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與胡適一段紅樓公案
不管歷來對胡適紅學研究實績的評價究竟如何，他是新紅學當之無愧的開山祖師，開一代紅學研究新風，這一點則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應該不會存在什麼異議。早期紅學研究的幾位主幹人物如俞平伯、顧頡剛、周汝昌，都曾與胡適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1。俞平伯、顧頡剛二人是胡適的學生，他們與胡適的交往情況因相關資料較為豐富並早已公開刊布，可以有比較清楚的瞭解。後者則因有關文獻的缺乏以及當事人說法的不一致而一度成為一樁學術公案，因事關學術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正如當事者周汝昌本人所言，「形式上似乎只為對於一書一姓的研索追尋，實際上卻與時代社會、學術風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關聯與意義。」2對此也就不可不辨。
一、問題的提出
胡適與周汝昌的交往前後算起來也只有短短的兩年時間，因政治局勢的變故而戛然中斷。但就是這段十分短暫的交往，當事人日後的說法卻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異，令人無所適從。
首先，從胡適這方面來看，他後來雖未曾專門撰文談論這段交往，即使是在其內容包羅萬象的日記中也沒有記載，但在給朋友的書信中曾一度頻頻提起。如1954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說道：「你在那信裡大稱讚周汝昌的書，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個最後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績的徒弟。」同年12月，在致沉怡的信中，他又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周汝昌是我的'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3也是在這一年，他在給程靖宇的信中寫道：「謝謝你寄給我的《紅樓夢新證》。我昨晚匆匆讀完了，覺得此書很好。我想請你代我買三、四冊寄來，以便分送國內外的'紅學'朋友。」41960年，他在給高陽的信中寫道：「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51961年，他在給陶一珊的信中說道：「我的一個'紅學'信徒周汝昌在大陸上出版了一部六百多頁的《紅樓夢新證》。」 6
從胡適的這些話裡可以看出，他在談到周汝昌時，語氣是十分和善的，充滿欣賞、愉悅之情，而且言語之間明確將周汝昌視作自己的一個徒弟。雖然他認為《紅樓夢新證》「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總體上還是覺得「此書很好」，對周汝昌的評價也是很高，稱讚他「功力真可佩服」，是自己最後起、最努力也是最有成就的一個徒弟。
相比之下，周汝昌日後對這段交往則談論較多，畢竟這段交往對其人生、學術的影響比胡適要大得多。與胡適談論周汝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汝昌在談及胡適時言語間明顯帶有不滿和怨氣。從建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時間裡，周汝昌因政治高壓說了一些嚴厲指責乃至漫罵胡適的話，因其中有一些違心的成分，為立論的客觀、公正起見，本文不將其作為討論的材料，這裡只以周汝昌文革後至今的言論為主要依據。
顯然，周汝昌並不認可他為胡適弟子這個說法，他曾委婉地說：「台灣有人說我是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弟子'，那實在是一種由於錯覺和誤解而產生的溢美之辭。事實上，我連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遠遠夠不上。我實際只是他的《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的一個晚至四十年代才認真思索《紅樓夢》問題的後生讀者。」7對自己與胡適的這段交往，他是這樣概括的：「我和胡適之的交往，時間並不很長，然而回顧起來，也可以細分為三個'階段'：開頭的階段即上述的經過，因《懋》集而研析曹雪芹的生平的問題。第二階段是向他借閱《甲戌本石頭記》並討論有關問題。第三階段則是由於《紅樓夢》的版本問題而發生了更大的學術見解上的分歧與爭執。」 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將這一交往過程簡單的概括為：「二人意見不合，逐步由商討而變為爭論。」9
總的來看，在談及這段交往時，周汝昌多強調兩點：一是胡適的慨然借書，將《四松堂集》、戚序大字本《紅樓夢》，特別是將甲戌本《紅樓夢》借給自己，「不管怎樣講，這種慷慨的作風在那時是不多見的」10；一是兩人之間發生的分歧與爭執。兩人交往時間雖然不長，但在曹雪芹的生卒年、《紅樓夢》的版本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以致於胡適在其一篇文稿上「劃了一個通頁的大'十叉'，並於眉上批注，將文稿寄回來，說這文章無處發表」11。這種爭執與退回文稿之舉顯然對周汝昌的刺激很大，導致了他和胡適的絕交：「我們之間的那一種'忘年'也'忘位'之交雖然絕不可誇大說成是什麼'不歡而散'，但終究因彼此見解間的差距無法苟同與遷就，未能延續下去。」而且這一刺激也成了「《紅樓夢新證》產生的真正根源與背景」。12
兩人之間到底是師生之誼還是論爭對手？為什麼一方稱徒弟，另一方卻不承認？是不是胡適自作多情，好為人師？這場交往是否像周汝昌所說的那樣不愉快以致於「未能延續下去」？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按說當事者本人的陳述最為可信，自然這種陳述也可以有一些誤差，正如對口述歷史素有研究的唐德剛所說的：「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13。不過，這種錯誤雖不可避免，但也應該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不會像胡適與周汝昌這兩位當事人之間反差這樣大，讓人無所適從。因事關紅學史乃至中國現代學術史的一些重要問題，無疑會引起後來者深入探究的興趣。兩人當時的交往雖有面談，但基本上採取通信的方式，只要看到這些書信，就可以大體弄清事情的真相。不過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先前是很難看到這些書信的。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等書籍的面世14，許多珍貴文獻陸續披露，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周汝昌當年寫給胡適的書信現在已可全部看到。至於胡適寫給周汝昌的書信，除當時公開發表的那一封外，其他幾封據周汝昌介紹，「從1947年冬，到轉年的春、夏、秋，大約一共有七次信札往來。這些信，經歷了劫數，卻因為它們'不一般'，反倒得以保存住了（目前只有一封存亡未卜）。我打算全部發表，以存歷史真實。」15「在'文革'中，我所存各種有歷史價值的舊信件大抵散亡，而胡函六通，是'重要政治性'證物，反而被完好保存了下來。」162004年，周汝昌在其《石頭記會真》（海燕出版社 2004年5月版）一書中以《胡適與周汝昌往來書札》為名將胡適寫給他的6封書信整理刊布。
雙方往來書信的公開刊布無疑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契機，這是研究兩人交往的第一手珍貴資料，儘管此時距書信寫作已有將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以下以雙方往來書信為主要依據，並參考其他相關資料，對兩人這場交往的情況進行全面、細緻的考察，以弄清歷史真相。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是「一面之辭」，加之所見未廣，自然也就未必全部合乎事實，儘管筆者已做了最大努力，力求客觀、準確地還原這段歷史。如出現失真、不全面之處，還請讀者諸君給予批評指正。
二、對兩人交往情況的考察
這場交往是胡適主動開始的，起因自然是為了《紅樓夢》。1948年1月18日，胡適看到周汝昌發表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上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17，很感興趣，就寫信給周汝昌。在信中，他肯定周汝昌發現《懋齋詩鈔》是一「大貢獻 」，同意其對「《東皋集》的編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觀點。但同時又表示，「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並說明了兩點理由18，這封信於同年2月20日在《民國日報》上公開發表。
胡適的來信讓周汝昌感到「欣幸無已」，並激發了其繼續深入研究《紅樓夢》的興趣，因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不過就發現的一點材料隨手寫成，不但沒下旁參細繹的工夫，連先生的《紅樓夢考證》都沒有機會翻閱對證一下。倒是先生的來信，卻真提起我的興趣來了。」於是，他「到處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亞東版的《紅樓夢》，才得仔細檢索了一回」，並於1948年3月18日給胡適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問題繼續進行討論。在這封書信中，周汝昌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依敦誠的'四十年華'推雪芹生於一七二四，有根據，配入年譜，合的多，抵牾的少」19。這封書信發表在當年5月21日的《民國日報》上。
從此，兩人書信不斷往來，切磋探討《紅樓夢》的相關問題，直到1948年10月為止。周汝昌寫給胡適的書信，據《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一書所收，共有8封，這樣，加上上面提到的一封，計有9封。胡適致周汝昌的書信據《石頭記會真》一書所收，共有6封。這些書信就是下文進行探討的主要依據20。
總的來看，周汝昌致胡適書信的主要內容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一是向胡適本人借書、請其代借圖書及提供研究線索。
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收藏、積累了不少重要的作品版本及文獻資料，其中有些堪稱海內孤本、希世之寶。周汝昌剛剛涉足紅學，向胡適借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否則有些工作便無法進行。這裡摘引周汝昌致胡適書信中的一些語句，以見其從胡適處所借圖書的情況：「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語，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須要檢索一番。這都是海內孤本、希世之寶，未知先生肯以道義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先生如自己無作續考之意，可否將以後續得材料及線索一舉而畀余！？」（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先生如果能不時晤及孫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帶給我一用，如無困難，乞不吝，盼甚感甚！」（1948年10月29日致胡適書）
周汝昌向胡適借的這幾本書在當時可以說皆是世間罕見之書，但這些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滿足。胡適對此明確表示：「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21他還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的來信上批示道：「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可見這些話不僅是說給周汝昌以作勉勵的，同時也是說給自己的。
將甲戌本《紅樓夢》慷慨出借並允許周氏兄弟抄錄副本自留之舉，尤可見出胡適極為寬廣的胸懷和對年輕人無私提攜的高貴品格，這些胡適先前在與俞平伯、顧頡剛、孫楷第、羅爾綱、吳晗、鄧廣銘等人的交往中已有充分的體現。胡適在給周汝昌的書信中對這件事是這樣表態的：「你們弟兄費了整整兩個月的工夫，抄完了這個脂硯甲戌本，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這個副本當然是你們兄弟的藏書。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將來也是要歸公家收藏的。」 22
周汝昌本人的感受又是怎樣呢，他在給胡適的書信中寫道：「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面陌生的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來的。」23「慨然許諾副本為我所有，並允為作題記，真使我萬分高興！《論學近著》翻舊了，你也概不加罪，我只有感佩。我覺得學者們的學問見識固然重要，而其襟懷風度也同樣要緊，我既欽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後者！」 24不過，幾十年後，周汝昌在談論胡適時，則僅提借書一事，而不談及其他方面了。
除向胡適本人借書之外，周汝昌更多的則是讓胡適幫其代借有關圖書資料。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清初集子我翻了不少，材料也多，只是還有些集子明知其中必有材料而只是尋不到的。先生如有藏書友好，亦乞介紹。」（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曹寅的集子我只見了《詩鈔》六卷，是最早刊本，先生舊曾借到詩文詞並別抄全集，這個我必須一看。先生還能從天津或北平替我代借一下嗎？」（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現無恙否？如果將來我要集勘時，先生能替我借用嗎？」（1948年7月11日致胡適書）在得到該抄本已經「 迷失下落」的消息後，他仍要求胡適：「務希先生設法輾轉一求此本之下落，諒未必不能發現也。翹企翹企！」（1948年7月25日致胡適書）
「我現亟欲檢看永瑢的《九思堂詩鈔》和紫瓊的《花間堂集》、《紫瓊崖集》等，先生能替我搜借嗎？至企至幸！」（1948年9月11日致胡適書）幾天後，他再次催促胡適：「我懇切祈求先生仍為我搜借：一、《楝亭全集》本；二，允禧之《紫瓊》、《花間堂》各詩集；三，永瑢之《九思堂詩》；四，永忠之《延芬室詩》（戊子初稿）。又先生當初說遍查過康、雍、干三朝的妃子無曹姓者，先生所查何書？專門記載各皇帝妃嬪者有何書？先生說曹寅一女嫁蒙古王子，'蒙古'二字何據？千祈一一詳告！」（1948年9月19日致胡適書）
「先生如到南京，千萬抽暇到聚寶山雨花崗上訪訪'曹公祠'寅還有沒有，若有，有無碑版文獻？又江寧'儒學'有名宦祠，璽、寅父子俱入祀，亦望一探，或有所獲。」（1948年9月11日致胡適書）同樣，幾天後他再次催促胡適：「我再提雨花崗上的曹公祠，先生千萬不要忽略他，最好能去一訪，意外收穫，是很難說定的。」（1948年9月19日致胡適書）
「兩個最基本的史料：《楝亭全集》本和故宮折子，我全無由運用。先生還能在天津根尋當初的'公園圖書館'的藏書和在北平故宮文獻館給我安排最大可能的便利嗎？李煦的全部折子還在。此外還有織造衙門和內務府的文獻都是無盡寶藏，必須發掘的，人微言輕的學生，在社會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難萬分。先生能替我想一個辦法，真是受惠無窮的。」（1948年10月23日致胡適書）
儘管胡適對周汝昌願意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一切可能的幫助」，但上述這些連續不斷的要求顯然還是比較「過分」的，即使胡適本人是個空閒時間較多的尋常之人，也很難完全滿足這些要求，何況他當時還是北京大學校長、名聞天下的著名學者，整天有大量的繁雜事務需要處理，而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學的一名普通大學生。即使不講這些，僅從輩份上說，胡適也完全稱得上是周汝昌的前輩，事實上在書信中他一直稱胡適為「前輩先生」。這種一名普通大學生將大學校長、著名前輩學者當「書僮」使喚的現象在中外學術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胡適平生做學問，無論是做《紅樓夢》及其他小說研究還是《水經注》研究，得力於友朋學生處不少，像這樣幫別人大量搜集資料、借書、尋找研究線索的事情似乎也是平生僅有的。
但即使是這樣，胡適還是盡量去做，這可以從其書信中看出來，比如：
「你若沒有見到大字本，我可以借給你。」
「《四松堂集》現已尋出，也等候你來看。」25
「《四松堂集》，又你的長文，今早都托孫楷第（子書）教授帶給你。」
「故宮裡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絕對無法借出，只可等將來你每日進去抄讀了」。26
由周汝昌的上述要求也不難想見，如果沒有胡適的大力幫助，他的《紅樓夢》研究是否還能進行下去，其《紅樓夢新證》是否還能寫成。但令人遺憾的是，周汝昌到目前為止，除了說胡適出借幾本藏書給自己外，對胡適的其他幫助則一概不提。
周汝昌致胡適書信的另一主要內容是向胡適請教，希望得到其幫助、指導與提攜。
除向胡適借書外，周汝昌還不斷向胡適請教，希望其能在研究方面給予幫助、指導和提攜。在給胡適的書信中，他一再表示自己要繼承胡適所開創的紅學事業，並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胡適的傳人：「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嘗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只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先生斬荊披棘，草創開荒，示人以周行；然先生太忙，又豈能以此為專務，耕稼經營，正須要有人追蹤先生，繼續工作。先生如不以我為譾陋不可教，希望指導我，贊助我，提攜我。」（1948年7月11日致胡適書）
「先生之後，並無一人繼起作有系統的接續研究，為我派吐氣。……所以我這樣孜孜於此事，也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1948年7 月11日致胡適書）
顯然，周汝昌此時是主動、自願以弟子的身份和胡適交往的，在上述幾段話中這一意思已經表露得十分明確。這種請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求研究方法上的指導。在進行集本校勘之前，他向胡適詢問「關於集校時實際上應注意之點，及正當之方法，仍希續加指示。 」（1948年7月25日致胡適書）
另一方面則是請胡適幫忙審讀、推薦發表論文。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給胡適的書信中附送其《跋脂本》一文，「請求指正，並希設法介紹他報刊登。」胡適讀後，感覺不滿意，認為「必須多用一番剪裁之功」，「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27，建議周汝昌「重加精密的好好寫一下」28，「去累贅而存異文」，並準備費些工夫幫其「刪為一短潔可看的小文」。29
從胡適寫給周汝昌的回信來看，無論是治學還是做人，他確實給予了周汝昌全方位的耐心而熱情的幫助和指導。比如當他得知周汝昌身體不好時，就囑咐他「暑熱中當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30，要「著意休息」31。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在治學上，他告誡周汝昌「專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緊；撇開一切成見，以'虛心'做出發點，也很重要」33，「你應當努力寫白話文，力求潔淨，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進步」，「作文必須痛改痛刪，切不可隨便寫」34。他還把孫楷第介紹給周汝昌：「子書先生是中國小說史的權威，我很盼望你時常親近他，他也很留心《紅樓夢》的掌故。」35
對此，周汝昌皆表示「我一定聽從先生」36，「先生臨行之前，想像是在怎麼百忙之下，還連接為我而寫兩封信，那樣懇摯指導，中心藏寫，迄不能忘」，並向胡適轉述其兄長的話：「在相交不久之下，便獲得了先生那樣親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寫給生人外人的信了，這是極為難得的事」37。當時的社會局勢極為動盪不安，就連周汝昌自己都說「家國學校，無一處不使先生忙碌勞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寧貼，我時時以極不要緊的閒事來瑣瀆清神，實感不安之至」38。但就是在這樣複雜多變的情境中，胡適於千頭萬緒間還能對一個年輕人的治學研究給予如此耐心、熱情的指點和幫助，這無疑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絕好典範，應該給予大力傳揚的。
三、對兩人爭吵真相的辨析
將周汝昌日後對此事的回憶與當時致胡適的書信對照閱讀，其中有兩個問題需要認真辨析一下。
第一個是周汝昌所說的與胡適爭吵的問題。爭吵這個詞是筆者根據周汝昌多次回憶的情況概括出來的，他本人使用的是「分歧」、「爭執」、「爭論」等字眼。此外，他還用了「批評」一詞，如「胡適的紅學觀點，我與之有同有異，在不止一個場合，口頭書面地對之提出過批評意見」39。由於他將與胡適的「分歧」、「爭執」或「爭論」定性為「彼此見解間的差距無法苟同與遷就」、「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所以筆者覺得爭吵一詞更為恰當貼切，也更形象，以下皆用爭吵一詞，這是需要說明的。
從周汝昌致胡適的書信來看，兩人之間曾討論過如下一些問題，至於是不是構成了爭吵，這裡稍作辨析：
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問題。兩人在開始交往的兩封信中對此進行了討論，但後來的書信中已基本不再涉及這一問題。雖然周汝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但顯然兩人的爭論是友善的，否則兩人一開始即有十分激烈的爭吵，也就不可能再有後來的交往。由於兩人開始交往的書信都是公開發表的，事實比較清楚，這裡不再詳述。
一是年表問題。在給胡適的第一封書信中，周汝昌列了一張「用歷史年月事跡與書中所透露的跡象構成」的對照年表。據周汝昌事後回憶，胡適「不接受，還說：'我勸你把年表收起來'」，這一做法激起了「我這個不識好歹的年輕人的'執拗'之性，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內幕。」40
事實究竟如何呢？胡適在給周汝昌的書信中確實說過：「我勸你暫時把你的'年表'擱起。」從「勸」、「暫時」等詞來看，胡適的語氣是相當和婉的。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給胡適的信中就這一問題是這樣表態的：「至於'年表'，不過是借此以證四十歲之並無不合而已，我也絕不以年表為主要證據。且如排除《紅樓》年表外，若尚有一個較好的辦法能考訂雪芹的年齡外，我亦將取此後者而捨年表！」可見周汝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意見，但還是大體上接受了胡適的建議，並不是像他日後所說的「我很不服氣，就一直爭下來了」41 。而且從周汝昌書信中的語氣來看，胡適的言語還沒到激起他的「執拗」之性的程度。平心而論，在這件事上兩人並沒有吵起來。
一是《紅樓夢》的版本問題。這也是周汝昌日後講得最多的，需認真辨析。據他回憶說，「我勸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傳流布的事了（他將自藏的'程乙本'拿出來，標點、分段、作序、考證，交亞東圖書館印行，影響和壟斷了數十年之久），因為那是個篡改最厲害、文字最壞的本子！胡先生又不以為然，並且辯護說：我並不是讚許程乙本，舉文字異同的諸例，只是'校勘的性質'，云云」。據此他認為胡適「 在這一點上確乎不實事求是，有強辯之嫌了」，於是他「對胡先生的答覆不但不服氣，出言更欠克制。」42「弄到後來，我在信札和文稿中批評了他」。43「我信裡還說：雪芹當日著書，並未預想二百數十年後會有人提倡白話，他的書也無意要入《白話文學史》！我們不能提倡亂改原著」44。周汝昌將此定性為「二人之間便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45。以至於他「為與胡適爭版本，數十年如一日，曾未改變初衷」46。
令人遺憾的是，筆者把周汝昌與胡適的這些往來書信反覆閱讀多遍，但並未見到周汝昌上面所說的這些話或是意思相近的話，大體可以這樣說，這是周汝昌日後虛擬的一場激烈爭吵。在周汝昌致胡適的書信中，他確曾提到過程乙本。一次是給胡適的第一封書信中，他說看到胡適的書信後，「真提起我的興趣來了。到處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東亞版的《紅樓夢》，才得仔細檢索了一回」47。這時他還未看到甲戌本，並不瞭解抄本與刊本間的差別，對程本還談不上多大惡感，否則他也不會在到處搜借之後，還是拿著一部亞東版的《紅樓夢》「仔細檢索」。在見到胡適收藏的甲戌本後，他確曾表示要做集本校勘的工作，「以下面三本作主幹：（一）尊藏脂評十六回本。（二）徐藏脂評八十回本。（三）有正刊行戚蓼生本。再參以'程甲'、'程乙'二本，則本來真面，大致可見，東亞雖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脫離開高蘭墅的煙幕，未免令人耿耿也。」48顯然，周汝昌此時雖然對程本不滿意，但還沒到後來那種深惡痛絕、必除之而後快的程度，因為他集本校勘《紅樓夢》，還是準備以兩種程本進行參校的。
對此，胡適表示「抱同樣意見，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而且「情詞懇摯」，讓周汝昌「尤感高興」49。對程本問題，胡適只是表示：「我的'程甲'、'程乙'兩本，其中'程甲'最近於原本，故須參校。」50言語之間既不見周汝昌的勸告和批評，也沒見胡適的辯護。此後。周汝昌、胡適兩人在書信中都再沒談及這一問題，更沒有周汝昌因繼續爭吵不服氣而說出「更欠克制」的話。
其實，這種「更欠克制」的話周汝昌在幾十年之後倒是講了不少，比如他認為胡適「在'程乙本'這個問題上則犯有很大的罪過，這也是不能原諒的」，「胡適對這個惡果要負主要歷史責任」51。實事求是地說，周汝昌對胡適的這種指責有失公正。顯然，就周汝昌的這些書信來看，這場「根本而無法調和」的爭吵是不存在的。至於周汝昌說自己曾口頭對胡適提出批評，那更是不大可能，從他和胡適的書信來看，他只見過胡適一次，時間是在1948年6、7月間，地點是在胡適府上。這次見面一方面令周汝昌感到「欣幸光寵」，同時也令他感到很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兩人的學術觀點不同，而是擔心「給予先生的印象一定不好」。由於周汝昌雙耳患重聽，胡適所說的話他「有未曾聽清的地方」，兩人的交流有些障礙，加上此時他身體不適、勞累奔波，精神狀態也不好，結果「要說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52「我作為一名在校學生，恭聆而已，幾乎沒有說幾句話」53。在這種情況下，對胡適還進行口頭批評，是不大可能的。即使除這一次外周汝昌還見到過胡適，依其書信中充滿謙恭、感激之情看，可能性也不大，何況在胡適的書信中更是找不到一點蹤跡。這並非妄加斷語，而是合乎情理的判斷。
這場爭吵是不存在的，對周汝昌所說的因這場爭吵而引起的另一場不愉快也同樣需要認真辨析。
據周汝昌回憶，因他的「更欠克制」的話「確實讓胡先生有些不愉快」，結果胡適在他的一篇論述《紅樓夢》與白話文問題的文稿上「 劃了一個通頁的大'十叉'，並於眉上批注，將文稿寄回來，說這文章無處發表。」54
從周汝昌給胡適的這些書信來看，他確曾寄給胡適兩篇文稿：一篇文稿名為《跋脂本》，但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曾作一跋甲戌本的文，嫌胡先生說的尚不透徹，欲恢而廣之，主張所以一切脂批，不管署的什麼名子（原文如此——筆者注），都是雪芹的自歎自讚，而用了煙幕彈瞞人罷了。」55內容重在表揚脂本的價值，並非論《紅樓夢》與白話文的問題，目的在請求胡適「指正，並希設法介紹他報刊登」56。可見胡適退回的不是這一篇。不過，從胡適1948年8月7日、9月12日、9月13日、10月24日的書信綜合來看，他退還給周汝昌的恰恰是這一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據周汝昌本人所言，是「檢出一紙拙詞，抄好後未寄給原來要寄的人，現在改寄給先生一看，可以代表我對《紅樓》的看法和認識」57，但胡適的書信中未提及此事。此時時間已在1948年10月29日，此後兩人又交往了多長時間還不清楚，但至晚不過1948 年12月15日。這一天胡適乘飛機南下，永遠離開了北京58。在這一個多月時間裡，國內局勢瞬間萬變，胡適忙得焦頭爛額，心緒很亂，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還能為周汝昌審閱論文，幫其推薦發表，實在是了不起，不知道被胡適劃大十叉的是不是這一篇，因未見到原件，不敢妄談，希望周汝昌早日將這篇文稿刊布出來，以澄清事實。
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即這篇文章不是專門寫給胡適看的，而是未能寄給要寄的人時，臨時改寄給胡適的。既然這樣，這篇文章也就不可能像周汝昌事後所回憶的那樣，採取與胡適直接對話的語氣：「'白話化'並非雪芹筆墨的嚮往與'極則'，除了人物對話，其敘述文字並不像胡先生想像的那樣'白話化'；雪芹著書，也沒有'提倡白話文'與進入《白話文學史》的願望！而假如我把這部偉著用今天的'白話'再來'加工 '改動一番，胡先生是否還為之作序吹噓，重新排版？」，這段話是否如周汝昌所說「太不知輕重，應該自責」且不管59，關鍵在於周汝昌有沒有說過這些話。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他沒有說過。上文已講過，他送給胡適的第二篇文章中不可能這樣說，他給胡適的書信中更不可能這樣說，因為這些書信中根本就沒有這些內容或與之相近似的話。
退一步來講，即使胡適這樣做了，把文章打個叉，退回，說無處發表，在當時那種千頭萬緒的混亂局勢下，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如果換成其他人，恐怕連看都不會看就給扔了，更不用說還頗為負責地打叉、退回並告知無處發表了。
這裡再說一件小事，以見胡適性格、人品之一斑，1954年，他在與吳相湘的信中說：「《四松堂集》是我臨走時故意留贈給北大圖書館使他（指周汝昌——筆者注）可以用的。」601960年，在給高陽的信中，他又提到了這件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故意留給他（指周汝昌——筆者注）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裡。」61以胡適離開北京時行動之倉促，心情之焦慮，竟然還能為周汝昌作如此安排考慮，實在是令人感動。不知道周汝昌能體會到胡適的這番苦心否，不知道他在看了胡適的這些話後作何感想，對胡適的不滿和怨氣會不會因此而有所消解。
不過，對《跋脂本》一文，胡適雖然如周汝昌所說，「蒙其贊成大體的意見」62，但對該文的寫法卻有些不滿意，這與周汝昌日後回憶時所說的原因不同。胡適對這篇文章不滿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嫌周汝昌寫得不潔淨，拖沓，「必須多用一番剪裁之功」，一是覺得周汝昌「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63。因此建議他「重加精密的好好寫一下」，「去累贅而存異文」，並答應「欲費些工夫替」周汝昌「刪為一短潔可看的小文」。
對此，周汝昌起初有些不同意，向胡適說明理由，表示不願刪節，「不免有姑惜之意」，後來又同意了胡適的意見，表示：「那篇跋文確須遵從先生所囑須要重加精密的好好寫一下，發表不發表，實實無關緊要，我那也是一時的念頭，先生不必認真。我注意的卻是請先生不要因看了我那一篇拙文而感到失望！」「跋脂本文經先生提議去累贅而存異文，原來覺得一些意見因此被刪，不免有姑惜之意，現在想來，那些意見主要是寫給先生看的，先生既經過眼而大致同意了，所以存不存毫無關係。先生前信所說欲費些工夫替我刪為一短潔可看的小文，先生若有此空閒有此興致時，千祈仍照原函所說一作，至幸至盼！」64「拙文本太醜，承為手削，光寵莫名！」65這完全是師生之間批改作業式的探討，在友善的氣氛中進行，後來等周汝昌「見到了庚辰本，三個真本一對勘」，才察覺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滿不是那麼回事」66。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那是不是因另一篇文稿兩人發生爭吵呢，以情理推測，似乎也不大可能，因為此後兩人的通訊中斷，周汝昌沒再給胡適寫信，沒有聯繫，自然也就吵不起來。
依胡適平和大度的一貫性格與作風，他是不會去傷害周汝昌的，這正如與胡適有過交往的梁實秋所概括的：「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是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人、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 」67。在兩人的通訊中，胡適對《跋脂本》一文不滿意，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又擔心傷了其自尊心，還特別表示：「我的評語，你不必生氣，更不可失望。」68儘管如此，胡適還是擔心「前信太嚴刻」，「不願寄出」，後來怕周汝昌「懸望」，最終把這封信和後一封信寄給了周汝昌，同時再次希望周汝昌「看了不要生氣」69。可見，胡適一方面對周汝昌進行指導，一方面還特別小心，擔心傷其自尊心，考慮不可謂不周全。
對此，周汝昌作了這樣的表示：「先生這樣不棄，諄諄教導，迥非常情能及，我如非糊塗人，定感知遇。先生怕我生氣，怕我失望，我告訴先生說：絕不會的。」「我如何'生氣'，如何'失望'？我只有驚寵、慶幸。」70由此可見，即使周汝昌有過激的言辭，胡適也大不可能會動怒，用過激的言語去傷害周汝昌，這個胸襟和氣度胡適還是有的，從其給周汝昌的書信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但幾十年後，情況卻變成這樣：「我那時已然感覺分明：這位大學者對中華語文的品格高下優劣是如此缺乏審美鑒賞力，這使我十分吃驚，也十分失望。」71「讓我這一名在校學生心中更加犯了書生氣，覺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學識水準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隨流盲目信從的。從此，我更堅定了已立的誓願：一定要做出一個雪芹真本，來取代那個害人欺世的'程乙本'！我與胡先生這段'忘年'、'忘位' 之交，後來也未能繼續進展，歷史給它劃了結束。」72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周汝昌在回憶自己當年與胡適的交往及爭吵時，總愛強調自己「少年氣盛」，有「書生氣」、「'執拗'之性」 ，是個「不識好歹的年輕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當年在與胡適的書信中是否認這一點的：「我已不復是稚氣的孩子或盛氣的少年，也是三十開外的中年人了。」為此，他還用了不少篇幅向胡適解釋為什麼自己那麼大年齡還只是一名大學生以及由此帶來的苦惱73 。事實上，在與胡適的交往中，周汝昌並沒有他日後所回憶的那樣少年氣盛、容易衝動，相反倒是相當沉穩的。
上述實際情況與周汝昌日後的回憶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出入，如果不是看了這些書信的原文真是不敢相信。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恐怕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周汝昌在當時書信中所說內容與內心實際所想完全相反，即表面上聽從胡適的建議指導，對胡適的種種幫助感激不盡，私下裡卻對胡適十分不滿，滿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後來的回憶有誤，幾乎達到了重構歷史的程度。
四、對《紅樓夢新證》寫作緣起的考察
接下來，另一個需要認真辨析的問題是，周汝昌寫作《紅樓夢新證》乃至終生研究《紅樓夢》的最初起因與目的究竟為何？據他1949年剛結束與胡適交往不久時的說法，「我之寫一部《證石頭記》，唯一目的即在堅持前見，以科學的歷史方法與材料證明所見之不誤」 74。但幾十年後，據其本人多次重複的說法，他研究紅學的動因卻已經變成如下所述：「最早我是與胡適爭版本才引起決意治紅學的。」75「胡適對我拙文論點只同意一半，我當時少年氣盛，遂又撰文與之商榷……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本無意研究'紅學'，但為爭辯真理，就難以中止了。」76「1948年我曾與胡適先生通訊爭議版本，並有文稿請他閱看，他將其中一頁用紫色筆打了通頁的大'叉'，二人意見相左，我因發奮自作匯校本」77。顯然，在周汝昌人看來，與胡適有關《紅樓夢》年表、曹雪芹生卒年、《紅樓夢》版本等問題的爭吵對他構成刺激，使他「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內幕——這就是拙著《紅樓夢新證》產生的真正根源與背景」78，「這就是種下了爭論根由的中心，也成了激起我們非爭不可的動力的來源之一」79，「我自己'失足 '於紅學的'考證派泥坑'裡將近半個世紀，不知陷溺於此者究為何故？如今一回顧，原來是由胡適先生爭論版本真假的問題，引發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時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個清楚的大願與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紅樓夢新證》問世，評論界毀譽百端，捧場的惠以齒牙，說是'材料尚稱豐富'（何其榮也！）可是絕無一人說過《新證》的唯一而總括的目的就是尋真打假。」80。
都是《紅樓夢新證》寫作的唯一目的，幾十年前與幾十年後竟然如此不同。顯然，兩個唯一是不能並存的，否則就成唯二了，不知道對此該如何解釋。由於周汝昌所述爭吵的基本不存在，其後來回憶的研究動機與寫作目的的根源和背景也就成了問題。這裡根據周汝昌和胡適的往來書信對其《紅樓夢新證》的寫作緣起及經過進行探討。
從周汝昌致胡適的書信可知，由於胡適的回信，「真提起我的興趣來了」81。1948年6月4日在給胡適的信中，他首次提到寫作該書的事：「自從去冬偶然為文談曹雪芹，蒙先生賜覆，興趣轉濃。半年以來，把課餘的一些閒工夫，都花費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獻上面，成績小有可觀，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冊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瞭雪芹的身世，才能更明瞭《紅樓夢》，而邪說怪話，才可以消滅無形了。」 同時他還明確表示「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嘗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只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
這裡說得很明確，周汝昌之所以要寫作《紅樓夢新證》，是因為胡適的回信引起了他研究《紅樓夢》的興趣，於是想寫一本與曹雪芹身世生平有關的著作，而且他是有意繼承胡適當初所創始的紅學事業，還不斷請求胡適指導幫助，並想請胡適作序，言語之間絲毫找不到他日後所說的那些不愉快和刺激，何況他此時還沒有見到甲戌本，哪會與胡適爭論版本真偽優劣問題。顯然，從時間順序上，是周汝昌要寫《紅樓夢新證》在先，見到甲戌本《紅樓夢》，與胡適談論版本問題在後。退一步說，即使周汝昌與胡適之間有過激烈的爭吵，也是在其發願要寫《紅樓夢新證》之後了，後面發生的事情如果會成為前面事情的原因？這顯然不能成立。
在看到胡適的來信，與其建立聯繫後，周汝昌很快就萌生了撰寫《紅樓夢》專書的想法，這不能不說其中有胡適的重要影響和作用，何況從時間上來講，周汝昌是決定研究《紅樓夢》，準備撰寫《紅樓夢新證》在先，看到甲戌本《紅樓夢》、與胡適談版本問題在後。顯然，《紅樓夢新證》最初的寫作動因與周汝昌日後的追述可以說是完全不同。至於他說的「從1947年起，與家兄祜昌立下誓願，一為努力恢復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偽本與學界不甚精確的考證結論」82，這更是不可能，因為1947年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見到過脂本《紅樓夢》，甚至連找一本亞東版的《紅樓夢》都費那麼大功夫，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沒有看到甲戌本，就不可能產生這種想法。這種想法是1948年借到胡適所藏的甲戌本《紅樓夢》後才有的。
由於周汝昌要寫的這本「暫稱之為《紅樓家世》」的書「舉凡關於曹家之只詞片語，皆在搜集之內，皆有其價值用處」83 ，工作量很大，因此他才不斷向胡適借書，讓胡適代為借書、提供研究線索等。胡適都「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其間，周汝昌一直向胡適匯報該書的寫作進度及相關情況，一再表示「寫畢一定先求正于先生」84，「希望早日寫完，奉閱求教」，「這個半成形的初草也無妨使先生一見，因為可以使先生知道大概我是怎樣作法，因而可以通體的指導我、幫助我、教正我」，甚至還「乞先生勿吝一序，庶幾見重於世」85。可見，當初周汝昌顯然沒有日後回憶的那麼自信，否則他也不會讓胡適寫序，想借胡適的推薦和提攜來「見重於世」。
由上述的介紹和分析，筆者不能不產生兩個疑問：一是如果沒有胡適的回信、支持和幫助，周汝昌會產生寫作《紅樓夢新證》乃至終生研究《紅樓夢》的念頭嗎？一是沒有胡適的慨然相助，缺少了胡適出借或幫忙代借的那些重要文獻資料，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書能完成嗎？即使完成了，缺少這些重要文獻資料的《紅樓夢新證》會是什麼樣子，份量如何，相信讀過該書的讀者心裡都是很明白的，不用筆者贅述。可以說，答案都是否定的。倒是身為旁觀者、曾採訪過周汝昌的張者一口道出了問題的要點所在：「胡適也許沒想到，他的6封信給了一位年輕學生極大的鼓舞，使周汝昌從此走上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紅學研究之路。……與胡適的書信往來，成了周汝昌紅學研究生涯的開始。」 86
從周汝昌致胡適9封書信的內容和語氣來看，周汝昌完全是以學生甚至是胡適傳人的身份與胡適交往的，對胡適充滿尊敬和感激之情，與胡適的交往讓他感到「光寵」、「驚寵」和「慶幸」，正如他在致胡適的信中所說的「先生事情一定很忙，但若能抽空賜一復函，實感光寵，不勝延佇傾渴之至」87，情況決不是像他日後所說的「在不止一個場合，口頭書面地對之提出過批評意見」。而且他也確實得到了胡適的大力幫助，這種熱情幫助和「開明、親切的指導」使他產生了研究《紅樓夢》的興趣，並得以完成其成名之作《紅樓夢新證》。
兩人在書信中討論了一些學術問題，胡適在書信中也確曾較為婉轉地批評過周汝昌，但都是出於善意，出於對後輩的關愛，並極力避免傷及其自尊心，周汝昌在書信中也願意接受這種批評，並一再對胡適表示感謝。兩人的交往基本上是在友善、愉快的氣氛中進行的，沒有激烈的爭吵，也沒有構成對周汝昌的傷害和刺激。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周汝昌日後在回憶這段交往時，對胡適當時的指導和幫助談論甚少，總是刻意強調和誇大兩人之間的分歧和爭執，而這些爭執又大多是不存在的，屬於個人的虛構。如果人死後還有知覺的話，不知道胡適在天之靈看到這些對他充滿怨氣的失真回憶當作何感想。
五、余論
綜合各種資料來看，周汝昌對胡適的態度和評價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兩人開始交往到1950年左右。在這個階段中，毋庸諱言，周汝昌是以徒弟的身份和胡適交往的，對胡適充滿感激之情，對其紅學研究的成績和貢獻給予很高評價。比較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其當時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一文，在該文中，他預設的對話對象就是胡適，雖然在某些方面不同意胡適的觀點，但對其紅學研究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他「完全贊成」胡適的《紅樓夢》是曹雪芹家寫實自傳的說法。在該文後，他還對胡適表示了感謝：「趙、胡、張、陶、孫諸先生之雅誼高情，尤難況擬。謹明篇末，志銜戢哉。」88
從1950年左右到文革結束為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胡適成為大陸的重點批判對象，為了自保，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批評指責乃至漫罵胡適，比如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稱胡適為妄人。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其《〈紅樓夢〉版本常談》一文，在該文中，他使用「大言不慚，貪天之功」、「厚顏自恬」等詞語來批評胡適89。對這些批評指責，對大陸形勢十分瞭解的胡適表現出其一貫的寬容和大度，對周汝昌的批評也是盡量朝好處想：「他在書的前面雖然大罵我幾句，但他在許多地方對我致謝意，是很明顯的」90。「周君此書有幾處罵胡適，所以他可以倖免。俞平伯的書，把'胡適之先生'字樣都刪去了，有時改稱胡君。他不忍罵我，所以他該收清算了！其實我的朋友們罵我，我從不介意。」91「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裡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92
從文革後至今，為第三個階段。這個時期隨著改革開放和政治文化氛圍的寬鬆，大陸學界對胡適從批判轉向研究，特別是近年來，胡適研究漸成顯學之勢。其間，周汝昌寫了一些回憶胡適的文章或在一些回憶文章中不斷提到胡適。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談及與胡適的交往時，他總是帶有一種不滿和怨氣，所述諸事與史實相差甚大，而且對胡適紅學研究的成就和貢獻評價甚低。具有代表性的是其《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一文，在該文中，他對胡適、俞平伯等大批紅學家評價甚低，而且對胡適充滿誤解和成見。比如說胡適「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敘傳'（相對於寫別人而言是不錯的），對曹雪芹這部書的真涵義真價值，可說一無所論，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等等 93。對此曾有不少研究者撰文予以反駁94。
事實上，從周汝昌日後談及胡適的相關文章來看，不可否認，他對胡適是懷有很深的成見的，且不說胡適因為幫助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一本程乙本的《紅樓夢》日後遭到他多次極其嚴厲的、近乎漫罵的指責，以此對胡適的紅學成就極力貶低。就是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白話文這件事，也在近些年忽然受到周汝昌不顧歷史背景與事實的批評和曲解，比如他認為在胡適看來，「中華文化，只要乙比甲更加'白話化 '，其他一切不論，肯定乙比甲'好'」，認為胡適「對中華文化，尤其是語文的特點優點缺少高層理解認識，硬拿西方語文的一切來死套我們自己的漢字語文」95，批評胡適「用'白話化'來衡量中華歷代的文學作品，拿它作為唯一的不可爭議的標準」。可以說，這根本不是胡適的真正觀點，而是周汝昌強加給胡適的觀點或他記憶中的胡適的觀點。
至於周汝昌所說：「現代中國的許多現狀，令人憂心的異象畸形，很多流弊，如若溯其根源，恐怕都得從胡先生的那種看待事物和武斷結論的思想方法而說起，大量的問題，正是那一思想和認識的方法所引起、所造成的後果」96，「自從胡適先生倡導'白話文'，' 話'倒是都'白'起來了，可中國特色的'文'——真夠我們中華傳統觀念品級的'文'，卻日益減少了」97。甚至說：「時至今日，果然已有人公開提出：'程本'是真原本，而《甲戌本》古鈔及脂批本卻是'偽造'的了。這種觀點，固然不能讓胡先生'負責'，但他在這些方面的做法與論調，確實流弊深遠，才導致了至今是非顛倒的後果。」98可以說近乎誇張，將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及現代文化學術史上的貢獻和成績幾乎全部一筆抹倒，這種對胡適信口開河式的醜化和曲解用周汝昌自己批評胡適的話來形容，可以說是「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 99，因為他對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上貢獻和價值的評價與學界的基本見解相差實在太大，而學界對胡適的通常評價正如被周汝昌稱之為「洞明紅學、深具史識」的周策縱所說的：「從五四時代起，白話不但在文學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寫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這件事在中國文化、思想、學術、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絕大的重要性，對中國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響。就某些方面看來，也可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這個重要性，恐怕一般人還不曾意識到，恐怕連胡適自己也不曾充分認識到。語言表達的方式可以影響到人們的思路、思考和行為。白話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國文字變色和變質了。這無疑的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100至於被周汝昌認為「當今之世，以門生之身份而真正有資格寫一篇好紀念文章的」的理想人選唐德剛的如下評價101，估計周汝昌更不會贊同：「 在這撐起傳統世界文明半邊天的中國文明中，起棟樑作用的東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諸子百家，到中古時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際的程朱陸王，以至於20世紀的康孫梁胡，嚴格一點來說——也就是以胡適的文化階層為座標來衡量——其總數大致不會超過一百人。 」102不客氣地說，周汝昌一生雖然多次談到胡適，但對胡適的著作看得並不多，實際上他並不瞭解胡適。胡適提倡白話文已經過去八、九十年了，其貢獻與成績學界早有定評，而周汝昌竟然還站在當年反對者的立場上來批評胡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文化奇跡。除了胡適，周汝昌還對另一名紅學家俞平伯同樣懷著很深的成見，比如他在和胡適的書信中曾表示要和俞平伯比高低，認為俞平伯「完全沒有在史實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閒扯天」103等。因非本文論述內容，這裡不再贅述，筆者將另文專門談及。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帶有很大想像虛構成分的回憶不僅嚴重失實，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有損胡適的形象，構成對胡適名譽和人格的傷害。胡適對晚進後輩的熱情提攜和無私幫助在現代學術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對曾經大力幫助過自己、對自己治學做人皆給予熱情、耐心指導、將自己引入紅學之門的前輩學者不僅不表示應有的謝意（按說周汝昌應該在其《紅樓夢新證》一書中對胡適表示特別感謝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往其身上人為地抹上許多污點，這種做法實在有失厚道。「先生種種的美意，以及為我而費的事，我都感激不盡」 104。不知道周汝昌還能記起自己當年的這些話否。胡適雖然去世較早，不能看到這些文章，為自己辯誣，但後學者有責任依據文獻資料來澄清這段史實，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動因之一。
「就所憶及的作些記敘。不然日後即無人知曉，不但留下史實空白，還會衍生訛傳謬說，真假難分，何以存其信實？」對友人的這番勸告，周汝昌覺得「此言有理」，並著手進行這一工作105。「我對胡先生的做人，是深衷佩服；對他待我的高誼，我是永遠難忘。這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關係，即常言所謂'交情'.而學術、文化見解的異同，那是另一回事」106。周汝昌此話，筆者十分贊同，但令人遺憾的是，他本人並未能做到這些，不僅其日後的「記敘」多有不實之處，無法存其「信實」，而且實際上也是將「交情」和學術、文化見解的異同混在一起談，這對胡適是不公正的。
素來以考證聞名、喜談治學方法的前輩學者的回憶竟如此不可靠，令筆者在考察這段學術公案真相時頗為吃驚，也生出許多感慨。由此可見，回憶錄雖然是研究當事人的十分重要也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其真實性也必須接受事實的檢驗，需要參照相關資料進行辨析，這也是筆者探討此事得到的重要啟發。好在這些珍貴的書信保留了下來而且已經全部公開刊布，可以使後來者大體知道事情的真相，否則只聽一面之辭，有些事情也許真的就成為永遠不可破解的歷史公案了。
早在1980年左右，就有人告訴周汝昌：「有些人認為胡適是你的'恩師'，而你批評過胡氏，人家說你是批胡的急先鋒（忘恩負義呀）。 」107可見對周汝昌與胡適的關係問題早就有人提出與周汝昌不同的意見，也正是為此，因關係到紅學史、現代學術史及有關史實，不可不辨。周汝昌曾批評有人在他與胡適的交情與學術、文化見解的異同這兩件事上「弄些手腳，製造混亂，惑人耳目視聽，那是很無聊的勾當」，並表示「不再多提它」108。筆者對此深表贊同，在寫作此文時，處處小心，時時注意，力戒此弊，自問主觀上沒有「很無聊」、「製造混亂，惑人耳目視聽」的企圖，客觀上也盡量讓材料說話，不斷章取義，或故意曲解當事人的話。至於是否達到這一預期目的，還請周先生和廣大讀者評判。
願周汝昌原諒晚輩的冒昧和唐突，有以教我，以澄清一些重要史實的真相和細節。如今後有過硬的材料和充分的證據證明晚輩文中所述為撲風捉影、污人清白之言，願向周先生鄭重道歉，並負起相應的責任。言語中或有冒犯、不得體處，屬個人學力和表達水平所限，並非故意不敬，還請周先生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