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甄、賈寶玉
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書中有兩個寶玉：一個是甄寶玉，一個是賈寶玉。賈寶玉是書中的主人公，是作者著意刻劃和描繪的藝術形象，他在書中幾乎是貫穿始終的，我們不待讀完全書，一個活生生的寶玉便出現在我們的面前。與之相比，作者對甄寶玉的描繪與刻劃卻是很少的，在前80回中作者沒有對他進行直接的描畫，只是在第2回、第56回通過賈雨村和甄府的幾個老僕婦之口道出了他性格上的一些特點及他的相貌與賈寶玉一般無二，僅此而已。就是他身上的這些性格特點，也都是與賈寶玉的性格特點相重複的，沒有他自己的獨特性，因而他給我們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出一個形象鮮明的甄(真)寶玉來，倒是使我們感到他是一個賈(假)寶玉。直到第115回，甄寶玉才正式走出，成為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但這已是在高鶚的筆下了。顯然，為適應賈寶玉形象塑造需要的陪性人物甄寶玉從正襯走向了反襯。因此，我們便想到：作者塑造這樣一個與賈寶玉「不但相貌相同，且舉止一般」，性格卻從相似走向相異的甄寶玉的目的是什麼，他的意義何在及他同賈寶玉是什麼樣的關係?本文擬在這方面做一初步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一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探討甄、賈寶玉的形象時是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紅樓夢》為依據的。而且，我們在這裡是將前80回和後40回做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儘管它並排出於一人之手。這是因為，《紅樓夢》200多年以來都是以120回本(即高鶚續本)流傳於世的，大多數讀者所能看到的，也都是120回本的《紅樓夢》，因此，那種將《紅樓夢》前80回和後40回割裂開來，甚至只將前80回當作「紅學」來研究的做法，則為我們所不取。這裡，我們倒是贊同這樣的看法：80回本確切地說應叫《石頭記》，120回本的才是《紅樓夢》。探討問題的前提既明，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也就不易被誤解了。
我們從對具體形象的分析上入手。
甄、賈寶玉第一次在書中出現，都是在第2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提到的。賈寶玉是通過冷子興之口說出來的：「後來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而甄寶玉則是通過賈雨村之口說出的：「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理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這兩個人物雖然沒有直接上場，他們憨頑的性格卻已躍然紙上。但只要我們繼續看下去並細加品味，就會感到作者雖然是寫了兩個人物，卻只有一個鮮明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賈寶玉形象，甄寶玉不過是賈寶玉的影子。因此在第115回以前，甄寶玉形象和賈寶玉的形象是重疊的，他是賈寶玉的影子，是作者為了適應塑造賈寶玉形象的需要而塑造的一個陪襯性人物。可見，甄寶玉這個形象的意義不能孤立地來看，而應該聯繫賈寶玉的形象來探究。
脂硯齋曾發過這樣的感歎：「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古今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學。於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這說明賈寶玉的形象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藝術形象，是在《紅樓夢》問世以前的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的至純、至情、至悲、至憂的藝術典型。說賈寶玉的形象是全新的，主要指他的性格和人生理想是全新的，是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所不曾表現的。《紅樓夢》第5回有首《西江月》就對賈寶玉的獨特性格進行了概括：「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試想，如果沒有「沒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歎，就是咕咕噥噥」以及甘心受丫頭的氣、喜歡和青年女子在一起廝守等獨特的性格表現，那賈寶玉還能成其為賈寶玉嗎?
其實，賈寶玉身上的這種似傻如狂的性格特點，正是他頭腦清醒的表現，魯迅先生就曾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１是的，感受到這種遍被華林的悲涼之霧的只有賈寶玉一個人，林黛玉雖然也感受到「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殘酷現實，但是她主要是悲歎自己的不幸遭遇，也正是由於她自己的不幸而顧不上去考慮他人的不幸了。賈寶玉卻正相反，他在賈府是任何事都不管的，是名副其實的「富貴閒人」，也許正是他這種「富貴閒人」的特殊地位才使他能夠對人生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思索。唯其只有他一個領略了這種悲涼，才更加重了他內心的痛苦和不安，才使他更加擺脫不了那種無名的憂愁、煩惱及內心的矛盾和疑慮。賈寶玉的這種似傻如狂的性格與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是相統一的，都是他精神悲劇的體現，然而，造成他這種精神悲劇的原因並不是「傳統的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憂憤」，也不是什麼「身在山野、心在魏闕式的矛盾」，而是一種滿溢著的「新的煩惱」２。
中國古代的文人，可以說大都是以儒家提倡的「修、齊、治、平」為其人生理想的，他們為實現其人生理想所走的道路，也必然是賈雨村們所走的那條「立身揚名」的「仕途經濟」之路，而這種人生道路又恰恰是為賈寶玉所厭棄的，就連薛寶釵、史湘雲這樣兩個一向被他視為「集日月山川之靈秀」的「清淨潔白女兒」勸他留心於孔孟之間，屬意於仕途經濟之道的時候，他不是「拿起腳就走」，便是說「姑娘請別的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可見，他對這種仕途經濟之道多麼反感，多麼厭惡。那末，賈寶玉這種「新的煩惱」又是什麼呢?我們說，「一是摒棄了傳統的以建功立業為內核的人生價值觀念之後，卻找不到比較恰當的人生位置的苦悶；一是褻瀆了現存的三綱五常為法典的人與人關係準則之後，卻找不到真正和諧的立足之境而產生的苦悶。在兩種苦悶之間，還游弋著一種『大無可如何』的失落感和幻滅情緒。」３就是說，賈寶玉的人生理想是根本不同於以往傳統的人生理想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希望能和年青美麗的女子們長期廝守在一起，並以死後得到她們的眼淚為滿足。而這種願望的不可能實現，就是賈寶玉苦惱的根源。賈寶玉的這種新苦惱，只有賈寶玉才會有，也即是說，賈寶玉的形象是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18世紀，這時中國社會皊?封建體制已經面臨著全面的崩潰和解體，傳統的價值觀念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在這種社會變更、新舊交替的時代(這種更替並不同於以往的改朝換代)，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往往有一種「末世感」，曹雪芹就感到了這種「末世」的來臨(「生於末世運偏消」)，但又無可奈何。因而，作為以前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的全新藝術形象，賈寶玉從曹雪芹的筆端走出正是時代使然。在這個意義上，賈寶玉並不是「假」寶玉，而是「真」寶玉。
二
賈寶玉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獨特的、全新的、完整的藝術形象來說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沒有甄寶玉這一特殊人物形象的陪襯，賈寶玉這一形象的內涵也就不會如此的豐富和深刻，正是由於有了甄寶玉這一特殊人物形象的陪襯，賈寶玉的形象才更加熠熠生輝，放射出絢麗奪目的光彩。
前面我們說了，甄寶玉在第115回以前是一個陪襯性的人物，是賈寶玉的影子，其形象是與賈寶玉重疊的。但是，在第115回中(以後他便不再出現)，他的形象卻得到了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形象。當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賈寶玉見面時，他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認為賈寶玉「只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但這還只是感覺，因此他又對賈寶玉進行了試探，果然，賈寶玉還是那種「少年的性情」，與他現在的想法格格不入。同時，賈寶玉由於「素知甄寶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甄寶玉必是「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的，但同他談論了一番之後，覺得他所談的「又近了祿蠹的舊套」，而且令他「愈聽愈不耐煩」，「只得將言語支吾」。至此，這兩個名字相同，相貌舉止一般無二，性格也相同的人物發生了分化，成為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甄寶玉的形象這時可以說是完成了從賈寶玉形象的附庸到一個獨立形象的過渡，這時的甄寶玉才真正是甄(真)寶玉。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指出，人的行為都是有其決定因素的。但是，行為的動機卻不都是一樣，有些行為動機很明確，有些則不很明確，甚至有的則根本沒有動機４。少年時的甄、賈寶玉都對女兒有好感，都喜歡和女孩子在一起，他們的性格、行為也都很怪僻，都願意說一些不合時尚的話，等等。他們這時的行為，也許都是沒有什麼動機的(至少是不甚明確的)，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以及他們所處的不同環境和所受封建教育深淺的不同，也必將造成二人在思想上的差異。由於優裕的家庭生活環境和祖母的溺愛，賈寶玉發展了他性格中怪僻和喜歡女孩子的一面，並使他這種行為動機逐漸明朗化。而甄寶玉則隨著年齡的增長，歲月的流逝，特別是在「家遭消索」，「更比瓦礫猶賤」的甘苦之後，將「少時那一派迂想癡情漸漸的淘汰了」，而轉向了「顯親揚名」、「立德立言」的仕途經濟之道。甄寶玉的這種選擇，除了其行為動機逐漸由模糊趨向明確外，他所受的「立德立言」、「顯親揚名」、「學而優則仕」的說教，不能不在他的心中打下一定的烙印。特別是在家道中衰之後，其父「致仕在家，懶於酬應」，送往迎來之事又都是他來周旋，所「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長期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自然也就「把少年時那一派迂想癡情漸漸的淘汰了」，而成為賈寶玉所厭惡的「祿蠹」了。
那麼，賈寶玉為何沒有變成這種「祿蠹」呢?這是因為，賈寶玉逐漸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雖然這種理想在時人看來是很卑微的，甚至算不上理想，但在賈寶玉卻是執著的。因而賈寶玉雖然也受過一些傳統教育，也同一些顯親揚名的大人先生們如賈雨村之流有過交往，但那只不過是應景而已，他扮演的主要還是「富貴閒人」的角色。正是這種「富貴閒人」的身份，使他得以進入大觀園這個帶有理想色彩的女性王國，充分展開、發展自己的個性。人往往是環境的動物，大觀園從根本上決定了賈寶玉叛逆性格的最終形成，強化了他發自本體的理想傾向，決定了他的人生必由之路。而甄寶玉卻缺少這樣一個空間。所以，作者通過同賈寶玉性格相同、相貌名字也相同的甄寶玉長大後(其實前後差不幾年)思想性格的變化，充分說明傳統習慣的強大同化力，同時從反面映襯賈寶玉的形象。甄寶玉形象的意義就在於他既和賈寶玉相同，又不同於賈寶玉，他既是一個「假」寶玉，又是一個「真」寶玉。如果甄寶玉的思想性格始終和賈寶玉相同，那麼他也就真的成了賈寶玉的附庸，從而也就失去了他做為一個藝術形象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實，甄、賈寶玉的貌合神離並不僅始於第115回的描寫，在作者開始塑造這個形象時就已經注定了此二人的不同命運，這是由甄寶玉在總體上是賈寶玉的反襯來決定的。甄寶玉熱衷於功名富貴，是現實中的寶玉，是「真」寶玉；賈玉玉厭棄仕途經濟之道，有著全新的人生理想和目標，是作者理想中的寶玉，是「假」寶玉。現實中的甄(真)寶玉，其出路只能是走那條顯親揚名、光宗耀祖的仕途經濟之道；而作者理想中的賈(假)寶玉，在當時來說是沒有什麼出路的，他唯一可走的就是那條不是出路的出路——出家，以此來求得解脫。因此，甄寶玉和賈寶玉的對比塑造表現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賈(假)寶玉的不可能存在實際上貫穿了一種理想，體現為一種感傷的浪漫主義，這和清初的文藝思潮恰好是契合的。
總之，曹雪芹通過賈寶玉這一藝術形象，深刻表現了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一種認識和領悟，抒發了鬱結在自己內心中的「兒女之真情」，並充分表達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作為賈寶玉陪襯形象的甄寶玉，作者對他所用的筆墨雖然不多，他的作用卻不可低估。正是由於有甄寶玉這一形象的陪襯，才使得賈寶玉的形象更加豐滿，更加完整，從而放射出如此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