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的方法
古典文學研究界早已將努力目標瞄準21世紀。研究方法轉型的討論經過十年的呼喚後，表面上似無前一陣子那樣熱鬧，實際上，人們的用力點已默默地付諸於自覺的實踐向具體學科的操作潛移。在整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紅樓夢》研究最具有典範性。解剖這一「麻雀」，大體可以窺見古典小說研究所面臨的方法問題，進而可探求如何擺脫困境，實現小說研究學術轉型的方法途徑。本文作者不揣淺陋，將在撰寫《中國小說研究史》有關近30年部分的一點體會和不成熟的想法寫出來，供大家批評討論。
一
從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紅樓夢》研究走過了30年崎嶇坎坷的路程。這30年可劃分為停滯、畸型發展期（1966—1976）和撥亂反正、多元化探索期（1977年以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政治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庸俗社會學批評催化著評論派的畸型發展，傳統的考據方法被貼上了「資產階級」的標籤而遭到「革命」，學壇幾乎成了評論派的獨家天下。千篇一律千腔一調的「評紅熱」為「鬥爭論」和庸俗社會學研究方法宣判了死刑。後一階段，一度曾沉寂了的乾嘉學派，以其「求真」的思維模式與「實事求是」的社會思潮相合拍，重新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取得了與力求恢復馬、恩理論真面目的評論派相伯仲的地位。兩種方法、派別濡沫共存，各顯神通，促使《紅樓夢》研究出現了起伏交錯的四次熱潮。即1980年前後的曹雪芹文物研究熱；1986年以哈爾濱國際「紅學」會為標誌的方法熱；1992年以揚州國際會為標誌的文化研究熱；以及1994年前後的脂本、籍貫爭論熱。
「紅學」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15個方面：成書過程與著作權之爭；曹雪芹的籍貫與旗籍；曹雪芹文物辨正；曹家被抄沒的原因；關於後四十回問題；脂硯齋、畸笏叟是誰；曹霑碑之真偽；甲戌本凡例與六十四、六十七回真偽之辨；什麼是紅學；如何評價「批俞之役」和「評紅熱」；《紅樓夢》是不是政治小說、有無反滿思想；《紅樓夢》的創作動機與主旨；《紅樓夢》的結構主線；釵黛孰優孰劣；「紅學」的現狀與未來等。
學術討論無疑有益於研究的深化，一些原來模糊不清的問題經過爭論面目日趨明朗。如：「紅學」史發展之脈絡，書箱、畫像等曹雪芹文物之真偽，作品結構之主線等。但更多的問題或因史料不足且多牴牾，論者各持一端，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或被偽材料捉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愈研究愈糊塗；或因研究者的理論視角不同，而使研究對象的客觀性消蝕於闡釋的主觀隨意性之中，諸說紛生，日積日繁，的確，「紅學」潛藏著令人憂慮不安的危機。
二
在擁擠的紅學世界裡，一場場的官司，一次次的論戰給社會帶來了連續性的虛鬧，但在基本而重大的學術難題研究方面卻沒有大的突破。紅學所面臨的如此步履艱難的困境正是其潛在危機的表現。
紅學的危機不僅表現為考據派、評論派、索隱派之間的相互矛盾、排斥、攻訐以及三派內部的小派別之爭、研究者之間普遍存在的「門戶之見」，（這些只是外層的表現形式）更重要的來自考據派、評論派、索隱派自身潛藏的理論方法的矛盾性。
考證派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包蘊著三大致命的弱點，這些弱點隨著時間流逝，非但沒有克愈反日益突出了。史料是考據的生命，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發現有很大的偶然性，挖掘也有其極限，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幾經戰火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史料之源受到了極大的破壞，考證工作面臨著僧多粥少，時常無米下鍋的困境。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研究勢必陷入停頓。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從事考據工作的學者，往往耐不住冷清，渴望著新材料的突然降臨，遂產生「材料戀」意識。一旦摸到些蛛絲馬跡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於是以假當真的事時常發生。另一方面，一些古董商或因好奇而善弄惡作劇的人為了某種利益，故弄玄虛、以假亂真，把偽材料塞給紅學界。正是這種「材迷心竅」與「財迷心竅」的結合造成了紅學研究的一場場鬧劇，敗壞了考據派的名譽。
考據派以校勘、訓詁、考證等治經學和史學之法研究小說，只能在考證作者、校定版本的有限範圍內發揮其長。一旦將其研究的範圍擴大到形象的世界，便不免捉襟露肘四處碰壁。道理很簡單，史學的思維與藝術創作的思維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思維方式，作品中大量虛構的故事情節很難用史料坐實。因此，用治史的考據方法，研究文學這一方法移植的本身就限制了自身的勢力範圍，暴露出了這一派學術方法的局限。
研究問題的碎細和推證過程的繁瑣是考據派的又一致命弱點。有關曹雪芹生平、創作的材料極為有限，只好在外圍邊緣作戰，搜覓枝梢末節，史料搜集往往距有價值的核心區域愈走愈遠，愈考愈細。如曹雪芹的祖籍已上推至十幾代的祖宗，還有繼續溯而上之的趨勢，追到武陽——靈壽——徐州，直到曹操。即使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對幾十代之後的曹雪芹又有何必然的聯繫？文學研究變為純歷史的研究，家譜的研究了。這種研究因愈來愈遠離曹雪芹和《紅樓夢》，故極易導致考證的繁瑣，觀點常常淹沒於繁雜的材料堆中。同時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誰要擁有新史料，不管其價值大小，只要真實，便佔有了名譽、地位。小材料作大文章、大著作，小材料成就大學問家的事不為鮮見。這無疑也誘導紅學考證日趨碎細繁瑣。
研究方法的碎細繁瑣往往形成研究者的學術目光狹小，見木不見林，妨礙對已知材料作整體、系統的分析把握，不能高屋建瓴地從全局觀照局部細節，這樣勢必影響對具體史料辨別的真實、準確程度，因而，也難以發揮已有史料的效率，造成寶貴史料的無形浪費。非但如此，考證派中愈來愈嚴重的門戶之見，往往助長那種不顧客觀實際，因人廢言，因我立論的主觀主義傾向，從而在使用史料時，唯利是取，不利者則棄之不顧。這種不良傾向嚴重影響了論證過程的整體性、系統性、客觀性和科學性，造成各持一端、爭論不休、終無突破、空耗時日的學術悲劇一幕幕地重演。
評論派的生命是理論，即用理論觀照文本。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理論或理論群，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評論或評論現象。本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界缺乏理論的主體性、創造性。能借用新理論具體、深刻地分析作品，說出新意便是上乘的文學評論、上乘的學者。而政治中心文化統治時代，更易培養出吃現成理論飯的依順意識和照著既定理論比貓畫虎的比照式思維模式，於是便生成兩種習以為常的現象：理論的食而不化；用夾生的理論對文本作直線式的比附。這種在鬥爭論統治時代形成的思維定式和操作慣性一直影響著今天的文學評論、小說評論和「紅學」文本研究。張口「存在」，閉口「結構」、「老莊」、「佛禪」、新詞滿篇，這種用新理論術語做包裝的評論文章屢見不鮮。一部《紅樓夢》變成了理論者的試驗室，似乎任何一種理論皆可用《紅樓夢》加以說明。在諸多理論視角觀照下，《紅樓夢》成了理論的萬花筒，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紅樓夢》的客觀性、整體性、曹雪芹創作的原動機被這種表面的熱鬧攪亂了、遺忘了。這種拿來便穿戴的流行式理論的喧鬧，究竟有多久生命，多大價值，已愈來愈引起人們的疑慮。評論派的生命在於理論的革新和創造，即將理論之根深扎於中華民族文化之土壤，吸收世界理論的空氣、陽光以建立起適用於研究中國民族文化的具有世界當代水平和中華民族風格的理論參天大樹。然而，這是一個不少人正在為之努力卻相距遙遠的目標。同考據派存在著材料匱乏和不能充分利用材料的矛盾、困惑一樣，評論派同樣存在著理論貧乏和不能創建新理論體系以有效地解決學術難題的矛盾和困惑。
我們可以允許新索隱派的自由存在，但必須看到此種研究方法沒有多大的學術前途。其所以沒有前途是由於這一派企圖把作家想像虛構的大量故事情節和潛意識活動歷史化、具體化，將《紅樓夢》中的人物、事件與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權貴人物、政治事件一一對號，似乎《紅樓夢》完全是一部神密而真實的政治謎語大全，一部處處藏伏著微言大義的史書。況且又無史料相佐，單憑歷史與小說情節的某些相似之處便下判語，於是文學研究便淪為了主觀性的猜謎。比附式的猜謎性的比附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三
如何拯救紅學的內在危機，使之走出困境，這一問題越來越引起紅學界的廣泛關注，不少人撰文闡發己見。其中余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0頁）與周建諭的《「紅學」的困境與出路》（《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94—97頁）最富於方法論意義和理論代表性， 前者力圖通過考據派與評論派的互補樹立起紅學革命的新典範。後者則明確地提出了是堅持科學主義原則將文本還原給歷史，還是堅持人文主義精神將其奉獻於當今時代的讀者這一小說研究的原則與路向問題。
余英時先生洞察到考據派的「自傳說」理論與生俱來的不可克服的局限，並認為這個局限目前已發展到了無法自救的「極邊盡限」，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了。於是他力圖找到一種新的學術方法來填補「自傳說」力所不及的領域，把《紅樓夢》研究引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中去。這種方法就是他所高標的紅學革命的「新典範」。余先生認為「從學術史發展的觀點看，新『典範』是從『自傳派』紅學內部孕育出來的一個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一方面，新『典範』認為我們對《紅樓夢》作者及其背景、撰述情況所知愈多，則愈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義』，因此，它十分尊重『自傳派』的考證成績。另一方面，新典範復力求突破『自傳說』的牢籠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因此，它又超越了歷史考證的紅學傳統。」
余先生提出的「紅學革命新典範」的方法論意義在於使紅學研究的方向由對歷史材料收集處理的「外馳」轉為研究《紅樓夢》文本的「內斂」。在強調對作品意義世界的評價的同時，「使考證工作和文學評論合流。」應該說，余英時先生的這種思路和理論方法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把定住了紅學發展的方向，克服了考證派重史料價值輕視文本文學意義的偏狹，糾正了評論派對考證派認識的偏頗，且具有可操作性。
然而，勿用諱言，這一新「典範」理論尚缺乏理論、方法的新創建，尤其在根治「自傳說」和評論派自身痼疾方面未能將人們引向「柳岸花明」的新境界。俞平伯先生早在20年代初就曾對「自傳說」表示懷疑。石昌渝認為「俞平伯主要是用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他最大的貢獻是第一個把文學的方法運用於紅學，使紅學具有了文學性質的學術品格。」（《政治介入學術的悲劇》，《文學遺產》1989年第3 期）說得更準確些，他是第一個把歷史實證主義的方法與文學的方法同時運用於《紅樓夢》研究中來的人。也「應該是最有資格發展紅學史上『新典範』的」人，「從時間上推斷，李、藍兩人對自傳說的尖銳批評倒反而可能是受了俞平伯文字的暗示」（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同上）同樣，從時間上推移，余英時先生的新典範理論以及「兩個世界」說，也可能受了俞平伯研究方法的暗示而主張「使考證工作和文學評論合流」的。然而，「合流」並非通過簡單地機械疊加便可實現的，必須對兩種方法加以理論的改造方能完成，而「新典範」理論未能找到如何單獨解決考證派自身危機的有效方法，這樣便不能從根本上解除「自傳說」自身的危機，因此，「新典範」也就失去實踐的基礎和依憑。同樣，評論如何「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即用何種理論、方法去闡釋作者的精神世界，無疑是「新典範」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理論課題。是象王國維那樣用西方現成的理論模式硬套《紅樓夢》，還是象批俞運動和「評紅熱」中出現的以現成的「鬥爭論」在作品上貼標籤……，若如此，《紅樓夢》豈不就變成了一塊在研究者手裡任意捏合的軟泥巴嗎？當然，余先生決不倡導這種機械的批評方法，但究竟應如何改變此種「不免於捕風捉影之譏」的狀況，卻並未作出具體的回答，而這又是非回答不可的問題。
周建渝在《「紅學」的困境與出路》一文中提出了文學研究的兩個重要原則：發掘作品的人文精神，賦予其當代精神。他認為：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性質應該在於它的人文精神而不是科學主義的原則。文學批評的最終著眼點主要在於考察和評價作品中的精神信仰、人生意識、倫理道德以及作品存在的其它形式，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考證小說與歷史事實是否相符或論證方法是否科學。我們應把《紅樓夢》奉獻給當代讀者而不是還給歷史。
這是自新紅學誕生以來第一篇反對科學主義原則提倡人文精神的學術理論宣言，並挾帶著本世紀以來濃厚的世界反理性主義文化氣息。然而，文學研究在高揚人文精神的同時是否就一定要取消科學主義原則，還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理論問題，這涉及到研究對像——歷史——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這一古今中外歷史學界爭論不已的歷史哲學問題。單純說歷史存在於人們的主觀理解、闡釋之中，否定歷史首先存在於過去時空中的客觀性。便失去了認識客體的物質基礎，人們對歷史的理解便成為無任何標準的隨心所欲。同樣，單純強調歷史存在的原初狀態和客觀性，排斥後人理解的合理意義，那麼歷史將永遠成為過去的歷史，成為距人們越來越遙遠、陌生的陳跡。「歷史的兩重性存在原理」的理論，對這一問題已做了較全面透徹的說明。所以科學主義的原則也好，人文精神也罷，不是哪一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強調的，不是人為外加的，而是作為歷史的《紅樓夢》的雙重存在性的自然要求。顯然，人文精神的高揚須立足於對《紅樓夢》產生時代的歷史客觀性認識基礎之上，而不是拋棄這個基礎。將《紅樓夢》還原給歷史，僅僅提供了後代闡釋的客觀依憑，在此基礎上，再將其奉獻給當代的讀者才是最終的目的，也是《紅樓夢》研究的價值所在。
實際上，堅持科學主義原則或高揚人文精神不過是對考證方法與評論方法誰主誰次的價值認識的理論化反映。一種學科，愈追求歷史之原初存在，便對客觀性的要求愈高，實證性的成分也愈多，故而愈要堅持科學主義的原則，相反，愈注重後代闡視者的主體性，形而上的成分便愈多，愈要高揚人文主義的精神。考據派屬於前者，而評論派則歸於後者。從歷史存在的雙重性原理論之，考據派與評論派不可偏廢，更不能取消任何一方。看來，眼下的問題是如何對二者充血、改造，賦予其新的功能和活力的問題。這是何等艱巨的一項工程！
四
如果上文對實證主義、理論評論各自缺陷的分析大體合乎實際的話，那麼，下一步的改造工作目標也相應變得明確多了：如何使考證方法更有效地利用史料；理論評論怎樣避免空疏，以及尋找如何將史證方法與理論觀照有效地結合起來以達到最終深化作品研究的新途徑。
考據方法意在探尋歷史事實的原貌，說明事物是怎樣或不是怎樣的。然而，歷史的面貌是粗糙的、零散的、模糊而不易識別的。特別在大量史料被散失、作偽、埋沒的情況下，再現歷史原貌（實指遺留貌）便尤其困難，尤其需要視野的宏觀和思維的整體性、多層次性。當然，舊的考據方法也離不開邏輯思維，只是視野太狹小，思維的方式太單一平面化了。譬如拿考據形式之一的註疏來說，注者的視角往往僅局限於語言學的層面，從《爾雅》、《說文》中查檢該字的本義，從相關的其它書籍中尋找他義來確定文本中該字的真義，這無疑也採用了歸納綜合方法，且列舉例子之繁多，令讀者望而生畏。過去，我讀這類著作，對注者的外證功夫從未懷疑過。而隨蘇州大學王鍾陵師學習期間，見先生治《莊子》，歷代注莊之書堆案疊架、環堵四周，而先生常一一具體指出某字諸書所注之誤以及因何致誤，言之鑿鑿，令人歎服。此處因限於篇幅不再舉例細述。其所用方法，就我觀之，一言以蔽之，將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運用於考證註疏之中。具體言之，除用外證法精細辨析鉤探某字本義以之為考訂根基外，有四點新異之處。其一為語言學層面的整體性觀照，包括不跳繞任何一個字的字字過關和將難釋之字詞置於《莊子》字義系統內考察兩大內容。後一內容又包含對字的動態、靜態兩方面的考察。先生認為《莊子》表現了莊周及其學派思想演變，因此，考釋字義注重其在不同類篇章中的新內涵，又反過來把字義演化作為把握學派思想的重要參數之一。靜態考察指：一字一義的解釋不但要打通句意，而且要打通段意、篇意，並須與其它同類篇內該字的字義保持整體一致。其二，為修辭學層面的整體性把握。把握莊周用字遣詞的修辭規律和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如莊周喜用借喻，似撒鹽入雪，渾然難辯，這便需處處小心，細心區分比喻詞意與陳述詞意的差別。不少注家因不明於此，常常落入比喻詞之陷阱中釋之不通，且錯而不覺。其三為思維層面的考察。莊周在《莊子》中之思維多為原始神話思維，疏證字義不可偏離這一思維方式，不可用《論語》、《墨子》等非神話思維之書之句之字移來釋之。其四為哲學層面的整體性把握。以莊子獨異的哲學觀作為釋《莊》注《莊》的指導思想和靈魂。至於如何把握莊子思想，先生一方面從對《莊子》文本的精讀細嚼中體悟提煉出之。另一方面又站在思索人類有史以來普遍關注的生存、未來等問題的高度，尋找莊子思想在先秦諸子與西方哲學中的獨特價值地位，特別是與當代西方哲學的匯通處。如此，字義之註疏不再僅僅局囿於語言學之範圍，不再是從字義到字義從外證到內證的線性推敲，而是將一字一義放置於由語言訓詁學、修辭學、思維學、哲學多維層面組成的整個莊子文化的大系統中，參照多重相關係數加以確定。如此註疏較之傳統方法更逼近《莊子》精神之本原狀態。我所以運用這麼大篇幅介紹王鍾 先生注《莊》之新方法（這僅是我個人體會，不代表先生的意見），意在說明，將多元整體化理性思維運用於考據學，以宏觀統御微觀、溶宏觀於微觀的方法是可行的有效的。
當然，字義訓詁，註疏與作者籍貫、生平文本成書年代、版本考證不完全相同，研究它們的方法也自然存在著差異。但在可以引入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從事微觀考察的道理上則是相同的。需要指出的是，將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引入考據方法中，僅僅是增強了考據方法的有效性，僅僅起輔助、工具作用而不是取代考據方法本身，更不是說其價值超過了可直接說明問題的史料，而僅僅是為了更充分地利用史料。對於那些在說明研究對象是什麼不是什麼的情況下，獲得那些「一錘定音」、「一言定性」的史料，便無需進行複雜的邏輯推考，此時，惟有此時，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方顯得無用武之地。對於那些大量的不能直接說明事物性質的間接、邊圍的史料研究，運用不運用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便不大一樣。譬如，《紅樓夢》前八十回是否曹雪芹一人筆墨，存在著截然相反誰也說服不了對方的兩種意見。既然不少人認為：「非一人筆墨」，內中有大小兩個寶玉，有《風月寶鑒》的故事痕跡，那麼，就需要做多方面的系統考察，首先參照學術界研究的已有成果，把前八十回內沒有爭議的章回段落，假定為曹雪芹的筆墨，而後對其做多方面多層次的定量、定性分析，為下一步考察有爭議的章回文字確立參數。確立參數的方法包括以下幾個整體層次。第一、語言學層面的研究，即選取曹雪芹常用與不常用的詞彙對其出現的次數、頻率做定量分析；第二、修辭學層面的研究，考察曹雪芹最常用的修辭手法和具有個性的語言表達方式，以確立其修辭表達參數；第三、描寫邏輯性分析，檢驗作者在時間敘述、人物活動空間描寫以及人物性格描寫方面是否（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一定的邏輯順序或規律，其規律是什麼。第四、考察作者對筆下主要人物的好惡褒貶等情感傾向（定性分析），把握其規律性；第五、思維分析。考察作者創作的思路，藝術構思形態，包括撰寫的構思框架，預定的人物命運、遭際、結局等。總之，把握其不變之衡量，以諸衡量為參數，檢驗有爭議的章節段落。這樣，便可以確定前八十回哪些文字是曹雪芹修飾過的他人筆墨，後四十回有無曹雪芹的原稿，原稿是哪些章回、情節等，同時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便因了這種方法可迎刃而解。另外，脂本中署名脂硯齋、畸笏叟、梅溪等人的批語，也是一個攪混不清、時常矛盾的問題，同樣需要借用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進行分門別類的統計、整理和系統研究、分辨、破譯。不運用理性思維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具體採用什麼方法可依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定），只是從那些零亂不清的材料中應需抽取，單憑研究者的直感判斷，最終會偏離整體性、科學性，造成仁智各見，筆墨官司不休。其他小說的成書過程研究、作者及版本研究也存在著相類似的情況。將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引入考據方法中來，必將帶來考據研究的新面貌。
文學評論是後代人對文本的理解、闡釋，必然帶有時代的流變性和闡釋者的主觀色彩。然而，闡釋也有後一代對前代的繼承問題，也有歷史的延續問題，也有不變的客觀性的一面。因此，文學評論要避免空疏，就需增強對文本客觀性的認識、把握。文本的客觀性包括民族性即民族思維、民族心理的特異性以及因了這種特異性而導致的表現形式方法的民族性。文學評論不能脫離民族自身的特點。其次是時代性。即時代環境、流行意識文化思潮在文本中的映現。對上述內容，評論者盡可能地作出歷史客觀的說明，切不可忽視之。其三為創作主體的個性（包括家庭環境、生平經歷、思想個性和創作心態等）對文本的影響。這是文本闡釋最具體、重要的內容。其四是凸現文本價值。即處理好文本內涵與理論的關係。文學批評是借助理論視角觀照作品的，作品價值沒有理論之光的燭照便難以發掘出來，然而，理論是為闡釋文本服務的，不是反過來文本分析為闡釋理論服務。但這種頭足倒置的現象在鬥爭論時代和今天泛文化的潮流中卻普遍存在著。這類「六經注我」文本注理論的作法顯然偏離了文學研究的客觀性，一旦時過境遷，這類文章便會成為歷史的陳跡，變得毫無價值了。因此，既立足於歷史又面向當今時代，在把定歷史客觀性的同時注入時代的精神，做到客觀性與主觀性、歷史性與當代性的統一應是文學評論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創作主體的心態尤其是創作心態研究是介於歷史研究與文本研究的中間帶，這是一片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有著廣闊開墾前景的學術沃野。加強該領域的研究需考證派與評論派的同力合作，於是創作心態學便成為聯結兩大流派和兩種研究方法的紐帶。
在潛意識理論尚未傳入大陸之前，對文學與生活關係最富有導向意義的理論是孟子「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讀書論和「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反映論。在這種理論觀念指導下，文學研究變成為將社會生活與藝術生活兩大板塊的直接對接了。由前者解釋後者，或用後者說明前者的一來一往構成了這一研究的習慣思路，從而出現了就事論事的浮淺單一和甲與乙直觀比附式的簡單方法兩大弊端。隨著西方分析心理學理論傳入中國的文化、學術市場，使人們發現了「意識」的新大陸，拓寬了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為新學科—創作心態學的建立提供了理論的根據和可能性。所謂創作心態學就是研究創作主體的意識、無意識的豐富的精神、情感現象，包括民族集體無意識、時代意識、創作個體意識在創作中的作用和文學作品中的表現。研究這些意識在作家心理中的結構及其不同結構類型與作品成敗之關係。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探究離不開對民族思維、民族文化心理及其流變的考查。作家的時代意識直接來自於時代文化思潮、時代風尚和流行意識的滲透。而作家的家世生平、人生遭際、思想性格與創作者的個體意識有更深切的親緣關係。因此，歷史文化的累積與考據派的成果為探求作者創作心態提供了最珍貴的事實依據。儘管歷史生活的事實在經過作者的精神外層領域進入內層領域直至個人無意識區的過程中被不斷地沉澱、變型，當個人無意識借助於回憶、想像、聯想等化入藝術形象時已大不相同於潛意識的原相；然而，創作本來就是作者心靈的語言具象化，歷史的暗影總是抹不掉的，也正因此，創作心態學還意在探討作者的心態是如何轉入他的藝術形象中以及文本精神意識又怎樣體現出作者的諸類心態。歷史事件的考求是整個研究過程的基礎、手段，抉發文本的精神世界是這一研究的最終目的。由此可見，創作心態的研究不但是歷史背景研究和文本研究的中介，而且也成了考據方法與理論評論的連接體。考據工作的重要性，因之而更充分具體地顯示了出來。文本研究也只有以前二者為前提才能避免評論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由此招來的「捕風捉影」之譏。整個文學研究因了創作心態學之建立，可掘深至心理層次，可進而展示出文本的豐博內涵和鮮活面容。
總之，將多維整體化理性思維引入考據方法中，建立整體性思維考證模式；強調理論評論的客觀性原則；建構以作家創作心態為中介的歷史文化環境考察、創作心態分析、文本闡釋三位一體的研究方法體式應是今後古典小說研究克服內在矛盾、擺脫困境、走向未來的方法改革與路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