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新校注本出版２５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各位領導嘉賓：
大家好！
新校注本《紅樓夢》自初版至今，已經２５週年了。如從開始校注至今，則已三十二年了。這三十多年的過程，好像只是一轉瞬間，但是，這一瞬間，已經有好多位領導和參予這項工作的同志作古了，當我們紀念這部書出版２５週年之際，更增加了對他們的懷念。
本書最早動議和立項，都是袁水拍同志倡議的，後來經國務院文化組批准，即由水拍同志任組長，由李希凡同志和我任副組長。不幸水拍同志已過世多年了，但沒有他的倡議，這項工程是不可能起動的。
本書的校注過程，迭經風浪，一種風浪是當時正值「四人幫」垮台前後。「四人幫」一垮台，就謠言蜂起，說校注組是四人幫搞的，要取消校注組。我當然不能同意，而且這個校注組成立的全過程我十分清楚，與「四人幫」沒有關係。當時謠言沸騰，因此劉夢溪、沈天祐兩同志出於關心，懇切地勸我回去罷，不要再受這種冤枉氣了。當時大部分同志都已經由於本單位工作需要而調回去了，留在小組的還有我和林冠夫、呂啟祥、沈天祐等幾位。我考慮如果我們幾個人真的回去了，就造成事實上的「四人幫」垮台，紅樓夢校注組就解散，等於是坐實了謠言。所以我決定不走，其他幾位同志也留下。但這種無形的謠言不斷。幸虧在這最困難時期，我請示研究院的黨委書記蘇一平同志，蘇一平同志非常明確地表示支持我們繼續搞下去，把這個工程完成好，不要理睬那些毫無根據的謠言。這樣我心裡有了底。正在這時，進駐文化部的軍代表碰到我，說：你們是否回去罷？我說：回去當然可以，但我們是由國務院文化組出具文件把我們借調來的，如果要回去，也得有國務院文化組的文件說清楚情況，我們才好回去向組織上交待。他一聽就說，那就不要回去了。在此之前，這位同志還曾提出過，現在正是批《水滸》很緊張，所以《紅樓夢》的事想先停一停。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研究《紅樓夢》的，對《水滸》並未深研，所以也不能去搞批《水滸》的事。這樣文化部就同意我們繼續校注《紅樓夢》。「四人幫」垮台後，賀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長，我向賀敬之同志匯報工作，並請示有關《紅樓夢》的校注工作。賀敬之同志立即明確地說：《紅樓夢》的校注工作不能停，相反還要加緊。這項工作與「四人幫」沒有任何關係，那些謠言沒有用。由於賀部長十分明確的答覆，這件事就算穩定下來，一直到完成。所以當著紀念此書的出版２５週年的時候，我們特別要懷念水拍同志，是他為此書的校訂立了項，才可能有後來的成果。可惜此書出版時，他已經不在了。還有當謠言蜂起的時候，多虧蘇一平同志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這項工作，可惜他現在也已不在了，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的支持。特別是要感謝賀敬之同志，沒有他的最後一錘定音，此書也很難順利完成，幸好賀敬之同志健在，我要感謝他並祝願他健康長壽。
此書在快要完稿的時候，我院創辦了「文化藝術出版社」，當時籌建出版社的幾位領導多次找我，要我將書稿交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他們是出於維護文化藝術出版社和研究院的利益，他們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卻給我出了一個難題。因為校注工作開始之初，就說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提供了影印庚辰本作為底本，又派了責編王思宇同志多次參加會議，因此在我們的思想中從未想到過要給別的出版社，更從未想到過個人利益，現在文化藝術出版社的領導提出了這個問題，我感到十分為難。但我不能不守信用，不能不顧已經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定的事實。所以我不能接受他們的要求。後來我提出由領導出面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協商，如果你們商量妥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願意放棄，那我就聽領導的。但他們又不同意出面，說稿子是作者的，由我代表作者（指校注）就可以了，這我當然不能這樣做。不久，又告訴我此書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中宣部林默涵副部長已經批示。我說有默涵同志的批示，當然就好辦了，請你把默涵同志的批示給我。他說沒有書面的批示，是口頭說的。我說那不能算，我自己去找默涵同志，我向默涵同志詳細地匯報了此書校訂開始就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參予，他們提供了底本、參與了會議，並一開始就明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情況。默涵同志聽了我的匯報，立即就說：我同意你的意見，還是應該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你堅持的意見是對的。他們向我說起這部書稿時，沒有說這些情況，所以我同意了。現在全面瞭解了情況，還是應該守信用，講原則，不能拿回來。默涵同志還答應由他去告知文化藝術出版社，不要再讓你為難。這樣，這個問題算終於得到解決。有關這個問題，我也徵求過希凡同志的意見，希凡同志也是明確地說：不能拿回來。我徵求啟祥、冠夫的意見，他們也說不能拿回來，所以當時也並不是我一個人不同意拿回來。
出版社領導和院部分領導，也是出於好意，這我能理解。但我堅持不能這樣做，也完全不是為自己，這大家也是清楚的。
此書出版後，所得稿費，百分之六十上交，百分之四十分給大家。連續工作七年的幾位同志拿２５０元，其他拿２００元或更少一點不等。這個事實說明所有參加工作的同志都不是為了個人得什麼利益，而是為了完成一項事業。
以上所講的還不是校注工作本身，至於校注工作本身，也是困難重重。當時最有爭議的是選擇底本的問題。我主張用庚辰本，但有的同志主張用戚本或別的本子，為此時有爭議。這個問題是事關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底本選錯了，下面的工作就會受很大的影響。我們最初印的徵求意見本，就是以「庚辰本」為底本的，但我心裡總不踏實，恰好碰到「四人幫」垮台，小組工作有一段時間陷於停頓，我利用這一段時間，寫了《論庚辰本》一書，全書十萬字，先在香港大公報全文連載，接著就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後，反響很大，雖有少數不同意見，也是在庚辰本與己卯本的關係問題上，不是在對庚辰本的評價上。這樣我心裡對以庚辰本為底本算是踏實了。小組的同志意見也一致了。這以後我們就開始了正常的校訂工作，這項校訂工作，是以庚辰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十餘種脂本，進行校訂。在校訂中，也時有爭論，這恰好是這個本子能校訂得較好的原因，因為有了不同意見，就好仔細斟酌，取捨得當。此書從初校至今，２５年來，文字上無大差錯，正賴當時有不斷爭論的原故。
在註釋問題上，困難同樣很大，因為它涉及面太廣，而以往又沒有一個精注本。這項工作是由陶建基同志負責的，參加的人最初有沈天祐、孫遜、呂啟祥，後來有朱彤、張錦池、丁維忠等同志，其中多數同志都先後回去了，就由留下來的三位繼續干。陶建基同志年紀大了，丁維忠同志調來較晚，所以呂啟祥同志實際承擔的任務很重。記得為了註釋《紅樓夢》裡婦女的服飾和佩飾，曾到故宮珍寶館去參觀實物。為了瞭解清前期滿族的風俗習慣，曾請教過啟功先生。關於醫藥方面，經常請教的是巫君玉醫師，瓷器方面曾請教過故宮專家馮先銘先生。我還記得在本院圖書館的會議室，我們開過一次關於註釋的會，經再三商討，每條註釋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處，這樣，在原有的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努力。使全書二千多條註釋基本達到了要求。
此書從初版至今，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報告，已發行了三百餘萬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由於此書的出版，也使我們的紅學研究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加上在這之前已有中國紅樓夢學會的誕生，有《紅樓夢學刊》的創刊，不久又有《紅樓夢集刊》的創刊，這樣就形成了紅學研究的一番新氣象，紅學界也形成了大團結的局面。二十多年來，紅學歷經風雨，至今不斷，但紅學研究的基本隊伍未能動搖，而長期以來一些不可靠的觀點，如「豐潤說」以及喧囂一時的「揭秘」之類，卻已基本上得到了澄清。
面對著此書出版二十五週年紀念，我更加懷念我們風雨同舟的同志們，特別懷念已故的許多同志，如前面提到的袁水拍、蘇一平同志，還有校注組已故的同志：陶建基、徐貽庭、朱彤、祝肇年、沈彭年、顧平旦同志。當時的顧問有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啟功、周汝昌先生等五位，前四位也都去世了。另外為此書撰寫過註釋條目的王雪苔、江辛眉、朱家溍、巫君玉、楊廷福諸先生也已作古了。尤其是對此書校點註釋工作提過不少重要的意見並給我寫過不少書面意見的葉聖陶、葉至善先生也已先後作古了。
特別是此書剛出版，國家古籍整理組的領導李一氓老先生就為此書寫了書評，並稱讚此書的校注繁簡得宜，「可為定本」。這是對我們全組工作人員的莫大鼓舞，不幸李一氓先生也已作古了。我敬向以上已故的許多同志表示深切的懷念，並向校注組健在的同志致以親切的問候，可惜有幾位同志因事或因病未能到會，更加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思念。劉禹錫的詩說：「懷舊空吟聞笛賦」，我現在深深體會到了他的情懷。
學問是無止境的，紅學也是無止境的，希望在若干年後，再進行一次校訂，使此書更趨於完善。我已經進入虛齡八十五歲了，我的回憶，可能有錯憶和疏漏，如有錯憶，敬請指正並予原諒。
2007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