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寶玉和賈寶玉
在《紅樓夢》這部古典名著中，有好幾對性別相同、年齡相仿、性格相似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甄、賈寶玉。學者們對這兩個人物形象的看法主要有：《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傳，甄寶玉和賈寶玉就是曹雪芹[1] ；「真」、「假」 (甄、賈)兩寶玉是合二而一的人物，許多地方說的是甄寶玉的事，卻不妨把它作為賈寶玉行徑的佐征[2] ；「甄寶玉也就是賈寶玉啟蒙時的情形，此後沒有再提的必要」，高鶚在續書中讓甄寶玉復活，並且使他前後迥若兩人，是「不瞭解曹雪芹」[3] ；有人竟以「甄寶玉——曹雪芹的敗筆」為題，說甄寶玉是《紅樓夢》中寫得失敗的多餘的人物，「他毫無生活氣息，形象蒼白無力，實際是賈寶玉形象的機械重複」[4] ，等等。以上觀點有的不無合理性，有的則失之主觀和片面。我們認為，兩個寶玉在少兒時期性情酷似，到青年時期則貌合神離。作家在塑造這兩個人物形象時，採用兩副筆墨，表現了兩種心腸—— 對賈寶玉主要進行正面實寫，對甄寶玉主要進行側面虛寫，使二人真假相映、虛實相襯，從而展示了封建時代不同類型文人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樣態，表現了作家世界觀的矛盾和對人生價值的可貴探索，寄寓了作家的愛憎褒貶，作家的探索對於今人也頗有啟迪。
一、一對不肖的頑童
《紅樓夢》中的甄、賈二寶玉的相似程度是驚人的：不僅家世、生活環境、在家中地位相似，而且名字年齡身材相貌相同，更奇怪的是兩人從童年到少年時的性格情趣也如此相似：都頑皮淘氣，「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都不想顯身揚名、走仕途經濟之路，呈現出離經叛道的色彩。可以說，他倆是一對不肖的頑童。
在古代，儒家的人世成為廣大文人階層最基本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樣態。儒家所推崇的輔國理民、建功立業，是全社會公認的人生最高的價值目標，讀書應舉、及第加官被奉為人生正道，貴族家庭為使家勢永昌，更希望子孫後代步入此途。可是《紅樓夢》中的兩個寶玉卻頗負家長之厚望，自幼就怕上學厭讀書，極力逃避封建教育，拒絕走科舉仕途之路，並因此討厭男人，而喜與裙釵為伴、以年輕女性為友，有時恨不托生為女。他們在五、六歲時就發出過驚世駭俗的褒女貶男論。如賈寶玉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甄寶玉甚至說：「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清靜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這兩個寶號還要尊榮無比呢! (第二回)基於這種認識，兩個寶玉都對女兒尤其是未婚女子表現出極度的虔敬，「呢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5] 。賈寶玉還把和姐妹鬟婢自由平等真誠相處、互為知已，共同遊玩嬉戲、永不分離作為自己的終生理想。甄、賈寶玉對女性的這種態度被警幻仙子稱為「意淫」。所謂「意淫」就是尊重異性的人格，體貼其情感，慰藉其寂寞，同情其遭遇命運，彼此進行情感的交流，達到精神的契合。意淫的實質就是在與女性交往中，捨肉取靈、精神戀愛，它和皮膚淫濫有明顯區別。像甄、賈寶玉這樣的癡情男兒，「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愚闊怪詭」，引來「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第五回)，因為他們的思想和言行是與男尊女卑的正統道德觀念相牴觸的。在當時的社會，服侍和順從男人是婦女的天職，男人壓迫和玩弄女性也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而兩個寶玉竟然背道而行，所以貴族家長們可以原諒和姑息賈璉之流的「皮淫」，卻無法理解和容忍兩個寶玉的「意淫」，他們稱寶玉為「淫魔色鬼」，斷定長此下去，兩個寶玉「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家長們既不能允許兩個寶玉對封建正統道德觀念的破壞，又擔心他們常在內幃廝混，會胸無大志， 日益脫離讀書作官的人生正軌，影響家世利益，故而想方設法要讓他們「改邪歸正」，這其中有溺愛和規勸，有眼淚和哀求，也有狠毒的鞭笞，無奈收效甚微。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兩個寶玉極力逃離男性世界， 「不顧流俗誹謗譏訕，醉人花叢，樂而忘返」呢 ?他們為何要批駁鬚眉濁物呢?難道這僅僅是兒童貪玩弄性、「逃避成長」、「拒絕成長」心理的反映嗎?難道僅僅是男性對女性美的一種本能的嚮往嗎?當然不是。他們的思想志趣是有深刻的社會內涵的。我們看到，小說中的許多男性，或像賈政那樣古板冷酷、平庸無能，或像賈雨村那樣投機鑽營、貪財枉法、忘恩負義，或像賈赦父子、賈珍父子那樣欺凌弱小、荒淫無恥，或像賈環那樣小腸嫉妒、卑鄙齷齪，他們是那樣可厭可惡，可恨可鄙。相反，那些閨閣女子很少受到世俗的污染，多美麗善良、天真活潑、聰明多才、清純高潔，她們得自然之精華靈秀，充滿青春的活力和浪漫氣息，是那樣可愛可喜、可憐可敬。男女之間的種種區別，自然決定了兩個寶玉的好惡趨避，使得他們或本能或自覺地對世俗的道德觀、價值觀、等級觀念和仕途之路都進行了反叛。他們的行為在客觀上對男性統治地位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問接地對由男性支撐的社會制度給予了否定 。[5]
總之，啟蒙期和少年期的甄寶玉和賈寶玉，在許多方面像一對孿生兄弟一樣難分彼此，難怪有人說他們是合二而一的人物。小說通過這對相似人物形象的設置，說明在封建制度即將崩潰之時，在統治階級內部，異己者和叛逆者會應運而生，不僅有甄寶玉、賈寶玉，還會有張寶玉、李寶玉⋯⋯儘管與強大的封建正統勢力相比，他們還十分弱小幼稚，但作為志同道合的新人，他們會互相觀照和鼓舞，從而增強反抗的勇氣和勝利的信心，同時給其他貴族青年樹立楷模。他們是衝破封建堡壘的內動力，給社會的變革帶來希望。
二、證同類何以失相知
賈寶玉的離經叛道使他遭到了從家庭到社會的普遍譏誚，使他處於孤獨的地位，故當他聽說江南甄家有個與他相似的寶玉時，感到歡欣鼓舞。史湘雲半譏半戲地對賈寶玉說：「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到南京找那一個去。」(第五十六回)聽了此言，賈寶玉渴慕之極，對鏡冥思，竟進入奇幻的夢境，見到了自己的「對子」，從此他便視甄寶玉為自己的同類。可是跨過了天真無邪的少年時代，兩個寶玉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樣態以及價值取向都產生了分化，遂導致了二人不同的命運和結局。高鶚在第一一五回別出心裁地安排了兩個寶玉會面的情節。賈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的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然而經過一番交談，卻使他體驗到了夢破的絕望。賈寶玉想聽甄寶玉說些「詆盡流俗」、獨抒性靈的見解，領教一番「超凡人聖的道理」，來「淨洗俗腸，重開眼界」，甄卻「將世路的話來酬應」，說的全是言忠言孝、顯親揚名的大道理，故賈寶玉厭惡和絕望道： 「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此次會談，賈寶玉要「證同類」卻不料「失相知」，為此他痛心疾首、神魂失所，大病一場。
為什麼甄寶玉會「浪子回頭」，與賈寶玉貌合神離、背道而馳呢?首先是禮教的熏陶和社交環境的作用。請看甄寶玉的自白：
弟少時也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應酬，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之恩。所以將少時那些迂想癡情，漸漸地淘汰了些。
甄父推托「懶於應酬」，委託兒子去接待客人，無非是要使兒子接受封建禮教的陶融，培養他的功名之心、仕宦之志，讓他學會躋身上層社會所必備的社交技巧。而甄寶玉在與「大人先生」們的交往中，真的逐漸被改變了，他把少時的越軌性情斥為「迂想癡情」 自覺地加以淘汰，而把過去深惡的那些「舊套陳言」視為座右銘，把「文章經濟」尊為「真才實學」，從而進了「祿蠹的舊套」。
其次，甄寶玉思想轉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家勢的由盛轉衰。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勾心鬥角、爭名奪利，使得貴族世家難保永久的富貴，甄、賈兩家的相繼被抄就是明證。甄寶玉比賈寶玉率先體驗到了家勢敗落後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他對賈寶玉說出了自己的感觸：
弟少時不知份量， 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 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地領略了好些。
政治地位上的由貴到賤，經濟生活上的由富到貧，使甄寶玉獲得了沉痛的教訓，他痛悔「富貴不知樂業」，導致今天的「貧窮難耐淒涼」。為了重獲人人企羨的榮華富貴，從被人賤視的「瓦礫」變成為人人珍重的「寶玉」，他就背叛初我，主動地與世俗同流合污，乖巧地走上了封建正統之路，前後判若兩人。甄寶玉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奉勸賈寶玉趁著「錦衣玉食，無不遂心」之時，操起文章經濟這個寶典，攻入仕途，保住「寶玉」 的地位。
甄寶玉的轉變，使賈政看到了希望，他想用這個迷途知返的活樣板警勵自己的兒孫，「好叫他們領領大教」。豈知賈寶玉從昔到今，總是粉碎賈政的幻想。賈寶玉的性格核心是隨心所欲，率性而為。這種超越性使他酷愛自由，重天然，痛恨禮教的羈絆。他渴望建構一個自己的意義空間，尋找一種新的生存樣態，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唯有這樣，才能有安身立命之所，才能有自己的精神家園，與甄寶玉相比，賈寶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對禮教的遵依是被動的表面化的，內心的懷疑和反抗從未停止過，並且在遭受挫折和打擊時也決不悔改，保持了本我。比如，賈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存天理，滅人欲」 等理學教條和各種壓制人性違反人情的等級觀念都進行了批駁，他的許多行為都打破了男女、主奴、長幼、嫡庶之間的尊卑界限，和封建禮教思想大相逕庭。當然，作為封建貴族子弟，賈寶玉的「民主」 「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
賈政和甄父一樣，也曾試圖用社交手段籠絡和改造賈寶玉。每次賈雨村來，賈政必讓寶玉坐陪。賈寶玉向來「懶與士大夫交接，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之事」 (第三十六回)，他感到與口讀聖賢之書、眼盯功名利祿的士大夫周旋，無異於損傷心智、虐殺性情、玷污自己的人格，所以每當應酬事務時，他總是顯得那樣無奈、拘謹和笨拙，全沒有與女兒們交往時的那種活潑熱情、「聰明乖覺」、「慷慨的談吐」。與士大夫們的交往使賈寶玉更厭煩科舉仕進了。賈寶玉還把對科舉仕宦的態度作為他選擇終身伴侶的重要標準。林黛玉從不曾勸他立身揚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帳話」，因此他深敬黛玉，選取她作為心上人。
最後，賈寶玉始終充當「富貴閒人」的角色，他從沒想過為自己的貴族之家盡什麼責任，也不願充當榮府的繼承人和頂樑柱，正如王熙鳳所說：「雖然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沒用」(第三十五回)。對於家勢的日益沒落，賈寶玉不是熟視無睹，「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6] 但是，他對眾女兒命運的擔憂遠勝過對自己家族前途的關心。在家庭衰敗過程中，賈寶玉目睹了統治者的垂死掙扎、醜惡腐敗、暴戾恣睢，一方面增強了憎惡情緒，增長了叛逆思想，另方面則產生悲觀厭世的心理。所以，當大觀園諸芳流散，黛玉含恨而死以後，他情無所歸，遂遁入空門。在遁世前，賈寶玉也曾赴試應舉，但他不像甄寶玉那樣把科考作為正統人生的起點，而是作為了卻塵緣，擺脫名韁利鎖的手段。所以，中鄉魁不過是賈寶玉的「胡鬧」，是他對本階級的調侃，他使貴族家庭空歡喜。而賈寶玉由朱門走向空門其結局當然也是悲劇性的。
追尋兩個寶玉的成長軌跡，我們可以看出，賈寶玉始終以個體價值、愛情幸福為中心來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因威逼利誘而改其志，他抱守自己的清雅本性，性格順向發展。其結局是背叛了貴族家族，拋棄了天恩祖德，遁入空門。甄寶玉後來是以社會價值功名富貴為中心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背清向濁，性格逆向發展。其結局是順從了貴族家庭，混跡官場。甄、賈寶玉的人格建塑各有標準，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樣態。《紅樓夢》通過甄、賈寶玉的不同追求和結局，展示了封建社會貴族青年的不同價值取向和命運。因此，甄寶玉形象並非是對賈寶玉形象的機械重複，高鶚在續書中讓甄寶玉「復活」並讓他判若兩人，自有其深意。
三、真假虛實中寓褒貶
在《紅樓夢》中，甄、賈寶玉是作家的匠心所在。作家在塑造這兩個人物時，因持有不同的情感態度，故採用了不同的筆法：對賈寶王雖然不乏微詞和批評，但始終把他作為正面人物去塑造，傾注滿腔熱情去歌頌，在他身上熔鑄了作家的理想和經歷，因而主要採用正面實寫方法；對甄寶玉的批判多於歌頌，因而採用側面虛寫方法，使甄、賈寶玉互相映襯和對比。
小說中描寫甄寶玉雖然只有四次，但他的形象並不抽像和蒼白。前兩次是第二回和第五十六回，分別通過賈雨村和甄府四個女人來介紹甄寶玉，展示了他從五、六歲到十三、四歲時的性情，屬於側面描寫。甄寶玉雖未出場，但我們可以「無中生有」，通過賈寶玉的行徑想像到甄寶玉的所作所為，感覺到他的真實存在，因為此時兩個寶玉是二而一的人物。第三次寫甄寶玉是在第一一五回，此時他十八、九歲。雖然他正式出場僅此一次，並且是通過賈政、賈寶玉的觀察和感受來描寫他，但卻活現出一個背離初我的「祿蠹」形象，一個凡夫俗子的典型，甄寶玉對賈寶玉起到了很好的映襯烘托作用，所以這個人物既不空洞也不多餘。
作家對甄、賈寶玉的愛憎褒貶是通過真假相映、虛實相襯來體現的。太虛幻境有一副哲理性的對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二回)。「有」 「無」即「實」與「虛」。「真」與「假」的含義及關係又是什麼呢?清代王希廉說得最明確不過了：「《紅樓夢》一書，全部最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定假，假不定真。明此數意，則甄、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瞭然，不為作者齒冷，亦知作者匠心。」 [7]這段話有助於我們索解作家寄托在甄、賈寶玉形象中的深意。可以說，真假相映、虛實相襯、正反互參，是《紅樓夢》塑造甄、賈寶玉形象的主要特色。「有」「無」關乎事實， 「真」 「假」才關乎存在的意義。小說以甄、賈托為兩個寶玉的姓，然後採用諧音法，以「甄」諧「真」，以「賈」諧「假」，再用字義反用法，以真作假，以假為真，通過「真」與「假」的多次演換，使兩個寶玉的形象顯得十分豐富複雜，從而表現了美與醜、善與惡、理想與世俗的對立和矛盾，寄托了作家的愛憎褒貶。
在統治者和世俗民眾看來，甄寶玉由離經叛道的「邪」路回歸到科舉仕宦的「正」道，是個被馴化的「良驥」，是「於國於家有望」的有用之才。對國，他是「補天」 的忠臣；對家，他是挽救頹運的棟樑，光宗耀祖的孝子。他無愧於貴族門第，是真正的「寶玉」。賈寶玉的銜玉而生給他的貴族家庭帶來了振興的希望，家長們把他作為接班人去培養，但他拒絕為家庭和社會所用，是匹不可征服的「野馬」，一個於國於家無望的廢才。他不但不去「補天」，反而「拆天」——對封建社會無形的社會意識和各種典章制度或批駁或破壞，使統治者十分恐懼和憎恨，生怕他發展到「弒君殺父」 的地步，因此他被看成是叛臣、逆子。他辜負了貴族家庭，是塊假的「寶玉」。
作家「循世俗之論以立言，所謂假語也」[8]，他一反世俗之見，對甄、賈寶玉另有一番評判。第一一五回甄寶玉對賈寶玉謙虛道「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裡頭選出來的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這話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的觀點，甄寶玉轉變以後的所作所為符合儒家傳統理想和世俗價值標準，他頭腦中充滿陳腐的功利思想。但在作者心目中，他不過是個祿鬼，是第二個賈雨村；他不是什麼「真寶玉」，而是俗賤的泥土和瓦礫；他作為支撐腐朽社會的柱石，必將和他所屬的統治階級一起滅亡。作家表面對甄寶玉是尊崇的，實際隱藏著對他的真正鄙棄和批判。而賈寶玉則始終保持其赤子之心，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像與他形影不離的通靈寶玉的前身——大荒山那塊「無材可去補蒼天」 的頑石一樣，抱守清潔、堅硬、質樸的本性。他不只一次地摔玉、砸玉，就是要砸碎枷鎖，毀掉貴族家庭對他的希望，就是要反抗金玉良緣，保住木石前盟，就是要棄玉從石。在作者心目中，賈寶玉不是「假寶玉」，而是個「真寶玉」。作者表面批他「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實際是以貶為褒，對這個新人形象充滿肯定和讚揚。相形之下，甄寶玉顯得那樣渺小平庸，賈寶玉顯得那樣高大脫俗，成為光照全書的中心人物。小說這種真假結合、虛實映襯的塑造形象的方法，使人物形神互現，活潑靈動，收到出奇制勝、曲盡人情、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
四、解味後的思考
曹雪芹在《紅樓夢》首回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我們說，在甄、賈寶玉的形象塑造上，高鶚深察曹公的苦心，解出了其中之味，是繼承和發展了曹雪芹的藝術構思。那麼，作家通過對甄、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將給我們留下了哪些思考呢?
首先，《紅樓夢》以真假結合、虛實結合的方法，通過兩個寶玉的形象告訴我們：最終屈服於封建正統勢力的甄寶玉是真實的現實人物，他代表的是儒生的生存常態。這類人在當時佔絕大多數；而與封建正統勢力徹底決裂的賈寶玉是虛構的理想人物，是少見的新人形象。當然，作為理想人物，賈寶玉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他的生活和思想同舊傳統既相矛盾又相關聯，他的身上帶有許多紈褲公子的習性，其叛逆具有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其生活理想也多有不切實際處，他的歸宿充滿濃厚的悲劇色彩。這就說明了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還沒有為賈寶玉這樣的新人鋪設一條嶄新的平坦的道路。然而，賈寶玉對美好人生的憧憬和追求及其不幸結局，卻使我們看到美的事物橫遭吞噬，從而激起對封建制度的憎恨。
其次，甄、賈寶玉在思想性格上的由同而異、在人生道路上的由合到分，既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又是作家世界觀矛盾的產物。這裡有石與玉、隱與仕、年輕與年長、個人與社會、世外與世俗、理想與現實等多重二元對立的矛盾。每重矛盾中的前者是真善美的感性的，後者是假惡醜的理性的；前者是人的「適性逍遙的需要」，後者是人的「融入社會的需要」[9]。前者以賈寶玉為代表，後者以甄寶玉為代表。甄、賈寶玉所走的不同道路也是今人感到矛盾和困惑的：是追求精神生活，還是滿足現實意義?是堅持獨立的人格、個人的情感信念，還是服從傳統禮儀規範、迎合大眾的喜好?台灣學者江寶釵說：「《紅樓夢》始於覺性，引起讀者的同情；終於理性，將讀者引向一個人生課題的思考」[10]。的確，小說對人生及人生意義的理性思考令人反省和沉思，給人以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