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為什麼老說寶玉反感的古板話兒
第32回史湘雲叫他多結交些「為官作宦」的人，談些「仕途經濟」，他就發火。這時襲人出來圓場說：「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說不是，不說又不是。」這是一例。
第42回，寶釵勸黛玉，是老長的一段話，真像個老夫子講課，卻說得黛玉心服。裡面有這樣的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才是好。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最後又說，「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前面的話兼說男女，後面的話可是專說女兒家的。
我很注意「移了性情」這個短語。看她說得多麼嚴重，簡直帶有宗教性的訓示：永遠的沉淪，不能得救。我以為，這話也是兼顧了男方。「移了性情」，人就變成另一種人，成為失去原來的本性常情的人。薛寶釵是大商人家庭出身，又在金陵長大，一定是見過多少商家的興衰。而曹雪芹的祖上也是為官又近於商家的：當過江寧織造，結交過蘇州織造、揚州鹽政官員和各種巨商。??而這些人物掌握著江南的經濟，壟斷半邊天下的財富。所以薛寶釵的話可能多少會反映出當時江南大商家對社會世道日漸轉變的看法。
我坐實了我自己的這種看法，是由於近來翻閱何炳棣教授《讀史閱世六十年》。這本書真是豐富而嚴謹，凡有關心現代中國史學以及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的歷史者，均可一讀。這是順便一說。主要說的是，此書第十五章說到他的「初躍龍門」的一篇論文《揚州鹽商：18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研究》。「乾隆一朝60年間，舉凡下江一帶經史大師、知名騷人墨客幾乎無不做過沙龍主人的座上客。」那沙龍主人就是大商家，主要是鹽商。兩淮巨商要文化來抬高自己的聲望地位，其子弟成為進士、舉人的越來越多，而經商的越來越少。何炳棣是依據資料說話的，他主要使用揚州人李斗寫的《揚州畫舫錄》中的記載，說明揚州「百餘年間兩淮鹽商家族成員身份的嬗變」。曹雪芹生於1724年，卒於1764年，另有一說是生於1715年，卒於1763年。李斗則是卒於1817年，生年不詳。他們相差50多年。但李斗記錄的事，則大體與曹雪芹生活時代差不多，所以很可相比較，而不算附會。
據李斗所記，安徽歙縣程氏是大鹽商，傳至第五代出了大文人程晉芳，而家業也已完蛋，窮得叮噹響，還有什麼商業可談。還有江家，也是從歙縣來，大富豪，到了第四代江春，風雅之名極高，乾隆南巡曾到過他家的園林。可是怎麼樣呢？窮得不能維持生活。「程、江兩氏雖有高度代表性，兩淮鹽商200餘家，之中當然也有處世恭謹，富不忘本，儒賈分工，富貴並臻的極少數例外，但是多數都是離商越來越遠。」「文化」妨礙了他們(還有複雜的社會因素)。商人子弟沉迷於風雅，吟詩作畫，藏書集古，(這事極有利於當時江南文化的發展，不然連揚州八怪也出不來！)該是重要原因。這就叫「移了性情」。
薛寶釵不可能不從家人那裡聽到這類教訓，並看到此種子弟。《紅樓夢》給她那麼長一段說教，也表現作者的注意和關懷。曹雪芹卒於1764年，揚州大學者阮元(身歷四朝，享高壽)1835為《揚州畫舫錄》寫》的《二跋》中說：「揚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間」，他老年看到的揚州，已經不行了：「揚州以鹽為業，而造園舊商家多歇業貧散」。薛寶釵看到的，該是當時的苗頭吧。但是，此題甚大，本實不敢自以為是，閒談供讀者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