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脂評」的寶玉觀

談「脂評」的寶玉觀

談「脂評」的寶玉觀

賈寶玉

探討賈寶玉形象的意義,從來就是《紅樓夢》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今天研究這個問題,回頭看一看早期紅學評論家們的見解,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啟發的。在這篇文章裡,我們試以過錄在各種「脂評」系統本子上的評語為範圍,來清理一下賈寶玉形象研究的初期階段的一些情況。

「脂評」的主要作者,如脂硯齋、畸笏叟等人,不僅與曹雪芹處在同一社會環境裡,而且同曹雪芹還有著一種特殊的親密關係。他們或是《紅樓夢》作者的親屬,或是作者的朋友,都對作者具有直接的瞭解,「深知擬書底裡」。正如《紅樓夢》版本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劉銓福所說:「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又說:「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殘抄本跋)因此,由於「得天獨厚」而帶來的「親」和「早」的優越條件和資格,就使得他們作為《紅樓夢》的第一批讀者和評論家(有的批者還可能參加過《紅樓夢》稿本的整理工作)而寫下的大量批語,很自然地對曹雪芹的創作契機、創作過程,提供許多極其珍貴的資料。就其批語本身而言,脂硯齋等人的某些認識和分析,也表現了不少精警卓絕的地方。這些成就,使得「脂評」成為《紅樓夢》研究史上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脂評」的其他作者,署名的或未署名的,同脂硯齋、畸笏叟等人比較起來,儘管情況各有不同,但他們之間的時代相距並不太遠,思想認識又多有一致之處,不妨看作一個整體來進行綜合研究。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脂評」中表現的批書人的社會政治觀點、倫理道德觀點以及藝術欣賞觀點,總的來說,還是很成問題的。他們基本上都還是戴著沒落封建階級的有色眼鏡來評判《紅樓夢》所描寫的事件和人物的。對賈寶玉形象的評論也是這樣。這就必然會導致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某些歪曲,以及對賈寶玉這一藝術形象的誤解。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這些早期紅學評論家的記錄和評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

首先,我們應當看到,「脂評」認定《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形象是一個藝術典型,而不是現實生活中存在過的某一個特定人物的寫生或傳記。這個認識無疑是正確的。

「脂評」說:「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強調說,此寶玉之性情言語,「移之第二人萬不可」。(「庚辰本第十九回雙行批)這就表明,批書人不認為賈寶玉形象有過一個固定的「模特兒」,不認為它是作者的「自敘」,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實錄」。這個看法是完全符合《紅樓夢》的實際的。只是由於後世新舊紅學家們競相索隱,穿鑿比附,以致弄得花樣百出,面目全非。相形之下,「脂評」的見解也就脫穎而出,高明起來了。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礎的。他從自己的經歷和親友的遭遇中,提取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並通過藝術典型化的手法,把這些素材熔鑄到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敗過程中去,形象地、生動地、廣闊地展示了封建「末世」的種種危機和封建階級的淒涼晚景。這就使得《紅樓夢》所精雕細刻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看來,「脂評」的作者們是意識到了這個道理的,他們覺察到了《紅樓夢》之所以能令封建階級的末世子孫們掩卷歔欷,產生切膚之痛的,不是什麼家傳、己傳的力量,而是由於曹雪芹非凡的藝術概括的本領,是一種連類感覺的觸發。如第七十七回的雙行批:「想遭零落之大族兒子見此?雖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默契於心者焉。」(據「庚辰本」)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正因為具備「情理似亦有默契於心」的共性,才常常出現「作書人將批書人哭壞了」、「批書人……批至此,竟放聲大哭」的共鳴情景。也因為批書人的經歷與小說情節相較,又存在「事有各殊」的差異,才使得批書人——特別是與作者關係更為密切的脂硯齋,雖然從作者在寶玉形象的描繪中,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識的影子,也畢竟沒有產生非要擠到書中硬充一個角色的意思。

「脂評」認定賈寶玉形象的典型性是非常明確而可信的,但後來一些談論、研究《紅樓夢》的人,卻仍要自作聰明,硬把《紅樓夢》裡的人物指實為現實生活中某人的寫照,這不能不說是紅學研究中的一個倒退。「傳記說」的最早作俑者如裕瑞說:「其書中假托諸人,皆隱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遇,一一默寫之,惟非真姓名耳。聞其所謂寶玉者,當系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所謂元、迎、探、惜者,隱寓『原應歎息』四字,皆諸姑輩也。」(《棗窗隨筆》)降至胡適,更打著近代社會科學的招牌,惡性發展了這類謬說。他大膽地肯定:「我相信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這種說法,根本無視《紅樓夢》作為揭露封建末世種種情弊的社會歷史地位,從而也就大大貶低了《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典型概括意義。脂硯齋等人沒有這樣做,正是他們的出類拔萃之處;而按照他們的地位和條件,那是完全可以拈出小說中人物的片言隻語,附會到自己和周圍親友身上,來一個角色分配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倒是那些什麼「外四路」的先生們,挖空心思,生硬捏造,表現了十足的主觀唯心主義症候。

胡適等人號稱重視「脂評」,常常摘引其中字句,作為建立和支持他們的「論點」的支柱。但是,一當那些人所罕知的「珍本」、「秘本」公開以後,特別是由於「脂評」系統的舊抄本的不斷發現,人們立刻可以看到,「脂評」不僅幫不了「自傳說」或者「傳記說」的忙,反而是推倒這類說法的絕好材料。例如,《紅樓夢》關於寶玉情節的描寫,觸發起批書人的切身之感的,就不止一人,有脂硯齋,有畸笏叟,此外至少還有一個署名「綺園」的批者。綺園在小說寫到黛玉葬花之後同寶玉生氣的情節時,引人注目地批道:「予曾親歷其境,……閱此恍惚將予所歷之委曲細陳,心身一暢。」(「庚辰本」二十八回墨筆眉批)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這賈寶玉到底是誰的「傳」呢?是脂硯齋?是畸笏叟?是作者,抑或是綺園?「自傳說」或「傳記說」於此也就無從辯解了。

怎樣認識賈寶玉這一藝術形象呢?脂硯齋等人一接觸這個問題,就昏昏然如墮五里霧中。他們閱歷多士,這樣的人物似乎不曾相識;他們遍觀說部,這樣的形象看來總覺陌生。在第十九回寫下的大段評語十分生動地道出了「脂評」作者的這種迷惘神情:

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此抄本在「平」字後顯然掉一字),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據「庚辰本」雙行批。「己卯本」、「戚本」俱在「脫胎」下多「何等心臆」四字。)

這一大段批語真是絕妙極了!批書人一口氣寫下了十一個「說不得」,把他在曹雪芹塑造的賈寶玉形象面前困惑不解的神情,表現得活靈活現。這一大段批語又還重要極了!批書人在這裡不自覺地觸動了一個關係到全書奧秘的機紐,《紅樓夢》的真正社會歷史價值的鎖鑰,幾乎被他摸著了!曹雪芹所塑造的賈寶玉,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形象,這是《紅樓夢》之所以成為劃時代文學巨著的關鍵所在。然而,「脂評」到底沒有、也不可能打開這一奧秘,批書「諸公」不具備正確估價和認識這一新形象出現的巨大意義的覺悟。但是,僅僅就指出這是「今古未見之人」這一點說來,也已經是夠重要的了。

賈寶玉形象的巨大社會歷史意義,確實在一「新」字。這「新」。不僅在於時代的不同,使他有別於曹雪芹所謂歷史上那些秉「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而更主要地還是體現了由於社會的發展而帶來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新因素、新思想、新人物的出現。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面臨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悲涼晚景。在這個社會內部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正在不斷滋長。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賈寶玉形象的出現,正曲折地體現了封建社會瓦解過程中,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力圖從舊營壘內部衝殺出來的艱難困苦的掙扎。他從「富貴不知樂業」到最後「懸崖撒手」,正是新舊社會形態交替之際,具有叛逆思想行為的封建階級子弟企圖沖決網羅的初步嘗試。腦子裡塞滿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脂評」作者,自然是無法理解賈寶玉形象的時代意義的。賈寶玉對「四權」(神權、皇權、族權、夫權)的反感,對於傳統道德、傳統學術的攻擊,他的平等觀念,他的人生哲學,總之,一句話,他那「行為偏僻性乖張」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作風,都只能使脂硯齋等人目瞪口呆,不可名狀,難以評出賈寶玉「終是何等人物」。

誠然,「脂評」也透過賈寶玉的形象看到了「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但他所理解的「末世」,不過是指的一個封建貴族集團行將被另一個封建貴族集團代替前夕的衰敗局面而已。儘管「脂評」作者自負不凡地指教讀者說:「看官當用巨眼」,而歷史卻嘲弄了他們。《紅樓夢》所精心結撰的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社會變革意義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一幕史劇的本質,卻沒有被他看透。四大家族的衰亡就是封建制度的沒落,這一正確的、科學的結論,是固持封建主義歷史觀的「脂評」作者所無法認識的。

「脂評」面對賈寶玉的形象,一方面聲稱「說不得」這,「說不得」那,另一方面卻又要強作解人,說這說那,喋喋不休。他們自命相知,自矜「巨眼」,強不知以為知,在許多根本問題上歪曲曹雪芹的原意,散佈了不少錯誤的解釋。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一個「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上」的人物。國運的興衰,家道的升沉,他是向來不以為意的。然而,脂硯齋等人硬要把他說成是一個深心繫念家族運數的封建階級正統派子弟。秦可卿暴死,「彼時閤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寶玉「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子,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作者這樣細緻描寫,顯然是在刻劃寶玉對封建家族中被凌辱、被損害的女性犧牲品的同情和傷悼。而「脂評」卻無中生有地說什麼這是「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甲戍本」第十三回夾批)硬是把維護家族利益的思想意識強加在他頭上。這樣評價賈寶玉,豈不與曹雪芹的意思完全相左?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一個鄙薄功名利祿,厭棄高頭講章的人。而「脂評」卻在第十六回秦鍾臨死前囑咐賈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的話的側旁批道:「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庚辰本」夾批)這也是對寶玉的極大歪曲。秦鍾本是一個平庸淺俗的人,寶玉曾經對他的輕薄言行有過指責。可以想像,聽了這樣的話,只能引起賈寶玉的反感和失望,如果不是慮及秦鍾處於病危狀態,他一定會用「國賊祿蠹」、「鬚眉濁物」之類的話來嘲罵了。這樣的人決不是寶玉思想上的真正知己。就連林黛玉,寶玉還曾表示:「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若是依「脂評」所說,最有資格作「玉兄之知己」的,那就只有成天勸他攫取功名富貴的薛寶釵和花襲人了;如此,還叫什麼《紅樓夢》?

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在《紅樓夢》中也有著明顯的表現。體現在賈寶玉身上的樸素的平等觀念,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雖然在賈寶玉的頭腦中,封建的階級意識仍然佔著主導地位,主奴之間、貴賤之間、尊卑之間、嫡庶之間的界限,也還相當鮮明。但可貴的是,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貴家子弟的偏見,收斂優越感,能夠虛心體察婢女、村姑、藝人、寒士的心曲,發掘其靈魂深處內在的美。這不能不說是他超群出眾的地方,也是寶玉形象之所以成為一個嶄新的藝術典型的重要標誌。而堅守封建階級立場的「脂評」作者,卻恰恰不願看到這一點。他們對賈寶玉的這一性格橫加指責,說什麼「親優溺婢總是乖淫」(「戚本」第三十三回總評),「真畫出一個上乘智慧之人,入於魔而不悟,甘心墮落」(「戚本」第十九回總評)。這就充分暴露了「脂評」作者封建衛道士的頑固立場,也體現了他們同曹雪芹的貌合神離之處。

更有甚者,「脂評」還特意羅織了賈寶玉的所謂「三大病」。這「三大病」之說,概括了批書「諸公」對寶玉這一人物的基本看法,集中表現了他們頑固維護封建宗法、禮法的腐朽倫理道德觀念,說明他們的思想境界迥異於作者,說明他們不懂得《紅樓夢》的真諦所在。

何物「三大病」?一曰「惡勸」。這「勸」,當包括警幻、襲人、寶釵諸人的「文勸」,和賈政棍棒的「武勸」。的確,寶玉是十分厭「勸」的。即使那些「勸」來自他平素所敬重的人(如史湘雲),他也會立刻撂下臉來,置對方於難堪的境地。不願「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拒絕走追求功名利祿的道路,正是賈寶玉人生觀的健康純潔之處,以之為「病」,足見評者的是非是何等的悖謬。二曰「重情不重禮」。是抨擊賈寶玉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逾越封建禮法規範,追求一種較自然、較合理的生活方式。封建專制統治利用一整套綱常名教來箝制思想、戕害青年,在一代復一代的甘心受戒的青年人身心之上造成了種種病態。曹雪芹看出了這一點,他描寫寶玉「重情不重禮」,正體現了他思想上反壓抑、反束縛、力圖補偏救弊的進步傾向。顯而易見,這不是「病」,而是治病。三曰「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三病之文均據「庚辰本」第二十一回)這無非是指責賈寶玉最後竟然下狠心棄國棄家,「懸崖撒手」,斷然走上了同腐朽、垂死的封建家族決裂的道路。於此可見,「脂評」作者對曹雪芹所安排和肯定的賈寶玉的道路,是持相反態度的。在這點上,他們的思想還芐?後於高鶚。高鶚的續書雖然違反了曹雪芹的原意,其結局「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魯迅語),但畢竟還是寫了寶玉拂袖出家,保留了一點封建統治階級晚景「悲涼」的色調。這就是被「脂評」稱之為「玉一生偏僻處」的所謂「三大病」。

值得注意的是,「脂評」在指責寶玉「三大病」的同時,又表彰了襲人的「三大功」。批書人的意圖是極其明顯的,他是要讓讀者在「功」、「病」的相比相映中,接受他那皮裡陽秋之筆。思想不同,認識迥異,從對賈寶玉形象的愛憎,最清楚地表現了作者和評者南轅北轍的差異。

在具體分析賈寶玉的某些個性特點和生活習慣的時候,「脂評」也不無稱賞之處。但它所稱賞的是什麼呢?最突出的、說得最多的,不外是「絕代情癡」、「天真爛漫」、「腦中純是一團活潑之天機」(此句見「蒙府本」四十九回側批),如是等等。的確,曹雪芹曾經說過,他的書,「其中大旨」不過「談情」;《紅樓夢》也曾有過一個叫做《情僧錄》的名字;據「脂評」透露,作品已經散失的未定稿又以「情榜」作結。但是,曹雪芹所婉婉曲曲地傳達出來的「情」,絕不是單純的、抽像的「愛河」深處的呻吟,它自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在這「滿紙荒唐言」之中,蘊含著作者的「一把辛酸淚」。《紅樓夢》的真正價值,賈寶玉性格的光彩成份,正像璞玉渾金一樣,沒有經過雕琢提煉,是難以認識的。「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武」——由於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脂硯齋等人是很難認識賈寶玉形象的真正價值的。他們至多只能借助地主階級的「人性論」的觀點來發現一些外在的「天真」、「自然」的情趣。即便是這樣一些所謂「天真」、「自然」的因素,他們在讚歎一番之後,卻又隨即流露出一種畏懼、不取的心理。如三十五回的總評說:

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屈百折,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病苦,並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氾濫?一溺其中,非死不止。且泛愛者不專,新舊疊增,豈能盡了?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於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自不覺,誠可悲夫。(見「戚本」)|這段話表明,《紅樓夢》的早期批書人同鼓吹「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家者流是有區別的。他們謹慎地、有節制地稱讚了寶玉、黛玉的「情」,但同時又從中意識到了一種危險性,預感到一種可怕的前景。在他們看來,這種「情」一定要限制在封建禮法的許可範圍之內,不得超越,不讓氾濫,不使「多情之心」「流於無情之地」。過此界限,就成了所謂「三大病」之一的「情極之毒」。「脂評」正是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導致「於國於家無望」的「情極之毒」,正在賈寶玉身上發生著「可悲」的「氾濫」的。因此,歸根結底,他們對賈寶玉的「情」,也是反對的、指斥的。

按照「脂評」作者的認識的邏輯,賈寶玉的「情」既然越出了封建禮法所能允許的範圍,寶玉其人也就不足為訓。這樣,「天真爛漫」的情癡情種,也就只能同賈蓉這樣的人一樣,都不過是貴族之家的「鄙邪」子弟。雖然「二人之形景天淵,而終歸於邪,其濫一也,所謂五十步之間耳。」(「戚本」第六十三回總評)為什麼呢?因為「寶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益之聰明,不得謂比(賈蓉)諸人皆妙者也。」(「庚辰本」第七十五回)「脂評」把寶玉和賈珍、賈璉、賈環、賈蓉之流等同起來,根源於他對封建世家運衰數敗,「舊族後輩」不能「克紹箕裘」的痛惜。從寶玉身上,他看到的是「一個上乘智慧之事?,入於魔而不悟,甘心墮落」的教訓。所以,他要呼籲「持家有意於子弟者,揣此照察之」、「戒之」。(「戚本」六十三回總評)「脂評」作者就是這樣一些對作者名為熟悉而實是陌生的批評家!

話又說回來,脂硯齋等人對賈寶玉形象還是感情深摯的。他們往往於忍痛指斥之餘,又不禁深致扼腕浩歎之意,幻想如果癡情癡性的寶玉能「推此心此志」,去「作臣作子,出入家庭廊廟」,則「何患忠孝之不全,事業之不立耶。」(「戚本」第三十四回總評)即使不能這樣,退一步說,哪怕「寶玉肯效鳳姐一點餘風,亦可繼榮寧之盛」。(「庚辰本」第二十回)「脂評」作者為封建統治的存亡續絕,奉獻了多麼殷切的拳拳之心呵!然而封建制度畢竟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這是誰也沒法挽回的事。曹雪芹的傑出,正在於他敏銳地反映了這一客觀現實;如果他用以觀理究事的方法一如「脂評」作者那樣,逆歷史潮流而動,把寶玉塑造成鳳姐、探春式的人物,去挽「末世」的頹波,扶榮寧將傾的大廈,那麼這樣寫成的作品只能落得個倒霉的結局,最多配稱一部舊制度的哀詞誄賦罷了。但曹雪芹塑造的賈寶玉形象沒有使脂硯齋等人滿意,這正是《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不朽的關鍵所在。

不理解賈寶玉形象的真正意義,是批書人沒有真正瞭解作者的直接結果。在脂硯齋等人的目光中,曹雪芹只不過是一個像他們那樣的千千萬萬的封建文人之一,至多是個多才多藝的才子而已。如第十一回結末總評說:「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見「戚本」)如此水平,難解《紅樓夢》之「味」,也就不奇怪了。

不認識寶玉,不瞭解作者,脂硯齋等人在批書過程中似乎也曾覺察到這一煩惱。但他們有自己的老主意,上文說的強作解人、斷以己意是其一法,於囫圇不解之中求解、自欺欺人,也是一法。請看他們在遇到解不開、吃不透時的一段妙論:

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石頭既未必解,寶(玉)、林(黛玉)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寶、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庚辰本」第二十回賈寶玉對林黛玉說「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二語下雙行批)|常常自稱「瞞不過我」的批書人,竟然靠這種戲論之筆來掩飾自己的困惑,看去確是有些滑稽;然而我們正能於此類言不及義、近似荒唐的地方,看出封建文人及其傳統思想、保守眼光、「聖歎」批筆,在對待象曹雪芹這樣一位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和《紅樓夢》這樣一部具有深刻社會歷史意義的文學巨著面前,呆然盲然,不知所云的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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