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寶玉終於出家之「小器」
1
魯迅先生曾經指出:「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1]的確，就《紅樓夢》具有的思想深度、藝術高度而言，這部小說在18世紀的世界文學中也是少見的。魯迅先生極為精闢地概括了《紅樓夢》的價值，不過，魯迅先生對曹雪芹最終安排其筆下男主人公賈寶玉「懸崖撒手」、棄家為僧不甚滿意，認為「寶玉之終於出家」乃「小器」[2]。確實，賈寶玉之終於出家並沒有真正擺脫人生痛苦的糾纏,卻喪失了正視痛苦、挑戰痛苦的能力，這與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具有的「不可多得的」偉大價值似乎不大相宜。魯迅先生在推測曹雪芹這種安排時，認為作者「在作《紅樓夢》時的思想，打約也止能如此。」[2]魯迅先生這種不確定的推論也增加了我們的疑問，以出家來解決現實人生的困境，就當時士人的部分情形而言，「止能如此」是不錯的:就18世紀的偉大文學家曹雪芹而言，「止能如此」，就值得商榷了。根據曹雪芹具有的思想見識和他所創作的未完成的八十回《紅樓夢》中表現的意趣，以及相關資料提供的信息看，曹雪芹並非如此「小器」，在他構思的完整的作品《紅樓夢》中，他當有更大的氣魄和抱負來解決人生出路問題。
2
曹雪芹一生經歷起伏跌宕、複雜豐富，從《紅樓夢》的有關描寫中，也不難看出這一點。這種特殊的人生經歷和當時特殊的歷史大背景孕育了曹雪芹深邃的思想和非凡的見識。這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字字看來汗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3]的《紅樓夢》創作中，曹雪芹對理想人生、社會出路的探尋如癡如狂，「茅椽蓬牖，瓦灶繩床」也未妨其「襟懷筆墨」[4]至「書未成」，「淚盡而逝」。《紅樓夢》後半部的難產、未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講，正說明曹雪芹之探求理想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我們知道，曹雪芹身處的時代，從西方世界看，已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人文主義啟蒙思潮的衝擊和震盪。在這種世界歷史大背景下，古老的中華帝國也經歷了晚明以來反禮教、反禁慾、以情抗理之啟蒙思潮的洗禮。明末清初，大批有識之士在現實中努力實踐，力求探索中國理想社會、理想人生的出路，儘管這種探索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卻對當時中國的社會變革不無裨益，如徐光啟致力於「務可施用於世」之學，對西方科學知識積極學習，熱情傳播:袁宏道銳意圖新，追求個性解放，主張文學創作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傅山以「異端」自居，反對儒家道統之說，強調思以濟世學必實用: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抨擊，提出君臣共治，學校議政類似於近代君主立憲的議會制度的設想。所有這些探索、實踐對古老中國社會向近代的演變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探索在文學創作中也得到了及時的反映。在和《紅樓夢》同時誕生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作者吳敬梓就執著地探求著有價值的士人出路。不過，由於吳敬梓思想的局限，他小說中理想出路的探尋最終和社會變革脫節，使作品的現實意義大為遜色。吳敬梓在小說的結尾通過其筆下的理想人物、市井四大奇人之一的荊元彈琴奏出的「淒清宛轉」的「變徵之音」，也傳達出了他追求理想最終的苦悶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