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幅曹雪芹鑒定過的古畫--元人《如意平安圖》
繼2005年元月15日我們發現了明代商祚繪的《秋葵圖》之後，於元月27日我們又發現了元人《如意平安圖》，再一次地證明了1971年由孔祥澤先生提供，吳恩裕先生經研究而發表的《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的真實性，以及吳恩裕所持觀點的正確性。
為了使讀者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及行文的方便，我們不妨先把吳恩裕先生在二十年前的著作《曹雪芹佚著淺探》中的「曹雪芹所見之『如意平安圖』」一文恭錄如下，以饗讀者。
「敦敏在乾隆二十三年冬或二十四年初所寫的《瓶湖懋齋記盛》，是一篇較詳盡的曹雪芹傳記材料。可惜我們只看到《記盛》原文的前半部分。後一半至今仍無法得到。孔祥澤在一九七一年曾經從收藏者金福忠那裡借抄原文的全部。他又把全文用白話寫成一篇《懋齋記盛的故事》。遺憾的是，他抄的原文後來據他自己說已經丟失，以致我們今天要想知道《記盛》下半部的內容，就不得不通過孔祥澤所寫的《故事》了。
《記盛》下半部記的是董邦達、過子和、端雋、敦敏和曹雪芹、於叔度幾個人在懋齋的聚談，談話涉及鑒別古畫、繪畫、北京的風向、扎繪風箏、放風箏、做菜等等。這些，我已在《瓶湖懋齋記盛闕文鉤沉》(見我的《曹雪芹叢考》一書)一文中，較詳介紹，不再多談。這裡要談的乾隆二十三年臘月二十四日那天，他們鑒別古畫的情況。
敦敏的舅從福建回北京，帶來許多字和畫。他把其中署名李龍眠(即宋朝的李公麟)畫的《如意平安圖》，明朝商祚的《秋葵彩蝶圖》等，送給了敦敏。敦敏為了鑒別這些畫的真偽，曾兩度往訪曹雪芹於白家疃，都不遇，遂改請董邦達來鑒別。請董的日期是臘月二十四日。但二十一日敦敏卻又巧遇曹雪芹於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他遂邀了曹雪芹去參加二十四日的聚會。那天董邦達、過子和、端雋到了懋齋後，在吃飯以前，同曹雪芹和敦敏等討論宋人李龍眠的那幅《如意平安圖》的真偽。討論的情況如下。
署名李龍眠的這幅《如意平安圖》是一張工筆畫。畫中有一個膽瓶，外邊裹著一塊錦料的包袱。膽瓶內插著兩朵荷花，襯在三片荷葉之間。荷葉下面有幾枝竹，也插在瓶裡。瓶的旁邊還畫了一盆靈芝草。盆下邊放著一個托盤，盤內盛著佛手等果。畫的右上角，寫著『如意平安』四字，字下方寫著『李龍眠繪』。除名章外，還有兩個閒章，蓋在畫的左下角。
董邦達先問：『這幅畫卻是下了一番工夫，色用的也不錯。雪芹你看怎麼樣？』雪芹看過了畫後，答到：『這幅畫不遜於元人的寫生上品，但是談到真偽，我怎敢在幾位前輩面前妄加月旦？』董邦達道：『雪芹不要太謙，你已經指出這是仿元人筆意的寫生之作了，何不直說出這不是李公麟的真跡呢？』過子和便問雪芹：『您怎麼斷定是仿元人之作呢？』雪芹道：『這不難看出。李公麟是以白描人物享名於當時的，他下筆揮毫，如鐵線迂迴，後人很少有偌大筆力。他不喜寫生花卉，而且這畫的膽瓶，已是元代式樣，宋朝人怎麼能夠預擬元人的樣式呢？這不是大好的佐證嗎？』董邦達也接著說：『這幅荷花竹葉插在膽瓶裡，固是實地寫生；那盆靈芝和佛手，卻是筆者虛擬。兩者格調，並不相容。公麟為有宋一代名手，何能出此？雪芹卓識不差！』接著又看另外的幾幅畫。大家認為，只有明人商祚的花卉，可以斷為真跡，其餘都是贗品。於是，雪芹便對敦敏說：『只這商祚一幅足資珍藏，其他幾幅，畫的並不錯，可惜筆者偏偏要題上前人的名字，企圖抬高聲價。這種徒務虛名的風氣，明朝人已開其端了。』他們接下去的議論與《如意平安圖》無關，故不再引述。『元人《如意平安圖》』幾個字，並無隻字案語。
這個所謂『元人《如意平安圖》』的發現，十分重要。除已向香港大公報致函訪求該圖的原投稿者的原照片外，特作初步估計如下。
由於畫的內容完全符合，我認為這幅所謂『元人』《如意平安圖》可能就是敦敏的舅贈給他，曹雪芹所看到並加評鑒的那幅『李龍眠繪』《如意平安》。《如意平安圖》固然是中國畫中常見的題材，但兩者的內容這樣分毫不差，卻是罕見的事。假定它們是同一幅畫，那麼，為什麼原署名『李龍眠繪』變成了『元人』《如意平安》了呢？由上述乾隆二十三年臘月二十四日大家在敦敏家的鑒別，曹雪芹已經指出畫中的膽瓶是元朝的樣式，故不可能是宋朝的李公麟所畫，而是元人的作品。事後，敦敏採取了曹雪芹和董邦達鑒別的意見，遂將該畫定為『元人』作品。
在二百年後的今天，曹雪芹所看到，敦敏所收藏的這幅《如意平安圖》，我們再想看到，是不容易了，雖然一九五四年鄧之誠先生贈給我的《鷦鷯庵筆塵手稿》殘卷的確是敦誠的遺稿，但敦敏的遺物，卻至今尚未發現。
事情就這樣湊巧，我在一九七五年曾經有機會看到香港大公報的《藝林》副刊數十期。竟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的一期上，看到了一幅香港人士所藏的元人《如意平安圖》的刊印在報紙上的照片。(請參閱附圖)報紙上複製的圖片雖不甚清楚，但畫的內容卻是不會錯的：一個錦袱包在下半部的膽瓶，瓶中插著兩朵荷花，三片荷葉，瓶裡還插著小竹數枝。膽瓶的旁邊有一盆靈芝草，盆下一個盛著佛手等果的托盤。這同上述敦敏收藏署名『李龍眠繪』的《如意平安圖》的內容，完全一樣。只是從這個複製圖片裡，看不出任何圖章和題字。《藝林》的編者只加上並將標籤改為『元人《如意平安圖》』，以代替原標籤『宋李龍眠繪《如意平安圖》』這是完全可能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這幅畫流傳到香港收藏家之手以後，才把畫裡的『李龍眠』名章，閒章，都有意地遮蔽上，不使人看到，而以『元人《如意平安圖》』的名目刊諸報端。因為這幅畫，要說是宋人李龍眠畫的，就是假的；但如以『元人』作品目之，它就是真的了。可見此圖的香港收藏者的態度還是不錯的。
還有一點要說明一下，曹雪芹在鑒別《如意平安圖》時第一句話說：『這幅畫不遜於元人的寫生上品。』又在後來說：『其它幾幅，畫的並不錯，可惜畫者偏偏要題上前人的名字，企圖抬高聲價。這種徒務虛名的風氣，明朝人已開其端了。』從這兩段話看來，似乎雪芹認為《如意平安圖》是明朝人的作品。這一可能性是有的。但卻使雪芹當時是這個意思，他卻不能肯定它是明人之作。他所肯定的只是『畫裡的膽瓶，已是元代樣式』而已。敦敏根據雪芹所能肯定下來的看法，把原標籤改為『元人《如意平安圖》』，是十分可能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說，從孔祥澤的《懋齋記盛的故事》所看到的《瓶湖懋齋記盛》下半部的基本內容，便是可靠的了。整個《瓶湖懋齋記盛》的真實性，也從而得到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於沙灘
(附記)香港《大公報》所載此圖，數年前曾荷《藝林》陳凡先生於來京時見告，謂可能是上海圖書館或上海博物館的同志供稿。一九七八年我赴滬時承上圖顧廷龍館長和上博富華同志代查，均無線索。今年得陳凡先生由香港來信，謂因年久，亦未查得投稿者為何人。只好希望該圖持有者於見到拙文時，有以見示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於沙灘
我們近日，反覆品讀推敲了吳恩裕先生的這篇文章，得到共識：一、當年曹雪芹所鑒定的《如意平安圖》，非元人假托李龍眠所繪，乃明人仿臨之偽作；二、吳恩裕發現的元人《如意平安圖》照片上有印章；三、元人《如意平安圖》的發現；四、一幅元人《四季平安圖》偽作；五、新發現的元人《如意平安圖》可能是敦敏那幅《如意平安圖》的母本；六、作偽之風氣，明朝已發其端之我見；七、為「贗品說」的同志進一言。下面就分別對這七個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李龍眠繪《如意平安圖》是明人仿作
我們所以說曹雪芹當年鑒定的《如意平安圖》不是元仿偽之作，而是明人仿作之偽，理由是這樣的。
吳恩裕的原文有如下之寫：「董邦達先問：『這幅畫確是下了一番工夫，色也用的不錯。雪芹你看怎麼樣？』雪芹看過了這幅畫後，答道：『這幅畫不遜於元人的寫生上品。』」我們認為「這幅畫不遜於元人的寫生上品」，並不是說是元人的寫生上品。前邊的「不遜於」證明了這一點。「不遜於」是不比元人差的意思。整句話應釋為：這幅畫的仿作水平，不比元人的寫生上品差。
接下來，過子和便問雪芹：「您怎麼斷定是元人之作呢？」雪芹道：「這不難看出。……這畫裡的膽瓶，已是元人式樣，宋朝人怎麼能夠預擬元人的樣式呢？這不是大好的佐證嗎？」這裡所說的膽瓶「已是元人式樣」，意在說明：不是宋李龍眠所繪，也沒說是元人仿作。雖然，宋李龍眠不能預擬元人的式樣，但是，元朝人和明朝人卻可以擬仿元人膽瓶的式樣的。
那麼，這幅畫究竟是何代人所繪呢？請看吳文如下之寫：「接著又看另外的幾幅畫。大家認為，只有明人商祚的花卉，可以斷為真跡，其餘都是贗品。於是，曹雪芹便對敦敏說：『只這商祚一幅足資珍藏，其他幾幅，畫的並不錯，可惜筆者偏偏要題上前人的名字，企圖抬高聲價。這種徒務虛名的風氣，明朝人已開其端了。』」這一段雪芹對敦敏的宏論，意在說明，作偽的風氣，「明朝人已發其端了」。何謂開其端？就是說，作偽的風氣，從明朝開始的。其語意甚明：那幅《如意平安圖》，李龍眠不能預擬其瓶，元朝人作偽的風氣還不至於，所以得作偽其咎者，是明朝人也。
據書畫鑒定家劉九庵先生的文章雲，中國畫作偽之風，明朝已很嚴重，到了清代已不可收拾了。劉先生的見解與二百年前的雪芹先生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
清代作偽之風甚烈，《瓶湖懋齋記盛》一文頗有反映。請看吳文如下之寫：「敦敏為了鑒別這些古畫的真偽，曾兩度往訪曹雪芹於白家疃，都不遇，遂改請董邦達來鑒別。」如此之寫，我們認為，敦敏生怕收藏了假畫，影響貴胄子孫的風雅，所以進而求其優，先請水平高的曹雪芹看，兩訪不值後才退而求其次，請董邦達看。
當乾隆二十三年臘月二十四，雪芹他們在懋齋鑒定古畫時，雪芹先生在長他16歲又系當時主持風雅的董邦達面前說三道四，這不僅證明雪芹的傲骨，也實在證明了他鑒定書畫的水平在作偽的氛圍之中很高，他的水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在長期的實踐中練出來的，並且得到了社會的公認。
這裡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即雪芹先生為何不與敦敏直說《如意平安圖》是明人的仿偽之作。大家知道，書畫鑒定一事，是十分複雜的，非閱歷豐富，知識淵博，人品高尚者，難道此中三昧的。
凡大家在為人鑒定書畫時，常以委婉含蓄的語言文字表達意見，書寫款跋。如直接表白：你這幅畫是假的，一分錢不值，連擦屁股紙都不如。對方不但逆耳，還易被拱出火來，弄不好上法院打官司。為了避免糾紛，鑒定家便婉言道：您買的這張畫，功力很深，下真跡一等，作者也畫壇高手。這句話，雖沒說畫是真的，但對方聽了能夠接受，這在行門裡叫「一樣話，百樣說，看你會說不會說。」
曹雪芹就是這樣的一個會說的大鑒定家。《懋齋記盛的故事》中，對雪芹先生鑒定書畫的表演，不獨讓董邦達深表欽佩，也讓讀者有躍然紙上，呼之欲出的感覺。曹雪芹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固然與家學的淵源，自身的天才有關，但也屬時代使然。我們敢斷言，像雪芹這樣的書畫鑒定家，離開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特別是乾隆時代，是孕育不出來的。
吳恩裕發現的《如意平安圖》有印章
吳文有如下之寫：「我……竟在1965年2月14日的一期上，看到了一幅香港人士所藏的元人《如意平安圖》的刊印在報紙上的照片。……只是從這個複製的圖片裡，看不出任何圖章和題字。」
讀畢這段文字後，我們察看了《曹雪芹佚著淺探》一書前的《如意平安圖》的附圖，用肉眼確實看不到有圖章，但用放大鏡觀察，確實看到了圖之左邊偏上部位有方形兩枚印章，圖之左側頂端有一枚陰文篆書圓章，其文是「乾隆鑒賞」。這一發現，給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所謂香港收藏家的《如意平安圖》，本是清代皇宮裡的藏品，因此，大有研究的必要。因為，既是清代乾隆朝的東西就和曹雪芹、董邦達、敦敏在時代上挨上了邊兒。這邊兒的挨法，容當細論。
再請看吳文之寫：「署名李龍眠的這幅《如意平安圖》是一張工筆畫，畫中有一個膽瓶，外邊裹著一塊錦料的包袱。膽瓶內插著兩朵荷花，襯在三片荷葉之間。荷葉下面有幾枝竹，也插在瓶裡。瓶的旁邊還畫了一盆靈芝草。盆下邊放著一個托盤，盤內盛著佛手等果。畫的右上角，寫著『如意平安』四字，字下方寫著『李龍眠繪』。除名章外，還有兩閒章，蓋在畫的左下角。」
我們將這一段描寫同香港大公報刊載的元人 《如意平安圖》細細對看，竟然完全一樣，只是沒有「李龍眠繪」四字，沒有「如意平安」四字，沒有李龍眠的名章和兩枚閒章，倒多出了乾隆皇帝的三枚鑒賞章。
鑒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香港大公報所載元人《如意平安圖》，即敦敏《瓶湖懋齋記盛》中所記的《如意平安圖》。這張圖自乾隆23年臘月24日經曹雪芹、董邦達鑒定後，敦敏則遵雪芹之鑒定，把「李龍眠繪」及「如意平安」八個字，以及一枚名章，二個閒章挖補掉，或剪貼掉，重新裝裱一新，並在畫簽兒上題上「元人《如意平安圖》」的字樣。自此，這幅畫便成了元人的作品被敦敏收藏。後來在乾隆28年(癸未)秋日到乾隆23年的時間裡，可能是通過董邦達的關係，連同那幅商祚的《秋葵圖》敬送給了乾隆皇帝，成了「藏在深宮人未識」的國寶。至於說那位香港收藏家怎麼會得到了這張畫，就成了一個謎。
為了揭開這個謎，應當到海峽兩岸的故宮博物院尋其下落。如兩院都沒有，這幅畫就真的成了「海外遊子」啦！但願它有朝一日，落葉歸根，重新回到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展示一下曹雪芹的風采，不也是一樁學界雅事嗎？
元人《如意平安圖》的發現
我們通過對吳文所提供的材料和研究思路的導向，理性地認識到，必須找到1965年香港大公報所載的那幅圖的下落，以便依據第一手資料研究。正是天道酬勤，心想事成。我們自元月15日發現商祚《秋葵圖》後，便鼓起餘勇繼續跑圖書館，於元月27日終於在《宋元明清名畫圖錄》一書中找到了《元人如意平安圖》。其圖一側寫道：
「絹本設色，縱四尺二寸四分，橫二尺四分，原無款識。簽題元人。石渠寶笈未見著錄。」
我們用放大鏡觀察，圖之左上角有陰文圓章一枚。文篆曰：「乾隆鑒賞」。圖之左邊偏上有兩枚方章：上為篆書「三希堂精鑒璽」；下為「宜子孫」。圖之右上角有兩枚方章，篆文一時莫辨。其圖所繪，與香港大公報所載的照片復圖和吳文所介紹的《如意平安圖》完全一樣。看來，此合三為一，才是歷史的真相。
這幅元人《如意平安圖》的「原無款識，簽題元人，石渠寶笈未見著錄」之語，倒是值得注意。
所謂「原無款識，簽題元人」之語，說明「元人」二字是收藏人寫的，這個收藏者，不是敦敏，便是清內務府收藏人。我們認為，敦敏的可能性大一些。理由是當年曹雪芹和董邦達在鑒定這幅畫時有「不遜於元人寫生上品」；「這畫裡的膽瓶，已是元人式樣」之語，也就是說只有敦敏這位曾經收藏者才有題籤「元人」的可能。該圖又有說明：「石渠寶笈未見著錄」。這又說明，這幅畫題的「元人」，清宮內務府持有懷疑的態度。一件元人的圖畫流傳到清代，已是魯殿靈光，理應編入石渠寶笈，倘是明人仿作，內務府當然不予重視了。
看來，這幅元人《如意平安圖》是流傳有緒的：這幅古畫，最初以李龍眠的畫流傳在福建——乾隆23年臘月，由鈕公從福建攜回北京送給了敦敏。敦敏請曹雪芹等人鑒定後，便以元人《如意平安圖》自己收藏——乾隆28年秋日前到乾隆23年臘月24日後的時間裡，由董邦達送給了乾隆皇帝，後來疑為此畫為明人作偽，便未編入石渠寶笈，但仍以珍寶目之而藏於故宮。
一幅元人《四季平安圖》偽作
據吳文雲，當年曹雪芹鑒定「李龍眠繪的《如意平安圖》」時否定了李龍眠繪，理由的主要根據，便是「宋朝人怎麼能預先畫出元朝的瓶子呢？」這個理確是鐵證一樁，在我們聯想到雪芹先生博才多藝的風采之時，又想到了元朝的膽瓶究竟是什麼式樣的問題。只有找到元代膽瓶的樣式，才能證明雪芹先生的高明，不然，我們心裡就缺少了底氣。
現在的印刷術，已發展到了能下真跡一等的水平，又何況改革開放以來，各出版社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字畫的影印集冊。這為我們尋找「元人膽瓶」的式樣提供了便利條件。二十年前的吳恩裕先生所以沒有找到，就是缺乏了這個大氣候。
2005年元月29日，我們在《中國歷代畫目大典》中，發現了這幅《四季平安圖》軸。其下註釋云：
「年代：元至正八年戊子(1348)作。材質：絹本，設色。縱橫：
135.2厘米×58.5厘米。題款：『四季平安圖』。款署：『至正八年陽月，吳興錢選舜興制』。鈐印一：『霅溪翁錢選舜舉畫印。』收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按語：畫之上方有乾隆庚子御題。右上方和左上方有馬治、張弼題。鑒藏璽印有：8璽全，『樂善堂鑒藏寶』。收傳印記有：『鹿冠道人收藏』，『朱臥菴收藏印』。偽作：至正八年錢選已故47年。」
元人《四季平安圖》的畫外情況，已向讀者述明，再說畫的內容：
畫面下部工繪膽瓶一：短脖，窄肩，肚平，足微收。瓶之肩部有左右對稱的兩個環。瓶內插著牡丹、荷花、秋葵和水仙四種花，示人以「四季平安」。
我們將《宋元明清名畫圖錄》元人《如意平安圖》中的膽瓶樣式與元人《四季平安圖》的膽瓶比較觀察，發現其樣式極為相似，只是《四季平安圖》中的膽瓶上多了兩環而已。
這裡還要說明的問題是：《中國歷代畫目大典》把《四季平安圖》列入「遼至元代卷」，又在下面說明是「偽作」。理由是：「至正八年錢選已故47年。」
查錢選是宋朝進士，卒於1301，生於1239(大德五年)。據此，可以說《四季平安圖》雖系托名錢選的偽作，但是元人偽作。也就是說畫上的膽瓶是元人式樣，沒問題。
元式膽瓶一定，引起我們的遐想：從元代至正至清代乾隆，已有近5百年的時間，能夠知道以元人膽瓶的式樣去鑒定一張古畫的真偽的人，這在曹雪芹的時代能有幾人？怪不得過子和以逼問的口氣問雪芹：「您怎麼知道是仿元人之作呢？」
曹雪芹知道數百年前元代膽瓶的式樣，是不足為奇的，翻開《紅樓夢》就知作者的文物知識海了去啦，他的《廢藝齋集稿》中也有一冊講金石印章的，名曰《蔽芾館鑒印章金石集》。行文至此，我們感到毛澤東主席說「曹雪芹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真乃金口玉言也！
新發現的《如意平安圖》是母本嗎
吳恩裕先生《曹雪芹所見之〈如意平安圖〉》一文，寫道：「董邦達道：『雪芹不要太謙，你已經指出，這是仿元人筆意的寫生之作了』」；「過子和便問雪芹：『你怎麼斷定是仿元人之作呢？』」這說明這幅《如意平安圖》是仿作，是仿元人寫生之作。什麼是仿作？仿就是「傚法，照著作。」換句話說，是臨摹作，臨摹必須先有母本。如此說來，敦敏之《如意平安圖》是仿照一幅元人的《如意平安圖》畫的，所以仿臨之作與其母本應該是完全一樣，稍有變動，便是創作了。故此，我們懷疑《宋元明清名畫圖錄》中的元人《如意平安圖》，也有可能是敦敏之《如意平安圖》的母本。但是要肯定他是母本，必須證明它的出現要早於清乾隆二十三年。無奈年代久遠，世事滄桑，非起迎曹雪芹，敦敏於地下不成也。
「明朝已發其端」之我見
曹雪芹在鑒定元人《如意平安圖》時，與敦敏說：「徒務虛名之風氣，明朝已發其端」。如何理解這句話，也關係到《廢藝齋集稿》真偽的鑒定。
關於書畫作偽的風氣，始於何時，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著名的文博專家史樹青先生就在《書畫鑒真》一書中說：「書畫作偽，真正流為風氣，大概是從宋代開始」；而著名書畫鑒定家劉九庵先生在其大作中，似是認為明代已盛，清代為烈。他講了兩個故事。
清代乾隆朝大學士傅恆，在打大小金川得勝回朝後，身價百倍，權重一時。官場下僚都以送禮傅恆為榮，傅恆為了表示清正風雅，聲言：凡給我送金銀者，本官一律回絕；凡送古字畫者，雙手笑納。此語一出，京城搜買古字畫之風頓起，古畫畢竟存世有限，一些劣品書畫家，缺德古董商，腐敗之官員，串通一氣大肆造假，奔走於傅恆之流的門下。其作偽之奇，騙錢之劣跡，技法之巧妙，集古今之大成。
免題錢的事。明朝萬曆年間，有個大收藏家名叫項子京，愛畫成癖，自己也能抹兩筆。時人頗有愛其畫者，願出重金購買。可項子京其人的書法低劣，詩也稀鬆，卻喜在自己的作品上題詩落富款，大大影響了畫作的藝術價值。為了能夠得到項氏的一幅無詩無款的畫作有人就用錢收買他的書僮，把未題詩落款的項氏畫作趁機拿出來送給行賄者。後來，人們就把送給項氏書僮的錢，叫「免題錢」。
相較之下，明朝免題錢的故事，還不太傷風雅：項氏在自己畫作題劣詩落劣款，本屬正常之事，並非為了抬高聲價；書僮的免題錢，也系周瑜打黃蓋。而清代傅恆的只收古畫不收金銀的聲明，就太惡劣了，他明明知道古字畫的價值遠勝於金銀。古字畫可以保值，金銀可隨時貶值，這筆賬，誰都清楚。可傅恆只說書畫的風雅，不言價值連城，真狡猾可恨也。
聽完了這兩個故事，再論「徒務虛名之風，明朝已發其端」的本意是什麼。
我們認為這話的第一層意思，是說《如意平安圖》是明朝人仿元代作品的偽作；第二層意思，是作偽之風氣，雖發端於明代，卻強烈於清代，特別是氾濫於乾隆時代，事實上傅恆只收書畫不受金銀之舉，正是「乾隆之風」的氾濫。據考，乾隆皇帝一生中作了四萬多首詩，沒有一首能流傳的；他的肥軟書法到處題，到了「刻石無處不乾隆」的地步；於書畫愛好收藏上，他於乾隆八年就組織內務府極盡搜刮之能事，把搜刮上來的民間古字畫編成《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等著錄。這一工程之浩大，劉九庵先生雲，遠過於宋徽宗的《宣和畫譜》、《宣和書譜》。故此，我們認為《瓶湖懋齋記盛》所記曹雪芹論書畫、論鑒定的地方，那麼精彩行當，正是乾隆朝書畫風雅在曹公身上的時代烙印。
為「贗品說」的同志進一言
自1971年，吳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發表後，矛盾、俞平伯、胡德平、胡文彬諸先生先後撰文或寫詩，發表了肯定的意見，同時也有陳毓羆、劉士德等先生發文表示否定的看法。此後的二十多年，尚未見有人發表較長篇的論述《廢藝齋集稿》真偽的文章。如今我們又接續香煙，先後寫了《曹雪芹鑒定的一幅古畫——〈秋葵圖〉》；《又一幅曹雪芹鑒定過的古畫——元人〈如意平安圖〉》兩篇論文，旨在能夠引起讀者對《廢藝齋集稿》真實性的重視；應該本著「寧可信其真，且慢言其假」的寬容心態對待有關曹雪芹佚著及遺物的發現，以免造成追悔莫及的千古遺恨，愧對前賢與古人。
我們所以這麼認識問題，是有深切的感受的。譬如1971年北京西郊香山正白旗39號老屋發現有關曹雪芹的詩文墨跡以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紅學家，幾乎都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題壁詩文墨跡是同治小官吏所為，在那裡建曹雪芹紀念館是欺世是造假，更有人大膽地假設，認為是已故舒成勳先生挾私圖利所為。但經過我們對主流派的否定說和非主流派的肯定說進行比較研究之後，感覺到主流派的否定說從始至終也沒拿出證據把研究曹雪芹故居的大門關死，反倒被非主流的研究擠得門越開越大。於是採取了包容乃大的態度，先把39號老宅落架重修、整舊如舊地護下來，建一座不叫曹雪芹故居的曹雪芹紀念館，供廣大群眾參觀研究與遊覽。
1984年曹雪芹紀念館落成之後，至今已有上千萬人次來這裡憑弔曹雪芹的足跡，觀光這裡的山野草蟲。上至江澤民、楊尚昆、賈慶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有趙岡、李志華、梅傑等海外朋友華人，下到廣大的青少年學生紛紛到此一遊。可以說曹雪芹紀念館對弘揚祖國傳統文化，宣傳愛國主義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已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遊覽勝地。為此，北京植物園於1996年和2003年又先後兩次重修擴建。據說，當年反對曹雪芹故居說的紅學家還參與了擴建的顧問工作，在此留下了詩文墨跡刻石與扁聯，不時還來到這裡做紅學報告。此足以證明這裡的山光水色，文化積澱，曹公傳說的魅力之大。
請讀者想一想，如果在1984年時，沒有非主流人士胡德平先生、舒成勳老人、鄧正一、張寶章、孔祥澤等先生的頂風創業，39號老宅之地恐怕早就像正白旗村一樣蕩然無存啦。
我們慶幸當時非主流人士在不要國家一分錢的情況下，創建曹雪芹紀念館的大膽之舉，為國為民做了一件好事。
回過頭來，再說《廢藝齋集稿》。我們不想說別的，只想向持《廢藝齋集稿》「贗品說」者進上一言：如果要論證《廢藝齋集稿》不是曹雪芹的作品，除了對吳恩裕先生公佈的有關材料進行考辨之外，能否像徐邦達鑒定一幅寫有「石濤八十抒懷」的古畫那樣拿出石濤只活了65歲的證據，來否定《廢藝齋集稿》的真實性。這樣的論辨，只須一條就足以判處《廢藝齋集稿》的死刑。倘如此，我們將欣然放棄拙文的結論。如果還是在「不可能」、「怎麼會」上兜圈子，那就是老北京所說的抬槓啦。
我們認為，下步大家的主要任務，是尋找《廢藝齋集稿》的下落。
(嚴寬 2005年2月1日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