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崙的賈寶玉論
王崑崙同志的一生是不斷地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這方面的情況，已有別的同志說了，我這裡來談他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工作。
王崑崙有《紅樓夢人物論》一書，是四十年代的著作，一九四八年由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一九六二年，作者曾加以修訂。一九八三年，由三聯書店再版，這時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訂。我現在打算談一談書中《賈寶玉的直感生活及其歸宿》一文。
王崑崙寫這篇文章所根據的本子，據王金陵同志在此書《後記》裡所說，是程甲本和程乙本。最近幾十年來，《紅樓夢》有一些版本出現。脂本有十幾種之多。王崑崙沒有運用各種脂本。
這裡涉及一個《紅樓夢》讀者的美感結構的客觀根據問題。讀文學作品，是審美興趣和思想認識的統一的活動。寫《紅樓夢》人物論，就是要幫助讀者對這些人物形成正確的美感結構，從閱讀過程中既得到藝術的享受，又得到思想的提高。小說讀者的美感，最根本的來源是客觀地存在於作品中的形象。《紅樓夢》形象描述本身，是構成《紅樓夢》讀者美感結構的根本來源。事實上，《紅樓夢》讀者的美感結構，都是由一個完整的形象而來。無論就《紅樓夢》中的一個一個人物而論，或就這本書整個形象而論，在讀者心目中，形象基本上是完整的。例如人物。說起賈寶玉，多年以來，讀者心目之中就是那個厭棄功名的賈寶玉。他起初在大觀園裡追求自由生活，後來歷盡滄桑，終於走上出家的道路。在他的後期，他在母親面前哭了一陣之後，去考試中舉，用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他還在父親的歸船上向父親叩拜。接著就跟兩個出家人飄然而去。
這個完整形象之形成，已二百年之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構成的，而最根本的因素是百二十回本《紅樓夢》這部小說本身。從十八世紀末年以來，廣大讀者看見的都是百二十回本。八十回手抄本，起初還在少數人之間流行，後來慢慢消失了。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又慢慢一本一本地出現。出現之後，基本上也只在紅學家範圍裡流行。在廣大群眾當中流行的，還是一百二十回本，即程高本。王崑崙評論賈寶玉，當時以程甲本和程乙本為依據，我想是因為百二十回本裡有一個完整的形象，可以作為人物分析的客觀根據。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完整的形象為依據，要評論賈寶玉可以說無從下手。
王崑崙關於賈寶玉形象的分析，由於以一百二十回本中的完整形象為根據，而且只以這個形象為根據，他得以做出一些很好的判斷，值得在這裡加以介紹。
第一，王崑崙對賈寶玉出家作了很正確的理解。他把寶玉出家和黛玉之死對比著評論，他的判斷就顯得特別有意義。他說：「黛玉之死是為了戀愛之失敗；寶玉之出走卻是出於整個人生之幻滅。黛玉之死，才能說明她對於現世人生之執著；而寶玉出家才說明他對於現世人生之厭倦、揚棄。黛玉之死，為著不勝於自己的苦痛；寶玉出家是為了不堪其對人間之悲憤。一個是被迫無奈而就死；一個是有意去尋求解脫。」這種理解與書中形象一致。如果離開書中形象猜想，或者單憑前八十回裡賈寶玉的某些有反抗意味的言行去推想，就容易得到另外一些判斷，例如認為寶玉是因為沒有得到婚姻自由憤而出家。這種理解，是以為賈寶玉出家，仍執著於現世人生，與黛玉之死同一性質。當然，黛玉可以憤憤而死，寶玉也可以憤而出家。但是，這樣理解沒有形象根據。
第二，王崑崙認為，賈寶玉是以他的特異的直感生活來反抗封建傳統的禮教。他沒有理論作為鬥爭的指寊?。王崑崙說：「賈寶玉富有哲學敏悟，卻沒有哲學修養；富有文藝天才，卻不長於文學寫作；他涉獵過一些老莊與佛理；他也能寫出一些動人的詩句；然而充其量只能說他具有天才的人生意境，到底不能夠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觀。」這個判斷我認為也是正確的。賈寶玉不是一個有理性認識的進步青年。如果這裡說的理性認識指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那麼，對賈寶玉說來，這是不可能的。賈寶玉主要是從宋明以來的小說和戲劇中得到一點啟發，產生一些自發的零星的民主主義的萌芽。他就憑這種萌芽狀態的社會意識進行戰鬥。這種思想是軟弱無力的，所以他處處失敗。如果不根據書中的形象，或者單憑前八十回的某些情節從進步性的方向加以拔高，把賈寶玉說成一個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那就不符合於客觀形象，對這個人物就是作了沒有根據的拔高。
第三，王崑崙把賈寶玉這個形象當著一個發展著的矛盾統一體掌握，很重視矛盾的特性和矛盾本身的發展情況。他說：「作者所表現的寶玉的意識與行為，常有白與黑，清與濁正相反的光色更迭閃耀。」王崑崙指出賈寶玉生活中的許多積極面，也指出賈寶玉生活中的「疵病」。例如他挑逗金釧兒一類之事，王崑崙認為是一種「無制壓的忘情行動」，可能「引起人們不潔感」。又如賈寶玉以貴族公子的地位與馮紫英，柳湘蓮，薛蟠等吃酒作樂，王崑崙認為是「胡混」。王崑崙引第五回警幻仙子「意淫」之說，指出寶玉「從靈肉統一之中升化出一種『意淫』狀態。當然重點還在『意』，即思想和精神方面。沒有精神上的契合，是不具備戀愛的基礎的。《紅樓夢》這部書與傳統文學中的描寫愛情的作品的區別就在這裡」。《紅樓夢》與傳統文學中的描寫愛情的作品的區別，在於所寫愛情是否有「精神上的契合」這個觀點，是很值得注意、很值得探討的。王崑崙指出賈寶玉性格矛盾的發展趨勢。他以為，由於寶玉思想意識方面有著落後的傳統的影響，他的最終歸宿是出家，而這個出家又有個很大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他說到寶玉最後讀八股文章考進士以及出家的時候還很重視父子恩情等等，認為這是很自然的，合乎賈寶玉形象特點的。他認為，像寶玉這樣一個決心逃世的人還重視倫理關係。因為「第一，傳統的觀念力量本來太強了；第二，只有家庭沒有社會的寶玉對父母之絕緣也決非易事；第三，只有這樣曲折繁難，才是更合於逐步解脫的必經之路」。這都是很精闢的分析，既從思想方面著眼，也從藝術方面著眼。
第四，王崑崙把典型和類型結合起來考察賈寶玉性格。他引第二回中賈雨村所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一段之後，即從《紅樓夢》推開一步，泛論古今人物。他說：「很不少的天資優異、個性頑強卻又牴觸現實，憎惡現實的人，生當統治穩固，制壓強厲的時候，既不願充當『聖君』、『賢相』的『股肱』『棟樑』，又不能斷然決然逸出公子王孫的常軌，爆發成為『叛賊』『逆子』，就只有形成通常的『善』『惡』範疇以外的異常人物，浪子才人」。評論賈寶玉這個典型，結合著當時的人物類型來考慮，就可以免於對寶玉性格作出無根據的拔高。《紅樓夢》作者所歌頌的是這個類型的人物。賈寶玉儘管有一些比這個類型的一般人物更進步的思想，但是他基本上還是屬於這個類型。並未超出歷史的界限。在清初一百年間的社會生活裡，並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群出現。如果把寶玉性格從民主主義這個方向拔高，是不正確的。既不符合賈寶玉性格的特徵，也脫離了當時社會。
小說的形象所體現的思想感情，理解起來很不容易一致。形象本身是具體的有界限的明確的。但是，就其所體現的思想感情而論，又具有不穩定和不明確的特性，反映在讀者的理解上，作品的思想感情是浮動的。我們雖然都從同一的形象描述出發，而我們對於這形象所體現的思想感情的理解卻是不同的。因為我們對作品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受到我們主觀條件的制約。這些條件，大體說來，可分三方面。第一，是我們的社會生活經驗，包括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我們對古代社會生活尤其是清初社會生活的間接的經驗。第二，是我們的專業修養，主要是關於文學尤其是中國小說史和小說創作理論的修養。第三，是我們的文化知識和考察問題的觀點方法，其中，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修養。各人的這些條件構成他自己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審美興趣和閱讀能力。因此，對於同一的形象描述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好的，因為可以互相切磋，共同進步。如果所根據的形象不同，例如只根據八十回脂本，或者雖根據一百二十回本而又加入自己的推想，即自己所創造的形象，那末差異就更大了。這種差異是可以避免的。
以上這些，可惜沒有在崑崙同志生前與他當面商討，互相交流思想。如今崑崙同志已溘然長逝，由我一人在此發議論，不勝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