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時間背景新考（一）時間玄機
《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它以一個貴族家庭為中心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上至皇妃國公，下至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動的描畫。它對貴族家庭的飲食起居各方面的生活細節都進行了真切細緻的描寫，對園林建築、傢俱器皿、服飾擺設、車轎排場等等描寫，都具有很強的可信性。它還表現了作者對烹調、醫藥、詩詞、小說、繪畫、建築、戲曲等等各種文化藝術的豐富知識和精到見解。
《紅樓夢》的博大精深並沒有被束之高閣，藏之名山。「紅學」和《紅樓夢》最初以抄本「出山」：
當時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價，得金數十，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程偉元《紅樓夢序》）
它在1791年用活字印行之後，流傳更廣，俗謂「男不看紅樓，女不看西廂」，反其義而說之。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引起了封建時代渴求自由的青年們的共鳴，因此當局統治者把它視為洪水猛獸，在清代文字獄時代被多次明令禁毀，但《紅樓夢》屢禁而不絕，影響越來越大。清朝乾隆時代的文人有感於《紅樓夢》又不滿於《紅樓夢》，於是創作了五光十色的續《紅》書。
但是，最早對《紅樓夢》的評論和研究的應該是從「脂硯齋」開始的，上世紀初前，影響最大的是評點派和索隱派。評點派以脂硯齋為代表，其後還有「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索隱派的代表性著作出現在清末民初，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等，他們認為《紅樓夢》的人物情節只是作品主旨的幕障，人物情節影射著歷史真事，只有考索出作品影射的真事才能明瞭《紅樓夢》的真意。這種方法幾近於猜謎。「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為代表的「新紅學派」崛起，掃除了索隱派的夢囈，但由於觀點、方法的限制，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仍舊沒有能夠正確解釋《紅樓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紅樓夢》研究得到蓬勃發展，逐漸深入，領域逐漸擴大到《紅樓夢》的版本、《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 《紅樓夢》後40回、 《紅樓夢》的歷史地位、《紅樓夢》的續書和改編、《紅樓夢》批評史等等。科學意義的「紅學」正在形成後來發展到五四以來的傳統索隱派和考證派，現在又有新紅學、周汝昌的曹學，還有最近出現的劉心武的秦學，陳林現象和土默熱紅學等等書，層出不窮，重拍電視劇《紅樓夢》的角兒也在「海選」，可謂五彩斑斕，蔚為大觀。
《紅樓夢》早期抄本題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其實這些抄本上的批語不盡出自脂硯齋，署名還有：畸笏叟、棠村、梅溪、松齋等等，但是以脂批為多。脂硯齋生平不詳，據他的批語的口吻和內容，大抵可以知道他很熟悉《紅樓夢》創作的情形，參與修改，與「雪芹」極親近。脂硯齋的批評有不盡確當之處。但是首先提出了「大有可考」的觀點。至於《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並且提供了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重要線索，提供了《紅樓夢》生活原型的一些材料和創作過程的一些情況，對《紅樓夢》的藝術分析有獨到之見，它還透露了曹雪芹原稿八十回以後的一些情節要點，如果能自證，那就意義非常了。但這就像推測鬼怪之存在，以資內證其必具備可證偽性。
於是乎，研究《紅樓夢》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紅樓夢》有沒有掩藏真實的歷史背景或原型呢？這就要瞭解「3W三大基本命題」，即WHO/何人著，WHAT/何事著，WHY/何為著？這就是困惑紅學界的多年懸案。這是紅學研究萬里長征勝利的第一步，需慎之又慎。
著名的紅學家顧平旦曾經就此問題，有一個綜合的看法，大家基本能認同的：
就文學作品講的話，任何一個作家寫任何一個題材，都是生活的反映。那麼這個生活是自己的生活，社會的生活，別人的生活，把這些東西綜合起來，成了一個典型。那麼才可以成為文學作品。所以曹雪芹寫《紅樓夢》，我個人的認識，他有他們家裡的或者家族的事情在裡面，也有當時社會上這種等級的家庭的典型事情在裡邊。另外就是一個作家來反映生活，不是刻板地、自然主義地反映。所以說絕對不能把《紅樓夢》裡面寫到的和曹雪芹自己的成長或者家屬一一對應起來，一定要將它作為藝術的作品來看。所以在紅學研究上，我是主張你首先要研究《紅樓夢》，才能談到其他。但是我們今天研究曹雪芹的話，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紅樓夢》才要研究的，所以要講到內容那是很多的。大家仔細思考一下，因為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在北京完成的，所以他把北京的東西寫進去很多，有很多是實的，現在名字還在的，或者現在還能找得到地方的。比如說《紅樓夢》有一個情節，就是邢妯煙是很窮的那個情節。所以有一次，有個丫頭拾到一個當票，那麼薛寶釵說這是什麼東西？當票，這個當票是哪個當鋪的？就是鼓樓西大街的「恆舒當」。你看《紅樓夢》寫得清清楚楚的，而當時在鼓樓西大街，確確實實有這個當鋪，這是一個證明，寫到北京的事情。還有賈璉偷娶尤二姐，藏她的地方是叫花枝胡同，在後海那兒，現在那兒還有一個花枝胡同。這又是一個。賈雨村到北京住在興隆街，前門崇文門那兒就有個東興隆街。所以我覺得這樣來瞭解曹雪芹，這樣來瞭解《紅樓夢》，咱們會進入到另一種境界裡去，而不是光看情節，你會體會到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會理解到一個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實，一種社會發展的規律，會得到很大的啟發，得到很多啟示。還有人的靈魂的解剖，通過這種情節你會得到很多啟發。
從這些對《紅樓夢》細節和歷史真實的對應的上，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作者在創作上的現實主義外，就連細節上，還體現了它的「時代的記錄」的一面。譬如遙遙呼應的是，在上世紀，俞平伯老先生和周紹良先生都先後曾經就《紅樓夢》第23回一個瑣碎的細節：《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用「圖說」推演了每個人物的具體的座次和作者所蘊涵其中的命意。可謂海垂雲立，可以充分看出《紅樓夢》作者即便對於一個場面的記述，都是何等的一絲不苟，真不愧脂批語曰：「十年辛苦不平常，字字看來皆是血」！
所以，筆者考論《紅樓夢》所蘊涵的具體的歷史時間背景，應該不是緣木求魚，穿鑿附會了。是為引。
1.1 紅樓敘述有譜嗎
首先從通行本120回《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人物的年齡說起。
但是，《紅樓夢》中有許多人物的年齡前後存在著出入，面對這個困惑紅學界的懸案，一般推測為是作者的疏漏，或信筆泛敘。但筆者採用反證法，假設《紅樓夢》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蘊涵著精確的現實時間敘述，依此來檢驗文本，看有矛盾出現否。
我們就從王夫人檢抄大觀園中學習起來，看看大觀園姑娘、丫環的年齡瞞報沒有。
在紅學史上，曾經有許多紅學大家譬如周汝昌先生等為《紅樓夢》編寫系年，結果差強人意。譬如，周紹良先生所編的系年為：
第18至52回，紅十二年；
第53至69回，紅十三年；
第70至80回，紅十四年。
……
此系年固然經過細推密敲編出來了，但有時卻發現不少問題。比如一個例子，研究大觀園中的姑娘丫環年齡之謎。在《紅樓夢》第49回，大觀園中來了眾多姐妹：
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煙，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個。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
此「十五六七歲」，周汝昌在《紅樓紀歷》裡按：
按：本年寶玉十三歲，凡小於寶玉者不能超過十三歲；鳳姐又絕不止十五六七歲。此為信筆泛敘。（筆者註：如依周紹良先生所編系年，本年寶玉十二歲）
這種評論讓我們似乎不大滿意，因為即使文學作品不是傳記，對人物年齡的準確度要求比較寬鬆，但也總要以實際常例為依據，要大至相當才可。如把十二三歲的人，二十左右的人，統統泛敘為是「十五六七歲」，這種泛敘未免太不「生活」了。
如果說第49回年齡問題還可勉強用「信筆泛敘」解釋的話，那麼第45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裡，比寶玉還小一歲的黛玉竟然也自云「我長了今年十五歲」之語，又將何呢？對此，周汝昌先生只得推測道：
按：黛玉小寶玉一歲，實當十二歲。所敘明明不合，疑字有訛誤。
其實古代民俗紀年是「女進男滿」，人物的年歲是不可遽然推斷的。我們如果仔細再推敲一下，那絕對不是統統泛敘為「十五六七歲」的。如大觀園中的幾個大丫環年齡，其淺顯明瞭得頗是令人吃驚的。譬如，我們看第32回（屬周紹良先生歸類的紅十二年）：
史湘雲紅了臉，喫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兒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住著，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
根據第6回襲人大寶玉兩歲之語推算，第32回她應是十四歲，但這樣一來，「十年前」的襲人只有四歲呢。尤為奇怪的是，第54回賈母談起襲人時還曾說過：「我想著，她從小兒服侍了我一場，又服侍了雲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這樣算起來，襲人四歲之前早已服侍了老太太一場了。不到四歲的小孩居然服侍起人來，真真令人瞠目結舌。
根據有關細節（特別是第46回），我們知道襲人跟鴛鴦、紫鵑、金釧等皆從小一起在賈府做丫頭，且都是年齡相仿的姐妹，用鴛鴦的話說：「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作？」即說她們都是四歲左右就做了丫頭，有著近十年的「丫頭史」。
對此，民國時期著名的評點派人物王伯沆曾經認為，《紅樓夢》這部小說「不必過於稽考年月」，指出湘雲、襲人的年齡「殊出情理之外，疑『十年』十字必誤無疑」。因而他主張「十」字改為「數」字。可是，早於襲人與湘雲說笑之前，在第30回，丫環金釧就已說過了與襲人很相似的話，她說自己「跟了太太十來年」，這又作何解釋？難道說作者特別喜歡「十」字不成麼？難道此處「十」字也是「數」字之誤？可以肯定，這些年齡之謎，絕對不是抄胥之手積非所成的。
綜觀紅學論著，大多紅學家面對年齡之謎，無可如何只推測為作者「疏漏」或「信筆泛敘」。這其實是找不到結論的結論。
1.2 追尋蛛絲馬跡
以上幾個客觀存在的問題，說明考證《紅樓夢》時間背景，需要幾番辨證分析的工夫。
按照常理，大部頭的現實主義作品的人物的年齡，是隨文本敘述年代的推進而同步遞增的，如果連作者本人對故事陳述的年代更遞都混淆不清，那麼人物年齡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魯魚亥豬了。但是細讀《紅樓夢》文本，從許多有關情節來看，作者其實對故事的年代更遞瞭如指掌，許許多多的細節都足以證明作者對自己敘述的時序更替是「一門清」的。
譬如，《紅樓夢》第59回（屬周紹良先生編寫的紅十三年）有如下一段對話：
春燕問道：「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我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家去。」
藕官等人是第18回裡為了迎接賈妃省親而從蘇州採買來唱戲的，她們到達賈府是在紅十一年十月左右，離紅十三年頭尾正好相隔「二三年」。另外，因為藕官是在紅十三年到大觀園裡改做丫頭(第58回)，她在外頭唱戲，受老婆子「賺」，實際上只有兩年左右時間，所以藕官又特別說明「在外頭這兩年」，可謂準確之至，細心之至。
再如，第66回(屬周紹良先生的紅十三年)，賈璉要替尤三姐做媒，尤二姐說三姐已有了意中人柳湘蓮。賈璉聽後就說柳湘蓮，「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哪裡去了。」 柳湘蓮鞭打薛蟠，是在第47回（屬周紹良先生的紅十二年）發生的，「去年」之說，一點兒也不含糊。
類似的細節還有很多，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第一、《紅樓夢》編系年的各種文章，大多部分是不謀而合的，這也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如果作者創作思緒混亂，所寫年代紊亂無章，那後人是根本無法編寫系年的——即便編出來，也不可能那麼趨向大致不差的。
第二、即使作者對人物年齡並不感冒，那麼即便他能準確地記清作品故事的年序，但《紅樓夢》有著龐大的400多人物形象，其姑娘丫環年齡之紊亂，很難避免。但是閱讀《紅樓夢》可以看到，作品對非主要人物的年齡都不厭其煩具體交代，那麼理所當然地，對主要人物如黛玉、鳳姐、襲人等的年齡將會更其重視，可是為何她們的年齡反而含糊不清，屢有出入呢？
關於非主要人物年齡的描寫，這裡不仿就公認的前80回舉若干例子：
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如今長了十六歲。（第9回）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年方十六歲。（第24回）
目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第35回）
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說：「十六了」。（第35回）
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第72回）
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第79回）
這裡所舉的人物，算不上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可他們都有確切的年齡，這足以說明作者是非常重視年齡問題的。作者對非主要人物年齡尚且那麼重視，那對主要人物就更沒有理由疏漏了。
第三，《紅樓夢》姑娘丫環年齡之出入，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是非常有規律的：讓小者增大，讓大者減小，統統合於「十五六七歲」這個標準歲數。試想，如果是反覆修改、疏押的話，能那麼有規律嗎？只要分析一下第一節所舉的例子，就不難找出這種規律。比如黛玉、寶玉的年齡，她們顯然被增大了，而鳳姐的年齡，第6回(屬紅八年)劉姥姥說她「不過二十歲罷了」，可她卻越活越年輕，時隔四十多回，到了第49回反而只有「十五六七歲」。
《紅樓夢》姑娘丫環年齡出入如此有規律，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可以這樣說，為了使前後描寫更符合情理。人物年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們身心成熟與稟性氣質。《紅樓夢》前十回部分，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寶玉、黛玉，她們只有六七八歲，這顯然是作者的深意。
以上分析可知，《紅樓夢》姑娘丫環年齡的前後出入，用疏漏、信筆泛敘等言語是很難解釋的。而且事實上我們也難以相信，像這樣一個「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嚴肅認真的傑作，居然會對自己筆下一連串心愛人物的年齡大小混淆不清，接二連三地疏漏起來，據我的理解，《紅樓夢》姑娘丫環年齡之謎，是跟創作構思與作者思想是息息相關的。
1.3 紅樓背景在乾隆年間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詳細探索《紅樓夢》故事的具體時間背景之迷。首先確定，紅樓故事大背景是在什麼時代呢？我們說，《紅樓夢》故事背景是在康熙—乾隆年間的敘事。
確定在清朝乾隆年間的系列歷史和文本證據有：
一、文獻可考量的，只有清朝康熙和乾隆皇帝有六次江南巡視，《紅樓夢》第16回趙姨娘的話：「那可是千載稀逢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江南的甑家……獨他家接駕四次」，所以歷史必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而由於素材的醞釀過程，作者至少是在乾隆年後才寫作的。
二、《紅樓夢》第18回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敘述元妃「然後是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有故宮歷史專家考證，皇室權威的象徵「黃金傘」，在乾隆朝之前都是直柄的，從乾隆朝才創設有「曲柄黃金傘」。另外，《紅樓夢》第53回，「已到了臘月二十九了……次日（筆者註：按照文本敘述「次日」應為「此日」），賈母有誥封者……進宮朝賀」。朝儀「元旦朝賀」典故，見故宮博物院授權的「明清五百年—清代宮廷大事表」網站有載：
乾隆三年（1738年 戊午）正月，初行元旦朝賀禮。乾隆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壽康宮慶賀皇太后禮成，再御太和殿受百官之賀，自是每年元旦如此。祈谷於上帝，奉世宗配享。初幸圓明園，奉皇太后居暢春園。
可證從清朝乾隆3年始有「元旦朝賀」的。《劉心武揭謎〈紅樓夢〉》認為第18回到第53回寫的是乾隆元年的事件，應該是讓故事的賈母「寅吃卯糧」了，這樣的附會彷彿是考古在秦傭的地坑內突然發掘出一個現代的洛陽鏟來，當作骨董了呢。（這樣的荒唐，錢鍾書先生在《管椎編》中曾拈出是古人的偽作的可笑了）。《紅樓夢》作者如此精細，又不是前知後算的神仙，怎能預支以後的典章制度呢。
三、《紅樓夢》早本，確定的是從程甲本開始流布世間的，即1791年高鶚活字印刷、刊布，所以《紅樓夢》必作於1791年（乾隆56年）之前。
四、歷史專家確定，「欽定鄉試增五言排律」（五言八韻詩）的皇家典故，史實確在1757年，乾隆22年丁丑年（周策縱先生也有論及）。另外：《紅樓夢》第53回是這樣介紹瓔珞的：
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女子，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於書畫，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耍，並非市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非一味濃艷工匠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僅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雖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稱為『慧繡』。意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針跡，愚人獲利。偏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意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縱有一兩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方魔先生們，因深惜『慧繡』之佳，便說這『繡』字不能盡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繡』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繡』字便隱去，換了一個『紋』字，所以如今都稱這『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再三件，上年將那兩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這一副瓔珞，一花十四扇，賈母愛如珍寶，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
「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說明故事中的人物必是在明代末期之後了；又薛蟠有「唐寅」、「庚黃」的笑話，說明故事的現實歷史必在明代唐寅（伯虎）時期之後，還有《牡丹亭》、林四娘、鼻煙壺、西洋鏡等等典故，說明《紅樓夢》故事的創作，必在此年代之後。
五、《紅樓夢》第78回「老學士閒征《姽嫿詞》」。《姽嫿詞》的故事應出自《聊齋誌異》卷四的《林四娘》或《池北偶談》中有關林四娘的敘述，這是因為《姽嫿詞》中的人名、地名與上述兩小說相同。從成書年代看，在作者的生活年代，《聊齋》與《池北偶談》，產生於清初，已在社會上以抄本形式流傳。
附一：《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1640～1715）清代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淄川（今山東淄博）人。出身於一個逐漸敗落的地主家庭，書香世家，但功名不顯。父蒲棄學經商，然廣讀經史，學識淵博。蒲松齡19歲時，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考取秀才，頗有文名，但以後屢試不中。20歲時，與同鄉學友王鹿瞻、李希梅、張篤慶等人結「郢中詩社」。後家貧，應邀到李希梅家讀書。31～32歲時，應同邑進士新任寶應知縣、好友孫蕙邀請，到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做幕賓。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離鄉南遊，對其創作具有重要意義。南方的自然山水、風俗民情、官場的腐敗、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體驗。還結交了一些南方下層歌女。北歸後，以到縉紳家設館為生，主人家藏書豐富，使他得以廣泛涉獵。71歲撤帳歸家，過了一段飲酒作詩、閒暇自娛的生活。一生熱衷科舉，卻不得志，72歲時才補了一個歲貢生，因此對科舉制度的不合理深有體驗。加之自幼喜歡民間文學，廣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聞異事，吸取創作營養，熔鑄進自己的生活體驗，創作出傑出的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現實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齋誌異》外，還有文集4卷，詩集6卷；雜著《省身語錄》、《懷刑錄》等多種；戲曲3種，通俗俚曲14種。今人搜集編定為《蒲松齡集》。
附二：《池北偶談》，作者：王士禎（1678--1711），字子真，因欽慕唐代司空圖隱居於禛貽溪的事跡，又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今桓台縣）人。在他身後，因避雍正帝（胤禛）諱被改作士正；乾隆時又賜名士楨，又因他工詩，補謚「文簡」。王士禎十一歲時應童子試，以聰穎過人，縣府道，二十二歲時會試中式，二十五歲時參加殿試，得中進士。此後，他曾任揚州府推官。他歷任鄉會試考官，禮部、戶部主事、郎中等職。《池北偶談》是一部有價值的筆記。據王士禎自序稱，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數椽，有書數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書庫》之意，將本書取名《池北偶談》。又因為書庫旁有石帆亭，王士禎時常和賓客在亭內聚談，或議論文章的流別，或解晰經史的疑義，以至國家典故、歷代沿革、名臣碩儒的言行、神怪傳說等等，由兒輩記錄整理，並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間的見聞，編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紀談》。
《池北偶談》分為四目，共二十六卷：「談故」四卷，記敘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勝事，間及古制；「談獻」六卷，主要記述明代中葉以後及清初名臣、畸人、列女等事；「談藝」九卷，專門評論詩文，採擷佳句；「談異」七卷，記述神怪傳聞故事。
此系列的細節物證和「徵候」，充分顯示了《紅樓夢》作者的時代烙印和時代氣息。因此，把《紅樓夢》時間背景確定在明末到乾隆年間來考察，應該是論據無可辯駁的。這是筆者立論前，考察時間界定的充分而必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