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上）
在大觀園清麗溫馨的抒情天地裡，林瀟湘薛蘅蕪，各以其風流蘊藉的資質才情俏然佇立於千紅萬艷之極致；融裊娜飄逸與含蓄溫柔為一體的「兼美」意象的設計，使得「任是無情也動人」的蘅蕪君，在這部懷金悼玉的《紅樓夢》裡，成為石兄深深追憶的倩影之一。離開釵黛優劣的話題來審視單個形象，這一性格的複雜深曲程度會令我們歎惋不已；因傳統文化因素的矛盾性與兼容性之浸染而顯示的氣質的豐厚內蘊，更使我們驚贊莫名，從而沉迷於天光雲影共相徘徊的感覺之中。
一
兩美合一的美學構思，表明了薛寶釵在書中的與林黛玉銖兩悉稱的地位。能夠與風神靈秀的瀟湘子對峙而分流的薛寶釵，其姿容的優雅嫻麗自不待言，其文化素養的深厚與人情世故的圓熟也是出色超群的。薛家「本是書香繼世之家」，由於父親酷愛，從小「令其讀書識字」，使得寶釵自幼便生活在傳統文化的濃厚氛圍裡，得以接受較為正規的文化教育。在這樣的環境裡生長起來的薛寶釵，自然擁有一份閨中書生的多學多才風采。因父親早故，唯一的兄長又是個粗莽無禮的呆霸王，實際上能夠寬慰母懷、支撐家門的，是這個聰慧早熟的少女。體驗過生活的艱辛、持家的困難，嘗試過物質的經營、世事的運籌，比起大觀園中其他少女來，薛寶釵也就練達得多。
多一些見識，多一些練達，和姐妹們相與時，也就多了幾分溫厚。寶釵通常是以溫和親切的大姐風度去建立姐妹間的情感氛圍的。史湘雲依傍叔嬸度日，心細如襲人亦未意識到她處境困窘，寶釵卻能遙想體察，悄悄向襲人言明；湘雲要還席，寶釵便幫助她設計一頓又便宜又有趣的螃蟹宴，使得雲丫頭感念不已，期望寶姐姐是自己的親姐姐。當林黛玉說出那句有失貴族小姐身份，令她自己想起時也「羞得滿面飛紅」的話時，薛寶釵只是回頭看看她，並不當眾給她難堪，事後才尋機告訴她：「你當我是誰？我也是一個淘氣的。」在引起顰兒共鳴後，才款款勸導她謹言慎行，提防錯移性情，留下一篇情致婉轉的解疑蘭言；爾後體諒到黛玉苦衷，著人悄悄送去燕窩，令顰丫頭於孤寂淒寒之中因感受到寶姐姐的幾分溫厚而由衷慨歎：「難為你多情如此！」在「成佩麟之心交，接梁鴻之眉案」之後，作者又設置了寶釵為邢岫煙出錢贖衣的情節，以發「英雄失路之悲」，以暢「知己相逢之樂」。能讓家境清寒、氣度超然如閒雲野鶴的邢岫煙視為知己，能與生性寬宏、胸襟一似霽月光風的史湘雲達成心交，非有善解人意的練達不能至此；而素來多疑敏慧的林黛玉亦能折服於她的蘭言，則更需要她的溫厚至誠。凡事能替人著想，忖度別人的處境與情緒，知意、解語，給弱者以溫暖體貼，對知書達禮的寶釵來說，便在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之中透出若許儒文化的氣息，滋潤著一份既深沉又平淡的動人情愫。十二釵判詞讚歎寶釵有停機之德，明示了她合於傳統文化的心律。
在儒家看來，倫理價值的最高標準是「仁」，在日常生活和倫常感情中，仁而愛人應作為最重要的道德準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儒文化提倡的仁，即是要以自己的所欲來推知別人的所欲，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從自我的慾望、意願、情緒、嚮往等，去推知他人的慾望意願情緒嚮往，在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時，能夠把別人當作自己一樣的一個人來對待，借助一定的同情和幫助，協調彼此之間的關係，創立和諧融洽的關係氛圍。另一方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是要求以自己的不欲來推知別人的不欲，從自己不願遭遇的情境來推知正處於類似情境中的他人的特殊心態，以愛心對待自己的同類，通過種種方式為他們解除憂愁，減輕精神痛苦。如果凡事皆能以近取譬，推己及人，也就掌握了行仁之方，實踐了儒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則，達到了愛人。溫厚練達的薛寶釵，正是這樣一個善於以己推人，行仁愛人的女性。宴螃蟹、贈燕窩都屬平常，言行之間卻自有淡淡的溫馨，如初春的和風自自然然沁入人的心脾，連深領風淒雨寒的黛玉也因這溫情的感染而暫時明快活潑起來，雅謔俏語，風味叢生。寶釵溫厚，是因為她有善解人意的仁厚；寶釵練達，是因為她洞察人心，情理通達。如果說，改玉為蠟的建議達到了察言觀色揣摩人意的極致，同時不免有媚上意向的話，那麼她屢屢回護香菱，幾次顧及賈環趙姨娘等，則不能不說是一種溫良仁厚之心。儒家在釋「達」時說：「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脂硯先生不僅說寶釵「待下愚……和平親密」，而且對她小惠全大體的行動，評價為「認的真，用的當，責的專，待的厚」，稱讚她是「識」，是「善知人者」。善知人，也就是善於以己推人，善於以儒文化的仁而愛人原則來調和自我與環境的矛盾，待人以厚，慮人以寬，施人以惠，敬人以德，所以能夠周旋於上下各種人中，穩妥細緻，色色周到，能「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賈母也以儒家傳統的倫理標準來衡量她，稱讚她穩重平和，得出「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子算起，全不如寶丫頭」的結論。這一大半要歸功於寶釵自己以仁待人接物、人際關係和諧均衡這一前提。
儒文化的一個重要精神，是主張對社會採取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態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文化為封建時代的讀書人提供了具有積極意義的人生準則，也為閨閣知識分子準備了行為規範。對待人生，薛寶釵是一位豁達樂觀的進取者。我們從未見過她對現實有過抱怨，對命運滋生哀愁；瀟湘子的春恨與秋悲，在她的言行裡是找不到的。她所擁有的，是珍重芳姿，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高格調，是儒士的入世心態。要說寶釵是個深閨女子，不可能有積極入世的人生觀，那是不客觀的。協助紈探理家，寶釵在顯示她體上憐下、仁惠周到的同時，也展現了她的治家頭腦和才幹。不惟如此，作為薛寶釵行為的橫向補充的另一位少女賈探春，被作者推到我們面前，正言宣告：「我大凡是個男人，要出得去，早出去了。」三姑娘是玫瑰花，性格爽快，言談鋒利，所以直抒胸臆，成了罕言寡語的薛寶釵的代言人。她們一樣渴望能夠「立出一番事業」，而時代局限卻阻礙了她們人生理想的實現，所以她們只能轉向封建女性所能做的事，所能走的路，進皇宮的企慕也就成了進取心的狹隘實踐途徑。日邊紅杏倚雲栽——探春的將來似乎做了王妃，薛寶釵本可以做得更好。史太君稱讚寶釵時，將貴為帝妃的元春都排在了她的後面；如果寶釵也有如元春一樣的機遇，還不能夠母儀天下？或者是身為男子，還不能夠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運敗金無彩，時乖玉不光。薛寶釵雖沒有實現人生最高理想的機會，卻完全具備普通女性佐夫教子修身齊家的德與才。「金殿對策」、「仕途經濟」之類的話常有出現，強調男子應「讀書明理」以「輔國治民」；以「無事忙」、「富貴閒人」嘲寶玉，後尚有「藉詞含諷諫」的情節……這些恐怕都是封建時代浸漬於儒文化傳統意識的知識女性常規心態的一再體現吧？釵探常被論者相提並論，共稱為補天人物，不無道理。
薛寶釵的「端凝持重」、「溫柔敦厚」氣質，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為人風格。《中庸》有「節情以中」之說，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即要求從根本上注重性情的溫良柔順，將「允執其中」作為人格修養的要義。風靡當時的鄭衛之聲，孔子以為淫，而視《關雎》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淫不傷的抒情方式，才合乎中和標準，也即發乎情止乎禮。《論語》中所載孔子言行，也體現出一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儒家這種節情以中的理性精神，亦滲透在薛寶釵的氣質個性中，形成這一形象不慍不怒、不喜不笑的端凝安詳溫和豁達風度。對寶玉的應付和迴避，不過說一聲「我是為抹骨牌來的麼」之後笑笑走開，不在意，不生氣；勸導寶玉，寶玉卻「咳」一聲抬腳就走，她也只是臉紅了一紅，對別人的無禮仍是不計較不惱怒。諸多場合，她只是「渾然不覺」。賈政在座，眾姐妹皆有拘禁之感，惟有寶釵坦然自若，是在「天性從禮合節」之外，尚有一種經受傳統文化陶冶的功力。當貴族小姐的尊嚴受到極大傷害時，她並不大光其火，充其量也只是機帶雙敲，不動聲色地借題發揮而已，而且見好就收，事後全然不提。薛寶釵作詩填詞，亦符合儒家的溫柔敦厚詩教。其中和標準，即要求以溫良和順的性情，不偏激不直露的抒情方式來作詩，以求達到溫柔敦厚境界。愁多焉得玉無痕？薛寶釵是比較清醒地懂得現實的嚴酷和憂愁的傷身的，所以把溫厚通達注入詩中，意境恬淡含蓄。完全是「自寫身份」的白海棠詩，因其蘊藉淡雅的魅力，被推為壓卷之作，置於林瀟湘的風流別緻之上。脂硯評寶釵此作「清潔自勵」，「纖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所以認為「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著終是寶釵」。意境如此，焉能不先有溫柔敦厚的襟懷？！
二
薛寶釵雖然天賦穎慧，學力深厚，多才而博知，卻常以藏愚守拙為本，深深掩飾自己的喜怒哀樂情緒，盡力摒棄、抑制生活慾望的各種需求，將個性、感情、意志等，擱置於精神世界的一角，築起冰冷的理性柵欄，以順應環境，迎合他人情緒意志，遵循既定的觀念規則，不肯逾越。元妃燈謎要故意尋思半天，說難猜以示愚拙；生日點戲，不是任憑興趣愛好自然流露，卻去迎合老太太的趣味；西廂琵琶元人百種無所不讀，爛熟於心，卻偏稱「不知」、「不大懂得」，惟恐這些「雜書」會不知不覺啟人邪思，移人性情；平日只沉於陪侍母親、「只以針黹紡績為事」的淡漠平靜的生活氛圍，追求拙樸怡然的情調。這種氣質，似乎又近於道文化的諸多精神因素。「絕勝棄智」、「忘情寡慾」是道家思想的基本點。「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慾，是謂素樸」，素（生絲）樸（原木）之心的獲得，是以摒除智慧慾望為前提的。莊子以解牛為喻，將絕勝棄智的內涵生命化了。他認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是危險的，會「內傷其性」，勞形虧生，只有「緣督以為經」，才能保身全生，得盡天年。庖丁能夠「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按照牛本身的結構，在骨節筋肉的空隙之間進刀，故能十九年而刀不卷刃；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裡，正像庖丁運刀於筋骨錯綜的牛身一樣，如果始終順應環境，不亂「割」硬「折」，就能自由如意，避免身心遭受傷害。這也就是老子所主張的「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上善」：「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無為而致治，以不爭而達爭，以「曲」而得「全」。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即是不爭無為、明哲保身哲學的形式種種。在曹雪芹的筆下，則有薛寶釵的不干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如果蘅蕪君也如瀟湘子那樣，遇機會便思展才，有場合即示聰明，伶俐尖刻，鋒芒畢露，那麼也會如瀟湘子一樣高標見嫉，雨蝕風摧。所以寶釵的藏愚守拙，罕言寡語，除了天性渾然不覺之外，更多時候莫如說是她用以保護自我的軟武器。這種明哲保身的處事態度，自然造就了她的「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蜜之情形諸聲色」的不疏不親、平和均衡的情境了。可厭之人並非不厭，而是不肯與之摩擦衝突；可喜之人並非不喜，而是不肯流露喜愛之情。撲蝶時使用金蟬脫殼之計，首先出自遠離是非的考慮；探玉時「心裡也疼」的話只說半句，已是另一層意義的忘情。大觀園抄檢後，寶釵藉故搬離了這塊是非之地，以至後來變故迭起之際，能因了平時「東風捲得均勻」，而不曾隨逝水，委芳塵，避免禍及己身，得以保身全生。
與這種見素抱樸、無為不爭的人生追求相吻合，薛寶釵的衣飾住行也傾向於素樸淡雅的生活情調。她從不愛花兒朵兒的，家中僅有的十二支飾花，還分送了賈府姐妹；衣著是家常式樣，一色半新不舊；蘅蕪苑內只草不花，冷而蒼翠，絕無艷美濃麗氣象，極素淡自然，又極芳馨清雅；居室內一應擺設全無，雪洞一般，連高齡老太太看了亦覺太過；藥名亦嵌「冷」字，原料系白色花蕊及霜雪雨露。《紅樓夢曲》讚她為「山中高士晶瑩雪」，「雪」的冷凝風格恰如寶釵其人。
寶釵的情感特點便是白雪般的冷漠無情。她的花名簽曰「任是無情也動人」，——既為「無情」，緣何「動人」？從道家的視角看，無情並非沒有感情。「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無情不等於心如死灰，而是要破除生死好惡之情，對待世上萬事萬物，應是「哀樂不易施於前」。因為道家所推崇的人生，乃是「游心於淡，合氣於漠」的恬淡無為的人生，所以不能讓生死牽動自己的感情，以免內傷其身。方法即是一切因循自然，不加作為，看開得失。「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哉！」得是合乎時機的，失也是順，那也就無所謂得失。既然得失生死都不過是自然的變化，逃避不了，動情無用，那麼還不如不動感情，任其自然，反而能夠得到解脫。被譽為冷美人的薛寶釵，正是這樣一個以不傷其身為標準，不動喜怒哀樂之情的「無情」之人。在個人情感的宣洩方式上，寶釵採取絕對的無慾狀態，藉「後天之學力」來按捺先天的情懷；所以她的先天病狀、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要用後天精心調配的冷香丸來醫治克服。王夫人於金釧之死唏噓自責，寶釵卻表現得淡漠寡情，勸慰王夫人不要因為「十分過意不去」而傷了自己的身心；薛小妹所編懷古詩，因為有兩首牽涉到抒發男女之情的內容，寶釵便推說「無考」。寶玉認定《桃花行》非寶琴所作，是深知寶姐姐「斷不許妹妹作此哀音」，為情所累。她雖然心中暗生對怡紅公子的愛慕情緒，悄悄將元妃所賜的極富暗示意味的紅麝香串羞籠於臂，甚至情急之時，也曾半含半露，欲說還休地吐出半句「大有深意」的話語，但更多時候，寶釵卻是迴避現實，壓抑感情需求，「總遠著寶玉」。無情之人何嘗無情？端凝、淡漠的外表，冷則冷矣，那一份未能完全壓抑住的天性，卻如蘅蕪苑內奇蔓異籐一般，無聲無息地散發出絲絲縷縷天然的馨香，時時動人。
寶釵撲蝶的浪漫情節，曾為許多讀者大傷腦筋。這個畫面是為了暴露她的嫁禍心機而設，還是披示了她的少女情懷？一向以端凝持重見稱的寶釵，屋裡雪洞一般，，花兒蝶兒自不沾邊。然而心境平和之時，偶見蝴蝶翻飛，也就輕身悄步忘情追撲起來，迥異平時，何耶？莊生夢蝶，醒來不知身曾是蝶抑蝶是身；針對惠子「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質詢，答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辯詞，是情移於魚還是魚人一體耶？無論蟲魚鳥獸花葉草木，人因忘己而隨物化，離開了現實的各種功利因素，真正嵌入了物的內在精神之中，在人物合一中達到出神入化境界，也即自喻適志。寶釵因見彩蝶翩躚，暗合恬淡無慾的心境，於是不由自主追隨而去，忘卻了身外一切事物的束縛。否則，心機細密的寶釵豈能不想到這一有失端凝風度的舉動有可能被任何一個丫頭窺見？這與寶釵找襲人時順手拿起鴛鴦肚兜的活計做上幾針，連湘黛窗外偷窺竊笑都不知覺的情節相類，都是物化精神的具體披露。猶解牛之庖丁，只見空隙而不見全牛，又如承蜩之老丈唯知蟬翼之薄而不知身外萬物之多。「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之謂也。撲蝶之舉，「可是一味知書識禮女夫子行止？」物我至一，自喻適志，端凝之外自有活潑嫵媚的風韻，是「無情」亦是天性，冷中逸香，於寶釵「無不相宜」。
薛寶釵的溫柔敦厚氣質，自合於儒文化的道德特徵；而她的不關世事無為不爭的作風，淡漠無情藏愚守拙的個性，卻又是道家文化的精華賦予她的特質，非儒家思想所能拘囿。她的進與熱，讓人感受到溫厚親切；她的退與冷，又讓人產生敬畏而疏遠。大觀園諸姐妹中，能夠於明爭暗鬥、風波迭起的複雜環境裡進退裕如坦然自若，獲得普遍讚譽的，惟寶釵一人而已。儒文化要求封建女性必備的「停機德」，如此和諧地配置在富有道文化情趣的「山中高士」身上：這是作者創作的矛盾呢，還是形象本身的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