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和 賈寶玉
(一)
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對這部文學巨著的爭論歷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賈寶玉這一典型形象，更是眾說紛紜。但從五十年代那場對紅樓夢問題的大討論之後，李希凡、藍翎同志的兩個觀點，即認為賈寶玉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賈寶玉是代表新興市民思想的資產階級「新人的萌芽」，已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意見。^賈寶玉是什麼人呢?他生於十八世紀中葉一個封建貴族世家，靠著祖上的萌庇，那個社會中對一個人來說所有能獲得的富貴，他都天生就擁有；那個社會中對一個人來說能走向成功發達的唯一道路——功名仕途，對他也是輕而易舉暢通無阻的。但他卻偏偏厭棄這一切現成的富貴功名，討厭禮教，蔑視仕途，進而對封建尊卑秩序倫理道德等也都異議百生，行動言語處處和那給予了他絕大優遇和特權的現實社會格格不入。他的天國是在女兒群裡廝混，調脂弄粉慇勤周到，而對外面那男人的「經國濟世」之大世界卻冷落蔑視至極……所有這一切，和當時的世態觀念自然是極端地不調和，以至他在別人眼裡是「不肖」、「癡頑」，而在他自己則釀成無可解脫的精神苦悶，終至走向幻滅。^這樣一個人，當然是具有一定反封建的叛逆性的，但是據此便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甚至是什麼「資產階級新人的萌芽」，那就未免是過份地「拔高」他，而與小說的實際相差太遠了。^
戴得上「叛逆」、「英雄」的桂冠的人，起碼應該能認清封建社會之本質，能提出從根本上反封建的思想(甚至行動)綱領。賈寶玉是反對封建禮教、八股仕途的，但是他的「反對」，是出於自己真純的個性與僵死虛偽的封建教條相牴觸而產生的感性上的厭惡，並非已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理性認識，所以他才會一面批評「文死諫，武死戰」這樣的封建忠君道德，一面又說：「他只顧邀名，猛拼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還說：「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予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三十六回)過去許多學者只強調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的批評，而把後面的議論略去不談，實際上後面的議論很重要，它清楚地說明了寶玉所反感的是歷來所推崇的「忠君的手段」而非「忠君」本身，即使翻遍整部《紅樓夢》，也找不出一句寶玉對「君權」的非難。不論他對封建教條厭惡到什麼程度，也不可能對其所維護的根本目的——至上的「皇權」提出異議。
除了這種思想上的局限之外，在具體的行動準則上寶玉也沒有跳出封建貴族的立場。如寶玉和黛玉的戀愛，以及和大觀園中諸多女孩子的關係，一向被許多研究者拿來作為寶玉追求「自由戀愛」、「男女平等」之類的鐵證。其實，從《紅樓夢》的具體藝術描寫來看，寶、黛的戀愛確實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叛逆性，寶玉和一些婢女的關係也的確閃現著較自由、較人道的溫情色彩；可是寶玉對婚姻、愛情、異性的根本態度仍然是一個封建貴族的態度。如他對於充斥在家族裡的娶妾、淫亂等扭曲骯髒的兩性關係，就從來沒有異議，甚至沒有感覺到不自然。他既愛著黛玉，也喜歡襲人，當得知王夫人要把襲人給他做妾時，更「喜不自禁」(三十六回)。這裡的「喜」，並不說明寶玉對黛玉「不忠」或「分心」，因為從一個封建貴族的思維方式來說，納丫頭為妾是「天經地義」的，是和對黛玉的感情根本不相干的。^再說寶玉的「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氣逼人」，一些研究家便據此種語言來斷定寶玊?有「男女平等」思想，若真如此，寶玉對「納妾」這樣最侮辱女性的醜行無動於衷又怎麼解釋呢?其實寶玉的意思只是借讚美較遠離功利的少女的純真來表達自己對於名利圈中男人天下之虛假骯髒的厭惡，所以同樣是說女人，只有少女才是「真珠」，老了便成了「魚眼睛」，意思仍是說少女比老婦人涉世少，利慾心也就少，用意仍在表達自己厭棄功利濁世的情緒，和男女地位之高低平等與否根本不相干。
由於自古及今凡是癡心純潔的愛情都有著跨越時代的相近，所以特別容易讓人在這一點上產生錯覺而拔高寶玉，以至有人說寶、黛愛情是「一首反封建的頌歌」。其實就在這場動人的愛情悲劇中，寶玉從戀愛心理到戀愛方式都依舊是封建貴族式的。小說中明寫和寶玉發生過性關係的就有秦可卿(托夢虛寫)和襲人。賈寶玉可以有「亂倫」行為，也可以和襲人長期保持肉體關係而不覺得任何不安，但一碰見黛玉便真真假假隱晦曲折，膽小規矩到連一句真心話也不敢說，這種對異性的反差極大的矛盾行為，正表現了封建貴族在兩性關係上的一種典型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特徵：背地裡怎樣胡來都可以，但一講婚嫁便無一不是禮教大防；對襲人這樣的下人是怎麼都無所謂的，根本構不成道德觀念，可對於同樣是貴族身份的黛玉的異性愛，則屬於禮教森嚴的戒律之內，不能越雷池一步了。^以上所述都說明寶玉雖和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處甚多，但其思想行為的根本點並未超越封建貴族的基本立場，當然也就稱不上是「反封建的英雄」之類。
所謂資產階級「新人的萌芽」，是一個較為複雜的概念，這種人雖然可以出現在封建社會末期，但必須反映出資產階級那以商業貿易和金錢為中心的社會原則以及這種社會原則所孕育出來的性格，心態——他至少應該是進取的，精於計算的，務實利的，著眼於現實不停地追求和行動，而絕不沉溺於虛浮的幻想和無謂的感傷情調中的……。很清楚，賈寶玉的基本性格特徵和這種資產階級「新人」——即便是萌芽——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我看來，不僅賈寶玉不是資產階級「新人的萌芽」，甚至直到「五‧四」運動為止，中國的文學作品中都沒有出現過一個資產階級「新人」的形象。至於「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學作品，包括魯迅、老捨、巴金、沈從文、錢鍾書……甚至包括茅盾的《子夜》，並一直到今天的當代文學作品，究竟有沒有出現過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新人」的形象，也值得懷疑。
綜觀《紅樓夢》全書，賈寶玉自始至終徹頭徹尾是一個封建貴族的藝術典型。不同的是他生在封建貴族階級全面走向沒落的時期，是那虛偽腐敗的沒落貴族群內較健康較清醒的一個，還難能地保持著一顆真純之本心，因此便不能妥協於那末世環境的污濁，近乎本能地厭棄這污濁世界所推崇的種種道德觀念，說盡做盡「奇言異行」；可另一方面，他又根本不可能跳出這濁世，在他「奇言異行」的本質深處，也仍然逃脫不掉他所咀咒的濁世原則的支配力……他的敏銳和才情，使他天生就癡迷於生命中最高意義上的「美」，這不是俗世功利。對於寶玉來說，「富貴榮華」天生具有，已不存在任何現實的「追求」意義。反過來他所希冀渴求的一種從外貌到靈魂、人和人之間更單純自然的「美」和「真」的境界，可現實虛偽腐敗，不容任何「美」和「真」生存，於是便在這對「美」的癡迷及對「美」的被毀滅的痛楚中，寶玉的生命被扭曲著，演成了一出不是結果也可算結果的虛空或者說幻滅的人生悲劇。
或許會有人質難：如果說賈寶玉只不過是一個封建貴族的藝術典型，並不是代表什麼新的社會力量的「新人」的話，那麼這一形象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過去評價文學作品和文學形象，常以是否塑造「新人」以及此種「新人」所代表的某種社會力量來作為它價值大小的評判標準。其實，一個世紀前俄國評論家杜勃羅留波夫就說過：「文學不能跑在生活之前太遠。」事實上，越是成功的文學作品，越可能只描寫成熟透了的生活所提供給我們的成熟透了的形象。托爾斯泰的「安娜」，魯迅的「阿q」，曹雪芹的「賈寶玉」，都是生活中已成熟透了的形象，這種形象所提供給我們的豐富的哲理意義和極高的審美價值，是那些尚在臆測中，還可能只是自己「向隅虛構」的所謂「新人」，根本無法比擬企及的。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謂「成熟透了的生活」所提供的「成熟透了的形象」，並非是和「未來」和「新」沒有關係的。因為過去現在和未來，新和舊，本來就是辯證的統一體，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作家把握住的是真正的「成熟透了的生活」中孕育出來的具有本質意義的「成熟透了的形象」的話，那麼他們在「成熟透了」的同時必定越過「成熟」的頂點，開始走向消亡，於是那屬於未來的真正的(非虛假的)「新時代」、「新力量」「新人性」等一切「新的要素」，便必然在這消亡的變奏中如世紀之啟明星辰一般悄悄閃光——這，我們認為也就是賈寶玉這一形象之所以能達到如此之高的思想高度的根本原因。
(二)
除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色彩以外，賈寶玉這一藝術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可是在十八、九世紀俄羅斯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中一系列塑造得最成功的主人公們身上，竟然都能發現一些賈寶玉的影子。不是嗎?對生活冷漠厭倦的奧涅金，燥動盲目的彼卻林，「理想遠大」卻一事無成的羅亭，最後還有那著名的懶漢奧勃洛摩夫，在這些文學人物身上，從社會背景，家庭環境到思想性格、語言行動，時時處處都表現出某些和賈寶玉相同之處，彷彿他們雖然是異國異族，相互間卻不可思議地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血緣關係似的。早在一八五九年，杜勃羅留波夫就在俄國雜誌《同時代人》第五期上發表了著名的評論文章《什麼是奧勃洛摩夫性格》，用「奧勃洛摩夫性格」來概括描述從奧涅金到奧勃洛摩夫這一族俄羅斯的文學典型形象，歷來的文藝批評中也有一個慣用的形容他們很適當的詞：「多餘人」。為什麼寶玉和「多餘人」家族有著一些相似之處呢?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認為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賈寶玉實際上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式的「多餘人」。
如所周知，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都是一些封建貴族，生活在封建社會末期俄國奴隸制即將崩潰的前夜，他們有財產田莊奴僕，而且都是些很聰明很優秀的人物，或者說是「知識分子」(當然是貴族知識分子)，有著較正直的感情，並且思想才華都遠遠「超出於包圍著他們的現實之上」１，因此他們對現實懷著極大的輕蔑和不滿，表現出相當的批判色彩和一定的叛逆性。可是，不論他們怎樣咀咒和蔑視現實，也不論他們怎樣地折騰，或者「徒勞無功地追求活動」２，或者乾脆躺下什麼也不做，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麼?應該往哪裡去?而且關鍵在於他們其實根本就沒有打算過要「實際」地去做點什麼……因此，除了失望和幻滅之外，他們在生活的思辯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都既沒有目的也沒有出路……。所有這些簡直和賈寶玉的人生性格的基本特徵沒有什麼兩樣。
誠然，俄國貴族社會和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完全相同，但作為同是封建社會形態中的特權階層人物，他們在本質上並無大的差別。賈寶玉和「多餘人」一樣是封建貴族，生活在貴族社會，一樣地擁有世襲的財產和貴族封號，一樣地有成群的奴僕侍候３。「穿得高貴，吃得講究」，因為爵位可以世襲，仕途功名的奮鬥於他們亦是表面文章，在他們的人生經驗裡，只有享受得發膩的「閒愁」，從不知什麼叫饑寒勞苦，也不知什麼叫工作。寶玉的外號叫「富貴閒人」，試想若將這「雅號」送給奧涅金、奧勃洛摩夫，即便是送給彼卻林和羅亭，也決沒有不合適的。杜勃羅留波夫在他那著名的論文裡說：「奧勃洛摩夫性格的主要特徵……是在於一種徹頭徹尾的惰性……」，「托福於祖上的蔭庇，擺脫了最微小的勞動……」，寶玉雖說不像奧勃洛摩夫那樣整日橫躺在沙發上不願多動一動，但他的確可以像奧勃洛摩夫一樣宣稱：「托福上帝，我有生以來還從來沒有自己在腳上穿過襪子呢!」(只要看寶玉事無鉅細樣樣由人侍候，便可猜想他大抵是絕不會自己穿襪子的)。所有的「多餘人」都不知道勞動，他們「沒有給自己掙過一塊麵包」，在世界上也沒有做過一樁「正經的」事。杜勃羅留波夫說：「沉重地壓在這些人物身上的，都是同樣的奧勃洛摩夫性格。這種奧勃洛摩夫性格，在他們身上烙印下了懶惰、寄生、在世界上毫無用處這些難以磨滅的記號」，雖然我們很稱讚寶玉真純的天性和聰敏的才情，就像奧爾迦稱讚過奧勃洛摩夫一樣：「你寬宏正直……你溫柔……」，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若將杜勃羅留波夫說的這種「奧勃洛摩夫性格，放到寶玉身上，是並不冤枉他的，正好比若將曹雪芹形容賈寶玉的名言「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放在所有「多餘人」身上，也是十分適用的。無論是賈寶玉還是「多餘人」家族，在他們的本性中，有著某種很美好甚至很卓越的東西，但是他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所處的貴族特權地位，加之各人獨特的個性，使他們除了那種「多餘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再另有健康的生活。
筆者雖然從未見到過討論賈寶玉和「多餘人」的關係以及認為賈寶玉是「多餘人」的論文，但在當年的《紅樓夢》大討論中，李希凡、藍翎、徐士年都曾在自己的論文中提到過反對把寶玉「想像」成「多餘人」，徐士年先生於此更有一些論述：「……把賈寶玉和奧涅金到奧勃洛摩夫的『多餘人』典型相比較，在本質上也並不相同。『多餘的人』是自私的，怯懦的，因為猶豫不決，缺乏實踐的勇氣。他們雖然也有著某些崇高的想法，但他們從來不肯為著別人，或者為著自己的理想去犧牲自己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實際利益。在男女社交已經公開，談戀愛已經成為男女青年們普遍課題的俄國，所有『多餘的人』都沒有為了一個真誠地愛著自己的女子，付出任何實踐的代價……而賈寶玉顯然不是這樣的。……他和『多餘的人』有一個最本質的不同，即他是把自己的整個的靈魂奉獻給自己的理想和基於這一理想的純潔的愛情的。儘管賈寶玉所在的是強調『男女之大防』的中國封建社會，儘管在他的頭上壓著封建的三綱五常及其執行者賈政，儘管他是在絲毫沒有自由的環境裡，這些都是比一切『多餘的人』們艱難無數倍的，但他仍然執著地追求著，實踐著，奉獻著自己的全部生命而且從不退避，一直到拋棄他已經獲得的一切現實世界的利益。哪一個『多餘的人』能夠這樣呢?」徐士年先生的這一看法實在是很表面的。當然，賈寶玉和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不論多麼相似，總還是不同的，但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卻非如徐先生所說，是寶玉如何地比「多餘人」「堅定」、「前進」。恰恰相反，「多餘人」性格的「批判性」要比寶玉更清晰，更進一步。寶玉的誕生比「 多餘人」家族裡的「老大」奧涅金要早出生大半個世紀。當最後一個「多餘人」奧勃洛摩夫出現時，俄國的農奴制社會已處在徹底崩潰的前夜，人們對這個制度已不再是不滿批評的問題，而是開始真正地行動起來去推翻這個制度，因此「多餘人」們對於現實的批判性思考，就比尚處於封建社會濃夜中的賈寶玉要來得清晰。例如奧涅金就想到要：「以輕微的租稅來替代，古來勞役的重擔」。相對來說，賈寶玉對農民的疾苦就沒有過什麼正視和思考。
至於徐士年先生所論的對待愛情和所謂理想的問題。應當說，「多餘人」們確實是自私怯懦的，也沒有為別人或者為愛情及所謂「理想」犧牲什麼，但是，賈寶玉又到底為別人或者愛情及所謂「理想」犧牲過什麼呢?晴雯是因他被逐以至病死，但他卻是在「……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七十七回)，終於連一句起碼的求情話也不敢說；金釧兒更為他幾句調笑話弄到自盡身亡，他也不過「早一溜煙去了。」(三十回)「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三十二回)；即使對於「睡裡夢裡也忘不了」的林妹妹，其生前寶玉和襲人關係暖昧，死後寶玉終究娶了寶釵生了兒子，除了「發誓賭咒」，把「好妹妹叫了幾萬聲」之外，寶玉究竟又為自己的愛情有過什麼了不起的抗爭奮鬥或犧牲呢?當然我們並不否認當時環境的制約，也不否認寶、黛之感情，但我們還是要說寶玉的行為態度歸根結底仍在不過是「多餘人」式的自私和怯懦罷了。至於寶玉的「出家」實際上是一種對黛玉都包括在內的最終的「捨棄」，怎麼談得上是為愛情所作的「犧牲」呢?^當然，寶玉在對待異性、愛情及所謂「理想」上，態度確實要比「多餘人」兄弟們癡心得多。但是問題的實質在於「多餘人」根本沒有什麼理想，也不知道要作什麼犧牲。正如杜勃洛留波夫所說，「多餘人」「看不見生活中的目的，又不能給自己找到合適的事業」，而且每一個人「多餘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生命的無目的性，這種「意識」困撓和壓迫著他們，使他們沉重地思考著生命的意義及自身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彼卻林說：「我不由得要問自己：我活著，為的什麼?我生下來，為的是什麼樣的目的?……我永遠喪失了嚮往於崇高目標的熱情……」。羅亭也很瞭解自己：「自然給了我很多東西；然而我直到死，不會完成一件值得我的能力去做的事業……」。奧勃洛摩夫於自身和環境簡直是比其它「多餘人」有著更清醒的自覺：「他們說生活是在社會裡嗎?好一個生活!你在那裡找尋些什麼?理智的樂趣呢?還是心靈的?……沒有，沒有什麼深刻的能夠打動人們心靈的東西。這些在人世上出頭露面的人物，比我更糟，他們全都是死人，全都是昏睡不醒的人!……」。這些思考和直白，讓我們看見了「多餘人」在找不到生活目的的痛苦中，不僅對環境，更深刻的是對自身進行了相當清醒的批判，於社會於自身他們都不再有夢——這種連對自身都已看透了的「覺悟」究其批判意義來說確實已到「頂」了，再往前走哪怕是半步，便也只能是行動，真正地對於批判目標的摧毀性行動。但是，「多餘人」家族中任何一個成員都不會再往前走這半步而進入另一條對他們的人生說來是太陌生太勉強的路，他們只能在自己走慣的這條人生途中一直走到「頂點」，最終是躺下來，不再抄?意多動一動……。寶玉走的路顯然是和「多餘人」走的路基本相通的，但他是遠在「多餘人」出世之前，便已走上了這條路。也許正因為太早了一點兒吧，他始終也沒能走到甚至是和第一位「多餘人」奧涅金接上頭的地步。寶玉也批評當時社會的道德原則，也蔑視周圍功利世俗之徒，但與「多餘人」對環境對自身兩方面都徹底「夢醒」了的否定性「冷漠」相比較，他尚有夢，尚有一顆「癡迷」之心——他還癡望在那毫無希望的惡濁社會中找到一片可以棲息一下靈魂的「淨土」——這便是少女的純淨和美麗，而其中心更是黛玉的知己和愛情……。較寶玉晚七十多年出生的「多餘人」連對於異性「美」的戀情依賴，也都疲備厭倦了——奧涅金對那些「名門多情女子」是「找到她們時沒有什麼狂喜，丟棄了她們時也沒有什麼憐惜」，彼卻林是：「我無論怎麼熱情地愛一個女子，然而只要她使我這樣感覺，我應該娶她——那麼去它的吧，這種戀愛。」……難道他們真的如徐士年先生所評那樣自私到連對自己的愛情也不肯「付出任何實踐的代價」嗎?並非如此!即便是「多餘人」，對異性的愛和美也是渴求的，奧涅金其實開頭就愛上了達吉雅娜的；奧勃洛摩夫也「幻想」過「溫柔而美麗的妻子」。問題的癥結在於：這種異性的「愛」和「美」在他們心中所引起的短暫的溫情已完全不再具備足夠的刺激力量，不可能重新震撼起他們那被現實所冷透了的心和熱情。一顆在病態社會中被長期扭曲的痛苦的心，對一切都覺著窒息厭煩，心灰意冷，怎麼能指望這樣一顆心能脫離開現實環境而在愛情中得到寄托與新生的熱情呢?寶玉出生的時代比「多餘人」早得多，所處環境是強調男女之大防的中國封建社會」，他身在大觀園女兒國內，但真正的愛情對於他來說只能是一個美麗的幻想，一顆不能嘗到，因而也就特別誘人的「禁果」正因為沒有「愛」的自由，對於「愛」的夢想就越發地癡迷。再加上寶玉滿腔熱切無處去的性格，很自然就會把只能擱在心頭默念幻想的「愛情」，在感覺的想像上擴大開來，成為生命中熱情積聚的焦點而傾以全部的寄托和希望……。不妨設想一下，若寶玉晚生一個世紀，生在「談戀愛已經成為男女青年們的普遍課題」的時代的話，愛情對寶玉是不是還會擁有如此壓倒的魅力?會不會依然成為把他從和俗世無法調和的精神痛苦中「拯救」出來的力量?顯然值得懷疑。事實上寶玉最後的出家，便是對「情」的「勘破」。襲人說得很明白：「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姐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一二○回)這段話讓我們看到，寶玉從女孩兒的「情」中尋求解脫於濁世的「淨土」起，終於走到了包括對這種「情」在內也都統統捨棄的地步，這種「捨棄」與「多餘人」對「情」、「愛」的心態已相當接近，儘管具體情況不同，但本質相似：即同是「勘破」了在「情」、「愛」之中並不能為他們那顆與社會現實極不調和的痛苦的心找到根本的精神寄托。因此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即使寶、黛結了婚，寶玉仍會由於對整個現實的厭棄和無出路感而最終亦「勘破」此中「情緣」，並仍舊以中國獨特的「遁世」形式，表達出那種「多餘人」式的對「情」、「愛」的幻滅。
在賈寶玉和「多餘人」的靈魂深處，都存在著一種對「無為主義」理想很深刻的追求。杜勃洛留波夫說：「奧勃洛摩夫們是都神往於田園生活，神往於一種沒有什麼要求的無為的幸福。」「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只是一種夢，一種理想，——一種最悠然自得的安靜，一種無為主義。」再來看寶玉說的話：「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為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三十六回)「……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三十九回)。這些話表面上看都是對周圍女孩子眷戀之癡語，但往深裡看去，就可以發現一種極獨特又極悲哀極深刻的對於生活的徹底的「無為主義」理想——這才是賈寶玉的真追求之所在!而非如一些人所牽強想像的「反封建」、「人道主義」等「革命理想」——除了希望女孩子看守著他之外，於人生便一無所求，然後是化灰化煙，去到那想像中空靈世界般的「幽僻處」，再不要托生為人! 多麼悲哀的對人的濁體的否定，多麼徹底的「無為」境界。若與「多餘人」的「田園、散步、美人……」甚至也包括戰爭、冒險(如彼卻林的生活)，另一種表現形態之「無為主義」相比較的話，寶玉更注重精神性靈上的超脫，他從不像「多餘人」那樣去考慮「無為生活」的具體情節，而只神往於一種悲哀氣氛的靈魂深處之萬籟俱寂……，這大約就是中國傳統的老莊思想中的「清靜無為」吧。^彼卻林說自己之「所以會想出這一切令人嫌惡的放蕩行為，只不過因為他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來……」，這也許是每個「多餘人」也包括寶玉，選擇「無為」之途的理由吧。現實黑暗腐敗，看不見一點值得追求的東西，一個尚保有些真性靈而不願同流合污之人，加上又有聰明的頭腦，高傲的性格，富有的財產(因而不存在現實生活的壓力)，當然可以想像他寧願選擇「無為」而不會選擇在卑俗現實中蠅營狗苟，寧願在「無為」中尋找寄托靈魂的虛無色彩的「安靜」，而不願陷入俗世紛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多餘人」和賈寶玉的「無為主義」理想並非完全的消極遁世，相反帶有在他們的社會環境和生活道路的規定因素下所特有的反抗色彩和積極意義：即以「無為」的形懷來表達自己對俗惡現實最大也是最悲哀無奈的蔑視和卑棄。特別是寶玉，由於他所處時代早，尚無選擇的可能，因此他的「無為主義」理想比起後來的，已經生活在應該真正行動起來的時代的「奧勃洛摩夫們」的「無為主義」，就具有更高更強的反抗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