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序
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貴，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龍》有「知音篇」，劈頭就發為感慨：「知音其難哉？」學問文章亦復如是，見知於當代，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陳寅恪寧願相信：「後世相知或有緣。」文化史上一些典範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統的密碼，由誰來完成這樣的作品，接受群體中誰能成為當時或後世的真正「知音」，參與其中的個體生命角色固茫然若無所知，歷史也無法預設。不只是知識和學養的問題，對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尤其重要，甚至還需要「有緣」。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可謂深明此中三昧，他先就對閱讀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當懷疑的態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自《紅樓夢》問世以來的二百多年間，有多少讀者、研究者，曾殫精竭智地想解開《紅樓夢》的謎底，頗不乏癡心不改或謬托知己的「解味人」。研紅解紅的一大特色，在一個「癡」字，不癡不呆，不足以言紅。「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諷賈寶玉的這首《西江月》，用來形容一些紅迷和紅學家，再合適不過。上句稱「尋愁覓恨」，當指女性讀者；下句以「似傻如狂」相形容，自然是讀者中的男性。「癡人說夢」這句成語，本來寓負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概括歷來紅學研究者的癡情狀態，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因此我的研究《紅樓夢》，距離此門學問的專業水準，不知相差有幾里許。主要是我用「情」不夠專一，遠沒有進入癡的境界。不時為另外領域的其它學問所吸引，研究一段紅學以後，就不想再研究了，老想告而別之。可是你看周汝昌和馮其庸兩位先生，研紅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然著書不輟，文章鋪滿南北報刊，電視講論，神采飛揚。而且創辟勝解，愈出愈新，他新近兩本研紅著作的書名，一叫《紅樓十二層》，一叫《紅樓奪目紅》。馮先生也已八十有二，仍研紅不倦，不斷有新書出版，不久前竟托人送來三大厚冊《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裝幀精美，氣象萬千，光是書前的序言就寫了三萬多字。卷首題詩，第一首起句：「老去批紅只是癡。」第二首結句：「老去方知夢阮顛。」扉頁圖章，赫然四個篆書大字，正是「癡人說夢」。研紅研到以「癡」對「顛」，晚生後學就不容易望其項背了。但研紅也讓他們變得更年青了。
周、馮兩先生畢竟是科班出身，專業如此，成就驕人，精神可敬，但還不至於讓人感到驚奇。值得驚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門的佳公子，部級幹部，政務在身，卻也為曹雪芹和《紅樓夢》而神魂顛倒。他承繼已故紅學家吳恩裕先生的衣缽，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後從南京回到北京後的活動，特別是晚年著書西郊的蹤跡。中華書局前些時出版他一本新書，題目是《說不盡的紅樓夢——曹雪芹在香山》。最近他又發現了考證《廢藝齋集稿》的新材料，證明《集稿》中的殘文《瓶湖懋齋記盛》，對明代畫家商祚所繪《秋葵圖》的記述，淵源有自。我聽了他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論文報告，也看了他在現代文學館的電視演講，甄別史料和考鏡源流如數家珍，全身洋溢著學問的快樂。若非沉醉為學，癡心研紅，斷不是如今這個樣子。此系何人？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
因為有了周、馮、胡三人的推動和帶動，當下的紅學由不得讓人刮目相看。雖然不一定恢復往日的繁華，上世紀初由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之）三大師儒建立的現代紅學，庶幾後繼有人了。我個人頗敬佩周汝昌、馮其庸兩先生孜孜不倦的學問精神，他們稱得上紅學的殉道者。孔子說：「人能弘道。」其實，道亦弘人。也許是基於出版家「審時度勢」的敏銳眼光，中央編譯出版社願意出版《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的新一版。全書內容不變，只將原增訂版後記加上「百年紅學說索隱」的標題，作為本書的第十章。刪去了初版跋語，原題序經潤改移作後記。為減少舛誤，特請《南方週末》的蔡軍劍先生代為校閱。蔡君喜吾書，讀《學術思想與人物》和《莊子》曾為之糾謬，故相識。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轉入其它學問領域，紅學已成為我的舊相知。只不過藕斷絲連，仍揮之不去。《紅樓夢》十二支曲的《枉凝眉》寫道：「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可以斷章比喻我和《紅樓夢》以及紅學的關係。