好版本不知有多少種，各有其長處，對有志研究莎士比亞作品的學生真是莫大的方便。有關莎氏作品的各種詞典《如專門名詞讀音詞典》和工具書《如莎士比亞之文法》更令人羨慕萬分，新紅學也應該照這個方向走。
最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紅樓夢》。這並不是說文學批評是今後新紅學研究所應採取的唯一方向，因為壞的文學批評比考據和資料的整理更不著邊際。
我們盱衡紅學發展的趨勢，必須要在蔡胡二先生討論的主題，繼續的追求它的正確答案。同時由於世宙相依，交通便利，科學家掌握了費長房的縮地法，使得四海猶如一家。外國人愛好中國文學的越來越多，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的也越來越深入，互相觀摩，互相比較，這是自然發展的趨勢。不過，比較批評乃是知己知彼的融通綜合。如果有一方瞭解不夠精確，則不但失去比較的意義，更產生錯誤的批評。因此我要重複提出我的願望，我們要設法豐富《紅樓夢》本書及有關的資料，要盡量流通所有的資料，要盡力整理所有的資料，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資料。我希望短期內能編印《紅樓夢》研究叢書，出版重要資料，作好紅學奠基的工作，使得新紅學在紅學六十年代中有飛躍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