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與《紅樓夢》
一、小引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保存的清代檔案，對於探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紅樓夢》的典章制度等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故宮文獻館編輯的《文獻叢編》第九輯至第十二輯上就發表了故宮懋勤殿內所藏的朱批奏折（其中有曹寅折一百十八件，曹顒折十七件，曹頫\折四十六件）。周黎庵。李玄伯、嚴微青等人，曾經利用了這些檔案中的有關史料，考訂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今天看來，周、李、嚴三人的研究成果，儘管還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們在當時能注意到這些檔案史料的價值及與《紅樓夢》研究的關係，確是能能可貴的。毫無疑問，他們的研究工作，為後來的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工作開拓了一條新的史料途徑。其後，當代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對清代檔案中有關曹雪芹家世的史料給予了空前的重視，他搜求了清代檔案史料和其它有關文獻資料，精研博考，撰寫出了《紅樓夢新證》這部紅學巨著，對推動紅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
但是，由於上述論著行世較早，近十數年來新發現的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清代檔案，只能付諸厥如。因此，在隨著《紅樓夢》研究工作日益深入發展、清代檔案不斷公佈的情況下，紅學研究者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根據新材料對以往的研究成果作出新的補充或提出新的研究結論。筆者基於這樣一個想法，擬就下列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的管見。
二、《紅樓夢》的時代與資本主義萌芽
經過「天崩地解」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之後的清代社會，已經處在—個劇烈變化和重大轉折的時刻，這個時代雖然還是封建社會，但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專制腐敗及人民的反抗鬥爭，已使清王朝「在工業和科學上，比起西歐國家來看，實在處於極落後的地位」，但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擴大，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土地佔有形態、地租形態，租佃關係、人身依附關係等方面也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封建社會的母體內孕育和發展著的資本主義萌芽有了進一步的增長。社會經濟結構中出現的這種嶄新的，但又很幼小、脆弱的質變，在緩慢地衝擊著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軀殼。一個新時代的曙光衝破了黑暗的雲層，射在滿目瘡夷的古老的中國大地上。
偉大的文學巨匠曹雪芹和他的血淚鑄成的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就是這個舊時代即將結束，新時代即將降臨的產兒。
然而，在《紅樓夢》研究界，有些同志並不承認這個歷史的事實。他們中有人認為，清初（康、雍、乾三朝）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萌芽；有的人雖然承認清初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又說《紅樓夢》一書中卻完全不可能對這種「萌芽」有所反映。所以，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的形象不具有「新人」的特徵，而是一個沒落的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對此，本文不想徵引更多的文獻材料來論列，僅以清代檔案史料中的有關內容，略加析疑。
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事實表明，清康熙朝以後，社會經濟結構中的資本主義萌芽，首先在手工業內的紡織和礦冶兩個部門中最為突出。如棉紡織業，由於市場需要的增長，包買商利用擁有的大量資本來壟斷棉花的供應和棉布的收購，以支配手工業的生產。這時，在商業資本的最高形式下包買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給手工業者，使其為一定的報酬而生產。而手工業者成了在自己家中為資本的擁有者工作的僱傭工人包買主的商業資本在這裡就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形成了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家庭勞動的形式。這種情況，在江南（如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絲織業中心，就更加集中和專業化。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寧織造時曾奏免額稅，促使民間的絲織業都有了擴大、以至出現了工場手工業的形式。由於棉紡織和絲織業的發展，官營織造也打破了抱殘守缺的舊式經營辦法，採用了新形式。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蘇州織造李煦的一份奏折中曾寫道：「查今年四月內，戶郎行文，著令織造衙門採辦青藍布三十萬疋，遵照定價已經如數辦足解交戶部外。但此項布疋出在上海一縣，民間於秋成之後，家家紡織，賴此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若於歲內預將價銀髮給，則百姓樂有資奉，比臨時採買可賤數分。今必俟春間採辦，正值農忙，則價又高騰。且從前有司採辦，三月方奉部文發買，臨期急迫，必須牙行經紀四散收買，所以價貴。今年織造衙門於四月內始奉承辦，只得仍然照舊規採買，以致相沿成例，不能稍減」。「臣細加體訪，再四思維，來年應辦之布，先於今年十月後，農務空閒，不用牙行經紀，預將價銀給與織布之家，從容辦料，栗暇紡織，待至春間陸續收染，則民力餘裕，遍沐皇恩。於部定價值，每疋可省六分有餘，合三十萬計之，可省二萬有奇。以臣鄙見，明年採辦布疋，不必候至三十五年春間始行知照，即於今冬撥給錢糧．預為採辦，甚屬妥便，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李煦在這份奏折中非常明確地提出：「不用牙行經紀，預將價銀給與織布之家」，實際上取消了牙行經紀的封建性盤剝，採用了國家直接向「織布之家」供料訂貨。這種先撥錢糧，予為採辦的經營方式，固然是有利於官營織造，但客觀上也有利於「織布之家」，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奏折中的內容，從一個方面告訴我們，資本主義萌芽形態已經在官營手工行業中出現了。這個典型的例證是發生在康熙三十四年，而從康熙末年中經雍正一朝到乾隆年間，這種資本主義萌芽在同舊的封建經濟勢力的不斷鬥爭中得到進一步地發展。此外，從康熙年間的《黃冊·招冊》、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廣東巡撫阿爾松阿的題本、乾隆元年九月七日河南巡撫富德的題本、乾隆元年六月六日刑部尚書傅鼐的題本及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刑部尚書阿克敦的題本等檔案的記載中，明確地告訴了我們，從清初到乾隆時期，農村勞動力已經具有了商品的屬性，這又是農業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重要而顯明的標誌。至於採礦、陶瓷，煮鹽、制糖、造紙、冶鐵等部門。也產生了同類性質的變化。因為許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論著中作了詳細分析和論述，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章識。文藝作品作為觀念形態的東西，是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康熙末年、雍正朝和乾隆朝的上半期，特別是由於他的童年時代是在江南的織造世家中度過的，客觀上提供的條件，有可能使他首先呼吸到社會經濟中所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新鮮空氣。現實社會的存在反映到這位天才作家的頭腦中來，使他賦予他心愛的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以新的思想意識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紅樓夢》中表現出來的男女平等觀念，要求婚姻自由，主張個性解放，反對科舉考試和仕途經濟等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它的時代特徵。具有政治家才幹的賈探春在大觀園內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改變園林出產的經營方式，可以說是社會經濟中新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縮影。曹雪芹與他同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所不同的是，他是以文學的形式，來展現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的風貌，把他的切膚之感用典型人物、典型環境表達出來。因此，《紅樓夢》與它同時代出現的一大批哲學、史學等著作相比，更形象化，給人一種親切的，具體的美的享受。
總之，《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資本主義萌芽不僅已經出現，而且在《紅樓夢》一書中有所反映。正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提到《紅稜夢》時所說：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通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是非常精闢的，證之於清代檔案史料，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三、康熙皇帝與曹家的興盛
在清代有關曹家的檔案史料被發現之前，關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很少為人所知的。在清代，雖然也已經知道此書的作者是曹雪芹，但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只有一些傳說之詞，而且大都是十分虛幻荒謬的。只是在檔案史料被發現和公佈之後，人們對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創作《紅樓夢》的社會背景情況，才逐漸從傳說的幻影中解脫出來，有了比較客觀可靠的瞭解。從目前已經發現的有關曹雪芹家世史料看，曹家祖籍原是今天的遼寧省遼陽市、其先人為漢族8，後金時曾被掠入旗。後因軍功從龍入關，隸內務府，屬上三旗包衣，即是清皇室內的奴隸。到了曹雪芹曾祖父曹璽時，由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衛事，升內務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又「特簡督理江寧織造」職。從此，曹家祖孫三代四個人連任江寧織造長達六十年之久，經歷了一番「烈火烹油，鮮花簇錦」之盛。曹璽在任二十二年，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卒於江寧織遣任所，終年55歲。關於曹璽的生平，康熙六十年刊刻的《上元縣志·人物傳》中有較詳盡的記載，這裡不再徽引。
曹璽卒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內務府慎刑司郎中協理江寧織造事務，繼之擢為江寧織造郎中，並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兼巡視兩淮鹽政。曹寅在織造任上二十八年，可謂辛勤事上，肝腦塗地，為鞏固和維護康熙皇帝的統治，鞠躬盡萃，死而後已。《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李煦奏折》兩書中所收曹寅、李煦給康熙皇帝的奏折百餘件，內容包括：天氣晴雨、莊稼長勢、米價高低，地方民情、吏治優劣，直至織造事務、兩淮鹽政等諸方面，事無鉅細，具折上奏，為康熙皇帝派到江南的一個親信耳目。康熙帝對之也十分寵信，關心備至。如，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曹寅在奏報江南米價及熊賜履行動並進詩稿折內寫道：「臣探得蘇州平常食米每石一兩三四伐不等，江寧平常食米每石一兩二三錢不等，總因江西，湖廣禁糴，兼近日東北鳳多，客船不能下來之故……」。「再，打聽得熊賜履在家，不曾遠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並不接見。近日與江寧一二秀才陳武循、張純及雞鳴寺僧，看花做詩，有小桃園雜詠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謹呈御覽。因其不與交遊，不能知其底蘊。」同年九月、十月，十一月，曹寅又三次向康熙皇帝奏報熊賜履病故，臨終情形、家產及生活情形。康熙皇帝在三份奏折上分別批道：「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爾還是進些禮去才是。」「聞得他京甚貧，果是真否？」「熊賜履遺本，系改過的，他真稿可曾有無，打聽得實，爾面奏。」無需辭費，曹寅的三個奏折和康熙的朱批，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他們主奴之間的關係是多麼親密！又如，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在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陛見折後批有這樣一段話：「朕體安善，爾不必來。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四個「小心」將曹寅在江南工作的性質和康熙皇帝對其愛護之情躍然紙上。正是由於曹寅在江寧織造任上政績卓著，博取了康熙皇帝的格外歡心，因而其被寵信程度遠超乃父曹璽。
康熙皇帝與曹家的親密關係，還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考察。（1）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曾六次南巡，有四次駐蹕江寧織造行署，龍恩獨厚，即便是地方大員也望塵其及的。（2）曹寅之女嫁王子平郡王納爾蘇，以包衣之家與皇族連姻，無疑提高了曹家的政治地位。（3）為了提高曹寅在江南漢族文化人中間的聲望，康熙皇帝將校刊《全唐詩》、《佩文韻府》等重大的任務交曹寅主持。（4）對曹寅任上的虧空多方維護，隨時提醒。如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康熙皇帝在曹寅奏進晴雨錄折後批道：「兩淮情弊鄉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曹寅上奏病體己漸愈折，康熙皇帝看後批道；「惟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痲風症，出（除）海水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事隔不久，曹寅病重，蘇州織造李煦上奏代請賜藥折，康熙皇帝在批示中不僅開列應吃何藥，而且連如何吃法也寫得明明白白，其關懷之情有逾常格。朱批全文是：「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病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摯專治瘧病，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服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無奈「曹寅福分淺薄，聖藥未到，遽爾病故」，其子曹頤按任視事。不料，曹顒在任僅兩年有餘又突然病卒於任。曹顒卒後，康熙皇帝傳諭內務府總管，讚揚曹顒為幹練之才，並為曹家承嗣問題親自指點。
從以上材料可見曹家的興盛是與康熙一朝相始終的。從康熙二年曹璽特簡督理江寧織造，曹家開始走上了興盛之路，中經曹寅一代，使興盛達到頂峰。但是，當曹寅，曹顒相繼死去之後，由於曹頫\年少缺乏官場經歷，辦事多有不當，致使其在康熙皇帝晚年也漸露不滿之童。如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日，曹頫\奏報江南雨水情況時，康熙皇帝曾批道：「近來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法瑯之類，先還有旨意件數，到京之後，送至御前覽完，才燒法琅。今不知騙了多少磁器，朕總不知。已（以）後非上傳旨意，爾當密折內聲明奏聞，倘瞞著不奏，後來事發，恐爾當不起，一體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別樣差使，亦是如此」。這條朱批的口氣是非常嚴厲的，既是對曹頫\為官做事的提醒，也是一次警告。接著，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內務府奏請嚴催李煦、曹順送交售參銀兩，要求對李煦，曹頫\嚴加議處時，康熙皇帝又朱批「依議」。上述情況，在曹璽、曹寅以至曹顒任內是沒有發生過的。因此，可以說曹家的家勢在康熙末年已是每況愈下，漸漸霉出了「末世」的光景來了。但是，這時的曹家還保存著「鐘鳴鼎食」之家的架子，真正的敗落，還是到雍正五年以後，曹家被抄，落了個家亡人散各奔騰，富貴繁華成舊夢。
四、雍正上台與曹家的敗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皇帝逝世。皇四子胤禛繼位，是為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即位後，除了繼續父業，統一祖國，發展社會經濟外，他還針對康熙皇帝晚年出現的一些弊端，嚴厲打擊朋黨，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實行耗羨歸公的措施，曹家就是在這場政治與經濟的大整頓中最後失勢並被抄家的。
雍正帝即位之初，即嚴懲官吏的貪吞國庫錢糧之風。雍正元年二月，他逾吏部：「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參出者，必須如數補足」，「嗣後虧空錢糧各官，即行革職，著落伊身勒限歸還。」雍正帝為清查錢糧一事，設立了以怡親王允祥為首的專門班子，可見其對虧空一事的極端重視。據肖爽的《永憲錄，記載，僅雍正元年，就因虧空案革職抄家者，共有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糧道官員九人，曹家的近親李煦一家就是在本年底被革職抄沒家產的。雍正四年後，清查愈嚴，「凡遇虧空，其實系侵欺者，定行正法無赦。」曹家在康熙末年雖有巨額虧空，但在曹寅卒前已經清補完畢，為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稱讚。根據雍正二年一月七日曹頫\奏謝准允將織造補庫分三年帶完一折的內容看，似乎曹頫\任上又有了新的虧空，因而他向雍正皇帝保證「務期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雍正曾在此折後批道：「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但此後，曹頫\又有人參售價過低和庫存變色之紗等事，引起雍正帝的不滿，將曹頫\交給怡親王允樣處理。許多研究者經常引用雍正帝在曹頫\請安折上的朱批，以說明雍正帝對曹家如何不好，筆者認為這種看法還可以商量。為便於討論，現將雍正朱批摘引如下：「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累自己。為甚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為你們向來混帳風俗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痛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聯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
仔細研究這條朱批的內容，口氣固然有些嚴厲，但整個意思井非要把曹家置於死地。應該說，比起整治他人，對曹頫\已是夠寬容的了。朱批中說，「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有人恐嚇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諸語，實為對曹頫\為官遇事的忠告。但不幸的是，曹頫\年少為官，辦事缺少幹練之才，特別是此時曹家與新皇帝關係較淺，加以曹頫\缺少官場政治鬥爭的經驗，屢為他人所參，所以曹家的前景愈加艱難。雍正五年十一月，山東巡撫賽楞額向雍正皇帝指控曹頫\家人騷亂驛站事：「杭州等三處織造運送龍衣，經過長清縣等處，於勘合外，多索夫馬、程儀，騾價等項銀兩，請旨禁革。」此事引起雍正帝的震怒，「著內務府、吏郜，將賽楞額所參各項，嚴審定擬具奏。」24在諸如此類事件不斷發生的同時，曹頫\又「除在機緞紗外，尚虧空雍正五年上用、官用緞紗並戶部緞匹等項銀三萬一千餘兩」依據雍正元年二月上諭吏部「嗣後虧空錢糧各官，即行革職，著落伊身勒限歸還」之條款，曹頫\終於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被罷職候審，二十四日被抄家籍產。從此，曹家結束了「百年望族」的繁華生活。
對於曹家被抄家的原因，紅學研究者是有爭議的。有的同志認為，曹家之所以被抄沒，實出於政治原因，或者說表面上是因虧空，而實際上是因曹家屬於反對雍正帝的「奸黨」一派，所以在皇室內部激烈的爭權鬥爭中跟著失敗者吃了瓜落兒了。持這種觀點的同志，主要根據是隋赫德在曹家左側萬壽庵內查出了一雙鍍金獅子，而且這對獅子是雍正的死對頭胤禟（塞思黑）寄存的，這就構成了曹家與胤禟相勾結的證據。對此，有的同志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曹家被抄沒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虧空錢糧，清補未完，故在清查錢糧時被抄家籍產的。筆者以前也持政治原因抄家說，但最近因編寫《紅樓夢研究史事紀年》一稿，有機會重新系統地看了一遍有關檔案材料，經過一番研究之後，覺得過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且材料根據不足。現在倒覺得曹家「因虧空罷任，封其家資」的說法更可信，更符合歷史實際。
首先，政治抄家說主要證據是「鍍金獅子」一案，但此事發生在雍正六年七月，此時已是曹頫\罷職、曹家被抄的第二年了。這樣，無論從時間還是從後果上看，都是與曹京抄沒事無關的。因此，用這種時序倒流的論證方法是不足為憑的。
其次，曹頫\與李煦同為織造，又是親戚，但雍正元年李熙因虧空抄家時．是「將其家物估價，抵償欠銀，並將其房屋嘗給年羹堯。」其家口落得在崇文門外被變賣的悲慘下場。雍正五年，李煦因買蘇州女子送給胤祀（阿其那）察發，被議「處斬」，後改為流放打牲烏拉。很明顯，李煦一家的結局前是因虧空案，後是政治上又與「奸黨」串通，兩罪井罰的。而曹家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雍正六年初，當隋赫穗奏報曹家家產後說：「曹頫\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瞻，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後來，儘管發現了「鍍金癬子」一事，曹頫\仍安然無恙，並沒有被議「處斬」，也沒有流放邊陲。曹李兩家的結局如此相異，當然可能有別的原因，但以現有材料說其家道敗落出於政治原因，是無法說服讀者的。
再次，以現存檔案記載看，曹家被抄沒後，其家族和親友，不僅沒有受到株連，而且曹頫\的堂伯父曹宜、堂兄曹頎還有了陞遷，曹頎幾次得到雍正帝賜予的御筆「福」宇，恩寵有增無減。再從幾門親戚看，曹雪芹的姑表兄福彭於雍正十年五月由鑲藍旗瀾州都統升任宗人府右宗正，十一年二月升任玉牒館總裁，四月任軍機處行走，七月又升定邊大將軍，征討噶爾丹策凌。另一門親戚傅鼐雖然在雍正四年（此時曹家還沒被抄家）曾獲罪革職，流放黑龍江，但於雍正十二年又被啟用，以侍郎身份出使准部蒙古議和，和議成，升任都統。總結上述三點事實，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帝命令江南總督范時繹查封曹頫\家時所說的話並非是掩飾之詞。雍正帝當時說：「江寧織造曹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朕屢次施恩寬限，令其賠補。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應盡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務暗移他處，企圖蒙蔽，有違朕恩，甚屬可惡！」據現有文獻記載和檔案史料證實，雍正帝上述話是較為可信的，曹家敗落的原因純屬於虧空太多，觸犯了雍正帝清查錢糧之禁而造成的。
曹雪芹的童年時代是在「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的江南度過的。他有十三年的時間親歷曹家的盛世生活。這段不平凡的經歷，給曹雪芹後來的創作《紅樓夢》一書提供了難得的素材。脂評指出，小說中描寫的許多情節為三十年前事，「親歷」、「親聞」之語不絕於紙，說明作者所寫並非完全虛構，其間也有曹家生活中的某些影子。其中作者所大力描寫的營建大觀園，元妃省親的場面，可能就是借用康熙南巡的故事。小說中所說：「因曾經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云云，正是曹雪芹由大富大貴一跌為罪犯家人，所產生的夢幻之感。借石頭傳述往事，不過是小說家之手段罷了。因而，筆者認為《紅樓夢》之所以傑出，除了曹雪芹生活的那個時代所賦予他的養料和個人的天才之外，曹家的宦海浮沉也給了他創作《紅樓夢》的巨大衝動力。
五、高鶚檔案史料的發現及其意義
清代檔案不僅對我們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紅樓夢》前八十回有極其密切關係和重大意義，而且對高鶚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寶貴的官方記載。過去紅學研究者對有關程偉元和高鶚的行狀很少關心和研究，筆者認為，不管《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否為程、高二人所續，但程、高二人合作整理、刷印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這是歷史事實。因此，程偉元，高鶚二人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近幾年來，《紅樓夢》研究者對程偉元、高鶚的家世生平，個人才藝的研究有了加強，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的材料發現。特別令人鼓舞的是，《關於高鶚的一些檔案史料》的發表38，為研究高鶚生平事跡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受到了海內外紅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關於高鶚的一些檔案史料），第一次發表了高鶚中進士後的官方檔案共十五件。這些檔案史料，雖然比較零碎，且又僅限於高鶚中進士後居官時的情況，但這十五件檔案卻證實了下列幾點事實：
（1）高鶚於乾隆六十年中進土，二等第二名，賜三甲同進土出身。
（2）高鶚中進士後，先著以內閣中書用，嘉慶元年補授漢軍中書、武場同考官。
（3）高鶚曾任過內閣典籍廳典籍、都察院署給事中、掌扛南道監察御史。他向嘉慶皇帝奏請「嚴禁新疆書吏役滿久留」一折，頗得嘉慶帝讚許，稱「所奏甚是。」
（4）直到嘉慶十八年，高鶚為官所得評語都是「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長，年力壯。考語：勤職。」
由上（2）推測，高鶚可能不僅有一定文才，而且還可能具備一點「武略」。他的詩集中透露，曾在西北某處邊塞作過幕僚之類的工作，恐怕與他兼備文武之才有一定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出高鶚的為人、居官都頗受好評，並不完全像某些紅學家們所評價的如何平庸不堪，俗不可奈的碌碌無為之輩。即使這些評語有溢美之詞，但恐怕也非完全失之考察。如果再以這些檔案史料為根據，考證一下高鶚的年齡，可能會有新的啟示。過去吳世昌先生推算高鶚約生於乾隆三年（1738），卒於嘉慶二十年（1815），享年77－78歲左右；趙岡先生則推算高鶚約生於乾隆十一年（1746），卒於嘉慶二十年，享年70歲。現在看來，吳、趙兩位先生對高鶚卒年的推測大致是不錯的。因為吏科題本中記載高鶚於嘉慶十八年還在吏科給事中任上，那麼，可以肯定高鶚是卒於嘉慶十八年和其後一、二年。但從嘉慶十八年的考語中仍然說他「年力壯」一點看，高鶚以78歲或70歲的高齡仍在為官，且又「年力壯」，似乎有點困難。所以，筆者認為，高鶚的生年應以乾隆二十年前後為宜。這樣，高鶚於乾隆五十三年中舉時的年令約有三十一、二歲：中進士時的年令在四十歲上下。至於高鶚詩集中所云「白髮」、「老去」之類的詞，不一定要看死，文人筆下多戲詞，誇張自嘲不乏其例，如過於拘泥於詩詞中的個別詞句，反倒容易越考證越離譜了。
高鶚檔案史料同曹家檔案史料相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相差甚遠。但是，可貴的是這些檔案完全是有關高鶚本人的，而曹家檔案史料，與曹雪芹本人經歷關係不大，僅是家世而已。研究曹家檔案只能從中探測出其家世的盛衰變化，以及這個家世變化對曹雪芹後來的創作思想的影響。從這個意義講，高鶚檔案史料的發現，是研究高鶚生平事跡的一個突破，應該受到紅學研兜者的重視。
清代曹家檔案史料，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曾經公佈過一批，近十年來又有了新的發現，成績是很大的。但是，從研究工作的需要來看，還遠遠不能滿足研究工作的實際要求，這還有待於檔案工作者們今後的進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