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的經濟意識
長期以來，在《 紅樓夢》 的研究中，薛寶釵總是研究者關注的對象，無論是抑釵還是揚釵，儘管他們對這一形象各執一端，勢同水火，然而有一點是共同的：雙方都承認寶釵是封建正統道德的維護者。不過，僅此是不夠的，作為皇商的女兒，寶釵具有強烈的經濟意識，在經濟意識的引導下，一方面造成了她八面玲瓏，隨機應變的性格，一方面決定了她在人生價值取向的選擇上向封建正統觀念的全面傾斜，由此構成寶釵這個形象在個性上的獨特性。
一
經濟意識，這裡主要指的是金錢在人們觀念範疇中的一種深層的能動的反映。它作為觀念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具備之，探春無疑有著比較強烈的經濟意識的，何止是探春，史湘雲也有，就連世外仙妹林黛玉也不能倖免。然而把她們的經濟觀念與寶釵的經濟觀念加以比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中，寶釵是一個對金錢有著深刻閱歷的女子。這位從小在錢堆裡滾來滾去的急商小姐．對錢來錢往雖不十分上心，然而，耳濡目染，對金錢的認識潛移默化地積澱在她的心中。英蓮之事的順利解決，大開了寶釵的眼界，小說中雖沒寫寶釵對這件事的態度，然而在高鶚的後四十回中，當薛蟠因金桂死之犯下獄時，寶釵採取的做法也是：「多用些銀子」。也就是說，英蓮之事觸動了寶釵潛藏的經濟意識。自此在賈府這個舞台上薛寶釵以商人的眼光打量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商人的手段待人接物，展開她的獵取活動。
同所有大觀園的少女相比，寶釵有一點與眾不同之處：這便是她能自由支配很多的錢。在大觀園生活的日子裡，她充分地利用自己的這一優勢，用錢來協調周圍的關係，用錢來贏得情誼，化解敵意。史湘雲不知深淺地要做東，她設身處地地替湘雲著想，主動地承提了所有的費用，幫助湘雲體面地了卻了人情，贏得湘雲的感激。黛玉身體不好，寄居賈府，難以將息保養，她把自家的上等燕窩送來，規勸她別看那些最易「移性」的閒書。邢岫煙衣著單薄，她細細地詢問，殷切關照。這些舉止，雖不乏一份善良寬厚，體貼助人，其實，更體現了她精明算計，圓滑老練的一面，關於這一點，只須從其深層一分析便可知，黛玉、湘雲都是寶釵愛情的強勁對手。這場角逐中，最先退場的是湘雲，湘雲雖有退卻之心，可是「愛哥哥」還不離口，爭取了湘雲，就孤立了黛玉。事實果然同她的預計一致，幾簍螃蟹不僅消除去了一個對手，還獲得了一個同盟者。這一交鋒，誰是真正的贏家不是一目瞭然嗎？至於對黛玉的關心，其目的就是要淡化黛玉對自己的敵意，以求平安地贏得這場婚姻。邢岫煙的一切，關係到家族的榮譽，對她的關心就是對家族榮譽的護衛。以利他的方式達到利已的目的，貌似寬厚的外表，包藏她不可告人的禍心，像寶釵那種只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人，只要她天性中的一點善良、寬容剛一萌生，即刻就會被商人的「和氣生財」的功利原則所淹滅，剩下的只有商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圖。
除了對金錢的駕馭外，憑著她那商人式的敏銳嗅覺，寶釵的身上表現出了一種出自內心的對權勢的崇拜和親合傾向，它集中地體現在寶釵對金釧之死的態度上。寶玉調戲金釧，王夫人卻打了受害者一掌，並當即「攆了出去」。金釧羞憤自殺。王夫人向寶釵傾訴自已的內疚。寶釵卻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般他下去住著，或者在井旁憨玩，失了腳掉下去… … 縱然有這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
這番話歪曲事實，說得如此冷酷無情，無半點惻隱之心。這與她平處時的隨意寬容大相逕庭。她為什麼要如此而為呢？
我們知道，寶釵有一個重要的處世原則：「不干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作為一個大家閨秀，寶釵潔身自愛，她從不想涉足是非之地。抄撿大觀園後，她立即找了一個借口搬回去住。金釧之死，以她二人的關係而論，一個是大家閨秀，一個是丫環，一個是富貴千金，一個是會說話的牲口，二人之間毫無瓜葛。照理這位可憐姑娘的死活，對寶釵而言，實屬不干己事。她只要「不開口洲三不知」就行了。然而這個金釧是王夫人的大丫頭。王夫人，寶釵的親姨娘，她一家寄居賈府的依仗者，保護人。她的家庭和她個人的很多事都要仰其鼻息，同王夫人的關係，太關乎她自己的利害了。金釧之死與自己雖無關，然而與王夫人卻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也就間接與自己有關了。這座靠山是不能失去的，她非得表態不可。她的立身原則決定了她當時的任務不是剖明是非，撫慰亡靈，而是沖淡血跡，討好靠山。可以這樣說，在薛寶釵的人生哲學中只有應該與不應該，沒有是與非。也就是說，當良心和利害發生衝突時，她顧及利害，捨棄良心，當是非曲直與權勢發生矛盾時，她依附權勢，無視是非。如果前面的分析是商人的功利性，自私性在寶釵身上的體現，那麼這裡表現在她身上的是商人的依附性和投機性。恰恰是這些商人本質特徵構成了寶釵八面玲瓏，隨機應變性格的內因。
寶釵這個特殊性格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它是十八世紀中國封建土壤裡所產生的「皇商」這個特殊階層的本質在文學中的表現。
據清代史料記載，「皇商」是在戶部掛名的「採辦」或「採買」，專門負責向民間採購宮廷和政府衙門所需要的各種物質。這些人往往兼官僚、地主、商人於一身。賈王史薛四大家族差不多都當過皇商。然賈王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做官吃體祿、收銀子。真正典型的皇商是薛家。薛家是領著內努錢糧，採辦雜料的皇商。皇商憑借商業上的壟斷，在當時已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它利用和依賴封建政權工具，通過壟斷性的官辦手工業大工場對小商人、個體手工業者，小作坊主進行壓制和剝削。從本質上看，它是為宮廷服務的腐朽階層，不過，皇商財富使它與專門進行土地剝削的封建貴族又有矛盾衝突的一面，清政府曾多次下令限制皇商的發展。如康熙六年曾下詔；禁止四川、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九省採辦楠木官役借端累民。由此可見一個政治上不能獨立成為一支力量的階層，注定必然通過對政權的依附達到投機的目的，一個以牟利為最終目標的階層必然是唯利是圖自私貪婪的。產生在這塊社會土壤上的薛寶釵自然會帶上那個時代，那個階層的胎記，曹雪芹以其天才之筆揭示這一形象的階級屬性，恰是他偉大的證明。
二
與其功利意識相一致的是寶釵在其價值取向上，與封建的倫理道德達成共識，她順向地接受全部的封建倫理道德規範，自覺地把自己的行為納入封建倫理道德的範疇。
《 紅樓夢》 的描寫告訴我們，寶釵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塑造一個「完美」的自我形象——封建淑女的形象。她把自己的形象定位在此，其目的就是通過「淑女」的形象獲得一張進入賈府的通行證。為此，雖然與寶玉的相處，吹皺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不過在愛情與婚姻這個間題上她選擇了婚姻，捨棄了愛情，自動熄滅自己愛情的火苗。元春在端午節時送給她和寶玉相同的禮物，惹得這們寶姑娘「羞籠紅麝串」，而且越發覺得沒意思，當九十五回中，薛姨媽就「金玉良緣」徵求寶釵的意見時，她當即「正色」地對母親說：「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作主，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事到臨頭，仍然把握住「淑女」的原則，不違背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的規範，何至於此呢，我們不妨對寶釵的心理作一些分析。一部《紅樓夢》 ，真正想補末世封建社會這個天的人只有寶釵。她是一個使命意識極強的女子，家族的興旺，家族的榮譽，她視如生命。為此她可以獻出自己的一切。哥哥的無能和不爭氣，使她意識到振興薛家的責任，歷史地落在自己的身上，身為一個女子，拯救家族的唯一出路就是選擇與權貴的聯姻，所以自己必須是標準的淑女，才可能有望成功。基於這一點，寶釵十分珍愛自己的「淑女」形象。別人對她的這一形象稍有衝撞，即使是無意的，她也毫不假顏色。三十回中寶玉與寶釵開玩笑，「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富胎一些。」寶玉的本意是讚美她的天生麗質。但是寶玉的這番話，太有損於自己樹起的淑女形象。在她的心目中場貴妃不過是一個殃群禍國的「尤物」是一個傷風敗俗的淫婦。把這種人比附於自己，是對她淑女形象的裹讀，於是她一反過去「安分隨時，自云「守拙」的常態，借指責丫環給寶玉當頭一喝：「你要仔細，你見過我和誰玩過。」聲色懼厲，惱羞成怒，無非是在莊嚴聲明，我的淑女形象不允許任何人來毀壞。雖然寶釵非禮勿動，非禮勿行，理智地為人處世，然而，她畢竟是一個具有絕頂才華，也極為要強的女子。別看她平時寬容、隨和，骨子裡她不甘心在平庸和寂寞中消磨自己的一生，換言之，她決不會像李紈那樣僅僅只作一名淑女而女，因而這裡涉及到一個「才女」與「淑女」的問題．
寶釵從小受父親鍾愛，「令其讀書識字」，積蓄了滿腹文章。在大觀園中她是唯一可與黛玉抗衡的詩人，論詩論畫都有不俗的見解，協助探春理家顯示了出色的管理才能……在大觀園中，寶釵充分地展示了她多方面的超人的才能。初來賈府，她本是等待朝廷選拔才人，贊善之職的，這說明她不僅有才華，而且也證明她有以「才女」形象顯露於世的慾望。命運沒有使她成為封建制度認可的才女，她就作了另一種選擇，作一名賈府認可的淑女，以另一種形象顯露於世。不過她可不像李縱那樣真心實意地以無才的活法。她對自己的才華有充分的認識，所謂「珍重芳姿掩重門」以其說是寫白海棠，倒不如說是她在為自己寫真。「芳姿」是她的才華，「珍重芳姿」，是對自己才華的確認與愛惜。以「掩重門」的方式來自重身份，寶釵在宣告，自己要做一個淑女，而且通過做一個有才的淑女，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
表現才華，既是人的一種本能，也是人自我價值實現的方式。當寶釵確立了自己做人目標後，她對大觀園中展示才華的一系列活動不甘落後，作詩對句她爭先恐後，品詩論畫，鑿鑿宏論。勸誡他人，指古論今條條是道，協理榮府，精明強幹。封建社會的男權制度決不願意讓女性知道太多。因而才創導了「女子無才便是德』，作為一個順向接受封建禮教的典範，她不能也不會無視這一點。但是她同時看出賈府排斥的不是才幹，而是才女。她只要掌握好分寸，把准一個『度』即可。這也是香菱學詩捨近求遠的原因。事實證明：寶釵作出做有才的淑女的選擇，不但沒有損害她淑女的形象，反而給這一形象增添了一道迷人的光彩。
如果把寶釵做有才的淑女這一選擇比作她人生的主弦律的話，那麼她的第二種選擇——「群芳之冠』護則是這個人生主弦律的和弦。曹雪芹在塑造這一形象時，對她是頗有微詞的。第八回中介紹寶釵「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雲過拙。」三十六回借寶玉之口，把她列入到「國賊」「祿蠹」之流中去，然而作者在第六十三回卻讚她「艷冠群芳」，不僅如此，作者還在酒簽下註明「此為群芳之觀」至此猶嫌不足；還讓眾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以坐實此謂。
寶釵憑什麼「艷冠群芳？呢。
不難看出，首先是她鮮艷嫵媚的外表，美總是震撼人心，具有感染力的。她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黛，她那充滿青春活力的外表，曾使得寶玉迷惑過，其實。人與人的相互認識總是從外表的認識開始的。
其次是寶釵的才學。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卓然而立的才華總是魅力的顯現。因為不是人人都有才華，不過一般地說，人人都敬佩有才華的人。寶釵是大觀園裡的「通人」無所不知，又不像黛玉那樣目下無塵，所以她能雅俗共賞。
第三，寶釵的身上體現了世俗的審美理想，在大節上她是封建道德的傳教士，她代替賈母和王夫人規勸寶玉，教訓黛玉，用自身的行動去影響湘雲，封建倫理道德在她身上達到了完美無缺，歎為觀止的境界。
綜上所述，有才的淑女是寶釵精心設計的自我形象，群芳之觀是她自我價值的初步實現。通過公認的封冕，寶釵「好風憑借力」躋身於封建正統的行列。可見皇商的出身的經歷，塑造了寶釵八面玲瓏審時度勢「會做人」的性格，當這種圓滑的性格和封建大家閨秀的正統觀念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了寶釵的獨特個性－ 衛道士的面孔加骨子裡散發出來的銅臭氣。
三
魯迅先生指出，《 紅樓夢》 的藝術價值的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真的人物』」，的確如此，曹雪芹不僅真實地塑造人物形象，而且透視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審美心理，文化現象，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寶黛叛逆行為，真實地再現了傳統文化與反傳統文化的尖銳的衝突。這是晚明至清初思想界的真實寫照．同樣，薛寶釵以其出身和經歷而言，代表的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可是她非但沒走上叛逆道路，反而滿腔熱情地擠進封建正統的行列，充當其中的一個角色。這也是當時的一種文化現象在作品中的真實反映，這種文化現象就是晚明至清時期的商人儒化現象。商人儒化現象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士子棄儒經商現象，另一是商人的士大夫化現象。
中國的晚明社會，是一個商品大潮洶湧澎拜的時代，明王朝到嘉靖萬曆年間，封建經濟空前繁榮。首先農業、手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並且在一些地區如江南一帶某些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也為城鄉經濟的活動創造了雄厚的物資條件。其次，全國從事工商業的人口不斷增多，城市經濟更加繁榮，商品經濟發展在全國形成一種氣氛。經商的人上至皇帝，王公貴族、官僚，下至貧民百姓，士兵書生，明代的正德皇帝在北京，臨清等多處開設私人店舖－ 皇店，皇店打著皇帝的旗號，欺行霸市，攔截商貨。上行下效，達官貴人也紛紛投身商海。權貴一旦經營工商業，常常倚仗其封建特權「強買強賣」進行「權錢交易」，明代的廣東官商比民商多「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兩洋無不有也」。可見當時官商勢頭之健。
商品大潮的衝擊，改變了人們的許多觀念，其中最突出的是求仕不成，「不若農賈」求仕不成，「不若農賈」，標誌著傳統的價值觀念轉變。特別是一些商人富了以後，為了獲得某種保護往往能以錢捐得一官半職，這對仕途維艱生活貧寒的仕子以很大啟發，他們認識到「顯貴不必讀書，而蓄資可致。行在這種輿論氛圍中，許多士子放棄儒業，轉向工商業。這種現象明中後期比較顯著，時人論道「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徽商汪起風「少好讀書，從父回峰公命，以儒服賈」。余思恭「少穎悟，治舉子業，過目成誦，後輟業趨勢姑蘇市中… … 有大志，不局局錐利間，治賈不暇，詢詢如儒生」可見儒人下海，不僅改變了商人的知識結構，還帶動了人才來源的轉移。
與晚明士子棄儒就商相對應的則是晚明商人的賈而好儒，明末的典當兼書商毛晉是蘇州常熟有名的文人和富翁。他設有的當鋪多處，並有印書的手工工場三處，翻印了大量的文史著作，毛晉用重金收購樣書，然後加以翻印。為了保證刻書的質量，特別聘請名士編校，當時江南一帶有「毛氏之書走天下」之美譽。時至今日，不少典籍保存下來，毛晉其功不可沒。富裕了的商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想方設法地獵取功名，其獵取功名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金錢捐納，一是通過科舉入仕。晚明的許多知名我士均出自於富商之家。如東林黨的領神顧憲成，還有繆其昌。大商人李之才甚至官至戶部尚書。這就是當時社會上商人士大夫化現象。商人的士大夫化是商人賈而好儒的延伸，它說明中國的商人的軟弱性，這一階層不可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
晚明士子棄儒就賈，不僅提高了商人的整體素質，而且士子把儒家的倫理道德動用到商業活動中，形成了「賈道」，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晚明商人的賈而好儒，促使了士商的相互滲透。使商人士大夫化。二者聯繫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晚明時期商人儒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商人以獵取功名作為自己的理想歸宿，士子下海經商，其目的是為了盡早地成就功名，二者殊途同歸，恰好揭示了封建商人的某些歷史本質。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度，自古以來奉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自孔子起，中國的士子就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洲優道不優貧」視為修身立命的典範，強調的是「士大夫不雜於商」，商人被排在「四氏之末」。其政治地位之低下，不言而喻。與商人政治地位極不相稱的是些富商患意揮霍，縱情聲色，他們憑借其錢財，不僅可以享受奢華，而且可以出入官府，可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他們的行為，勾起市民的崇富心理，煽起了迫求奢華的時尚。針對這些現象不同的朝代採取抑商的政策，只其中方式不同而矣。秦用謫戍來對付商人，漢初禁止商人名田蓄奴，商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官為吏，明初的賤商政策是「凡農家許著紗絹布，商賈賈家許著布，如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紗綢，這些政策雖然最終被商人所「僭越」，但是它們必竟在商人心中投下一道陰影：富不敵國，權可致富，富可敵國，轉瞬煙滅。這恐怕是眾多商人不惜重金混跡官場，謀求政治庇護一個重要原因吧。
此外一種思想一旦形成，取得了統治地位，總會不斷地吸引眾多的追隨者，封建正統倫理道德規範就是如此。不能形成獨立政治力量的商人階層，只有借儒化取得自己的歸宿。曹雪芹將晚明清初的商人儒化現象，濃縮在薛寶釵的身上，從這一點出發，寶釵這一形象負載了一個時代，聯繫商人地位在中國歷史上的變遷，薛寶釵不僅僅負載了一個時代，而且負載了歷史。這就是薛寶釵這一形象．審美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