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下）
三
看起來，儒道文化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馳，彼此對立的：一個主張積極入世，樂觀進取，一個主張消極避世，退讓求隱；一個強調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一個講究任其自然無為不爭的覺悟；一個要求仁而愛人，大濟蒼生，另一個卻提倡忘情寡慾，老死不相往來；……實際上，儒道二學自有其內在的相通之處。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宣揚進取行仁的同時，也強調中庸，反對走極端。他認為「師也過，商也不及」，師（子張）與商（子夏）的行為或失之偏激，或失之遲鈍，不能達到中庸，終有遺憾，是所謂過猶不及。「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主張不隨意揣測，不作絕對肯定，不固持己見，不唯我自是。意、必、固、我，都是固守己意，不肯變通之意，這樣做難免產生偏差，走向極端。孔子批評伯夷、叔齊、柳下惠等人不知時變，死守節操，自謂「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對此發揮說：「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這說明孔子本人是一個能進能退、隨世而處、善於變通的人物。現實中的孔子在「斥於齊，逐於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屢遭碰壁之後，曾點的那種淡泊無求、怡然自樂的人生理想，自然就獲得了他的贊同。這與他素來所主張的「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的生活態度是相通的。「無可無不可」，這就和道家「安時而處順」的處世態度有了精神上的契合點。同時，儒家強調理性精神，主張以理節情，也不是不要感情，而是要求發乎情止乎禮，適可而止，不淫不傷，這與道家不內傷其身的無情說也有合拍之處。在漫長的歷史裡，封建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提倡「三教同源」、「三教合一」之說，將儒道釋思想各取所需地糅合扭結在一起，這就更使儒道文化在反對、抗衡的同時又接受、融合，以至交滲互涵，趨於統一。理學家找到了儒道文化思想上的重合點，將兩學的相通因子加以溝通和發揮，實踐了彼此的融合滲透，形成新的文化思想，使之不再是純粹的儒或純粹的道。存天理滅人欲，涵養性情，因性而明，棄情用中，便是文化合流的產物。「雖生死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過乎眼也，……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這是主張以理節情，對人世間的生死榮辱漠不關心，以物觀物，情累都忘，隨物遷化，「情順萬物而無情」。這是一種既儒又道的情調，顯示了渾融涵厚的文化色彩。
儒道文化的互相補充，彼此滲透，造就了歷史的和時代的思想氛圍，成為幾千年中封建士子亦進亦退心態的文化淵源。他們往往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既可胸懷大濟蒼生的抱負去闖蕩天下，建功立業，也能在失望深重之際歸隱山林。懷有同樣悲劇心態的作家在潛移默化的接受中，在無才補天的慨歎和瀟灑塵外的嚮往的彼此撞擊激盪中，將傳統文化思想的交融互涵特徵潛在地注入了筆下人物的軀體和靈魂，化作形象的特有氣質。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在儒道文化彼此涵融的土壤和氛圍裡生長的薛寶釵，思想性格中自然會有冷熱相濟、光影共存的傾向。她既有「達則兼濟天下」的心態和才幹，又有「窮則獨善其身」的能力和襟懷；既有「釵於奩內待時飛」的熱望，又有「不語婷婷日又昏」的冷凝。在具體的待人接物中，她常常是溫厚關切和淡漠超然兼有，處於有意無意之間的中間境界。62回中和寶玉談心時，提到自己所知的比玫瑰露、茯苓霜事件還大的事，即是一例。比常人瞭解得多，是寶釵的精明細緻之處；將詳情告訴平兒，已經是一種關注，但自己並不出面，卻又是旁觀者、局外人身份，並不真正介入。而這處理問題的過程，對寶玉的叮囑，卻實在是又顯溫厚，又顯世故。諸多場合，她的善於以理馭情、以理節情的功夫，使得她心靜意淡，免於內傷己身；她的以退為進、柔外剛內的策略，又使得她避嫌遠禍，不曾隨風逝去。儒文化推崇的停機之德和道文化追求的高士之道，就這樣和諧地統一在這個形象之中。協助紈探理家，薛寶釵內心本不願意，因礙於王夫人面子，「只得答應」。對此脂硯齋的看法是：「寶釵此等非與阿鳳一樣，此則隨時俯仰，彼則逸才逾蹈。」「隨時俯仰」，也就是能進能退，隨世而處，是「無可無不可」，亦是「安時而處順」。這已相當於一種能代表封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的才能。作者借這樣一個閨閣知識分子的形象，反映出傳統合流文化的兼容性和複雜性，寄寓了一定的理想內容。薛寶釵以她氣質中文化意蘊涵厚幽長的特有風采，成為作者魂牽夢繞的「兼美」理想的內涵之一。
薛寶釵氣質中的傳統文化因素，是既道又儒而又非儒道各半的。溫厚練達，體上憐下，平和穩重，善解人意，畢竟還是儒家文化思想浸潤甚深的結果，用「溫良恭儉讓」來概括薛寶釵思想氣質的主體特徵，可謂恰如其分。道文化的淡泊超然，無為無情，作為一個次要的氣質內容配置在這一形象上，亦有一番妙韻。此外，薛寶釵形象中也並不能排除釋文化的一些內容的存在。釋家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和儒家捨生取義的道德原則、「善推其所為」的「惻隱之心」相通；它的出世理論，與道家逍遙塵外的蟬蛻之風亦有一定的契合之處。儒家說「無可無不可」，道家說「同謂之玄」，釋家則言「色即是空」，三教在思想上由合流而合一，尤其在「修心養性」問題上達到一致，融合於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嵌入國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需求，影響到每一個社會個體，使之思想氣質或深或淺、或淡或濃，印上了合流文化的投影。薛寶釵一邊說「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歌頌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理想人生，透露出濟世補天的高昂格調，一邊卻嚮往人生的「均勻」之道，為自己能不為外物所感、情守於中、「任他隨聚隨分」的氣質而驕傲，同時又由衷推崇「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的超脫清淨。對王夫人說人參原應「濟散窮人」的話語，既有儒家仁而愛人、「君子周急不繼富」的倫理精神，也有佛家慈悲為懷、施捨眾生的意味。而她待人接物時的不疏不親、不遠不近態度，不喜不笑、不慍不怒的風格，可以說是具備儒學精神的端凝持重，也可以說是帶有道家無為不爭的豁達淡漠意味，亦可以看作染上了釋文化的超脫無慾印痕。所以寶釵在自矜「珍重芳姿」、「不語婷婷」之際，又追求「花更艷」的目標，同時又格外欣賞「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神境。服藥，冷極亦香極；詠花，色淡而質艷；做人，無情，卻動人。淡泊無慾的外表，無為不爭的手腕，樂觀進取的內核，便構成了「淡極始知花更艷」的美學內涵。李紈評價寶釵的詩作含蓄渾厚，在表達人生嚮往、披示現實心態方面，寶釵作詩抑或做人，確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了。
薛寶釵修身養性的結果，並不能衝破歷史與時代的局限，去大濟蒼生，輔國治民；也沒有能夠挽回家運，輔助丈夫立身揚名；甚至沒能給自己創立一個幸福寧靜的未來。「識寶釵」之識，只能讓自己暫時地以慧眼看透大觀園內的是非禍福，沒有像迎探湘黛那樣在轉瞬間隨逝水委芳塵，但她還是終究逃脫不了命運的悲劇性安排，如一枚金釵為時代大雪所深深覆埋。脂硯齋說，寶釵是為「博知」所誤。確乎如此，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為生活信條的寶釵，實際上卻學貫古今，才兼鳳探，被她譏為「雜學旁收」的寶玉，其學識還超不出寶釵的知聞視野，寶玉屢屢讚她「無所不知」，湘雲稱她為「通人」，博知多才使她成為封建時代閨閣知識分子的典範之一。可是博學多知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氛圍裡，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作者作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寫出這幾個「小才微善」的知識女性如何被雪埋風摧的過程，寫出封建「天理」對人尤其是閨閣知識分子的內在價值的全面抑制、摧殘和扼殺的歷史，以完成「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劇命意。另一方面，金玉姻緣也未能如金玉般牢固持久。寶玉對個性自由的執著追求，感情上的真正覺醒，對兼美目標的癡望，黛玉逝後內心深處的痛楚，已交織成一種無法釋懷的精神品格，與寶釵之間構成了文化意義上的衝突。釵玉可以結合，卻難以產生情緒和感覺的共鳴，寶黛式的精神契合與心靈共顫，在釵玉之間是難以出現的。「博知」造就了寶釵，也淹沒了她自己。說寶釵是「博知」所誤，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