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心解
賈寶玉是《紅樓夢》的第一主角。自《紅樓夢》問世以來，評論《紅樓夢》的論著總少不了要論到賈寶玉，專論性的文章篇數也相當可觀。諸家之銓釋、評論，意見頗多分歧，所以屢有爭論。在文學評論中，分歧、爭論是常有的事情，不獨紅學如此。因為，論者都是發自個人的觀感，表述的是自己的認識，正如千人各有一面，很難達到輿論的一律，何況學術上還特別崇尚獨創之見。不過，我倒覺得諸家所論，中間確有不少正確或接近正確的意見，即便是各執一端，有顧此失彼之處，其中也往往含有某些合乎小說實際或比較合乎小說實際的內容，未必完全錯了。欲話說，兩個片面構成一個全面。如果將諸家之說進行一番分析、綜合，避開偏激之見，吸取各自所涵蓄的合理的內容，便可能做出較為圓滿、更貼近《紅樓夢》實際情況的認識、評論。本文就是意在如此，雖然題作心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綜合諸家之說而成。
不是曹雪芹，又是曹雪芹
前年，一次應邀到一所藝術院校去作《紅樓夢》的講演，駕車接我的是一位青年司機。途中，他突然將了我一軍：「你是研究《紅樓夢》的，請問一下：賈寶玉是不是曹雪芹？」這可是觸及到了紅學中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面提問，我無法迴避，拒絕回答是不禮貌的，於是靈機一動，回答曰：「賈寶玉不是曹雪芹，又是曹雪芹。」他大概覺得我的回答是模稜兩可的，不解決問題，表明我也說不清楚這個問題，也就不屑於再追問下去了。說真的，當時我確乎未作深思，有點搪塞之意。後來細細想來，覺得這種回答是有道理的，恐怕只有這種回答才比較符合《紅樓夢》的實際。
「賈寶玉即是曹雪芹。」這是自傳說的核心論點。提出自傳說者，依據他們新發現的曹雪芹的家世資料，及其友人敦敏兄弟詩集中的有關篇什，看出《紅樓夢》所寫的賈府與作者曹雪芹之家類似，「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從而認為「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由此又向前一推，於是有了「賈寶玉即是曹雪芹」之論。
自傳說有沒有合理的成分？有。自傳說依據的是確鑿無疑的作者家世的歷史資料，接觸到了實際存在而非臆造的作者與作品、曹雪芹與他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的關係問題，這就將《紅樓夢》的評論從以往的索隱派用比附法臆斷小說的微言大義的泥淖中解脫了出來，貼近了《紅樓夢》的創作實際。所以，連當時在作中國小說史的魯迅也基本肯定了自傳說，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的講稿中說：「《紅樓夢》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為最可信的一說。」
自傳說又有明顯的缺陷。提出自傳說者獲得了一些確實的曹雪芹的家世和事跡的資料，但卻只是與《紅樓夢》的內容作了極簡略的對照，便匆忙立論，將《紅樓夢》裡的賈府與曹雪芹之家，將曹雪芹與他筆下的小說人物賈寶玉，混同了起來，這就把《紅樓夢》的創作簡單化了。作為文學作品的小說和作家的傳記、回憶錄，兩者與現實的關係是不同的。儘管有的小說取材於作者親身經歷過的生活，《紅樓夢》可以歸入這一類；但也經過作者頭腦的藝術發酵，發生了變形，並不就是僅僅變換了一下姓氏、名字的作者生活的摹本。《紅樓夢》也是這樣。譬如說，曹雪芹和賈寶玉不同，他沒有一位姐姐做了皇帝的妃子，只有過一個姑姑嫁給了鑲紅旗世子，做了福晉；曹雪芹家曾有過四次接駕的榮耀，卻沒有過《紅樓夢》中寫到的那種貴妃歸省的場面。熟悉曹雪芹的脂硯齋評曰：「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昔）感今。」只此一節，便可見原來的事實到了小說中已發生了變形，意義自然也就不同了。即便是這樣的事例，能揭出者也並不多。所以，後來魯迅先生不再贊同自傳說；俞平伯也覺察到了自傳說之不妥，在《讀紅樓夢隨筆》中說：「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並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系等於曹氏的家譜，而《石頭記》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粘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即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換上姓名罷了。」
從這個角度講，賈寶玉不等於曹雪芹，賈寶玉是曹雪芹創造的小說人物。
但是，僅僅作如是觀還是不夠的，曹雪芹和賈寶玉之間還有另一層的關係。
曹雪芹作《紅樓夢》，與以前的施耐庵作《水滸傳》、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與以後的李伯元作《官場現形記》、曾樸作《孽海花》，顯然是不同的。不同處之一，就是曹雪芹是取材於他親自經歷過的、與其身世休戚相關的、使他精神上非常苦惱的生活。敦敏、敦誠詩中屢有「秦淮舊夢人猶在」、「廢館頹樓憶舊家」、「秦淮風月憶繁華」一類的句子，就透露著箇中的消息。而其他幾種小說則不然，所寫與作者身世沒有切身的關係。《紅樓夢》開端有一段文字：「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第一回回目叫做「甄士隱夢幻識通靈」，回中虛構了一塊「無才補天，幻形入世」的玉石，作為小說的緣起。小說情節正式展開之後，賈寶玉便帶著緣起中交代過的那塊通靈寶玉登上了《紅樓夢》的舞台。從作者生活之實，經過一番寓意的幻化，而後變成小說圖像，這豈不正顯示著《紅樓夢》創作的底蘊，也喻示著作者曹雪芹與小說人物賈寶玉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
在《紅樓夢》裡，賈寶玉與其他的人物不同，其他的人物只是在表現著自己，而賈寶玉固然也是在表現著他自己，但在他自己的表現中，又往往表現著別人。他佔據著《紅樓夢》裡多種人物系列的中心地位，對賈府發生的許多事情，往往有所思索、銓釋和評論，自然他更關注的是那些青年女子的不幸。魯迅說得好：「在我的眼下的賈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這就是說，賈寶玉不只是自己的悲劇的承受者，而且是別人的悲劇的見證人，是他敏感地覺察到了整個生活就充滿了悲劇。這獨「呼吸而領會之者」的背後，豈不正是作者自己！
對於曹雪芹和他筆下的賈寶玉的關係，舒蕪的《說夢錄》中有一段比喻的說明：「曹雪芹筆下的悲劇，又是通過賈寶玉的眼睛才看得出來的」，「曹雪芹的眼睛，當然並不等於賈寶玉的眼睛。但是，借用電影術語來說，可以說一部《紅樓夢》，主要都是從賈寶玉的角度拍攝的『主觀鏡頭』。曹雪芹的眼睛如果是攝影機，賈寶玉的眼睛就是這部攝影機所取的『主觀鏡頭』的拍攝角度。」這個比喻性的說明，還是比較審慎的，並不過分。我覺得不妨把話說得更簡單明瞭一點：《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心靈，其實就是小說化、詩意化了的作者曹雪芹的心跡。兩者自然不能等同起來，內容和形式均有差別，但其間的這種關係卻是不能忽視或抹殺的，忽視了或抹殺了，有許多問題就不好解釋了。
我並不認為文學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現的主角，都與作者有這種關係，也就是說都反映著作者的心跡。這有多種情況，有的是，有的不是。郭沫若在其劇作《蔡文姬》的序言中說：「法國作家福樓拜，是有名的小說《波娃麗夫人》的作者，他曾經說：『波娃麗夫人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 ——是照著我寫的。』」關於福樓拜的情況，我不甚瞭然，沒有發言權；而郭沫若說這番話的底蘊，卻頗有點心領神會。第一，他自己已經說明：「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在了裡面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第二，他自己沒有說明，但卻不容置疑的是，他寫這個劇本的目的是為曹操翻案，而這一題旨正是通過劇中蔡文姬的命運、心態和她頌揚、感激曹操的語言，充分有力地表現出來的。依此，主要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而作成《紅樓夢》的曹雪芹，就更有資格說：「賈寶玉就是我！」
這並非是重複自傳說，而是自傳說的否定之否定。從事實行跡的角度說，賈寶玉不等於曹雪芹，不能說「賈寶玉就是曹雪芹」，自傳說是不對的。而從性情心跡的角度說，曹雪芹傾力塑造的賈寶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的生活經驗、感受和對生活的銓釋、評論，也可以說賈寶玉是書中小說化了的曹雪芹。
半是現實的，半是意象的
紅學擺脫了自傳說之後，把《紅樓夢》當作小說，把賈寶玉當作文學形象來評論，闡釋其性格的真諦，揭示其社會意義，產生了一些燭幽發微、卓有見地的好文章。但是，其中也還有些不足之處。有些論者熱情地稱頌賈寶玉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高尚純潔的心靈；有些論者則又拈出賈寶玉的一些今人看來不足為法的癖性、言行，予以貶抑，不同意說他是叛逆者或者「新人」。這種爭議的發生，自然同持論者的知識、文學素養和思想觀點有關。一般說來，持肯定論者的觀點是較為貼近《紅樓夢》的實際內容，持否定論者的看法往往是失於缺乏歷史的態度。不過，我覺得兩者還有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就是都把小說人物賈寶玉當作現實的人來對待了。
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與現實結緣的產物，是作家依據生活經驗，通過文學性的虛構手段塑造出來的，而塑造方式又有不同：有的是照現實人的模式摹寫而成，一般的寫實小說中的人物都是這樣，他們如同現實的人一樣地在作品描繪的那種社會、家庭環境中活動著；有的是以非現實的人的模式出之，或神仙，或妖怪，或異人，他們出入幻域，做著現實的人不可能做的事情；還有的是前兩者的結合，基本上是現實的人的樣子，卻有著超人的能力、本領，如傳奇式的英雄，或者具有某種經過作家誇飾超出了現實常規而意象化的性格、心態，賈寶玉就是這種小說人物。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是個與其他人物不同的特殊人物。曹雪芹只為他在小說開頭部分編織了一個象徵性的神話故事；作為紅塵中賈府中的一員，他身上仍然帶著那塊不可以須臾離開的「通靈寶玉」，失掉了它就要著魔，失去「靈性」。在小說的眾多人物中，只有他有資格「神遊太虛幻境」，目睹到註明他周圍的那些青年女子命運的簿子，聆聽了一套慨歎人生無常的《紅樓夢曲》。作者給賈寶玉添加了這些虛幻的成分，主要用意自然是給這部小說所展示的人生圖畫，也給小說的主角賈寶玉的性格、心理狀態，塗抹上一層濃郁的悲劇色彩，但是，他寫賈寶玉不避虛幻之筆，客觀上也表明他並不想要讀者太認真，把他筆下的賈寶玉完全看作實有之人、實有之事，或者說是必有之人、必有之事。這種寓意於幻筆的成分，在整部書中只是少量的附加物，就《紅樓夢》全書所展示的驚人的真實的人生圖畫說，不妨礙稱之為嚴格的現實主義的傑作；但是，這少量的附加物，集中地加在了賈寶玉的形象塑造中，則賈寶玉就不能稱之為嚴格的現實主義的人物形象了。
自然，《紅樓夢》中對賈寶玉的描寫，還是有著真實的內容的。在貴族之家的賈府中，賈寶玉過著錦衣玉食、頤指氣使的生活，為養尊處優的祖母所鍾愛，為主家權柄的母親所愛護，受著一心紹繼祖德祖業的父親的嚴格督促、管教，也遭到姨娘和庶出兄弟的ｄu＠１忌，幾遭不測，他感到有種行動不得自由的痛苦，等等，這一切都是非常真實的。特別應該講到的是他與林黛玉的愛情，從幼時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長又情趣一致，互為知己，而在那種環境中卻不得不顧忌地表示親密情意，每將真心隱瞞起來，只用假意試探，於是愛情被扭曲成另外一種樣子，綿綿私語化作無數次的口角，雖然間或有病中傳帕、雨夜探訪的幸福感，但更多的卻是憂慮、苦惱的折磨。應當說，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紅樓夢》更真實、更富有人生意蘊，從而也更感人的愛情描寫了。
自然，《紅樓夢》著力地寫了賈寶玉的性情、心理，多方面顯示了賈寶玉與他所依附的封建大家庭環境的不協調。生活於富貴之中，卻感到一種不自由的苦惱，說是「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他不願意照師父所訓，走仕途經濟的道路，也懶得與士大夫賀吊往來，作庸俗的應酬。他對一些身世不幸的婢女，抱有同情心，如在「鳳姐潑醋」那場鬧劇中，他想到「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姐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便不覺傷感起來。這一切也沒有離開文學再現生活的真實性原則。
然而，這還不就是賈寶玉。曹雪芹塑造賈寶玉的性格，並沒有滿足於文學的再現性，而是作了相當程度的藝術的集中、誇飾、增強，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現實生活的常規，進入了文學的意象化的境界。
賈寶玉初次出現時，作者假托後人作的兩首《西江月》詞批之，開頭便說：「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又曰：「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評論者都把它看作是寓褒於貶，似貶實褒，正道出了賈寶玉離經叛道、與環境不相協調的性情。這原是不錯的，但卻忽略了作者在對賈寶玉的性格的具體塑造中，也羼用了這種手法，將他那種性情擴張、增強到確乎有些失常，給周圍的人們留下譏笑、誹謗的口舌，給讀者留下似乎不可理解卻頗耐人尋味的意蘊。他貪看齡官在園中地上畫字，大雨淋得水雞似的渾然不覺，反倒提醒齡官快去避雨；他將丫頭手裡的湯碗撞翻了，自己燙了手，倒不覺得，卻問丫頭「燙在那裡了？疼不疼？」劉姥姥混編了一通一個女子死後成精，下雪天出來抽柴的「神話」，他竟信以為真，照著劉姥姥胡謅的地名去尋找，自然是一無所見；他還時而發些諸如「女兒是水做的骨肉」，器物「原不過供人所用」，「愛砸就砸」之類的近乎瘋癲的議論，等等。這類行為、言語，如果不用文學的眼光，而是逕直地當作現實的事物來看，那麼當然會像書中的傅家的兩個婆子那樣，認為是「有些呆氣」。但問題正在於作者要使賈寶玉的性格帶有某些捉摸不定的神韻，富有深沉的意蘊，並不那麼嚴格地拘泥於現實的真實性。試想，如果上面舉的數事不像《紅樓夢》所寫，而是改成賈寶玉只顧自己避雨，只顧自己手燙得生疼，只把劉姥姥講的「神話」當作故事來欣賞，那麼，真固真矣，但卻不再是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了。
許多評論都都曾揭示過，賈寶玉的叛逆性格突出地表現於拒絕走仕途經濟的道路；堅持和林黛玉情趣一致的愛情；尊重、同情不幸中的青年女子。如果說前二者是在顯示賈寶玉個人的命運——自然這樣說也並不排斥、忽視其藝術概括性——而後者則是通過他來顯示多種青年女子的不幸，無論是貴族小姐，還是奴才丫頭。賈寶玉是作為那多種女子的不幸的藝術觀照，而被安置在小說中心位置上的。小說開頭作者自云「為閨閣昭傳」，就已點明了這一構思意圖。所以，作者才在這一方面盡力誇飾、增強賈寶玉的以女子為尊貴的性情，讓他自幼便有喜愛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挨打時口裡喊著姐姐妹妹便可解疼痛；平時暴虐頑劣，見了那些女兒們便變得溫厚和平、聰明文雅起來等種種癡病。及長之後，他依然是最喜歡在女兒們中間廝混，以能為身世不幸的丫頭們盡點心為樂，甘心為做錯了事的丫頭們擔過、瞞贓，為姐妹們的不幸遭遇而感傷，為丫頭晴雯受讒被逐致死而憤怒，作誄文哀悼，發出「毀詖奴之口，討豈容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的聲討性的激烈言詞。這一切自然有真實的生活血淚，但也帶有意象化的性質。
大觀園女兒國的形成，有其不無合乎情理的原因，書中作了必要的交代。其實這也是作者為賈寶玉，自然也為透過其心靈觀照出的那許多女子的不幸，而虛構的理想化的環境。舒蕪在他的那本的《太虛幻境和大觀園》一節裡說得好：「這個青春的女性的小世界，卻純粹是出於理想，通過極特殊的虛構而形成的，是當時的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試想，如果不是有個大觀園，賈寶玉對封建仕途經濟的厭憎，對女性的尊重，對封建壓迫下女性命運的深廣同情，特別是對林黛玉的包含近代精神和原則的戀愛，能有機會如此充分地表現出來麼？」不過，還可以補充發揮一下，在曹雪芹筆下，大觀園的女性世界只是賈寶玉的天真心靈的理想世界，實際上也並不理想，它不僅不能與周圍污濁險惡的世界絕緣，時時受到外來風雨的侵襲，直至狂風暴雨的摧殘，它內部又何能沒妒忌、讒陷、權術、告密種種明爭暗鬥，所以，結果只能是天真心靈的美好理想的破滅。這樣也就完成了賈寶玉性格的創造，通過他那一種獨特的、意象化的性格、心靈，將現實人生的諸種不幸，集中地從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的命運的角度上，帶著詩意的哲理的意蘊，一齊觀照了出來。
賈寶玉的形象，半是現實的，半是意象的，不可以用品評現實人物的標尺作政治、道德的鑒定，既不可將他獨尊青年女性的性情看作是反映了某種人性，也不可將他視之為泛愛主義者。
囫圇不可解，實又可解
熟悉曹雪芹身世的脂硯齋，於《紅樓夢》第十九回，有一段頗精采的評語：
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幾處更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這段評語講的是他讀小說所得出的實際印象、感受。正因為實際，非浮泛之論，也不強作解釋，所以頗為貼切地道出了賈寶玉形象的特點，能給我們一些可貴的啟示。第一，謂「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曾親睹者」，可見他並不認為賈寶玉為曹雪芹之自我寫照，賈寶玉並非即是曹雪芹。第二，謂「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這就進一步表明，在他看來，賈寶玉是曹雪芹寫的性格奇特、世上不曾有過、前人也未曾寫出過的小說人物，也就是他直觀地覺察到了賈寶玉性格的獨特性、非寫實性，以及在文學史上的首創性。第三，謂「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就是說賈寶玉的一些言語、行事，他一方面覺得含混不解，乃至令人可笑；另一方面又覺得個中還有些道理，然而箇中的道理卻又說不清楚。這正是文藝觀賞中的一種所謂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境界，這種觀賞境界往往是由作品的不求形似，重在神似，形象富有含蓄性，或者是寓真於奇，壯辭可得喻其真的藝術特點所造成的。這表明賈寶玉的形象正具有了這種特點。第四，最後幾句是讚揚賈寶玉的形象有鮮明的個性，非常成功，合目思之，猶在眼前。
不過，脂硯齋畢竟是二百年前的人，他對賈寶玉之發言、生性「說不出理路」，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他還受著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對社會、文學兩個方面的事情還不甚瞭然。二百多年後的今天的評論者，如果不太拘泥於所謂現實主義的文學觀，而是如實地將賈寶玉作為小說人物，並且是作為非完全寫實的意象化的小說人物來看待，恐怕便可以變「說不出理路」為可說出理路來了。
曹雪芹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對人生價值、意義的多方面的思索，創作《紅樓夢》，塑造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的。這就決定了小說的構思特點：通過賈寶玉與其環境的不協調，賈寶玉對傳統的生活規範、道德習俗的懷疑、評論，來顯示他體察到的封建上層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由此也就決定了賈寶玉形象在小說中的雙重地位和富有思辨性。文學的形象性，文學創作的自由性，即可以運用誇飾、比喻、象徵多種手段，可以不必拘泥於現實的真實性，而致力於更高的詩意的真實性；而且其體驗、思索到的，不是早已形成的觀念、道理，甚至還沒有捕捉到明確的表述語言。這樣，賈寶玉的形象、性格就帶有了一定程度的意象性、象徵性的成分，他的發言每每帶有「囫圇不解」的奇特性。
賈寶玉性格的突出特點是尊重、同情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並且發了一通「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的「癡話」。其中不無道理：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較少庸俗卑劣的世相，較為天真純潔。她們免不了不幸，被奴役的丫頭們已受到奴役、凌辱，即使是貴族小姐們也免不了受夫權的壓迫，珠光寶氣中也有悲哀。以青年女子為尊貴，將男性斥之為鬚眉濁物，正是與傳統的「男尊女卑」的觀念唱了個反調。
賈寶玉拒絕仕途經濟之路，嘲笑世人「除了《四書》《五經》，把別的書都焚了」，豈不是用生活的語言把漢代以來的「獨尊儒術」的政教，放在了被嘲弄的地位上。賈寶玉說：「除了『明明德』以外無書，都是前人不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出來的。」這同李卓吾於《童心說》中所說：「夫《六經》、《語》、《孟》，非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是一樣的意思。這都是對宋明道學的否定。有趣的是賈寶玉保留了《大學》首章「明明德」一個命題，聯繫他所發的「各任性情」的「愛物說」，對照李卓吾《答周若莊》札中所說「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無」（《焚書》卷一），則不難看出其意思同宋儒註疏恰恰相反，所謂「明德」指的是人之本性，並非封建道德；所謂「明明德」也就不再是提倡封建道德，而變成尊重個性，讓人各適其性了。
賈寶玉批評了所謂「文死諫，武死戰」的德行，認為那些官僚那樣做不過是「邀功邀名」而已。李卓吾也發表過意思相同的議論：「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為之，況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大害而有大利乎？」（《焚書》卷一《答耿司寇》）一個是通俗的表述，一個是文章論述，而其所述則一，即都是用功利主義觀點來解釋「文死諫，武死戰」的道德行為，剝落了加在這類行為上的道德語言的偽裝。
有的論者認為：賈寶玉的叛逆性格主要表現在其性情、心理、行為諸方面，這類「囫圇不解」之言論並不重要，讀者不會對這類抽像說教感興趣。這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曹雪芹既然讓他發了這樣的議論，而且與其行動聯繫在一起，正好構成其心靈的一個方面，又怎能視為無關重要呢？讀者自然可以不大留心，不大感到興趣，但評論者卻應當置之於自己的評論之中，不能忽視賈寶玉對自己的性情、心理、行為所作的解釋、說明。
已有論者看出賈寶玉和魯迅筆下的狂人形象的類似性。這是極有道理的。無論從性格的內涵、意蘊，還是從形象的外在特徵，都可看出兩者誠為一家眷屬。自然，兩者也有差異，賈寶玉現實的一面大於意象化的一面，基本上還是宛如實際生活中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特別在愛情生活中，用心甚細，一點不呆、不癡；而狂人卻是意象化的一面大於現實的一面，發言幾乎全為象徵性的「狂語」。狂人能夠看得出四千年的歷史滿本都寫著「吃人」兩個字，「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呼喊「救救孩子」——「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較之賈寶玉只是呼吸到悲涼之霧，咀嚼著人生的苦惱，同情那諸般「女兒」的不幸，幼想逃避開污濁的世界，顯然更富有徹底的批判精神，對人生的前景的憧憬也更加明確、自信。這是因為，它們產生在不同的時代，從賈寶玉到狂人，中國的歷史又繼續走了一段路程，曙光已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