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謊永遠成不了事實----答毛國瑤先生
1997年三期《紅樓》上刊登了毛國瑤先生《談『夕葵書屋』殘頁及其他》，文內對筆者五年之內發表的討論「靖批」真偽的文章進行反批評，儘管其中不少的「謊言」與「詭辯」，筆者還是深表歡迎的，因為他終於開口說話了。現就幾個實質問題說明如下，以正視聽
一、石昕生只見過複印件「夕葵殘頁」嗎？
上述問題，是毛氏論文中一個重要論斷，如果石昕生處只有「夕葵殘頁」的複印件，像《紅樓夢研究集刊》79年版第一輯那般，我的：「其紙甚敝，其字甚新，完全不像經歷一、二百年的字」，就成了毛先生所說的「自欺欺人之談」了。為此，特公佈「夕葵書屋」殘頁照片。（附見封底二、三），此照片原系黑白片，現用彩卷重拍，略呈黃色。長12.3公分，寬8.7公分， 右側有二行字，是：此脂硯齋評殘頁也，靖應鶤先生倩（石按：倩作「請」解）其友毛國瑤先生遠道郵寄（請注意，殘頁是毛先生寄的，而非某些場合靖寬榮先生吹噓為他寄的）……左側有三排字，最後是「甲辰大暑節，俞平伯」甲辰大暑節為1964年7月14日。
讀者可以從照片上看到舊紙上部缺3小塊，右側缺5處，左側少半張紙，紙下部有水漬，故「此」、「亦」、「和尚」、「幸」、「筆」等字有明顯的洇散現象。這也是後加的，紙張破舊不堪但字跡仍保存了1964年6月份的面貌， 新鮮的好像浮在紙上。可以說：文字是後加款。
二、毛先生稱：俞平伯先生是做了辨偽工作。俞平伯先生真的做了辨偽工作嗎？
筆者認為沒有做，因為俞先生拿到毛兄遠道寄來的「夕葵殘頁」，沒有找徐邦達先生、謝稚柳先生看看，完全能立刻從紙張、墨色、水洇等處得出「後加款」的結論來。當年俞先生只是寫信問毛先生。聽他胡吹：「應鶤說，這頁殘紙他曾於抗日戰爭前在抄本中見過，原附粘在書的扉頁後面……」（64.6.25信）及:「我五九年作筆記時未曾見到，現此頁筆跡與書中所附其他單紙之筆跡相同，可知為一人所抄」。（64.7.2信）。
1964年6月距1937年7月相距二十七個年頭，一個從來不讀靖本（嫌其軟）而只讀《金玉緣》本（近有友人告知：靖家的「靖本」，即此《金玉緣》本----姑志此一說）的人，能記得二十七年前的舊書中粘著一張紙條，真是當代的「天方夜譚」！
當年俞平伯先生進行所謂的辨偽，好像是向賣贗品文物販子問「這東西真不真」，販子回答：「保管是真的」。「二十七年前它就藏在一個有軍功的滿州世家手裡」。這種保證可靠嗎？收藏文物，要靠「眼睛」，不能靠「耳朵」。
三、關於「俞先生從未向毛氏尋問過卒年」問題嗎？
毛先生稱：「事實上俞先生從未向筆者尋問過『卒年』」。那麼你如何說出：「夕葵殘頁很有價值」的話？你怎麼能知道這種殘頁能解決郭沫若先生評論壬午說是說：「壬午說不免有孤證單行之嫌」、「頗覺癸未說的證據要充實些」，「注意到十六回脂評本中問題的那一條，關鍵的『壬午』二字，字跡較小而不貫行，頗致疑慮。 （見1963.7.25郭沫若先生致吳世昌先生函）
在紅學研究歷史上，五六十年代那場，關於曹雪芹卒年的大討論，大辯論，曾牽動過無數喜愛中國古典文學青年的心弦，筆者五四年24歲，也曾十分關注以俞平伯先生為一方（還有五佩璋、周紹良、陳毓羆等先生），以周汝昌先生為另一方（包括吳世昌、吳恩裕、曾次亮等先生）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主壬午說的主要根據是甲戌本眉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再問石兄奈余不遇獺頭和尚何帳帳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
郭院長評論的「孤證單行」即指此條脂評而言，考古學與新聞學一樣，都得有不同的消息來源才能「坐實」。 1964年3月14日毛國瑤投書俞平伯先生報告：在寧發現新抄本《石頭記》，毛君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又將那「夕葵殘頁」出台。俞先生接到贗品「夕葵殘頁」大喜過望，立即寫了1.2萬字的《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最後一段說：
我向來對於《紅樓夢》作者卒年問題，不過依據脂批，別無成見有人卻認為這條批是孤證，而且可疑，現甲戌本上這條批語，已照新發見材料核正了，其中「壬午」云云已無訛錯的嫌疑。這條脂批即使是孤證，它本身是完整的，可以成立的，我心裡的疙瘩也就解開了。
（1964.10.8見《俞平伯論紅樓夢》P1128--1129）
若干年後俞先生又犯起疑惑來了，又說：另外一點，最末有「卷二」兩字，豈此回只有一條批耶？亦可異也（見1991年3月28日《文學報》鄧雲鄉：《余師函札簡記》）
俞先生很冷靜、客觀，發表夕葵殘頁照片時他說：存此孤影，仍難取信。雖似零星，非無關係，其如何論定：當聽諸後人耳（1980.1.20《學刊》92年1輯P282）。所以1964年，俞先生不向新版本「發現」毛君尋問有關卒年的記載，「更沒有什麼必然之事」，你能騙了哪一個關注紅學的人！
在曹雪芹卒年問題上，我們都是群眾，知道「紅學領袖」人物有何論點，聽聽而已，何必用製造假材料支一派，打擊另一派呢！
南師趙國璋教授稱，靖本已走向世界，是江蘇紅學界的光榮，請廣大紅學愛好者諸位看看境外那宗訓先生寫的談靖本的文章，不知江蘇紅學界那一位同仁感到了「光榮」！
四、1979年境外那宗訓先生著文《談所謂靖藏本〈石頭記〉殘批》一文說：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靖批並不能用來作為研究《紅樓夢》的材料，因為照上面的分析，我們很難相信，真的有一部靖藏的脂研《紅樓夢》，只有我們看到原書，或者在別的本子上，找到類似的材料，我們才能把靖批拿來應用，絕不能因為現在研究《紅樓夢》的材料太少，我們就不分真假，一律採用。如果這樣，就會發生很多不可靠的結論，對研究《紅樓夢》是有害無益的（見《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82年版，原載台灣《大陸雜誌》第五十八卷第五期。
看了那宗訓先生的文章，我的心情很沉重，怎麼也「光榮」不起來。深感：毛先生開了一個國際玩笑，著名學者張中行先生得知河南曹雪芹像是郝心佛、朱聘之、陸潤吾、程德卿等先生用俞瀚像「改頭換面」「後加款」而成時說：
讀書人，有機會、有能力，吃飽了沒事，寧可坐在街頭看汽車屁股吐氣，也不要再在曹雪芹身上製造花樣，騙人。（見張中行《橫議集》「再談俞瀚及其他」P157）
毛先生如果覺得中行老人講的有些許道理，就把真像說出來，從此下台階，了事。
五、關於紫雪詩的問題毛先生多次稱，記有紫雪詩的吳恩裕先生著，《有關曹雪芹八種》從未見過，《有關曹雪芹十種是吳恩裕先生65年以後送的。
毛先生何其健忘，1959年8月上海新1版的《有關曹雪芹八種》，就是毛先生80年贈送我的，扉頁照片首頁為《楝亭夜話圖》背面即紫雪詩，吳恩裕先生稱：「曹寅題『楝亭夜話圖』」詩手跡，詩句與刻本有異文。
刻本指的是《楝亭集》南圖有清康熙刻本，內有紫雪詩（見卷二十六頁），楊鍾羲《雪橋詩話》敝處藏1914年（甲寅）「求恕齋本」，其三集卷第四，有曹寅題《楝亭夜話圖》雲，紫雪冥蒙楝花老「的」紫雪詩。
毛先生稱《雪樵詩話》和《楝亭集》未印行，毛先生說的很對，但是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五十年代印了三次，其初版是1954年棠棣版，第六章「史料編年」引《雪樵詩話》三集四頁十八曹子清「紫雪詩」。
毛先生仍可辯解說：周汝昌先生新證，我五十年代未見過。那麼清代的吳山尊（1755--1821）會在他有生之年看到《有關曹雪芹八種》和《紅樓夢新證》將其加以合併嗎？
六、法律問題
毛先生說，「對學術問題，尤其是對有爭論的問題，只憑個人揣斷，無任何根據妄自下結論，就是侵害了對方的姓名權和名譽權」。（見貴州《紅樓》97年3期P53）
這一點，筆者自我衡量一下，沒有。譬如毛君稱：靖本中惟記得《紅樓夢》曲子中有「箕裘頹墮皆榮玉」之文，與有正本異，此外尚有第三回《西江月》作「富貴不知東樂業，貧時那耐淒涼」亦與「有正本」異。（見《江蘇紅學論文選》P109）
「箕裘頹墮皆瑩玉」是「夢稿本」上的（見第五回頁，六A，P69毛先生將瑩改為榮）
「富貴不知樂業，貧時那耐淒涼」也是「夢稿本」上的，（第三回頁五BP44）夢稿本，1963年一月由中華書局上海出版所影印出版，線裝每部十二冊。
筆者確實說了：
這是毛先生的「移花接木」他把「夢稿本」上的特色文字（那確是「乾隆抄本」戴到「靖本」頭上，一戴就是三十年。
（見《學刊》1994年一期石昕生《談靖本有關問題》，P256--257）。
此處，毛先生能說我「無任何根據妄自下結論嗎？」可是毛先生會說：「夢稿本」有「靖本」就不能有？可以有，請把「靖本」拿出來。毛君稱：「靖本」因現已不存，任何人要想怎麼估計都可以。這樣毛先生給討論靖本真偽定的界限，但一旦有人說是毛國瑤先生作的偽，他就「氣急敗壞」說什麼：石先生所提出的一切都不存在；他侵害了筆者的姓名權與名譽權，要負法律責任，筆者將以誹謗罪控告石昕生先生。（見同上）這話早在職1995年《紅樓》一期，就見過了，不過當時是對任先生說的（見P74）。 筆者云：毛先生多次要別人負法律責任，那麼請毛先生拿出「靖本」原書來，以證明「靖本」上有「靖批」150條， 那麼你的清白不用訴諸法律也找回來了，如果你拿不出原書，應該負製造「贗品」的道義責任，要打官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不是保護「假貨」，更不保護「假貨的製造者。」今天我還是這句話（見《紅樓》95年四期中P49）法律講證據， 在法庭上請毛先生將「靖本」拿出，經過法律鑒定後我們可公開陪禮道歉，如製造「假貨」者，該當負什麼責任呢？
著名文學家孫犁說得好：文學是商品，一發表即進入市場。人人有權辨別其真偽，指責其錯誤（見《新民晚報》94年8月23日）。
七、談「靖本迷失於文革」與「冤假錯案」問題
毛先生說：「至於那部十幾小冊的靖本，也是迷失於文革」首先得給毛先生糾正一句話：「靖本」據毛君過去的描述，不是小冊，而是大冊，（20×28cm）它比丁文江本《徐霞客遊記》（19×26.5cm）和精裝《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19×26.5cm）還要大。
再說「靖本迷失於文革」問題，文革時期是1966年--1976年，這是人盡皆知的沒有爭論的事。
你向北京俞平伯先生報告在寧發現新抄本----靖本， 是1964年3月14日，俞先生批閱你那記錄靖批150條是1964年4月12日， 俞先生向靖寬榮先生借閱而未得的時間是1964年4月12日：（原信是：寬榮同志，四日來信誦悉。您所藏《石頭記》確是個古本，雖殘缺訛亂，仍有些珍貴的材料，如能找到，最為盼望……1964.4.12俞平伯）靖家從1964.4.12--6.30靖家並未將本子拿給俞平伯先生閱讀，鑒定，仍舊是「堅不肯出」有俞先生6.30的信為證：應鶤先生：接奉手書，知尊藏《石頭記》原書恐難找到，非常惋惜。……（以上兩信見《俞平伯論紅樓夢》P1130）直到1973年10月27日， 靖家也好，毛先生也好，均未借給俞先生一閱，這有俞先生的信為證：國瑤先生，承詳復，為感……靖本下落終不甚明，據說已在北京了，只聽文學所同人談話而已，您他日如應鶤，當可知其確訊也。……我覺得除「靖本」外，其他抄本對研究本書很難說有重大的幫助發現。 ……1973.10.27（見《學刊》92年2期，P271）俞先生把「靖本」評價的如此之高，但是直到先生仙逝，也未能「一飽眼福」。毛先生是解釋「靖本」的權威，請問「靖本」1964--1966年在您處，還是在靖家？又「如何迷失於『文革』中？那個組織，那個人『抄』去了？」這是紅學界同仁均盼回答的問題。
八、關於「筆者思想之一斑」
毛先生在文章中說石昕生「完全是『文革』那一套」：「讀者通讀石先生的文章，就能窺其大概『可見石昕生先生思想之一斑』」。這可是「純屬誣蔑」，筆者就此問題，解剖解剖自己：解放前追隨蔣南翔同志參加工作，現已離休，五十年代就讀北京鋼院，長期在工業部門工作，1955年在京購得一部硬面《庚辰本石頭記》，接觸脂評，就「脂齋誰人」問題致函吳恩裕先生，為其收入在《有關曹雪芹八種》（上海中華59年8月新1版中這書是毛國瑤先生八十年代贈的，也是他諱莫如深迴避之的一個本子），也曾購得一部俞平伯先生《脂硯齋紅樓夢輯評》（54年版，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版----此書也是毛先生拒不認帳五十年代見過的，只提《己卯本》尚未發行，《己卯本》的批語不是都輯在俞《輯評》中了嗎！）本人就是59--64年業餘研究《紅樓》的，誰也未曾想到有那麼一場「十年浩劫」許多紅樓假文物就是那個時期，甚至有「文革」中製造的。因為「文革」中除了「四卷雄文」外，「《紅樓夢也是不讀五遍沒有發言權」的書。毛國瑤先生膽子是很大的，他竟能保留下來俞平伯先生「文革」前，「文革」中全通信函，就是明證。俞先生是解放後文化界三大冤案的主角（另二案：是胡風案，武訓傳案）但他並沒有受批判而終止對《紅樓夢》的研究工作，1958年出版了他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寫了《甲戌本〈紅樓夢〉序》、《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直到「文革」才停止研究。
我對俞先生在紅學方面研究成功十分敬佩，但始終未通過信，因為膽小怕牽連，至於與其他紅學大家如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徐恭時、馮其庸、李希凡、吳新雷均有書信往來，雖然有的只是辯論問題，探討學問。
我曾執筆寫過：《妙玉原型及其他》（82年刊在〈江蘇紅學論文選〉上《曹雪芹，脂硯齋和富察氏的關係》（刊《人文雜誌》82年1期）。 《秦淮八艷與金陵十二釵》，均得到毛先生的潤筆與共同署名，我對其學問也是很佩服的。「靖批」問題，是紅學界一件公案，當事人靖應鶤先生已作古，毛國瑤先生身體欠佳，如不抓緊弄清楚，已經爭論了三十餘年了，請問要讓後輩爭論下去不成？本人患有心臟病，只不過是為了結這項「公案」出一點微薄之力而已。「紅樓文物」贗品太多了，振撼紅壇的「通縣」曹公諱霑墓石（照片已為馮其庸先生收入其《漱石集》扉頁中）張中行先生（通縣人）已辨其偽。文革中向吳恩裕先生提供曹雪芹「瓶湖懋齋記盛」（時間是1972年）「自題畫石」詩。（即「愛此一拳石」）在紅學界影響頗大，經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三位先生考證證實均系「文革」中出現的「紅樓贗品」文物。知識分子都不敢作偽，這話太絕對了，就是現在，大都不願作偽，但還是有個別敢作偽的。毛先生是屬於有膽量的；有能力的。 請閱覽室1964年6月14日俞先生致毛先生的信函：國瑤先生：十日手書誦悉。承見示《輯評》465頁2行之「有正」二字當作「庚辰」，檢書，果然如此，已在我的底本改正，謝謝。……毛先生在能力吧！ 1979年4月錢鍾書訪美時說：「近年來許多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新資料大多是偽造的」（見孔慶茂著：《錢鍾書傳》P213）。當然，錢先生的看法，只是一種看法，俞先生的看法也是一種看法，真正能作結論的是「本子」本身，否則任憑「最有發言權」的靖家人如何喊叫，南京的趙國璋先生、北京的馮其庸先生如何支持，也沒用！筆者再次建議毛國瑤先生：
1、 如果真有一個「靖本」的話，請拿出來（懂行的毛先生是不會坐視靖大娘去換米的）。國家級文物只能屬於國家，交南京文物局保管，要錢你們可以開價錢。
2、 即使是一個不能示人的白文抄本也拿出來，用來了結喧鬧了34年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