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與於連之形象比較探析

賈寶玉與於連之形象比較探析

賈寶玉與於連之形象比較探析

賈寶玉

賈寶玉,通靈聰慧卻背棄了中國正統封建士大夫的讀書仕進觀,對此及他的其餘性格特徵能做詳盡概括的莫過於《西江月》二詞〔1〕: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譭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梁:莫效此兒形狀!

於連,一個自我奮鬥者的典型:他自私自利、自卑自傲、對生活充滿美好的追求、具有善良正直的本性,他的生命曲線可以說一直都沒有背離司湯達對於其之定位:社會有如竹竿,分成很多節,一個人的偉大事業,就是從自己所處的階層爬到更高的階層上去,而上面那個階層的人總是千方百計阻止他。〔2〕

賈寶玉與於連,前者出生於公侯府第,是榮國府嫡派子孫,出身不凡,又聰明靈秀,是賈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繼承人。他的思想性格卻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生性「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帷廝混」,所以,他雖然生長在貴族統治階級家庭裡,但自幼並沒有受到封建主義統治勢力正常的熏陶教育,他的思想同當時的世俗社會相牴觸,跟封建秩序相違背即其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個性,主張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動,他認為人只有真假、善惡、美醜的劃分,他憎惡和蔑視世俗男性,親近和尊重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女性。後者於連出生於醜惡且缺乏關愛的家庭,延伸開來,他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活動在於連周圍的人物,除了偽善、奸詐、充當「穿著黑袍」的政府密探的馬斯隆神父之外,更多的是愛錢如命、將父子關係建立在「第二上帝」金錢之上、靠著自己有一套「發財經」,由普通木匠變為鋸木廠老闆的老索海爾之流,以及利慾熏心、庸俗卑鄙、善於見風轉舵投靠保皇黨而當了市長的外省貴族德·雷納爾和投機鑽營無惡不作、依仗教會勢力和不正當手段步步高陞,從貧民寄養所所長到市長、省長、議員並捐得男爵稱號的瓦爾諾。從寶玉和於連形象之表面上看來,這二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深入來探究,此二者相關聯的地方很多,可以這樣說,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他們,得到的答案也不盡相同。賈寶玉和於連,他們都脫離了人生歷程的常態,但各自卻又在自己的一方領域內書寫著或自由煩樂、自我奮鬥或漠視一切、孤傲自傷的人生大書,最終二者都落得了悲劇結局。下面,筆者將試從功名觀、愛情觀、本性觀、悲劇性意味等幾個方面來對此二者形象作簡要分析:

一、功名仕進觀念:

厭書怕學功名不屑真寶玉,

孤卑篤一雄心勃勃是於連。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男人居於統治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貴族們往往要求自己的子孫接受最正統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加官進爵,功名出仕。在這一要求下,不少紈褲子弟都曾為之而奮鬥。賈寶玉在榮國府是處於繼承人的地位,他的「聰俊靈秀」的天賦,使這個貴族家庭對他寄予了特別殷切的希望和要求,因此他本該接受正統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去維繫賈家的榮耀,但是他生性「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帷廝混」,所以,他雖然曾被送到家塾去讀《四書》《五經》,但家塾的內容和風氣是那樣的腐朽敗壞,那些循著這個教育路線培養的老爺少爺們是那樣的庸陋可憎,他對於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故而,他非但絲毫無意於立身揚名、治國經家,並且他對那個家、國已經徹底絕望,並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親是那樣的水火不容,勢不兩立。他不愛讀的書,偏偏要他讀;他不愛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愛和那些峨冠博帶的傢伙應酬,偏偏逼他出去應酬。這裡,寶玉相對于于連,家庭條件可謂得天獨厚,可惜他沒有興趣和時間去顧及。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賈寶玉確實是背叛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為代表的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眼裡是一個「混世魔王」、「孽根禍胎」。而於連,完全沒有上過學,他用驚人的記憶力、超人的悟性從謝朗本堂神甫的那裡學了許多神學知識,從老軍醫那裡積累了不少古典文化沉澱,並且以其戰士般的勇氣學會了劍術。德·雷納爾市長作為上層社會的代表,對於連有著本能的輕蔑,但於連卻以驚人的記憶力和淵博的知識贏得了市長一家的好感。於連對市長所代表的上層社會也有本能的恐懼、憎惡和仇恨,而且一旦面臨市長的輕蔑,他也會爆發出隱藏著的仇恨,與市長形成公開的對抗和衝突,並最終震懾了市長。應該說,於連的學識和能力不僅折服了市長一家,而且加上他的傲骨也戰勝了盛氣凌人的貴族階層。於連憑借自己的才能「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是,在當時的法國社會,階級決定一切。出身低微的於連要想在上流社會得到一席之地,必須「不擇一切手段」。這就是於連在貝藏松神學院期間思想性格發生很大變化、虛偽矯飾有所發展的根本原因。這種虛偽和矯飾,實質上是其反抗性格的異化,同時也是他反抗命運的一種有效的隱蔽手段——其實,他是以一種表面上的「不道德」手段來對付實質上「不道德」的上流社會。在神學院裡,於連的理性和辨析能力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這裡一點也學不到什麼。至於『教義』的進步,『教會史』的進步等等,不過是一個表面的看法而已。他們所說的種種道理,不過是混淆人們的耳目,把像我這樣的瘋人,推到陷阱罷了。」但對平等、地位、權利的苦苦追求,卻使他必須抓住這個機會,以期取得成功,在未來的神父中當上主教。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他以自己的虛偽來對待他人的虛偽。這樣,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過著「雙重生活」的於連———他分明是個無神論者,卻裝扮成崇敬天主的信徒;他為人處事按自己的意願在思考,常常露出「思想家」的神色,可在行動上又裝成盲從權威的殉道者。而虛偽的手段卻獲得了令人羨慕的結果——在三百一十二名修道者中,他獨佔鰲頭,當上了《聖經》課的輔導教師,被任課教師引為知己,受到熱情的款待;他可以單獨用膳,還可以到花園裡散步,並得到大主教的珍貴禮品,還得到院長彼拉神父的青睞和寵幸,被冠以「院長的兒子」的雅名。令人羨慕的成果又促使於連更加習慣地生活在虛偽之中——當背誦了古羅馬西塞羅、賀拉斯、維吉爾等詩人的短歌,並熱烈地加以闡發,自覺穩操勝券,可考官「面容驟變」,指責他褻瀆神明的時候,於連從陶醉中清醒過來,明知中了圈套,卻不作任何申辯及反抗,反而謙恭地說:「我是一個蠢材,先生,你有道理。」搏擊命運和尋求個人出路是於連性格裡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而反抗的方式,當他來到巴黎這個「陰謀和偽善的中心」之後,他更多地採用了「暗鬥」的方式,在迂迴曲折的征途上,為自己開闢前進的道路。當了德·拉莫爾侯爵的秘書,於連的心理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他聰明能幹,有著非同尋常的記憶力,因而贏得了侯爵的賞識和重用;另一方面,柯西樂侯爵之輩毫不掩飾他們對他輕蔑的態度,使他高傲的自尊心時時受到傷害。他認識到還有許多障礙有待克服,他必須在兩種鬥爭方式中抉擇:或者如在德·雷納爾市長家中那樣,傲骨畢露,公然反叛;或者佯裝成侯爵的順從者,順著侯爵給他架設的梯子向上爬,以便一朝權在手,便可揚眉吐氣。顯然,前者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採用後者。於是,他常常穿上藍色禮服,帶上十字勳章,恰似一位喜歡打扮的青年軍官。他的一舉一動「再也找不到外省人的氣味了」。認識亡命巴黎的外國革命者亞達米哈伯爵,使於連虛偽性格得以最終確立。雖然偶然遇到亞達米哈伯爵,但亞達米哈伯爵的叛逆精神啟發了於連,使於連獲得了新的信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他準備採取必要的手段。他利用職權擠掉為人正直的葛斯先生,為「老蠢材」德·肖南獲得了維立葉爾市彩票局局長的職位;他以前對維立葉爾市貧民寄養所所長瓦爾諾恨之入骨,可就在瓦爾諾被晉封為男爵,即將取代德·雷納爾市長時,他卻在侯爵面前為其討好求情,並答應寫信給父親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投他一票。勿庸置疑,在於連取得「成功」的背後,一方面是靠了自己的個人能力,而更重要的方面是靠了一些「非常手段」的幫助。

二、婚姻愛情觀:

奇緣未果無緣果,真純真情終無有(賈寶玉);

母性恍愛兩步升,矯情再添一功成(於連)。

在《紅樓夢》開卷中,作者便用兩則神話向讀者道出了「木石姻緣」的前世今生,具體如下,其一: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 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 方比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 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其二: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游於離恨天外,饑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 故其五內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 意欲下凡造歷幻緣, 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 灌溉之情未償, 趁此倒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 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 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也償還得過他了。

由前文兩則神話始,再及整部《紅樓夢》,寶黛之戀可謂是前生有緣、早已注定的。因此,對於賈寶玉來說,自寶黛初會的那一刻開始,於冥冥中他們便相互相囑了:一個是朗月仙葩,一個是美玉無暇。這裡寶黛之間的愛是絕對純真的,是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污垢的。因此,可以說,賈寶玉之於林妹妹的愛情婚姻是無世俗功利的。即使是最後,黛玉魂歸,寶玉還念念不忘,曲怨相思從未斷絕,最後終止於出家。然而,於連的婚姻愛情相對於寶玉,卻難免有「虛偽」和「做作」之嫌。他的兩次戀愛,純真的意味逐漸淡化直至消失。難怪有人把於連認為是世界文學中借助女人向上爬的典型。德·雷納爾夫人結婚十幾年來一直過著沒有愛情的家庭生活,於連的到來,像一股清風,使她精神為之一振,傲慢不俗、敢於反抗的於連與勢利粗魯、貪財好色的丈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於連那裡她獲得了自己新的生活理想。於連對自身的價值有著充分的自信,並認為自己有權要求理應獲得的社會地位及與之匹配的自身價值。這種不甘人下的思想,支配著他所有的情感和行動。但由於出身低微,要想達到目的,虛偽的手段就不能不用。對德·雷納爾夫人的示愛,於連沒有立刻報之以情,而是把德·雷納爾夫人的美麗看作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座碉堡,儘管他也羨慕她的姿色,卻擔心這座碉堡會毀了他的一生。然而渴望實現自己夢想、擠身上流社會的心理,又使他決心去征服這座碉堡。顯然這一行動不是出於愛情,而是出於對夢想和成功的渴望。應該說,與德·雷納爾夫人的這段戀情是於連「虛偽」手段的第一次展現。當得到了愛情後,於連也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平民。使於連感到痛苦的階級劃分,極大地激起了於連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促使於連對上層社會更加充滿嚮往。如果說於連與德·雷納爾夫人的感情還算比較「純潔」的話,那麼與瑪特爾小姐的愛情對於連「虛偽」手段的展現就更加深入。同第一次愛情經歷一樣,於連同瑪特爾小姐的愛情也是從被動開始的。出身貴族、舉止嫻雅、富於浪漫幻想的瑪特爾小姐對祖上波裡法斯·德·拉·木爾與瑪嘉銳特皇后的「偉大的戀愛」十分嚮往,她熱切地盼望著這種戀愛的奇跡會出現。當於連出現在她的面前之後,於連高傲的一言一行使她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於連的才氣和雄心使她傾慕不已,她在內心裡歡呼:「他是一個丹東。」起初,於連並不喜歡瑪特爾奇特而高傲的性格,但當他想到「她卻能夠把社會上的好地位帶給她丈夫」時,就開始熱烈地追求起瑪特爾小姐。顯然,於連對瑪特爾小姐的「愛情」仍然抵不上自己向上爬的「慾望」,因為獲得了瑪特爾小姐的愛情,也就意味著獲得了向上爬的階梯。利益上的收穫使於連與瑪特爾的愛情蒙上了一層虛偽的色彩。

三、本性觀:

無故覓愁傻也狂,自有真醇滿屋樑(賈寶玉);

性善本真過繁盛,心誠意懺留抗爭(於連)。

之於這一點,賈寶玉和於連可謂是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寶玉時常獨自發呆,獨自犯愁,見一花一木都能勾起無限感傷,這幾乎近乎女子的多愁善感。他對待身邊的女孩子們的態度,同情和親愛始終是主導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帶有一點腐朽、邪惡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鍾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飄零、身為貴妃的姐姐內心的悲苦,使他開始認識到在男女關係方面尊重與玩弄、純潔與腐朽、美好真摯與罪惡虛偽的區別,從此他對兩性關係逐漸表現出嚴肅態度,對自己所在的社會表現了深一層的反感。他曾以為天下女孩子的眼淚都要送給他。他愛林黛玉,但遇著溫柔丰韻的薛寶釵和飄逸灑脫的史湘雲,卻又不能不炫目動情。為著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淚和生命對他不斷地施加影響,使他從苦痛的體驗中逐步擺脫社會勢力和貴族惡習對他的糾纏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趨於純化,頭腦趨於清醒,思想感情趨於穩固與堅定。此外,丫鬟的品格和遭遇也影響著他,使他領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他對女孩子們一般是溫存和順的,但起始也暴露出些許暴戾作風,攆茜雪,踢襲人,訓晴雯等等,隨之而來的是金釧之死和因金釧、蔣玉菡的事所遭到的父親的毒打,經歷了這一系列事件之後,他不但永遠拋棄了打罵丫鬟的行為,也使他的認識更加深刻。從此他對被壓迫、被糟踐的女孩子的同情體貼之心,更為深切周到、無微不至;而且在對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命運認識加深的基礎上,進而對他們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實質有了理解,從而在態度上有了分明的取捨,如對於林黛玉和薛寶釵、史湘雲,對於晴雯和襲人、麝月,心裡有了親疏的區分。以這種思想認識為基礎,才有「訴肺腑」的情節,他對林黛玉的愛情從此成熟鞏固,生死不渝。與之類似,於連的本性純真則表現為:於連雖然處在一個人人都為自己打算,個個都為金錢奔波的自私的社會裡,卻始終沒有被完全同化。正如他在臨死前說的, 「我沒有被暴風捲去」,「我有的只是心靈的高貴」,司湯達也曾經說於連「沒有從仁慈變為狡猾」〔3〕,因此他是「一棵美好的植物」〔4〕,當然這並不足以說明於連真的十分高尚,但他無疑是一個比醜惡的社會高尚得多的人。他從18 歲到德·瑞納市長家作家庭教師,到23 歲謀殺德·雷納爾夫人被送上斷頭台,儘管他的行為中有不高尚的一面,但作為一個平民出生的人,他的靈魂深處始終沒有泯滅那善良的天性。於連第一次到市長家門時,那臉帶淚珠,怯懦緬腆的憨態,實在是一個善良淳樸的青年農民;他和兒時的夥伴保持著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只能發自善良的心靈。對貧苦人富有同情心,這個滿腦子是拿破侖事業和滿懷激情的青年,面對貧苦人的悲慘場景,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憐憫的眼淚。而且這種情感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經久不衰,儘管後來到了巴黎,有了錢和地位,整日周旋於上流社會公子哥和達官貴人之間。但他沒有忘記家鄉貧困的父老,他曾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五百法朗寄回家鄉,西朗神父幫助分給與他以前一樣貧苦的人,並要求不要說出他的名字。當他看到紈褲子弟的所作所為時;看到侯爵巧取豪奪大發橫財時,便義憤填膺等等。

四、悲劇性意味:

茫茫白草苦淹留,遁入空門萬事休(賈寶玉);

為顧至誠鋌走險,不屈權貴存真灼(於連)。

由於賈府的徹底敗亡,賈寶玉賴以存身,尋求精神逃避和麻醉的女兒世界——大觀園也不復存在。塵世人生已不足留戀,痛苦的靈魂也不再有寄托之所,所以他棄絕塵世,出家為僧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並且,賈寶玉的出家固然是他迫不得以的人生選擇,但確切地說是一種更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生姿態,那就是對醜惡現實的徹底棄絕。這也是他一貫的人生價值觀的反映。當賈府還處在烈火烹油之盛時,他就屢屢說起要出家做和尚,從人物塑造的藝術真實的角度來講,這可看作是其兒時的「瘋話」和戲言,但從作品的意義真實的角度來說則完全可理解為是其真實的心聲。從此種意義上講,賈寶玉的出家是對污濁社會的最徹底的否定,是《紅樓夢》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的反映。同時賈寶玉的出家還基於人生空幻的悲劇性生命體認,賈府由繁華到破敗的巨大變故、「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女兒世界的最終結局,使他產生了塵世人生的不可把握,富貴繁華的難以依恃,紅塵世界不但注定是一個「美中不足,好事多魔」的「火坑」,並且,盛極必衰,聚則必散是塵世人生的永恆而不可抗拒的宿命,正所謂「天底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賈寶玉「歷盡離合悲歡」,飽受「沉淪」之苦,洞察了此人生「本質」,所以毅然跳出火坑,出家為僧。作者在此基礎上升發而來的是對有生必有死的個體生命的終極悲劇性宿命的痛切體認。個體生命必將死亡,是人永遠無法逃脫的終極宿命。面對死亡的最終結局,人生的一切都毫無價值和意義。盛極必衰,「盛筵必散」也就注定成為塵世人生的鐵律和必然。既然終有一死,不但人的種種理想、報負、現實關懷是否還有價值,而且生命存在本身究竟是否還有意義都成了問題。這不但表現於曹雪芹將賈寶玉「送還原處」的結局安排,更直接體現為瀰漫《紅樓夢》全書的夢幻色空觀念。《好了歌》及其注,《紅樓夢》十二支曲中的《虛花悟》、《晚韶華》、《收尾》等對於功名、金銀、嬌妻、兒孫的否定,固然有對於人們過分追求世俗功利的批判,更主要表現的是相對於「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的個體生命的終極命運,人生的一切「奔忙」都非常荒唐可笑。所謂的「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等等。面對必死的結局,生命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和理由。色空觀是佛教的核心思想,認為物質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都是「此有故彼有」的有條件存在。它是佛教徒徹底否定生命、棄絕塵世人生、追求超現實的精神解脫的生命哲學的基石。賈寶玉的出家和瀰漫《紅樓夢》全書的色空觀念體現出曹雪芹對人生無常,生死大事之苦有著極為痛切深沉的體認,表現了對生命存在終極價值和意義的反思和追問,使《紅樓夢》具有了更為闊大深沉的生命哲學的悲劇意味。寶玉的悲劇似乎可以說有其前世預兆和輪迴意味且於幽怨中更添低沉。然而相形於此,於連的悲劇卻來得更為濃重和壯烈。雖然於連想要金錢、地位、女人,要擠進上流社會,過鮮花如雲、美酒如注的豪華生活,但他心靈中始終跳動著一顆美好的心。儘管他也投入了人生的角逐、骯髒的交易,但他遠不及拉斯蒂涅那樣的人卑鄙狠毒,反而隨著情節的發展,那種人類美好的天性愈發展得明顯強烈。從而發生了更加猛烈的內心「善惡」撞擊,由於無法改變自己的本性而被上流社會拋棄。於連想發大財的慾望是眾所周知的,但應當提出的是於連並不是一個利慾熏心的人,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標,那就是他的「事業」和「榮譽」。於連的好友富凱是一個木材商人,曾建議他一同作生意,平平穩穩地積蓄錢財,但於連沒有接受朋友的建議。於連所想的是幹一番拿破侖式的建功立業的大事,於連在德·雷納爾夫人的事情上暴露之後,侯爵曾提出,如果於連不再糾纏小姐,他將可以收到每年一萬鎊的進款,但於連不但沒有接受,反而作出令人費解的槍擊德·雷納爾夫人的蠢事。實際上因為在於連看來,德·雷納爾夫人的信毀了他的遠大前程和理想。所以後來於連表白道:「我的犯罪並沒有錢財的動機,我的名譽就是我的財產,我僅僅為了它而生活。」這說明於連並不是一個利慾熏心唯利是圖的人,他有自己更高的理想和目標。於連曾滿腔熱情地說:「拿破侖啊!在你的年代裡是怎樣的善良,人們從戰爭的危險裡方能取得福貴,而不是從貧賤人的痛苦裡卑鄙地從事掠奪。」又以無限的憤怒和痛心譴責復辟王朝時期的瓦爾諾、德·瑞納等人怎樣卑鄙和道德淪喪。於連說:「這是怎樣的一種現實啊! 瓦爾諾照管貧苦人的救濟事業以後,他私人財產頓時增加了二倍到三倍之多,這是怎樣的公開貪污啊! 這是怎樣的卑鄙榮耀啊! 他賺錢甚至賺到最悲慘的孤兒棄嬰身上去了。」於連被捕以後,一個道士為了在婦女界贏得聲譽,曾假作虔誠地立在監獄門口的泥濘中高聲祈禱。揚言是天主派他來感化這個叛逆的使者,而對這個愚昧而又可笑的行動,於連痛心得發狂。並無限痛心地喊到:「啊! 我的祖國,你不是這樣的野蠻啊!」因此我們可以說於連崇拜拿破侖,不只是看到他發跡的表象,而是要象拿破侖一樣,憑一己之力負起拯救社會和人類的重任。此時,於連的悲壯之情已至極。

綜上所述,賈寶玉和於連的確具有很大的關聯性,也具有很廣泛的可比性。對於此二者的分析,我們可以從多重角度來更為明確、更為深入且合理地把握這二者的形象內涵,這對於拓展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空間也是很有啟發性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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