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釵十二」與《金陵十二釵》
有學者斷言：幾百年來，《紅樓夢》的考據、研究，發掘，能發現的資料都已發現。初聽，似乎如此：大凡文獻中出現釵、黛、芹、紅樓、朱樓等字眼時，人們便會出現「紅樓夢條件反射」。但是，這種「反射」大都建立在「乾隆朝，曹芹溪創作《紅樓夢》」這一頗具爭議的「結論」之上，一二百年的發掘、篩分，可能是所剩無幾。土默熱先生提出「洪升說」，雖有巨篇考據，比起「芹溪說」百年考據，無論時間、廣度，深度諸方面，都相差甚遠，因而「惹得紛紛口舌多」是情理中事；相比之下，曹寅則「幸運」得多，但他也不過是被作為所謂「曹雪芹（曹芹溪）」的社會關係來加以考證、發掘的；由於曹寅的資料檔案、著作，傳世比較多，即便其中發現「紅樓夢」的蛛絲馬跡，統統記在他的孫子曹芹溪名下，解釋為：曹芹溪受其祖父的影響或取之於祖父的某篇作品，云云。這也不過是合情合理的「可能性」而已，未必就是事實；曹寅不也同樣具備創作《紅樓夢》的可能性嗎？孰是孰非，時至今日，就連《靖藏本石頭記》這樣重要的版本，出而復失，紅樓之謎，寄希望於國家檔案或正史得到「肯定的答案」可能性很小；否則《脂批》真的成為「俯骨之疽」，甚至多餘。本文試圖通過《金陵十二釵》的取名，求解《紅樓夢》之作者。 近讀《聊齋誌異·邵九娘》篇，說的是：
柴某，妻金氏，不育，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一日，金似有悔意，曰：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予瑕疵也。
康熙時代在蒲松齡筆下，一位普通婦女，口語中帶出「金釵十二」，其涵義無疑是（允許她的老公）「姬妾成群」。受上述「條件反射」的驅使，查找，原來「紅學家」早已將「金釵十二」翻騰過了。康熙時曹寅的著名文人朋友如：朱彝尊、孔尚任包括曹寅自己，在其傳世作品中均用過「金釵十二」一典。 查 「金釵十二」作為成語：【出處】：南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釋義】：金釵十二行本用以形容美女頭上金釵之多，後以十二金釵喻指眾多的妃嬪或姬妾。《全唐詩》中白居易《酬思黯戲贈同用狂字》詩：
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
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
【白氏自注】：思黯自誇前後服鐘乳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
《全唐詩》長孫佐輔的《古宮怨》有：
三千玉貌休自誇，十二金釵獨相向。
此首詩中的「十二金釵」，顯然是喻指「六宮粉黛」、成群嬪妃。元·鄭德輝《王粲登樓》第一折有：
你看為官的列金釵十二行（妻妾成群）。
是否白氏或長孫氏首先將梁武帝的「金釵十二」原意，引伸為「歌舞之妓頗多」或「成群嬪妃」，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典在什麼情況下，喻指嬪妃成群、姬妾頗多？清康熙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
趙采姬字今燕，名冠北裡。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青樓十二釵）
清康熙時孔尚任《舞燈行留贈流香閣》一詩，有句云：
久久簾動一燈來，一燈一燈陸續吐。十二金釵廿四燈，燈光人面添媚嫵。（歌舞之妓）
清康熙時曹寅《續琵琶》第三十一出《台宴》中有詞云：
正是，門迎珠履三千客，戶列金釵十二行。（姬妾成群）
漢語中，「釵」、「金釵」、「裙釵」早已是女性的代稱。然而，唯獨在「釵」、「金釵」之前或後加上「十二」，即「十二釵」、「金釵十二」便不是眾多女性的通稱；而是特指某些特殊身份的女性群體——宮中嬪妃們、達官貴人的姬妾們、歌舞之妓們。自唐至清，已成古典。因此，《紅樓夢》曾被「曹雪芹」題名《金陵十二釵》便是一件十分蹊蹺的事兒。暫時先不去計較是曹寅還是曹芹溪創作《紅樓夢》。僅就這《金陵十二釵》的書名，便存在許多有悖常理和自相矛盾之處；然而，正是在這些表面看來似乎「有悖常理」及「自相矛盾」之處，恰恰隱藏著作者和批者的真實意圖，其手法依然採用「真甄、假賈」的「書中之秘法」（脂批語）。《紅樓夢·凡例》云：
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校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雲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某某。及至紅樓夢一回（疑為第五回之誤）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其中「則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實為一句做「掩護」的假話，但卻被「自傳說」理解為江寧（金陵）織造曹府的一群真實女子，即「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的那批女子。之所以說那句「假話」，正是為了掩護《紅樓夢》小說真正的政治主題——藉歷史上發生過的，王朝覆滅時的後宮粉黛，及王公貴族成群姬妾的悲慘遭遇，演說王朝興衰之道，包括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在社會實踐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偏、廢、曲、直及其後果。所以，緊接著，在那句「假話」之後，作者馬上予以改口：「然通部細校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自己剛剛說過「必系十二女子」接著就說「豈止十二人」；然後又是自問自答：「若雲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系某某。」《凡例》作者為什麼在此反反覆覆、出爾反爾，圍繞著「十二」轉悠；擺下迷魂陣，但卻又不像是欲置死地於進入迷魂陣的讀者！更奇怪的是，在這短短的八十餘字的述說中，竟然又有「十二釵」、「十二女」、「十二人」、「十二個」、「十二支」，共計提到六次「十二」。此「十二」是否有玄機，玄機在哪裡？這段文字，以書名《金陵十二釵》引發，最後扯到《紅樓夢》第五回，太虛幻境存檔的「金陵十二釵之簿籍」。這樣一來作者的意圖更進一步洩漏：原來，「金陵群釵」的簿籍不止一冊，分《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每冊記十二女子。由於人數過多而分冊，無可非議。為什麼偏偏又是「十二人」一冊？若說作者「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不止十二，那麼，小說可題名《金陵十三釵》（假定的實數）或《金陵廿四釵》（可附會為廿四節氣）。《紅樓夢》開篇有女媧氏煉石補天，在大荒山煉成巨石，高經十二丈【脂批 總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脂批 照應副十二釵】；兩條脂批可見，當遇到「十二」（丈）尺寸數字時，說他是「總應十二釵」，也就是說無論有多少女子，總稱「十二釵」。但遇到「二十四（丈）」時，又說他是「照應副十二釵」，即正、副兩組「十二釵」；（假如巨石長三十六丈的話，那必定又是照應正、副、又副三組「十二釵」的了。）作者、批者為何在此細節、末梢上，不厭其煩，糾纏不休？竟將頑石的尺寸也與「十二釵」聯繫上。其目的只有一個：在「釵」字之前或之後，必須加上「十二」；加上其他任何數字，均與作者的《金陵十二釵》的寫作初衷或創作主題相悖，至少不夠確切！
《紅樓夢》的正面，重點寫的是榮寧二府及其有關的女性群體——釵。顯然小說及脂批中，關於「十二」及「十二釵」的種種「假話」，只不過是在「明修棧道」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暗渡陳倉」（第一回脂批語），此「陳倉」便是唐詩中的「十二金釵」及南朝梁武帝的「金釵十二」原句及隱喻。自唐至清，千多年來，「金釵十二」既可直指「多枚金製頭飾」，又多喻指嬪妃、妻妾、歌舞姬（複數）這類特殊的女性群體；而不是任何女性群體。這一點無論曹寅、曹俯、曹芹溪，在那個時代，必定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文人墨客常常使用的一個重要典故， 再看《紅樓夢》中的女性角色：妃一級的只有元春一人；賈政只有王夫人、趙姨娘一妻一妾，賈赦只寫一妻，賈璉妻妾最多，也不過王熙鳳一妻，平兒、秋桐、尤二姐三妾，就連荒淫無恥的賈珍，小說中也只寫一妻尤氏。小說中的主要角色黛玉、寶釵、湘雲、晴雯、襲人及迎、探、惜三春等，當時還只是一群豆蔻年華的少女；將這群MM，用「十二金釵」喻指為嬪妃？妻妾？舞妓？從一般的文學作品的寫作規律來看，這是不太可能的事。至於「歌舞之妓頗多」的隱喻，算上芳官、蕊官一干人，確是賈薔從姑蘇採買來的「十二個女孩子」作女伶（也可稱十二釵）；難道會因此取《金陵十二釵》的書名？何況這「十二釵」還是從蘇州買來的，又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角色。
既然如此，「曹雪芹」將其「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分出章回」的長篇小說取名《金陵十二釵》，本來金陵的裙釵甚多，為什麼作者獨鍾「十二」這個數字？作者既非有意錯用、亂用「十二金釵」古典；也不是要為此典賦與一個新的寓意。從上文的分析看來，而是千方百計地將其筆下的「金陵群釵」，註冊為「金釵十二」。這樣一來，作者的寫作初衷或企圖，完全暴露了出來。這就是，小說正面故事，借賈（假）府的衰變，群釵的不幸及悲慘遭遇，用賈府的興衰演說國朝的興衰之道。至少「正冊金陵群釵」含有「十二金釵」的「嬪妃眾多」的喻指；「副冊十二釵」當指「妻妾成群」（簿籍中舉香菱為例）；「又副冊十二釵」當指地位更低的女子，簿籍中僅以晴雯、襲人為例；「歌舞之妓」的芳官等應排在更後。康熙時的洪升「盡刪玉環穢事」創作出《長生殿》（朱彝尊曾作序），其《彈詞》一出，借老藝人李龜年之口：
「一從鼙鼓起漁陽，宮禁俄看蔓草荒。
留得白頭遺老在，譜將殘恨說興亡。」
可見此傳奇是借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演唱盛唐衰亡的慘痛教訓。與洪升同時代的孔尚任，作傳奇《桃花扇》，同樣採用南明宮廷高官真實的歷史人物、事實，痛說大明之亡。《長生殿》與《桃花扇》的創作初衷，既非「反唐」也非「復明」。同樣都是對王朝「大廈將傾」、「大廈既傾」的深刻反思！但在清初「別有用心的人」看來，極易被聯想到「反清、復明」的邪念上來，而節外生枝。本來是一部有很好的主題思想的名著，其結果「南洪北孔」都受到不應有的貶責。至於洪升晚年及《長生殿》的復出，另作別論（見《紅樓夢的政治主題》）。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種誤解和節外生枝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成心「找茬兒」，就像雍正時的「維民所止」可以將「維止」二字說成「斬首雍正」；任何一部小說，都能夠牽強上別有用心者所需要的所謂「證據」。社會文化的發揚、進步，不能因噎廢食。康熙皇帝欲建造一個強大的中華帝國，必不可少的要傳承、發揚光大優秀的中華文化。康熙二十六年，發佈「禁淫詞小說並僧道邪教」。帝云：
淫詞小說，人所樂觀，實能敗壞風俗，蠱惑人心。朕見樂觀小說者，多不成材。是不唯無益而且有害。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俱應嚴行禁止。
這僅僅是一段綱領性的談話，主旨是正本清源、剔除糟粕，沒有任何詆毀中華文化和敵視漢族文人的意思。至於如何界定「淫詞」、「邪教」，涉及國朝的文化、宗教大政方針，應是上層文化大臣的事兒，一般文人難以定奪。 綜上所述，對以下幾點的追蹤，關係到《紅樓夢》的創作，很值得注意的：
洪升《長生殿》及孔尚任《桃花扇》，歷史的看，主題思想基本上是對的。但是直接採用歷史上的亡國君臣真名、遺事，而且是以當時主宰政治主流的男人群體；作為演繹對象，反思、演說前朝興衰之道。極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解，甚至因此而毀滅作者好的願望。
演說國家興衰，是文學作品一大的政治主題，用劉姥姥家的故事，難以全面引伸、寫好這一主題 。中華歷史上形形色色的末世王朝，才是最好的反面教（素）材。從周幽王、唐玄宗、李後主，到宋徽宗、崇禎皇帝，他們的衰敗過程，綜合起來，才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典型性；而《長生殿》、《桃花扇》僅取其一，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淫詞小說、僧道邪教的問題，必須有一個大致界線。《詩經》幾百篇，歌男女之情的《關雎》列首；即便是封建禮教，對作品中的男女之情也並非全面否定、封殺。
宗教文化也是同樣。不可否認，南明時期，有以宗教的名義集結反清勢力，如同小說中馬道婆與趙姨娘勾結為賈環奪位之類的「道家」。作品中的神、鬼、妖、怪描寫是否涉嫌宣揚「邪教」、「糟粕」？
表面看，上述幾點似乎與《金陵十二釵》風馬牛，然而，在其深層，卻有某種特殊、緊密的因果關係：
1，《金陵十二釵》仍然堅持寫反思國朝興衰的政治主題。但不是沿用某一具體朝代，及真實的男人政治群體的典型故事素材，來演繹這一主題；而是將歷史上諸多末世王朝，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打破時間、人物、空間界限，混寫、隱寫在與那些與「男人政治群體」息息相關的嬪妃、姬妾女人群體（金釵十二）之中，且避免使用真名實姓；既完成了主題，又擴大了寫作範圍、更接近當時的現實生活及欣賞性。社會不同階層的讀者，各得其所。任你「索隱」而不易授人以柄，比起《長生殿》、《桃花扇》為完成這一主題所採用的手法，技高一籌！此為《金陵十二釵》為什麼非要「註冊」為「十二金釵」的主要原因之一。
2，《金陵十二釵》既然以「金釵十二」作為小說的主題角色群，則必須有與主要角色相應的活動空間和生活水平。於是，便營造了「寧國公（宮）」、「榮國公（宮）」，並按「帝宮九重」的皇家制度建造。賈（假）府內的起居、陳設等，包括大觀園，無一不是最高規格的；甚至秦可卿死後用的檣木棺，也是皇家用料。此便是暗用皇家環境、起居烘托「金陵十二釵」的「金釵十二」的嬪妃身份。與常理相悖的是，小說中那些「隱敝的嬪妃」，竟是一群豆蔻年華的少女！與嬪妃角色在年齡、世故、閱歷、乃至文化水平幾乎不在同一數量級上；這是一個十分難以處理的問題。儘管一般讀者看來似乎天衣無縫，還是被考據家發現黛玉的年齡忽高忽低；群釵的詩詞水平，幾乎在幾天之內，便達到或超過歷史上的著名才女：謝道韞、葉小鸞及唐玄宗的梅妃、南唐後主李煜的大小周後、蜀後主的花蕊夫人等末世后妃的水平。《金陵十二釵》的寫作初衷，迫使作者必須兼顧「風月寶鑒」的正反兩面。例如：賈元春「死時四十三歲」及「虎兕相逢大夢歸」的判詞，便是作者有意留下的破綻（脂批留的更多），使讀者透過破綻窺見歷史。（見《賈元春之謎》）
3，《金陵十二釵》主要筆墨寫的是女性群體，但不是「女兒國」。其中的「金釵十二」也並非深鎖後宮，只受皇帝一人寵幸的「六宮粉黛」。《脂批》說：「寶玉是眾釵之貫」（貫，穿銅錢的繩索。今本改為「冠」。不確。），應指榮府的群釵故事是以寶玉為線索貫穿；寶玉不是「皇帝一人」而是「情種一個」。小說的正面，她們生活在一個現實的官宦之家，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有所接觸和認識；她們有自己的愛情憧憬、追求，以及與當時的封建禮教打著「擦邊球」。大觀園裡有寶玉這位情種及多情群釵，加上親戚、買來的丫鬟、女伶，乃至女尼。作者創造的這種條件，大約天下所有的言情戲都可以在此上演，包括正常的和淫穢的。但是，作者筆下，在榮國府發生的男女之情的故事，基本上是正常的，包括賈瑞與王熙鳳的故事、賈璉與多姑娘的故事。而寧國府則相反。賈珍與秦可卿的故事，作者原始稿本上如「遺簪」、「更衣」等情節寫得過細，推測作者原意是界定「正常與淫穢」，用具體情節揭露賈珍的淫穢、醜惡面目，並非作品主題。後來的批書人「畸笏叟」看來，一方面過多損害了受害人秦氏，是不公正的（見《秦可卿之謎》）；其二，為避免授人以「淫詞小說」把柄，因命芹溪刪去四五頁（第十三回脂批）。賈珍、賈蓉、賈璉與尤二姐的故事，作者又非常明顯的將賈珍父子與賈璉的行為，在「性質」上作以區分；對前者的行為以及以此為主題的作品當屬康熙「淫詞小說」範疇；而賈璉的「包二奶」，小說中，作者又同情了賈璉，這是那個時代封建禮教所允許的。不可與當今同日而語。
4，《金陵十二釵》中，雲來霧往的一僧一道，手持風月寶鑒施法等，是小說的藝術表現手法，不是宗教文化；如同第十六回，秦鍾臨死前，魂魄離身，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脂批：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這裡，作者採用《聊齋》筆法，脂批稱其為「設譬」。康熙時的蒲松齡作《聊齋誌異》寫神鬼妖怪，早於《金陵十二釵》。關於秦鍾鬼魂的這類描寫，分析有兩種可能意圖：一，肯定、認同這種「設譬」的寫作方法；二，不屬「蠱惑人心，惑世誣民」（康熙禁邪教語）的宣揚邪教之流。《金陵十二釵》中的馬道婆與趙姨娘聯手加害寶玉，替賈環「奪權」，才是邪教、妖道；即便如此，文學作品中，採用《聊齋》之法，將馬道婆的妖術「真實化」的表演一番，也是很精采的段子。小說中，道清觀的張天師、蘆雪庵的妙玉則是正當的宗教文化活動，而予以肯定。
從「曹雪芹」取《金陵十二釵》書名的初衷，到該書基本完成的百萬言故事中，作者幾乎寫盡天下各色女性群體。各階層的女性群體中，唯獨「嬪妃群體」是一個特殊敏感的人群：她們與皇帝緊密相連；與王朝的興衰有著最直接的感受，每當「大廈傾」時，她們又是最先和最無奈的受害者。楊貴妃在馬嵬坡自盡，替唐玄宗「頂缸」（秦可卿在天香樓自盡，替賈珍頂缸；晴雯、黛玉、金釧之死，也是替寶玉頂缸）；崇禎皇帝上煤山之前，安排其皇子避難，而賜死周皇后、袁貴妃，又殺死長公主及嬪妃數人。周皇后說的最後一句話：「妾跟從你十八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敢不死。（無可奈何）」此與《金陵十二釵》中寶玉出家，其妻妾、紅顏知己的無可奈何的命運何等相似！小說的重頭戲以及與主題扣得最緊的，即是「癡情司」中「金陵十二釵正冊」的「正釵」，也就是「金釵十二」的隱喻之一，——嬪妃們。如果小說的初衷只是寫一個大戶人家的女人們，即便是妻妾成群、歌舞之妓頗多，也不必引進「金釵十二」的古典。不可否認的是，小說中的確出現一位元妃；賈政、賈璉的妻妾雖有而不能算多，也不見重要角色賈珍有妾；算上從蘇州採買了芳官等「十二個女子」，符合「歌舞之妓頗多」的典故。但是，小說正面的嬪妃、妻妾、歌舞伎三者的人物、故事，在小說中既非主角，也不佔主導地位；而是處於陪襯地位，服務於寶、釵、黛等所演繹的第一主題；同時也正面演繹了封建大家庭「盛宴必散」的道理（可稱為第二主題）。但是，儘管那些處於陪襯地位的人物故事，如劉姥姥、晴雯家世、襲人家世，以及眾多丫鬟、僕人的生活及遭遇等，由於作者對「弱勢群體」的同情，令今人讀《紅樓夢》時，仍可見到當時真實的底層社會。一部《紅樓夢》喚起世人的反思、同情，大大地突破對楊玉環、李香君的反思的局限性。這是有著同樣寫興衰主題的《長生殿》、《桃花扇》無可比擬的。世人對黛玉、寶釵、晴雯等的同情、反思乃至知名度遠遠超過楊玉環、李香君。正是由於前者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典型性。
從上述前四條和後四條的對照來看，《金陵十二釵》極像一紙「紅頭文件」。負責解釋當時（清初）文化領域中的一些方針政策和策略性的問題：其一，當時上層文化領域，由於洪升「長生殿事件」及《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革職等，造成對漢族文人的震動和誤解；肯定了他們的創作主題，而提出解決造成滿、漢雙方誤解的「策略」，特別是涉及政治主題的作品，盡量避免直寫前朝皇家及權勢，（孔尚任在此時、此處犯了大忌）。這些問題如不妥善處理，恐怕今後漢族文人無敢重蹈洪、孔、趙（秋谷）覆轍者；何談文化復興？其二，康熙提出「禁淫詞小說及僧道邪教」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需要具體界定。否則與洪、孔同時代的《聊齋誌異》的作者蒲松齡一樣會受到指責；至於「淫詞小說」，它是相對正常的言情小說而言；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它所涉及範圍極廣，這在《金陵十二釵》中，各式各樣的愛情、婚姻故事情節，例如，作者同情戀愛自由，貶責包辦婚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當時封建禮教的陳腐觀念，這往往被認為《紅樓夢》反封建的口實，（筆者認為，說此為理念上的進步較妥）；小說中，凡是當時封建禮教所容納的，如，賈璉包養尤二姐，這在「無後為大」的當時社會，加上家有雌老虎王熙鳳，作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同情賈璉，在當時是合乎情理的；賈珍父子與秦可卿、尤氏姊妹的關係，賈珍父子才是「淫穢種子」，後者是受害者，這在具體情節的描寫上，兩者極難分開。《金陵十二釵》原稿中的「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應是原作者的小小失誤，「淫喪」字眼不可加給秦氏，而批書人深知個中就裡，改寫了此回。《金陵十二釵》彷彿是一部對康熙時期文化、文人（特別是漢族文人）的方針、政策、策略，以及康熙聖諭中的某些方面如淫詞、邪教的界線等，作以詳細說明、解讀的「文件、文書」。只不過該「文件」是採用小說的特殊形式（非官方文書或要人「講話」）表達、溝通而已。若如此，這恐怕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範本」——用小說體裁寫成的「創作指南」。顯然，它又帶有在某些文學創作指導意義上的「官方色彩」。因此，此範本小說在歷史上出現的概率極小，作者必須同時具備以下苛刻條件：
主管文化領域的重要官員；甚至「奉旨」寫作；
對中華歷史、文化乃至文人有著至深的瞭解；
對歷史上的王朝衰亡，有切身感受而反思；乃至某種政治需要；
本身具備文藝創作的極深功底；
具有相對完整、超前的文化、道德理念。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三位頗有爭議的作者：洪升、曹寅、曹芹溪。
洪升的一曲 《長生殿》標誌他的創作已接近顛峰，成為戲劇界的領軍人物之一；與同時代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時稱「南洪北孔」，足見洪先生的文化功底；他在《長生殿》裡，借李楊愛情故事，演說亡國之恨的主題，對末世王朝（至少是唐）有所反思，當在《金陵十二釵》之前。「演長生殿之禍」使他從此走上下坡路，甚至有出家為僧的念頭。洪升是漢人，又是明末重臣後裔，在清初寫亡國之恨的主題作品，即便不是反清，至少有「借唐懷明」的情緒，這是當時大部分滿人所不容的。洪升被革籍回杭州之後，可能對「長生殿之禍」有所反思，但其主流情緒是消沉的。此時，再寫一部「風月寶鑒之書」，及《石頭記》戲曲，無論在時間、能力上，都是可能的，但不太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主題。從東魯孔先生題名「風月寶鑒」的含義來看，應是「風月場上的警鑒」之義，可見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是「言情」；《脂批》說「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可知它是在《金陵十二釵》之前。洪升及《長生殿》的再度風光，洪升已是接近六十歲的老人，假如他有心寫《金陵十二釵》，然而，就在六十歲這年，意外落水身亡，一切都結束了。歎歎！
再看曹寅，號雪樵。具有顯官、著名文人雙重身份。在康熙時代，他的詩詞、傳奇作品，備受文人推崇，主持刊刻的《全唐詩》著名至今。他的創作根基無需置疑；倒是他的另一面——顯官身份，又是至關重要的。曹寅是旗籍漢人，祖上隨清入關，應屬亡明功臣，年幼時做康熙陪讀，後為皇上侍衛，死於江寧織造任上，享年五十六。曹寅名為江寧織造及巡鹽御使，實際上是康熙派駐江南的文化欽差大臣。用現代話講，應是做明末文人的統戰工作。處在此地位上的曹寅，有理由對諸如洪升、孔尚任等典型文人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些職所必為的工作；當然是在康熙的大政方針之內，至少須「請示」皇上。只有像曹寅這種雙重身份，方有可能對皇上的聖意作必要的註釋。憑曹寅的身份，如果寫末世王朝衰敗主題的作品，決不會有「反清」的意圖；只能是「諫清」，就連蔡元培先生所云「揭清之失」都不可能。而洪升則不然，難說洪升沒有絲毫的「亡明之恨」？即便沒有，在清初的政治氣氛中，也難以不被誤解；這是曹寅也無法直接解決的問題。《金陵十二釵》採用的寫作方法，打破、打亂亡國君、妃的時間、空間序列，將這一政治主題隱寫在賈府的一群紅粉中。這一方法雖是「折衷方案」，但又妙不可言。就拿賈元妃來說，說她是唐玄宗梅妃的「化身」，但逐條索隱，又決非梅妃；然而這位在四十三歲時「虎兕相逢大夢歸」的賈元春，確實又與梅妃絲毫不差。（見《賈元春之謎》）儘管作者有意留下諸如賈元春、甄士隱一類的歷史破綻，但不影響小說正面所演繹的：榮、寧兩個封建大家庭的衰敗故事。一部《金陵十二釵》，正如第一回：「……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脂批：事則實事，然也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潤，以至草蛇灰線，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歭，烘雲托月，背面傅粉，千皴萬染。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正是這些高度技巧的「秘法」靈活運用，作者十年功夫，「一擊兩鳴」，用一支筆同時寫出了正、背兩部於一體，精巧、華麗的「雙面繡」式的《金陵十二釵》！曹寅鼎力於中華文化的振興，是清朝建國初期，康熙的政治需要。由此看來一部《金陵十二釵》的誕生，極有可能與康熙有直接關係。（待考）（見《紅樓夢的政治主題》）
至於曹芹溪，說他是一位「超天才文學家」還不夠，小說作者還應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文藝理論家。憑他的經歷，遠遠不足以寫成《金陵十二釵》。不贅述。再說《脂批》中，凡提及《金陵十二釵》、《風月寶鑒》時，均用「雪芹」二字，此外則用「芹溪」或「芹」字；都有著嚴格區分的。今人將「芹」完全等同「雪芹」，是最大的失誤。（見另文）
這樣一來，寫《金陵十二釵》的「曹雪芹」非曹寅莫屬。（《紅樓夢》問世前，部分原稿失散，曹家後人做過少量修改、補充，若將此人也作為「作者」，勉強。另文已談。） 再者，《紅樓夢》的前名《金陵十二釵》，既然是由「十二金釵」的典故而來。孔尚任、朱彝尊，包括曹寅自己都用過此典。曹寅的《續琵琶》傳奇，第三十一出《台宴》中有詞云：正是：門迎珠履三千客，戶列金釵十二行。特別是與曹家過從甚密的朱彝尊的「北裡十二釵」，實指青樓的十二位名妓。既如此，曹寅乃至他的後人們，決不可能再用「十二釵」的名目，來寫自家傳記，《紅樓夢》何以「自傳說」？
劉一心 二○○六年七月 鄭州，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