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女神崇拜
一
《紅樓夢》歷來被指為現實主義的傑作，並被置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闡發出許多深刻的社會性題旨。相反，它所建構的統制全篇的神話系統，相比之下卻遭到冷落。尤其是神話所隱含的普遍性象徵與原型題旨，未得到充分破譯。
事實上，《紅樓夢》作為一個完整有機的小說世界，存在著兩個互滲互補的子系統，即現實系統與神話系統。從作品的整體構思來看，神話系統不僅貫通首尾(據脂批透露，後數十回內還有《證前緣》一回，似為第一回通靈、還淚神話的照應與深化)，而且，還居於現實系統之上起著支配和解釋機緣的樞紐作用(見第一回通靈神話、第五回太虛幻境神話)。再從神話本身的特質來說，神話作為超現實的幻想形式，總是象徵性地投射著作者主體意識中更深層的內蘊，並由於與原始文化、原始思維方式相溝通而體現出集體潛意識的徵兆。所以，神話題旨與現實題旨自有相匯通的一面，同時，又有抽像與具體、超越性與時代性之別。前者實是後者綱領性的表達與原型意義上的延伸。
《紅樓夢》一書的現實題旨可以用「女性崇拜」來概括。賈寶玉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這是他思想性格中非常關鍵和特異的一點，即女性優越、男性邪惡。由此而生的便是女性中心與女性崇拜意識。作為賈寶玉人格倒影的甄寶玉，則換了一種更虔敬的口氣表達他對女性的崇拜：「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這裡，女兒已經女神化了，崇拜被要求儀式化，恰如祭神奠祖必須熏沐以示虔誠敬畏一般。
這些驚世駭俗的奇語瘋話，雖出自書中人物之口，卻完全可以看作作者自己思想的嫁接。開卷第一回曹雪芹自敘創作動因的話即是一個佐證。他說：「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不如之詞，是對女性優勝於男性論的確認；愧悔之心，則是崇拜情感的別一種表達。與甄、賈寶玉的話相比較，男性的自我批判替代了男性的整體批判，「我」所認識的所有女子的讚美替代了天下所有女子的讚美。語雖含蓄而有分寸感，變抽像的男女兩性為具體的男女兩性，然而就其精神實質，則同為一體。這也不難理解：當曹雪芹以自己的真實身份面對男權社會的讀者時，他多少有所顧忌；而借助於「假語村言」敷演心跡時，則可以肆無忌憚。
女性崇拜必然導致男性批判。它們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當曹雪芹以女性崇拜意識為立書之本時，《紅樓夢》便構成了對封建社會和封建文化的顛覆性衝擊。因為從根子上看，封建社會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封建文化是以男性為本位的文化，它的歷史是女性業已淪為女奴的歷史。人們反覆闡述的本書題旨的深刻性及其反封建意義，事實上都源出於女性崇拜和男性批判的核心意識。而且，前者還不僅是後者現實指向的那一部分。就歷史縱向來說，它還包容著對母系氏族社會以來的整個父權社會、父權文化的反撥和批判。
二
由此，我們可以從作品的現實系統轉入它的神話系統。如果說，女性崇拜是作品的現實性創作動因和主旨，體現著作者主體意識的自覺層面，那麼，女神崇拜則是象徵性的原型母題，屬於人類心靈的潛意識層次。兩者在驚?感與性別對像上自有相互溝通的一面。其差別在於：女性是活生生的現實的人，女神則被賦予超現實的神秘色彩；女性崇拜往往帶有世俗的性愛成份，而女神崇拜則與宗教式的情緒與信仰相關。總之，女神是女性的象徵，女神崇拜是女性崇拜的極致與昇華。
《紅樓夢》的神話系統主要有三部分組成，即女媧補天(包括頑石通靈)的神話、太虛幻境的神話和木石前盟的「還淚」神話。這些神話，有的是作者在遠古神話基礎上的升發，更多的則是作者私人性的創造。它們的共同點是，活動在神話中的主角都是女性神仙人物。這表明，作者在挪用原有的「集體意象」和新創「個人意象」時，都有意識地進行了性別選擇。
女媧是中國遠古神話中的造物神、始祖神。《說文》中說：「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女媧作為女神有兩個巨大的功績。一是補天：「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見《淮南子》)；二是造人：「天地初開，女媧摶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橫泥中，舉以為人」(見《風俗通義》)。《紅樓夢》開卷重塑了女媧補天的神話，用「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顯示女媧補天的神奇力量與艱巨創造。而補天剩下那塊未用的頑石「靈性已通」，成為「通靈寶玉」，又演化為賈寶玉的現實存在，則是女媧造人神話的一個隱蔽的變格。造人的材料改黃土為頑石，造人的方法從原來的直接成形變化為「通靈」的間接成形，但人產生於女媧創造之手的實質性情節未變。曹雪芹巧妙地將女媧補天與造人兩件事在情節上連貫為一體，包容了女媧神話的全部重要內涵，從而象徵性地表現了女性創世造人的巨大創造力。其潛在的底蘊，則是遠古而來的人類對女性創造力崇拜的集體潛意識。
女媧神話是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遺跡。在那個時代，男性狩獵、捕魚、防禦外來攻擊；女性則採集果實、操持內務。自然分工使兩性處於原始的平等狀態。一說由於女性的勞動收穫相對穩定可靠，往往成為部落成員食物的主要來源，在生產上還佔據著優勢。更重要的還在於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制滋生了原始的「孤雌生殖」觀，生殖被先民們視為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事情，女性因此被賦予了神奇的創造力量的光環。古籍中記載的伏羲、炎帝、黃帝、顓頊、堯、舜、禹、殷契、後稷等皆因其母神秘感應而生的神話即是明證。於是，女性在兩性關係中處於優勢地位，部落社會產生了一種普遍的女性崇拜心理，女性被象徵地幻化為生殖女神、富饒女神、豐收女神以至始祖母神和造物創世神。
這是一個男性崇拜女性、女性崇拜自己的女性時代，也是各民族處在母系制社會階段普泛的文化現象。例如，在澳大利亞的部落人中，日化身為女性，月化身為男性；太平洋群島中的安達曼人認定太陽是月亮的妻子；古埃及人以天為女，以地為男；我國雲南境內的摩梭人(納西族之一支)尚保留著母系制習俗，組成以女性為主幹、由老祖母掌權的大家庭。這些原始文化的事實都與女媧神話一樣，體現著女性崇拜或女性中心的意識。誠如珍尼特‧海登所指出的：「在最古老的神話裡，女性是本，男性則是衍生物。……在母權制社會中，女性具有規範性」(《婦女心理學》，第36頁)。
人類從母系制過渡到父系制之後，女性崇拜才為男性崇拜所代替，女神至高無上的地位才被男神所佔據。基督教中，創世造人的是男性的上帝，夏娃不僅成了亞當身上的一根肋骨的演化，而且是犯了「原罪」的禍首；在古希臘神話中，眾神之首讓位於男性的宙斯；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男性的黃帝、炎帝當上了華夏族的始祖。而據《淮南子》說：「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 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黃帝只不過充當著幫助女媧造人的助手之一。父系文化佔據統治地位的結果，便產生了「男尊女卑」的男權意識和性別歧視，產生了一系列貶損女性的觀念，如女性弱智論(「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依附論(「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女禍論(妹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亡周)等等。一切都為了證實男性是天生的優勢，而女性是天生的弱勢。
然而，即使在父系文化的強大壓迫之下，建築在女性優勢論基礎上的女性崇拜意識仍未被完全剪除。它不僅通過原始神話殘存在後來的文化結構之中，而且作為一種「種族記憶」，它依然遺留在人類心靈之中。只是由於現實父權文化的壓抑，它被擠向集體潛意識的深層。在父系社會中，女性崇拜意識一方面通過被社會認可的形式(如性愛或對母愛的讚頌)改頭換面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又由於母系文化殘留物(主要是神話)或某些特定遭遇、心境(如對男權社會、男性文化的不滿與反抗)的觸發而被「喚醒」。對於曹雪芹來說，則兩者兼而有之。榮格有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同樣，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女性崇拜這一集體潛意識的被喚醒與推動下，曹雪芹才創造出《紅樓夢》。《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之所以不同凡響，正是因為它表現了通常被父系文化排斥在外的、被擠壓在人們意識深層的原型題旨。
原型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象徵。女媧作為女神，則是象徵著女性創造偉力與女性優勢的一種原型。在女媧補天神話和頑石通靈神話中，投射著貫通原始先民與曹雪芹心靈之間的女神(女性)崇拜意識。這一綱領性的主旨，在小說的現實系統中得到了具體化和生活化的證明。列入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女子富有才智，談吐不凡。丫環們的膽識行止也皆在那些「鬚眉濁物」之上。賈府的那些爺們大多是人格低下、不學無術之徒。其中的佼佼者賈寶玉，又恰恰是近乎女性人格的人物，而且在海棠詩社的賽詩中每每敗在黛玉、寶釵等人的手下。在治家理財方面，鳳姐、探春的才幹又與「大有祖父遺風」的賈政的無能構成鮮明的對比。這一切都表現了賈府的女性人物在見識行止和創造才能上勝過男性的優勢，都是對父權社會「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反叛和批判，從而為女性崇拜樹立了依據，並與女媧神話及其所隱喻的女性中心意識和神奇創造力相呼應。
三
與承古添色的女媧神話不同，太虛幻境的神話是曹雪芹新編獨創的。他的卓越的想像力得以充分施展。這是一個天上的女兒國，生活著一群美貌的仙姑。她們身著荷袂羽衣，居住瓊樓玉宮，周圍仙花異草。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香茗、美酒、歌舞、演戲隨時取樂。生活無憂無慮、情調高雅脫俗的女兒國的夢幻存在，本身就是對人間男性社會、男性壓迫的嘲弄。男性在這裡不受歡迎，寶玉的到來，即被眾仙子指責為：「濁物來污染清淨女兒之境。」女性中心與女性優勢意識可見一斑。太虛幻境是女性的理想國和伊甸園，它的創造，遵循著曹雪芹女性崇拜的同一思路。這裡的女性自尊自主自立，還有管轄人間之權，警幻仙姑「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儼然是一個愛神了。然而從金陵十二釵正副冊與紅樓夢曲詞的內容來看，她管的範圍超越了男女情愛，而涉及人的一生的命運。因此，她實際上又是命運女神。同樣，在她身上作者也投射著女神崇拜意識。
如果說女媧神話表現了對女性創造力的崇拜，那麼警幻仙姑的神話則蘊含著對女性生命文化的崇拜。警幻仙姑的「群芳髓」香「系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制」，「千紅一窟」茶「以仙花靈葉上所帶的宿露烹了」，「萬艷同杯」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鳳乳釀成」，這些描寫，看似為了鋪陳仙境諸物之奇異、生活之講究、氣質之不俗，但其深裡，卻流貫著一種文化精義，即人與大自然生命靈氣的溝通、互滲。賈寶玉的話可以與之互為釋證。他說：「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這裡的「山川日月」是大自然的象徵意象，「精秀」即精華、靈秀，是大自然生命化、靈化的一種表述。在他看來，女子之所以高貴靈秀，是因為她們與大自然和諧合一，得了天地間生命靈氣之助；男子之所以卑劣污濁，是由於與自然生命的隔絕。於是，我們也易於理解他為什麼要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水在神話傳說中，歷來是具有普遍性的生命的象徵物。西方尋找聖盃神話中的生命之水，佛教裡觀音菩薩寶瓶盛裝的仙水，都同出一個象徵原型。因此，將女性與大自然一體化，將女性與萬物之生命神秘互滲，正是對女性是原始的生命力的確認，也是對女性文化即生命文化的崇拜。其根源，可追溯到原始的生殖崇拜，追溯到原始人把生育看作女性獨自完成的「孤雌生殖觀」，追溯到女性與自然界神秘感應而孕的圖騰意識。
所謂女性文化是指源於母系氏族社會、富有女性心理特徵的文化，在原始時代，人們普遍信仰「萬物有靈論」。也就是說，人們相信自然是一個巨大的生命的網絡，人與動物、植物都處在同一的生命層次上，且存在著神秘互滲的聯繫，由此產生了原始的圖騰崇拜和自然崇拜，這可以說是一種生命文化和生命崇拜。它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同時，生命文化又是女性文化的潛在特質。女性由於在人類自身延續的再生產中佔據著自然優勢，生命的直接創造與養育成了女性生存活動的重要內容，所以對生命的關注的天性與熱愛的本能成了女性基本的文化心態之一。雖然它並非為女性所獨有，但無可非議，它在女性的文化意識中要比在男性中表現得更加強烈。
對女性生命文化的崇拜是為了反照與批判男性的非生命文化。在父系社會與男性文化中，對生命的非生命化傾向，不僅表現在愈演愈烈的戰爭和對自然界的野蠻征服上，而且還表現在對人，尤其是女人的生命的損害和自然人性的壓迫上。在《紅樓夢》中，女性成了洩慾與生育的工具，丫環在買賣中被物化；李紈守節、黛玉看《西廂記》而有犯罪感，都是人的生命本能和自然情感的被壓抑、被異化；更有金釧、晴雯的被逼而死，黛玉、尤二姐的含恨而亡，鴛鴦、尤三姐的殉情而終……所有這些生命的被摧殘、人性的被扭曲，都與男權和男性文化直接或間接地相關。
所謂「間接」，是指男性文化有時並非通過男性之手，而是借助於以男性為規範化的女性之手，借助於女性自我奴化的精神存在，來實施其對生命的戕害。王夫人罵金釧、晴雯是「小娼婦」「狐狸精」，咬定「好好的爺兒們，都是你們教壞的」，分明透露出男性編創的「女人是禍水」的思想。賈母把賈璉的醜事說成：「什麼要緊的事!……從小兒人人都打這麼過」，她辯護的理由便是已根深蒂固的男子特權意識。作為掌權者，她們都是男子或男性文化的附庸。她們身䊸?女兒時代的自然天性，早已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所改造與同化。這裡，具有成年禮意義的女子婚嫁不啻是一個關鍵的文化轉折點。它標幟著女性由本真的自然生命的和諧過渡到對男性社會文化的認同與屈服。難怪寶玉要恨恨地說：「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
因此，同樣是「女兒國」，天上的「太虛幻境」與人間的「大觀園」形成強烈的對比。前者的掌權者以男人為「濁物」，體現了充分的女性自主與優勢意識，後者的掌權者遵奉男性尊貴、女性依附的男性意識；前者與自然的靈秀之氣相匯通，後者則滲入了社會的污濁之氣和弊端；前者在「靈魂不死」中張揚著永恆的生命，後者則寫盡了生命的倍受摧折與壓抑。
「太虛幻境」神話是對女性時代以及自然文化、生命文化的讚頌，但它又不是返歸母系制社會的原始主義宣言。從仙境中的琴詩書畫等文化設施的描寫來看，作者並不願意拋棄男性社會的現實文明成果，而是要在文明發展的基石上，摒斥男性文化對人的生命的漠視與扭曲，重建女性文化的特質與優勢。
四
然而，「太虛幻境」神話還沒有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這個理想的「女兒國」中的仙子們是如何處理兩性之間的情愛關係的?也就是說，曹雪芹理想中的兩性關係的本質及其情愛模式是怎樣的?這個答案，綱領性地顯現在作者創造的「木石前盟」的「還淚」神話之中。
「還淚」神話與「太虛幻境」神話密切相關，甚至可以看作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仍有自己獨立的內容與價值。「絳珠仙草」也是一位女神形象。她是「太虛幻境」諸位仙子的表徵。眾仙姑稱警幻為「姐姐」，稱絳珠為「妹子」，就是一個有力的暗示。在高鶚續書中，絳珠也被寫成「花神」：黛玉魂歸離恨天時，天上響起一陣仙樂之聲。此外，絳珠「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也與眾仙姑食用「群芳髓」、「千紅一窟」、「萬艷同杯」的生活方式及其象徵內涵相契合，集中體現了人與「自然精秀之氣」相通互滲的生命文化的要義。因此，寫絳珠就是為了寫眾仙姑。
作為神話的象徵性題旨，「木石前盟」與「還淚」的虛擬，表現了對女性情感文化的崇拜。絳珠是情感的化身。她游於「離恨天」，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這些象徵之筆，暗喻著她從肉體到精神，都為情感所包容與灌注。聯繫到眾仙子名為「癡夢仙姑」，「鍾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道號不一，卻主情皆然，更可見以情感為女性群體精神品格的主宰與特徵，並非偶然，而是寄寓著對女性文化的情感特質的認知。
這種情感文化疏遠理智，帶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傾向，以及非功利的審美色彩。絳珠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這一人格化的內心情結，是情感濃烈到極點所致，是忘我的愛的昇華。她對待異性的態度是情感化而非理智化的。這不僅表現在轉世投胎之念上，更反映在以淚還露的奇思異想上。古語說：「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單是水之量上的差別。而絳珠生命之淚與神瑛身外之露，則是質的根本不同。事實上，「還淚」神話的隱性結構正是女性非理性的愛與男性理智的愛之間的對立，是女性情感文化心理優勢於男性理性文化心理的象徵性抒寫。女性視愛情高於一切，等同於生命，充滿灌注整個心靈；男性則情愛之外，尚有仕途經濟、倫理綱常，理性的社會規範與現實功利壓抑著原始自然情感的膨脹與表露。
同樣，在眾仙之首的警幻仙姑身上，也滲透著女性情感文化的特徵。警幻對寶玉說：「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這裡所表達的情感態度與評價，顯然是與寧榮二公之靈視寶玉為鑽進「迷人圈子」、不入「正路」相悖的。然而一經寧榮二公「剖腹深囑」，警幻便大發慈心，不忍寶玉「獨為我閨閣增光而見棄於世道」，幹起違心的「警戒」之事來了。這種心慈情軟的「無原則性」，正是重情感而不重理性、重協調而不重對抗的女性情感文化在處理廣泛的人際關係方面所表現出的特徵。它與絳珠在男女情愛上張揚的情感排斥理性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榮格曾指出過一種「女性原則」，認為它代表非理性的或精神的方面，內涵包括情感、直覺和合群性。這「女性原則」就是指超越特定時代和文化、古往今來的女性特有的集體潛意識。顯見，它正是源於遠古的女性情感文化長期積澱於女性心理的內化特徵。
在原始時代，男子從事漁獵和防禦外敵，環境惡劣，逐漸發展了身心的粗獷與強硬成分。女子則擔負採集果實、製作衣食、保存火種、撫育子女等任務，需要細緻與耐心，於是日益形成了柔和、細膩的心理結構。由於原始的「孤雌生殖」信仰，不存在「父愛」的概念，女性獨自體驗著人類最原始的且對像恆定的母性情感。相比之下，群婚制下的「性愛」卻因對象的經常變動而缺乏情感的持久性與專一性。此外，母系社會的女性還承擔著維持部落內部秩序的工作，如分配食物，調解糾紛等，這也鑄就了她們注重人際情感關係與合群性的文化性格。所有這些，都衍生出女性文化與心理的情感性特徵。隨著人類理性的形成與發展，父系社會替代了母系社會。這裡，理性的兩性生殖觀破除了孤雌生殖的神話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富有象徵性地表明了男性文化相對於更原始的女性文化來說，是一種具有理性特徵的文化。此後，父權社會與人類理性的發展始終保持著同步關係。男性文化愈來愈以理性支配和壓抑情感，所謂「以理節情」，愈來愈趨於現實功利性而不是人類的自然溫情和天性。在這個意義上說，女性長於情感思維與男性長於理性思維的心理差異，正是女性與男性文化差異的歷史性遺存。
考察了這兩種文化的交替過程與異質狀態，我們就易於理解它們在小說中的現實對抗。如果說，作品中的神話世界是女性情感文化的象徵，投射著作者的崇尚意識；那麼作品中的現實世界則是男性理性文化的淵藪，體現了作者的否定傾向。
曹雪芹的批判意識，首先指向理性文化的功利性。寶玉與黛玉的戀愛悲劇，實際上是男性理性文化壓倒了女性情感文化的文化悲劇，是冷冰冰的功利需要污染了人類自然的純情、溫情的情感悲劇。現實系統中的寶、黛相愛，作為「木石前盟」神話的情節因果延續，承接著天上的女性情感文化的特徵。寶玉情真心軟，舉止行為接近女性，並以女性人格自居和為榮，即是一個證明。他們的愛情，是以男女間自然的吸引和情感上的和諧、共鳴為前提的，是以對男性理性文化的共同排斥為基礎的。寶玉蔑視功名利祿、仕途經濟，與男性文化對男性社會角色的理性規範背道而馳；他之所以特別傾心黛玉，也因為她自幼不曾說過勸他去立身揚名的「混賬話」。他們對愛情的癡迷，顯示了非功利性的愛情至上主義，返歸到兩性情感未受社會理性侵蝕的自然本真狀態。
與此相反，寶釵卻是男性文化所塑造出的典範女性角色。她認為「咱們女孩兒不認字的倒好」，「只該做䊺?針黹紡織的事才是」，都是順著男性文化的要求在思維和行事。她確信理學家朱熹的話句句實在，更表明她落入了男性理性文化的窠臼。她對寶玉不無真情，但這種真情又是與功利主義目的混雜在一起的。她一再以「讀書明理，輔家治國」的大道理規勸寶玉，是為了夫貴妻榮，實現「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平生夙願，以補償未能入選宮中的遺憾。因此，「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之爭，象徵著男性理性文化與女性情感文化之間難以調和的衝突，象徵著愛情問題上功利關係與情感關係的對立。寶玉一針見血地指責寶釵：「好好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這既是對她功利性思想的批判，也是對她背後強大的社會理性文化的挑戰。
在賈母對待黛玉的態度上，作者也撕破了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的假面，還其冷漠的理性的功利本質。賈母愛黛玉，這是出自人類天性的祖孫之情。然而這種自然的感情卻受到理性文化規範和功利性的統制。當她得知黛玉因深戀寶玉而病時，一反往常的疼愛態度，冷若冰霜地說：「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這真是一篇把黛玉推向死路的絕情宣言。她之所以對黛玉由愛憐轉怨恨，因為黛玉的心病不僅違背了「做女孩兒的本分」，更破壞了她對寶玉婚姻的功利性設計。她選擇寶釵，一為「沖喜」，二是寄希望寶玉在寶釵的規勸下從此步入「正路」。而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光祖耀宗。賈母的思想，是理性正統文化的代表。這就告訴我們，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廣泛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符合人類天性的純潔的情感關係，而是違背人情的赤裸裸的功利關係。
其次，曹雪芹也抨擊了理性文化的虛偽性。情感文化以情主性、真誠坦直，無須理性來節制與掩飾。絳珠仙草的「還淚」之說，警幻仙子愛「古今第一淫人」之詞，都無所顧忌，直露心曲。相反，理性文化約束下的人，卻工於心計，巧於修飾，用冠冕堂皇的理性外表包裹未能割斷的情緣天性。賈政、寶釵可說是理性文化的完美創造物。他們的完美，就表現在善於以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來調節內心的情理衝突，以言談舉止的不越理性之矩來裝飾或扭曲自然情感。他們總戴著一付理性的面具。賈政道貌岸然，卻一妻二妾；寶釵一心想嫁寶玉，卻慣於藏愚守拙；都活畫出理性文化的虛偽本性。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寶玉和黛玉。他們胸無城府，言語偏激，但處處流露出一片童心與真情。他們愛得癡迷，就表現出癡迷，而不加遮蓋矯飾。他們崇拜人之天性，遵循內心自我，強於情而弱於理，故而為理性社會所不容。但同時，他們也以自己情感文化的存在方式，撕去了對立的理性文化的虛假面紗。
五
任何崇拜都是以崇拜者對崇拜對象的神秘性認識為前提的。對於男性來說，女性世界始終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異在王國，始終是切切實實的困惑所在。
於是，神話形象就成了表達這種神秘感的最好途徑。女性一旦被藝術想像置放在神的地位上，就具有了與人保持某種距離或者隔絕的不可知性，就成了神秘性的化身和偶像意義的崇拜物。說到底，女神的存在是一種原型意象。
榮格說：「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種形象，或為妖魔，或為人，或為某種活動，它們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重現，凡是創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現的地方，就有它們的蹤影，因而它們基本上是一種神話的形象。更為深入地考察可以看出，這些原始意象給我們的祖先的無數典型經驗賦以形式。可以診?，它們是無數同類經驗的心理凝結物。」(《神話——原型批評》，第100頁)在《紅樓夢》中，女媧、警幻仙子和絳珠仙草三位女神是男性崇拜女性的產物。她們分別象徵了女性神秘性的三個方面，即創造力、生命形式與情感形式。這事實上是人類男性心理的集體潛意識。人類從遠古至今，無論是女性時代還是男性時代，男性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女性在這三個方面異於自己，甚至存在著高於自己的潛能。舉例來說，女媧神話產生於女性時代，寓示著女性創造力的正面；古希臘關於潘多拉盒子的神話烙著男性時代的印記，女性創造力成了邪惡的負值。然而，這兩個立意相反的神話卻有一個共同點，即女性創造力的神秘與巨大。她們都是男性經驗的歷史遺傳形式，儘管有的是偉大的女神，凝聚著男性的崇拜意向；有的是邪惡的女神，滲透著男性的恐懼意向。因此，女神是人類文化史上反覆出現的具有原型意義的形象。
當然，曹雪芹筆下的女神是崇拜偶像，「太虛幻境」是理想的女兒天國。其原型意義不僅表現在男性對女性的神秘感的歷史中，更可以追溯到這種神秘感初始與異常熾烈的那個時代(母系社會)普遍的女性崇拜信仰。《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表達的不是現實的偶然與短暫，而是遠古的迴響與永恆；不是個人的命運和夢的無意識，而是人類尤其是男性心靈深處原始意象的復活。甚至，它還預示著將來，預示著女性優勢意識與女性崇拜意識的新的崛起，預示著男權時代的必將終結與女性文化的復歸。
原型題旨並不排斥或壓低現實意義。從人類及其文化的歷時態發展來看，在某種特定的角度和意義上，它都表現為一個上升的螺旋，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態勢。因此，原型題旨一方面反映了人類文化心理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在階段性上，又以原始心態的某種激活而補償現實社會的缺憾與不足。就曹雪芹所處的時代而言，男權社會和男性本位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已陷於畸形化和片面化的病態泥沼。特別是在兩性關係上，更把女性置於非人的境遇。這無疑是女性創造力從而也是社會一半創造力的浪費，並使社會文化呈現單性化而變得脆弱，缺乏互補性而喪失活力。如果說婦女解放是社會進步的尺度，那麼婦女的被壓在低層也阻礙了男性自身的解放。所以，曹雪芹塑造的女神形象和滲透於內的女性崇拜意識，對現實中女性的女奴地位與男性崇拜觀念都是一個顛覆性與革命性的撞擊。在這強烈的對照中，可以更清楚地揭示社會的病症，提供這個時代所缺乏的、具有超前性的「補天」的新思路。
理解《紅樓夢》這部奇書巨著，首先要解剖它的神話，破譯神話的普遍性的象徵內蘊和原始意象的原型題旨。否則，將無法窺視它的全貌與深層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